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抱琵琶半遮面——《兩代軍人的對話》讀後[下]

四、1950年代軍隊的精簡整編
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的時候，讓副總參謀長張愛萍「大刀闊斧」抓軍隊的精簡整編。張晚年回憶說：「那時的機關，是按蘇聯編製搞的，共８個部，除總參、總政、總後外，還有訓練總監部、總幹部部、總財務部、總軍械部、武裝力量監察部。此外，還有軍委辦公廳和總參辦公廳兩個辦公廳。總參內部又有十幾個部、局。」「我還是認為按我們傳統的司令部體製為好，提出撤銷它５個，恢復到司、政、后三大部。總乾和總政合，財務和後勤合，軍械、裝備合，軍務部和隊列部合，訓練總監部合併到總參，監察部乾脆撤掉，沒什麼可監察的！軍委辦公廳和總參辦公廳合，沒有必要搞成兩個。」「其他同志都贊成我，但粟裕不肯去彙報，說你去和彭說去。」「彭老總基本同意我的設想，但還是有些顧慮，他對我說：總干正在評軍銜，工作任務很重，合併會不會影響工作？訓總部長是葉劍英，弄到總參下面是不是合適？最後，彭老總決定保留總幹部部和訓練總監部，其他部合併。」

「機關合併還是比較順利，但牽扯到軍種就遇到問題了。當時是陸、海、空、防空、公安５個軍種，防空軍是按蘇聯模式搞的，它分戰略空軍和國土防空軍。但我們的防空軍沒有飛機，機場、雷達、氣象、勤務都要靠空軍，一旦要用都得向空軍借，這樣的防空軍沒有意思。公安軍也沒必要搞，我在浙江省軍區工作時，就認為把大批野戰軍改成公安軍不合理，並向陳老總反映過。到總參后，調查得多了，更是認為邊防有省軍區，內衛有內衛部隊，再搞個公安軍，純屬多餘。」「這些想法是我和粟裕、陳賡討論后，報給彭老總批准的。但討論時，不是很好統一，都在爭。」「搞大海軍沒有那個條件。根據近海防禦的原則，以發展水面中小型艦艇，和潛艇為主，然後是航空兵。」「我是沖了些，特別是面對蕭勁光那樣的老資格，還有葉帥。海軍最後還是提空、潛、艦。我想算了，他們已經放棄大艦了。」張勝寫道：在討論海軍問題時，兩個上將拍了桌子。「在座的一位佩戴上將軍銜的司令員冷冷地摔出句話來：張愛萍，我看你沒有後台就不敢這麼硬！顯然，這是一句帶有責備味道的話。會場上沒有人說話了，沉默。這是什麼話啊？父親頓時勃然大怒，用手指著他喊：『那我今天就告訴你，我的後台就是共產黨！』這回可真是鴉雀無聲了。」書中既然已經指明了在整編問題上張愛萍與粟裕、羅瑞卿、蕭勁光、葉劍英這些大將和元帥的矛盾，又有什麼必要遮掩他與一位上將的衝突。上將軍銜的海軍副司令員，歷史上只有王宏坤一人，點名和不點名又有什麼區別呢？

五、與兩個反面角色的恩怨
《兩代軍人的對話》中有兩個沒有點名的反面角色，其一涉及人品素質；其二則涉及誣陷犯罪，張愛萍直到晚年也不能原諒他。

1950年代前期，張愛萍先後擔任七兵團司令員、浙江軍區司令員、第三野戰軍暨華東軍區參謀長等職。上面原來準備讓張兼副司令員，他自己推辭了。司令員陳毅基本上是挂名的，原副司令員粟裕出任副總參謀長后，反面角色之一調任副司令員。在張愛萍兼任浙東前線指揮部司令員兼政委期間，與其頂頭上司屢屢發生矛盾。大陳列島登陸作戰有三個方案：先攻上下大陳，先攻一江山島，先攻披山。張愛萍領導下的參謀人員根據對「諸軍兵種的合同作戰」的研究推敲，主張先攻一江山島，卻受到軍區首長的呵斥：「你們吃了幾碗乾飯？給老子上課啊！」「我他媽操你姥姥的！不他媽就是兩萬嗎，老子一仗就消滅了他十幾萬。不要在這裡長別人的威風。我就不信，還有操不開的Ｘ！」最後，上面還是決定先打一江山島。

1954年11月30日，軍委電告華東軍區，12月20日攻佔一江山島，以迫使美蔣不能把浙閩沿海島嶼包括在《共同防禦條約》範圍之內。12月9日，華東軍區報告，作戰行動準備完畢，請示按原定日期發起攻擊。11日，華東軍區接到上峰來電：不必太急於攻佔一江山，可延至1955年1月，也可不必選擇一江山為目標。此間發生了什麼事？原來，「戰鬥即將發起之際，華東軍區的一個領導同志向總參報告，兵力不夠，時間倉促。」1955年1月17日晨，浙東前線指揮部司令員張愛萍父和參謀長王德從寧波出發，抵頭門山前沿指揮所，準備指揮部隊發起攻擊。他們再次接到華東軍區轉來總參謀部的緊急通知：「立即停止作戰行動。」這一次「還是華東軍區自己內部不同意見所致」。張愛萍當即打電話給副總參謀長陳賡，「陳賡迅速向總參謀長粟裕彙報。粟裕遂要陳賡速報彭德懷。此時的彭德懷正在中南海參加政治局會議，在得到報告的同時，即打斷會議，向毛澤東報告前方指揮員的判斷和決心。毛澤東沒有馬上表態，當即徵詢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的意見，然後對彭德懷說：授權你來下這個決心吧！」彭「當即表態『相信前線指揮員』，他說：我們都是打過仗的，按愛萍的意見辦，戰鬥照原計劃進行！」一江山島作戰結束，南京軍區（戰後華東軍區撤銷）黨委向軍委上報了《黨委常委對張愛萍同志的意見》的報告。報告里說他驕傲自負，自以為是，獨斷專行，不好合作，看不起其他領導同志……

「文革」期間，獄中的張愛萍對自己的遭遇百思不得其解，他在看到九大選出的政治局名單后，「終於恍然大悟」。不算毛澤東，政治局24人，「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以及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黃永勝、邱會作。每組6人，共12人。」「剩下12人的構成是，毛澤東身邊的汪東興；『文革』中支持造反組織的領導幹部典型紀登奎；三支兩軍的代表李德生；三個黨內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劉伯承雙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歷次黨代會都是政治局委員的；有的幾乎沒有文化，連《參考消息》都要秘書謄寫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真正有治國治軍才幹的，歷史上做出過傑出貢獻的，在黨內軍內享有威望的，同時身體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兩個人，周恩來和葉劍英。」沒有點名的3個政治局委員是李先念、許世友、陳錫聯，顯然，「幾乎沒有文化，連《參考消息》都要秘書謄寫成大字才能看的」那一位是許世友，當年的華東軍區副司令員也是許世友。書中除了在彭德懷錶態「按愛萍的意見辦」后，提及作戰處長石一宸的回憶：許世友副司令員正在作戰室，他聽說軍委已批准了，大聲說：「堅決支持張參謀長的意見，不要再干擾張參謀長的行動。」通篇沒有說過許世友一句好話。

反面角色之二在撤銷防空軍時，就與張愛萍結了怨。張愛萍說：「我兩次登門徵求他們的意見，做說服工作，但人家都拒而不見。」在議案上會討論時，對方摔出話來：「吃我？歷來是老子的部隊吃掉人家！」張愛萍一聽，頓時就炸了。他拍著桌子喊道：「老子今天就是要吃掉你！」滿座嘩然。會議再也無法開下去了。後來，1957年1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確定撤銷防空軍，將防空軍併入空軍，建立空防合一的新體制。歷來「吃掉人家」的防空軍司令員果然被張愛萍「吃掉」了。

1965年底，總參謀長羅瑞卿下台，這位冤家對頭升任代理總參謀長，成了副總參謀長張愛萍的頂頭上司。1967年1月，解放軍測繪學院（屬總參領導）造反組織抄了張愛萍家，並將其扣押。2月15日《關於批判張愛萍的請求》報告：「張愛萍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問題性質十分嚴重，要求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對他進行追斗和揭發批判。」「簽名。上面有林彪圈閱」。雖然張勝隱去了簽名者的姓氏，但誰能代表總參黨委簽名呢？張愛萍本人就是黨委副書記，簽名者只能是已於1966年12月被任命為總參黨委書記的代總長楊成武。12月18日，以楊成武為首的軍委辦事組向中央報告：「將張愛萍隔離審查」，因為「張愛萍問題專案小組審查張反黨罪行和歷史問題時，發現張愛萍有特務嫌疑和假黨員問題，他還和潘楊案件有直接牽連……軍委辦事組討論，同意總參黨委的建議，將張愛萍交由北京衛戍區看管，隔離審查」。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澤東圈閱。12月26日，張愛萍被宣布正式逮捕。

現存的1968年1月4日、6日的電話記錄上，記載了楊成武的話：「對張愛萍的問題應當明確是個特務問題」；「追特務要從張見彭入手，怎麼樣與彭認識，治癒后又怎樣出院的。」「張愛萍的審訊要一下能突進去」，使他「跑不了」，「要連續作戰，不讓他喘息。」根據楊的具體指示，專案組去上海先抓了彭（彭豐根大夫，曾在上海醫治過張愛萍的槍傷）的女兒、兒子，然後逼迫彭寫下把張愛萍介紹到日本特務機關——福民醫院，見了特務頭子頓宮寬的口供。3月5日，專案組向總參黨委和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寫出報告（張愛萍專案組組長、總參黨委書記和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主任，均為楊成武）：「張愛萍的日本特務分子問題基本可以定案。」但是彭被迫的偽證有個時間上的漏洞，「於是下一個陰謀出現了。專案組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將所謂彭豐根1933年出賣情報的事提前到1930年。他們對負責此項工作的人說：『從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高度上看，這樣做也是有過先例的。』」沒想到19天後，楊成武本人也被逮捕，專案組大換班，「張愛萍的日本特務分子問題」最終沒能定案。

與羅瑞卿關係非常密切的楊成武，在批鬥羅的時候上綱上線，嗓門特別高。輪到從大西北核試驗場回到北京的張愛萍「表態」，他張口就說：「對中央的決定我沒有異議，但我就是看不慣有那麼一批投機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時候拚命巴結，出了問題就落井下石，從什麼時候起，我們共產黨內搞成這種風氣了！」後來他在回憶往事時對兒子說：「我從心裡鄙視那些政治投機者，都是些無恥小人！」「我最鄙視的就是這種兩面的風派式人物!」在紀念劉少奇的座談會上，張愛萍激憤地發言：「有些人，在『文革』中壞事做絕，又毫無悔改之意，到現在還在寫文章為自己塗脂抹粉，到處招搖撞騙！」在場的方毅喝彩：「愛萍同志講得好，就是要這樣講！大聲地講！公開地講！」關於原來專案組的人，張愛萍對張勝說：「這是不能原諒的!我絕對不會對這種人說一句原諒的話!這不是我和他個人的問題。不行!絕對不行!」

六、「作戰決定編製」
張勝寫道：父親在總參主管我軍編製長達10年，他搞編製的主導思想是「作戰決定編製」。他說：「不先研究透戰爭，不對未來打什麼仗、和誰打、怎麼打，有個基本的思路，就談整編，談精簡，談編製，談裝備，那是天方夜譚!」「一上來就喊，給我減掉100萬。為什麼？減誰？為什麼不是120萬，也不是80萬？最後的結果，只能是平攤。」張愛萍這是在批評誰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批評鄧小平瞎指揮。難怪鄧說他「惹不起」，既要用他，卻與他不親近，不像與王鬍子（王震）和楊尚昆的關係。張愛萍本人也反對別人說他和萬里、胡耀邦、周榮鑫是鄧小平1975年搞整頓的「四大幹將」。他忿忿然：「什麼鄧小平的四大幹將？他們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誰的人也不是！」「說我是鄧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剛，這是對我的侮辱！一個人怎麼能成為某一個人的工具、信徒呢？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貶低了。對的、正確的，我能跟著你，不對的、錯誤的，我怎麼能跟著你呢？」

《兩代軍人的對話》援引了原軍委副主席張震回憶錄的一段話：「80年代中期以後，國家集中財力發展經濟。軍隊服從國家經濟建設的大局，貫徹要『忍耐』的方針，軍費有所減少，各項經費的缺口較大，不足部分需要軍隊自籌解決。這種形勢下，以盈利掙錢、彌補經費不足為目的的經營性生產逐步發展起來。1988年前後，當時一位中央領導提出，要給軍隊一個政策，叫作『自我發展，自我完善』。從此，部隊便辦工廠、建礦山、搞公司，搞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更為高漲，幹了一些按社會分工不該由軍隊乾的事。」張愛萍是反對這樣做的，他在軍委常務會議上說：「軍隊和政府經商，勢必導致官倒，官倒必然導致腐敗。穿著軍裝倒買倒賣，是軍隊的恥辱，國家的悲哀。提倡部隊做買賣賺錢，無異於自毀長城。」「我們在軍委工作的人，如果連這些都制止不了，這樣搞下去，將來發生了戰爭，該殺誰的頭？首先該殺我們的。殺了我們的頭，還要落下罵名、醜名、惡名！連屍首都要遺臭萬年！」「到時候，怪不得別人要打倒你！」軍隊要「忍耐」，這是鄧小平的意思；軍隊要「自我發展，自我完善」，這是哪位「中央領導」提出來的？1988年可以稱為「中央領導」又能「給軍隊一個政策」的，只有鄧小平、趙紫陽、楊尚昆。如果是鄧小平說的，張震不敢批評。雖然鄧小平讓趙紫陽參與管理軍隊事務，但趙從來不插手，如果是他說的，早就被批得狗血淋頭了。那麼，只剩下楊尚昆了……再聯繫到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是楊白冰，後來又兼任軍委秘書長；張震和劉華清是從楊氏兄弟手中接管軍隊大權；答案已經呼之欲出。

七、兩代軍人對審查弊端的分歧
張勝寫道：「我相信，父親所受的苦難，並不是最駭人聽聞的。肯定有人比父親遭受的折磨更加殘酷，肯定有比審訊父親的這個專案組更加罪惡的審案組織。這種做法，在黨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依據，但它確實是真真切切地存在著。1974年，我在福建見到和父親一起養病的羅瑞卿，經過『文革』非人的折磨，他昔日的光彩已蕩然無存。我就這個問題請教了這位前公安部長，這種毫無人性的審查的潛規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但我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這大概已經不能簡單地歸咎於哪個個人了。但父親似乎不完全認同這樣的解釋。我們和他談到這種現象應該歸於體制的弊端時，他說：『什麼體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問題！不要一出了問題就全往體制上推，把自己開脫得乾乾淨淨！』」弊端應當歸咎於某些壞人、小人，還是歸咎於（可能是壞人也可能是好人締造的）體制，這大概是兩代軍人「理念」上差異的集中體現。

儘管有上面已經提到的一些不盡人意之處，但這些半遮半掩的敘述恐怕主要不能歸咎於作者。所以最後還要說一句話：《兩代軍人的對話》是本非常耐看的好書。

（相關簡介：沈大民，自由撰稿人。）

很有意思。。。有空一定找來讀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