新京報：憑什麼沒了土地才給農民社保？

2010年09月01日07:16新京報社

新京報社論：用土地換社保，應當緩行

近年來，從沿海到內地，不少地方政府都在推動農村居民的城鎮化。方案各種各樣，但基本思路是「兩換」：第一，農民放棄宅基地，換取樓房，集中居住。第二，農民交出承包的耕地、林地，換取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最近在央視表示，地方政府以社保換農民土地，是在製造新的不公平。

戶籍之所以具有一定價值，僅僅是因為，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政府沒有平等地向農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品。因此，戶籍的價值其實表示的是地方政府拖欠農民的公共服務和公共品債務。從這個角度看，負責任的地方政府現在要做的事情是，盡最大努力儘快償還這筆欠賬，比如加大對鄉村的財政投入，增加鄉村的公共服務，完善鄉村基礎設施，讓鄉村居民享受到現代文明的種種便利；同時也通過矯正型措施，提高鄉村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使之在最短時間內與城鎮居民相當。

土地換戶籍、換社會保障的做法，卻完全與此背道而馳。這樣的做法，實際上在把農民轉成城鎮戶籍的時候，也把他們轉成無財產者。這樣的做法之荒唐，正如陳錫文所言，承包地和宅基地是農民的合法的財產權益，而社會保障是應該政府給提供的公共服務，「在哪個國家、在哪個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講，你要獲得我的公共服務，你就要拿你自己的財產來換，沒有過這種事情。」

其實，目前一些地方實施的土地換戶籍、土地換福利政策，其根本目的不是改善農民的境遇，增進農民的福利，而是為了以低廉價格獲取農民的土地，轉手倒賣，以維持過去十幾年來形成的土地財政、土地經濟。地方政府推動農民交出宅基地，集中居住，廣泛徵用農民土地，擴大市區面積，建立大規模的土地儲備，也主要不是因為工業化、城鎮化需要那麼多土地，而是為了維持土地財政、及最近幾年來形成的土地金融機制的正常運轉。比如，各地大量城投公司的主要資產，各地政府向銀行貸款的主要抵押物，就是土地，以及地方政府可以不斷獲得廉價土地的預期。

地方政府從這些土地經營中所獲得的好處，在很大程度上本應屬於農民。而在「土地換戶籍、土地換社保」的名義下，這些收益成了地方政府的收益。農民可能獲得了戶籍，卻容易失去維持生活的手段；農民可能獲得了基本社會保障，但這些基本社會保障不可能讓一個人過上幸福體面的生活。

更可怕的是，如果本屆地方政府通過「土地換戶籍、土地換社保」得到了土地，接納了大量的失地農民，而後屆政府無地可賣，卻要承擔對這些轉為市民的農民的社會保障，等於替前屆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財政包袱，失地農民的福利也將很難得到保障。

有關部門、尤其是地方政府，恐怕應當對土地換戶籍、換社保的熱潮進行反思。城鎮化過程，應當是農民境遇得到改善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首先需要尊重農民的土地權利，其次應當把農民當成平等的公民，積極地向其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品，為其建立與城鎮人口均等的社會保障。在此基礎上，讓農民自主處理自己的土地，決定是否及怎樣流動。

南方網社論：社保乃政府職責，何須以土地交換

眼下的中國農村、農民正在經歷城鎮化的變革，大量耕地因此被佔用，如何解決失地農民的生計問題，許多地方開始積極推行用宅基地和承包地換社保的措施，輿論對此反應不一。近日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在接受央視採訪時直言，「土地換社保」對農民不公平，是在製造新的不平衡。

應該承認，相比於過去長期存在的政府低價征地、變相征地，卻不提供任何社會保障的做法，「土地換社保」模式是一種進步，如果考慮到建立完善的公共財政制度非一朝一夕之舉，在此之前城市化的步伐卻不能止步不前，那麼公眾對這一模式報以謹慎的歡迎應在情理之中，一些地方政府將其標舉為「惠民工程」也自有說辭。但正如陳錫文所言，「土地換社保」的要害在於不公平。過去城鄉二元體製造就了極大的不公平，對農民的權益帶來了損害，如今矯正不公平又怎能用新的不公平的方式？

眾所周知，社保與商保不同，它是政策性保險，是國家保障勞動者基本生活的一項社會政策，具有公共服務的性質。所以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社保都是採取社會統籌與個人繳費相結合的辦法，而且政府始終是最大的出資者，這也符合政府作為公共利益代表和公共服務提供者的定位。而在「土地換社保」模式中，政府和農民卻是在實施一種交易行為，一方放棄自己在宅基地和承包地上的權益，另一方以提供社保作為報酬。顯然，這種交易既與社保的性質不合，也與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責相悖。當然，從這一點出發批評「土地換社保」模式，並非表示參加社保的農民不該和其他公民一樣，按一定比例繳費履行自己的義務，而是說農民是否參保，絕不應以是否放棄自己在土地上的權益為前提條件。必須明確，農民自願參保，是其天然應該享有的權利，一旦為權利附加各種條件，權利必然變質，而有淪為「恩賜」的危險。

「土地換社保」模式當然要置於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中考察才能見出問題的豐富性。中國最終要經由城市化走向現代化，這一點無從選擇，而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怎樣避免大量農民失地所導致的社會隱患，值得深長思之。利用各種名目和手段，圈佔土地，逼迫農民轉換身份，是一個在數據上最容易見成效的城市化辦法，但潛伏的風險不容忽視。讓農民用土地換社保，也許部分出於化解風險的初衷，也可能會有一定的效果，但這種效果註定只是一個短期效應。一個最現實的問題是，對農民來說，土地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生產和生活資料，一旦失去，如何生存，如何維持其對生活的最低限度的預期？難道要坐等若干年後養老金的發放嗎？客觀地看，城市會給進城的農民提供越來越多的工作機會，但這並不足以打包票，金融危機中，高達上千萬的農民工失去工作，不得不從城市退回農村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試想一下，如果當初這上千萬失去工作的農民工都是「土地換社保」交易的一方，對社會意味著什麼豈非不言而喻？對中國的農民來說，土地就代表著一種穩定感，這種穩定感既是收入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土地換社保」模式對農民不公，也是對所謂「耕地紅線」和糧食安全的威脅。在這一模式下，地方政府的圈地衝動將更加難以遏制。而在付出這兩點代價之後，城市化並未因此而獲得實質的提升。早就有學者指出，當下一些地方政府的圈地衝動無非緣於兩點需求，一是GDP崇拜，二是方便在銀行套現，化解地方債務。奔著這兩點而去，「城市化」將結出什麼樣的果實可以想見，失地農民「被城市化」也完全可以預料。在城市化成為人類共享經驗的語境中，重複一些常識也許還是必要的：圈地不等於城市化，在原來的莊稼地上長出了氣派的樓房，也不等於城市化。缺乏產業的支撐，城市化最終只是無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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