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天使：為了無法忘卻的災難

在網上辨論時有人說，中共建政后，雖然有過錯誤，但其對中國也是做了一定貢獻的，尤其是大躍進之前，中國人民的日子過得還是可以的。我對此觀點並不認同。

由於中共統治下的學校教科書，對中共歷史上所犯下的錯誤，都是輕描淡寫的一帶而過。甚至根本不承認自己在歷史上犯下過錯誤，說什麼：「我黨一貫正確」。那麼，其實很多人也都是受了中共的蒙蔽。為了讓這些人重新認識那段被塵封的歷史，我查閱了相關的史料，力求還原當時的真實情況，以使更多受蒙蔽的人重新認識，重新正視那段歷史，以求給中共在中國所犯罪行做客觀的評價。

在二戰後期，日本戰敗，幾乎是在一片廢墟上重建日本國。那麼中共在同一時期新建政權，兩國的發展可以說是同步的。

從上世紀50年代起至80年代，日本開始了新一輪發展。日本政府大力改革，並利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美國訂貨之機大力發展經濟，60年代末，日本已發展為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

而當時，中國人正在共產黨的帶動下，進行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風運動、肅反、人民公社、反右、反右傾運動、大躍進，四清運動（或稱社教運動)和三年大飢荒，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等各種內鬥的運動。事實上，在那些年當中，中國的經濟發展幾乎是倒退的。

1.土改運動

1949年後，中共在大陸建政。在中共建國后僅三個月，就在全國範圍內全面開展「土地改革運動」。

事實上，現代經濟學已經證明了「租佃制」在自由契約制度下如果被選擇，一定是適應特定條件的有效率合約安排。而共產黨卻認為「租佃制度是地主剝削農民的制度」，因此在中共這種錯誤的認識下，那些向土地投資的人不但對經濟無貢獻，反而是罪犯。在這種完全錯誤的意識形態指導下，中共於1950年在中國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不但違反了抗日戰爭期間中，共產黨做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財產的憲政承諾，而且犯下了許多刑事罪。隨便成立一個「土改革命委員會」，給地主富農編造一些莫須有的罪名，於是地主富農就可以被就地處決（筆者的祖父即在土改中被共產黨迫害致死）。

土改中正式處決的地主大約在20萬至80萬，而加上土改運動鬥爭會上打死的地主，富農，總共大約殺害了一百至二百萬人。

很多地主的財產不但被非法侵吞，而且在侵吞過程中，共產黨又殺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屬，這種國家恐怖主義行為是一種對經濟學的嚴重無知，而且國家政權在此時已經犯下了反人類罪，謀殺罪。而這類罪行的合法化，為日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共產黨犯下的反人類罪行開了憲制先例。

對於分得土地的農民來講，這種「耕者有其田」的好景並不長久。不到兩年的時間，共產黨就開始了一系列強加在農民身上的運動：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要求農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把全國主要農業產品排斥在市場交流之外。並且增加了戶籍制度，不許農民進城工作和居住。有農村戶口的人不得去國家糧店買糧，子女也不得進城上學。農民的子女只能再做農民。從此，中國三億六千萬農村戶口持有者變成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2.三反五反運動

從1951 年底開始的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及1952年底開始的五反運動(反偷稅，漏稅，反行賄，欺詐，反盜竊國家財產危害人民利益，反暴利和腐蝕官員)，開始用政治運動侵犯財產，迫害私人企業家，對很多私人企業家的批鬥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式，許多企業家被鬥爭后因羞辱而自殺。45萬私人企業中共有約3/4被指控為存在五害，不少企業家被政府派遣的工作組關押以及被任意重罰。

政府建立對經濟部門則採取了壟斷和直接控制的手段，即在遊戲中，既要當裁判，又要當球員，利用經濟上的壟斷特權與民爭利。而這正是國民黨執政時共產黨予以極力批評，且承諾自己執政時一定要放棄的機會主義行為。

在「三反」「五反」以及其他打擊投機倒把和限制私人商業的政治運動造成了官方及獨立學者都承認的商業蕭條，使私營公司營業額下降了42%，而合作社購銷額下降了33%，國營商業因此庫存上升了3.6倍。

按照交易費用經濟學，這種強制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製造了極高交易費用，使分工和生產力的發展受到嚴重的阻礙。

3.農業合作化運動

1951 年，中共政府開始進一步推進國家貿易壟斷，從1953年開始實行糧食的統購統銷，1954年實行棉花的統購統銷,1955年中共政府對糧棉主要商品的全面壟斷進一步制度化，城鎮開始實行糧食配給制。從此以後中國上千年的城鄉人口自由流動制度不復存在，限制人們人身自由的戶口制度開始實行了。

當時，由於政府的商業和工業企業無法與私人企業競爭，為了與民爭利，中共政府採用商業壟斷。以企使政府的工業企業及官員所在的城市可以用不公平交易對農村進行剝削。

統購統銷不但對長期經濟發展有著極大負面效果，而且在當時就已經造成了市場的嚴重供不應求，豬肉、蔬菜、糧食都由於統購統銷的實行於1954年和1955年出現嚴重的供不應求。這種統供統銷帶來的負面效果，卻成為中共要求進一步推行商業和農業合作化的理由。

當時在野的非共產黨人士非常清醒，對這些經濟效果極差的政策有極大的反對聲音，但他們的正確意見卻被思想改造，肅反等政治運動和政治迫害的威脅所壓制，他們的正確意見中共根本就不肯採納。

中共推動合作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個人農場不利於機械化，不利於利用生產中的規模經濟，不利於為工業提供原料，糧食等等。可這些說法都不能在現代經濟學中找到支持。日本的小土地所有制，成功地實現了機械化就證明了這些論調的無知。

1954 年，中共政府建成了67萬個合作社，有1/4當年減產；1955年由於合作化，導致全國大牲畜減少二百萬頭以上，1955年合作社耕牛死亡60%， 1956年9月豬肉和蔬菜供應非常緊張，加上合作化時農民大量屠殺耕牛，豬羊的情況，在出口未增加的情況下，大中城市豬肉供應下降，小城鎮，農村集市則根本沒肉賣。

所以合作化全國統計的糧棉產量增加是以產出結構扭曲加大，豬肉，蔬菜嚴重短缺為代價的。農業合作化對中國農業生產力長期發展的負面影響是很明顯且勿庸置疑的。

4.反右運動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請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

一個月以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1957 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也可以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於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們，開始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建議改進。

新聞界也跟進，刊出各種聲音。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鳴大放」。此舉讓知識分子們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十分偉大。

在大鳴大放後期，一些對黨和政府批評的言辭十分激烈、尖銳，有些言論甚至提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輪流坐莊」、「反對黨天下」等論調。

1957 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發生變化》發給黨內同志閱讀。6月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提示人們「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但是社論在最後還指出「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為日後的整治「右派」打下伏筆。

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文匯報》的羅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

1958年，中共中央對劃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輕重作出六種處理，由重到輕依次為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被處以前兩類處罰的右派分子被迫離開原來的工作，到邊疆、農村、監獄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由於超負荷的勞動和不久之後到來的全國性的飢荒，這些被發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則被處罰從事沒人願意做的體力勞動，如清掃廁所等，或者在被歧視的情況下繼續原來的工作。個別人由於不堪侮辱自盡。一般來講，受到中央點名的，在國際國內有一定影響並在中央政府擔任領導職務的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受到衝擊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銷行政職務等，而來自基層單位默默無聞的眾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經歷了比較悲慘的命運，一些人因此客死他鄉。從1958年起，一些右派們逐漸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衝擊。在經歷過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運動后，加上時間因素，二十年後活到1978年共產黨搞的所謂「右派平反」時的僅有十餘萬人。

在2005年8月，中共向自己的省廳級以上幹部解密的絕密檔案透露：在1957年這場給黨提意見而大禍臨頭的右派份子，不是中共以前騙人的55萬，而是317萬8千多人，還另有143萬7千多人被劃為「中右」……

也就是說當年被屈打成「右派分子」的有461萬6千多！加上受牽連的家屬子女，那可就是天文數字了！這些家庭成員所面臨的生活、工作、升學的窘境和受到的精神摧殘甚至長達幾十年之久。而一個人的生命有幾個幾十年？

1978 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複了統戰部上報的《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將其作為1978年的第11號文件轉發全黨。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對於錯划的右派要落實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職、提級、調資、獎勵、授予職稱等問題上與其他職工一樣對待，但是報告沒有提到對錯划右派的平反。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極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分子，總計不足百人。

中國共產黨1981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給反右運動定性為：「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當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鄧小平在80年代對反右運動也持這一看法。事實上，這證明中共對待右派的問題上，並無認錯之意。

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或得到升遷，如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反右運動對後來中國的影響極其重大。它標誌著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告一段落，今後工作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主」的政策中止，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性從此壓過了經濟的發展。

而從反右開始，知識分子再也不敢批評共產黨及其政府，政治鬥爭從共產黨對黨外勢力轉變為共產黨內部不同路線的鬥爭。在各個民主黨派方面，經歷過從「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驟然轉變，各黨派參政議政不復1950年代初期的熱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發聲，造成這些政黨一步一步愈發邊緣化。

經過反右運動后，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挂帥，強調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路線上來，中國共產黨人對「右」唯恐避之不及，「緊跟」毛澤東的指示，政治路線從此嚴重左傾。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影響力進一步提高。這些變化為之後的「大躍進」、「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筆。

——本文部分內容取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50-1978)》（楊小凱著）、《中國的「勞動教養」是怎樣教養右派的》（木人著）、《世界通史》和維基百科

8.六四屠殺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因病逝世，終年73歲。中國學生自發的悼念胡耀邦（中共文件顯示，1987年，胡耀邦因對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縱容而被中共元老們要求辭職），但很快學生的紀念活動就演變成為一場反對「官倒」，反對腐敗，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的抗爭。
　　
　　從4月16日開始，北京高校學生以及各界人士自發前往胡耀邦家庭靈堂和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此後，天安門悼念活動規模逐漸擴大，開始有學生到廣場遊行，紀念胡耀邦。在以後的日子裡，悼念胡耀邦的紀念活動逐漸的演變成大規模的學生、民眾的的遊行和示威運動。

　　後來，學生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請願信，提出7點要求，包括重估胡耀邦功過、新聞言論自由、政府官員和家屬財產公開、取消遊行限制、提高知識分子待遇等。

　　學生當時主要的抗議方式是在天安門廣場聚集、靜坐。學生們的口號是「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在抗議的過程中，曾發生了嚴重的警民衝突事件。

　　4月23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臨時高聯」向北京和全國各高校倡議，舉行無限期罷課活動。他們稱，整個事件已經轉變為全面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這場大規模遊行的焦點從「悼念胡耀邦」轉變為「爭取自由民主」。

　　當天，北京《科技日報》突破政府的新聞封鎖，在頭版發表有關學生遊行的活動，第四版又全版報道學生遊行，稱「學生的行動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日本《產經新聞》將這次事件與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並論，日本共同社則稱，若工人也加入到學生隊伍中，可能迫使政府使用武力鎮壓。

　　在上海，上海市委沒收了當天出版的30萬份《世界經濟導報》，該報有批評中央決定讓胡耀邦在1987年下台的決定並同情學生遊行等內容。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要求該報更換有關文章后出版，但是遭到總編輯欽本立抵制，最終該報在原文處留白出版，引起海內外巨大反響。

　　同日，李鵬、楊尚昆等人到鄧小平住處彙報學生運動的情況。鄧小平對於將學生遊行定性為動亂表示贊同，並稱「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四·二六社論）社論稱，「有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學生製造混亂，「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引起部分人和學生對將事件定性為「動亂」表示不滿，社論的發表在學生中有很大抵觸情緒。

　　學生們對「四·二六社論」的發表反應強烈，他們召開記者會，反駁有關指責學生試圖顛覆中共政權的言論，並再度提出多項要求，包括與李鵬對話、要求公安部長和新華社社長道歉等。

學生們於4月27日發動大規模遊行活動。活動中秩序良好，最終和平落幕。在中南海，胡啟立召開宣傳部會議，檢討之前新聞宣傳方面的過失；李鵬隨後要求《人民日報》再發表一篇社論，但是語氣更加溫和，以維持社會穩定為主旨。此外在上海，江澤民用強力的鎮壓手段關閉了《世界經濟導報》，該報時任總編輯欽本立遭撤職。

　　4月28日， 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楊尚昆、喬石等提議應該與學生和群眾展開對話，平息怒氣；李鵬、薄一波、宋平等人則認為有人在故意煽動學生，破壞穩定。

　　絕食

　　5月13日，數百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抗議政府拖延5月2日北京學生要求的對話，並增加政府肯定學生運動為愛國運動、並推翻《四·二六社論》的要求。

由於絕食學生瀕臨身體遭到不可逆損傷的邊緣，政府無人出面，許多醫院包括軍隊醫院自行組織搶救。為抗議政府無人理睬，參加絕食的學生越來越多，其後北京市民加入聲援隊伍、募捐搶救，許多機關單位加入募捐隊伍，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都捐資為學生治療，近20個城市學生遊行聲援北京絕食的同學，鐵路部門默許學生和醫務人員不買票乘車，大量外地學生聚集北京。當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約請知識分子出面斡
旋，有嚴家其，戴晴，劉曉波等到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未果。

　　5月18日，趙紫陽、喬石及胡啟立到醫院探望絕食送院的學生。同日李鵬和學生領袖在人民大會堂中進行50分鐘的對話。但雙方都態度強硬，最後不歡而散。

　　5月19日趙紫陽於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髮表了感情激動的談話，學生們熱烈鼓掌，一些學生哭了。趙紫陽講話結束后，廣場上的學生紛紛請趙紫陽簽字。這是趙紫陽離開政壇前的最後一次向公眾亮相。

　　當天，學生絕食團宣布停止絕食，改為靜坐抗議。晚上，李鵬及楊尚昆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中共告北京市黨政幹部大會，措辭嚴厲，宣布戒嚴，趙紫陽則沒露面。之後，李鵬在電視發表演說，發布戒嚴令。會議尚在召開，就有人通風，各大學廣播緊急通知，學生重新聚集，到各入城路口攔截軍車，設置路障。當夜從外地調進北京的部隊，分乘卡車、裝甲車和坦克，分別從丰台、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等處向市區前進，均被市民和大學生阻攔，未能進入北京城。
　　
　　5月20日，李鵬正式簽署戒嚴令，北京開始戒嚴，外地軍隊接到命令，開赴北京參加戒嚴。北京市民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阻止軍隊進城。但此時在北京郊區已經有了些零星的流血衝突。戒嚴期間，北京市區內也在許多交通要道口設置路障，市內交通出現不正常情況。由於軍隊受阻，在市郊水泥墩、翻倒甚至被點燃的汽車等路障面前，軍車隊排起了長龍。並陷入了市民與學生的包圍中，在市民和學生的勸說和宣傳之下，年輕的士兵顯得不知所措。後來據稱有軍長級幹部因拒絕執行戒嚴令而被撤職。阻攔軍車進城的過程也發生多次衝突。

　　5月21日，天安門廣場上出現數架軍用直升機，低空往複飛行，撒下大量用大號字印刷的李鵬講話傳單，引起了廣場上學生的騷動。
　　23日，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再次舉行遊行示威活動。
　　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學生絕食請願以來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醫院共救治學生9158人次，留院觀察8205人次，無1人死亡。
　　25日，中共國務院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公安、鐵路等部門堅決制止學生衝擊鐵路、強行乘車進入北京。
　　26日，由於天氣炎熱，天安門廣場上的許多學生開始轉移到人民大會堂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前的樹蔭下。而同時，大量戒嚴部隊仍在北京市區周邊休整待命，準備隨時進城。
　　　　　　　　　　　　　　　　　　　　　　　　　　　
　　天安門清場

　　6月3日晚10時16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聯合發出了措詞更為嚴厲的第三項緊急通告，聲稱「解放軍部隊一定要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任何人不得阻擋。如遇阻擋，戒嚴部隊將採取多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6月3日午夜11時至6月4日清晨，由於軍隊被阻，上街阻攔戒嚴部隊的大學生和北京市民與戒嚴部隊在北京城區和市郊多處發生衝突，軍隊對企圖反抗以及旁觀的民眾開槍射擊，一些企圖對傷亡市民學生進行救護的醫務人員和救護車也遭到軍隊射擊。撤出天安門廣場回校途中的一隊學生（包括北京體院學生方政）被軍隊坦克輾壓。此後若干天內，軍隊開槍射擊民眾的事件仍有發生。大多傷亡者被市民送往醫院，也有死亡人士的遺體被戒嚴部隊埋在各處（包括二十八中牆外）。

有錄像資料和圖片資料證明解放軍槍殺了數目不詳的北京市民。另據中國中央新聞聯播報道有多名戰士被殘害致死。

　　而另一方面，香港報章報導有楊尚昆旗下的軍隊因為拒絕執行任務，與一支從外地調來的軍隊在長安大街對峙。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一九九零年七月十日第五次呈國務院報告《有關各地動亂、暴亂中傷亡情況統計資料匯總》[文件真偽目前未能證實]：

城市 群眾死亡 　群眾受傷 　軍警死亡 軍警受傷
北京 　523 　　　11570餘 　　45 　　6240餘
成都 　277 　　　2100餘 　　　9 　　550餘
武漢　 12 　　　　170餘 　　—— 　　125
貴陽 　29 　　　　290餘 　　—— 　　150餘
哈爾濱 7 　　　　90餘 　　　—— 　　190餘
鄭州 　6 　　　　130餘 　　 —— 　150餘
蘭州 　21 　　　 200餘 　　　2 　　120餘

　　但此數據之真偽目前還不能判斷。

　　值得留意的是，中國的北京國際廣播電台這樣報道了這一事件：

　　這裡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1989年6月3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著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后，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國際電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它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
　　
　　據傳說，英語部的節目負責人是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吳學謙的兒子。
事情發生后，吳即被調離、審查，整個英語部工作人員都作了檢討。

　　此外，6月4日當日負責在新聞聯播節目中主持的薛飛、杜憲著一襲黑衣、以沉痛的神態進行播音。此後不久，兩名主持人即被調離新聞聯播節目組。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廣播電影電視部一名副部長因」支持動亂」、帶領中央電視台等部門工作人員示威遊行被撤職。　

　　據當時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稱「在幾天的暴亂中」「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六千多人，死亡數十人」「有三千多名非軍人受傷，二百餘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而後來死亡的軍人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的稱號，共十人。其中六人是在長安街翠微路口轉彎時車速過快而翻車至油箱起火死亡。
　　海外媒體的報導則多稱死亡人數在千人以上，戒嚴部隊死亡十多人。多數北京市民和學生及獨立媒體對此事件的報道為中國政府暴力鎮壓和屠殺和平示威的學生與市民，世界上也有媒體將之稱為「六四屠殺」或「天安門屠殺」。

　　6月4日之後，儘管外國政府強烈批評中國政府的鎮壓行為，中國政府仍然繼續搜捕拘留了大批積極分子。趙紫陽本人則被軟禁。遭到通緝的學生有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周鋒鎖、翟偉民、梁擎墩、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封從德、王超華、王有才、張志清、張伯笠、李錄、張銘、熊煒及熊焱。有一部分通過各種方法從深圳、珠海、海南等沿海地區逃到美國，法國等地。這些人到外國后成為流亡的中國民運領袖，較出名的有王丹、封從德、王超華等。而翟偉民、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張銘等七人仍在國內。

　　6月4日之後，各地的學生運動仍然持續一段時間，有許多地方學生和民眾舉行遊行抗議政府的暴行和悼念被殺害的學生和市民。各地政府開始追究「動亂分子」。各地法庭則依據共產黨的政策「從重從快」判決了一批社會上的「動亂暴亂分子」，一些人遭到處決。直至2005年，仍有人被關押。對幹部、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則處理相對輕一些。

　　即便如此，六四之後全國各組織機構仍發動大規模的「清查」行動，追查六四運動期間人們的去向並備案。據稱，參與過遊行的一代大學生之後無一被批准入黨，亦被排斥在政府部門之外，對其今後發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事件最初為學生運動，絕食至戒嚴后發展成為全民愛國民主運動。這次愛國民主運動，是中國人民對專制暴政而進行的抗爭。運動雖然在中國失敗，但其引發了中國人民對民主與憲政的追求。

　　相當多的自由學者與異見人士公開表達紀念和平反六四的觀點，要求實現和解促進民主與憲政。不斷地有人突破限制，通過各種渠道（如體制內的對話、海外媒體、網路特別是BBS與網誌）發出這種聲音，但他們的言論或人身受到嚴厲的控制。最早披露SARS爆發的蔣彥永因為在2004年上書中國人大要求為六四正名，從而被軟禁后加以監視。

　　一些人認為：由於事涉當時中共領導鄧小平決策是否正當、趙紫陽被罷黜總書記、江澤民接任等問題，且擔心會由平反引發的不可控的清算會危及中共執政地位，中國政府試圖有意否認六四殺人的存在，並掩蓋與壓制任何關於六四的話題與活動。

　　出動全副武裝的軍隊使用真子彈來鎮壓和平示威抗議民眾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譴責的，在六四之後，中共強調「精神文明建設」，對思想教育、思想控制開始加強，言論空間緊縮，八十年代中期的開明氣氛開始逐漸倒退。而在國際上，中國政府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的負面形象長期揮之不去。
　　
　　至今中國政府對於六四的反思和一些評議不允許公開化。對死難者家屬的悼念亡靈的私人活動也進行騷擾和鎮壓。中國政府不允許人民在公開場合談論六四事件，公開在傳統媒體上提及六四事件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忌。

　　紀念六四的活動在中國也被認為是相當危險的。每年六月四日左右在天安門廣場都有加派警力以防止不可預料的事件。有人認為，六四是是歷史上中國第一次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契機。很多人沒有想到中國共產黨會動用國家正規軍對付平民。

　　中共政府對六四事件的結論雖然基本上從未改變，但一直有一部分人希望有一天會「翻案」。在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有一些人對政治從此徹底失望而不管政治，也有一些人開始思考之前很少思考的自由、民主、憲政等政治問題。一些長期的共產黨人和共產黨的支持者在六四后成為共產黨的反對者。

寫在六四來臨之際
　　　
本文部分內容摘自　維基百科和《世界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