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和中國社會的命運

來源：聯合早報  

鄭永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發布的兩份報告非常耐人尋味。一份是關於中國的中產階級的報告。研究者發現中產階級的規模已經達到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這個數字和很多國外研究機構的發現差不多。儘管也有人不相信中國的中產階級已經達到了這個規模，即所謂的「被中產」。但即使是這個規模，中產階級實際上是非常小的。因為這個數字所反映的只是城市人口，不包括廣大的農村。如果加上農村人口，中產的規模小得可憐。
   
    另一份報告是有關去年中國暴力犯罪的，說去年打破了2000年以來一直保持的平穩狀態，暴力犯罪出現大幅度的增長。暴力犯罪表現為很多形式，但其中大部分都是經濟因素有關。報告認為經濟環境變差不僅導致了犯罪案例的增多，而且使得犯罪分子的性情更為暴力。這份報告直接指向中國社會的不穩定性。實際上，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越來越多的人現在開始擔心中國社會是否會出現大規模的不穩定。
   
    相關聯的不穩定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中產階級規模增長緩慢、暴力犯罪的增長和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增加，諸如此類的社會現象都是互相關聯著的。
   
    任何社會（包括西方民主社會）都存在著不穩定因素，如暴力犯罪和社會抗議，但為什麼人們對中國社會失去穩定的擔心遠遠甚於其他社會呢？不管怎樣，中國政府在社會控制方面的決心、手段和能力要比其它國家高得多。但人們的擔憂並非沒有理由。說到底，中國的社會穩定缺失一個最重要的結構因素，那就是中產階級的規模太小。在任何政治體制，中產階級是一個社會穩定的最重要的結構性因素。缺了這個因素，無論其它因素多麼健全，社會的穩定就沒有保障。或者說，如果有了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即使其他因素比較微弱，一個社會也不會出現大規模的不穩定狀態。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歷了經濟高增長和社會利益的多元化。但這些並不表明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到今天為止，中國還沒有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財富過於集中，掌握在很小一部分人手中，中產細小，而人口的大多數都處於中下層。很多人仍然處於貧窮人口的邊緣。所以有人說，中國的社會形態實際上更類似於「地雷型」。這是個最不穩定的結構，最容易爆發多數人對少數人或者窮人對富人的社會運動甚至革命。這種情況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以往的發展模式過度強調了經濟因素而忽視了社會因素。
   
    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
   
    從比較的角度更可以看到這一點。人們可以從社會結構轉型的角度來透視近（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的不同。和所有傳統社會不同，近（現）代社會最顯著的結構特徵就是橄欖型社會。這個社會結構是近（現）代化的最主要的和最了不起的成就。這個轉型和中產階級的形成主要有兩個因素促成，一是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經濟，二是社會主義。簡單地說，資本主義造就了中產階級，而社會主義保護了這個階級。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追求發展和財富最有效的機制。在西方，表現為自下而上的工業化直接導致了中產階級的形成。很多歷史學家包括摩爾（Barrington Moore, Jr.）在他們的著述中說明了這樣一個邏輯：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中產階級；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
   
    這是對西方發展經驗的描述。資本主義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為社會帶來大量的財富，造就一個中產階級。但是，資本主義不能為中產階級提供任何保護。很簡單，誠如馬克思所說，資本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所有社會關係貨幣化，包括中產階級。如何保護社會？保護社會是社會主義在歐洲起源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沒有社會保障、醫療制度、教育、勞動保護等社會主義手段，中產階級就不可能生存下來。當然，如果沒有中產階級，政府的社會治理就沒有穩定的基礎。在西方，儘管政治上實行多黨制，但就政策來說，則是「一黨」的。任何政黨，不管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如果不能照顧到中產階級的利益，都難以執政。西方各國政黨政府輪換頻繁，但政策表現出驚人的連續性。同時政府的更換也沒有出現社會的不穩定。這背後都有中產階級的功勞。
   
    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一直被視為屬於東亞模式。但在保護社會方面，中國似乎離東亞模式很遠。以比較成功的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為例，和西方比較，這些社會都屬於后發展經濟，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過程比西方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而和中產階級的關係方面，東亞社會的政府也和西方的不同。政府不僅要創造一個中產階級，而且也必須對這個中產階級提供有效保護。在亞洲社會，政府都花費很大的精力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非常注意社會群體的收入公平，在歐美國家發生過的巨大的收入差異並沒有在亞洲發生。
   
    與此相應，在歐洲發生的大規模的勞工運動在亞洲社會也沒有發生。這些都和政府的作用有關。在西方，中產階級比較獨立於政府，但在亞洲社會，中產階級對政府的依賴性就很強。在很大程度上說，歐洲的社會主義是通過工人階級運動自下而上地「逼」出來的，工人階級通過「選票」或者「街頭運動」等機制把自己的利益表達於政治過程之中，從而促成了原始資本主義向福利資本主義的轉型。當然，也正是社會主義的產生才保護了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繼續生存和發展。但在亞洲，政府一方面大力採用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機制，另一方面又自覺地引入社會主義機制來保護自己培養起來的中產階級。如果說在歐洲，社會政策是自下而上社會運動的產物，那麼在亞洲，社會政策是政府自覺的產物。這就避免了類似歐洲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運動。很多亞洲社會能夠在短短几十年時間裡走完西方社會花了上百年的時間才走完的道路，這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分不開。
   
    當代中國忽視對社會的保護
   
    從西方和亞洲社會的發展經驗來反觀中國，很容易看出中國現存發展模式的弊端。一句話，過分強調經濟發展而忽視了對社會的保護。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走市場經濟的道路。這不可避免，因為計劃經濟之下的貧窮社會主義既不可持續，也不符合人性。正是引入了市場機制，促進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問題在於沒有把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區分開來。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以經濟增長為核心，就是人們所說的GDP主義。GDP主義已經導致了致命性的結果。第一是GDP主義進入很多社會領域，錯誤地把社會政策領域「經濟政策化」。這個錯誤顯然表現在教育和住房政策上。
   
    1997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為了保GDP的增長，教育被當作經濟政策來使用，很快就造成了教育的產業化和擴招。在任何社會，教育是需要政府和社會大量投入的社會領域，但在中國則成為一個暴利領域。無論政府還是商業界，都把教育看成是謀取財富的領域。中國教育目前存在的問題無疑和教育政策的「經濟化」有關。對社會結構來說，則是人們所說的「孩奴」的開端。這次金融危機之後，有關方面又把應當屬於社會政策的房地產視為是保GDP的政策舉措，結果就造成了現在的局面。
   
    第二，GDP主義盛行，社會政策就不可能建立起來。這主要表現在社會保障、勞動保護、教育公平、農民工權利等等方面。很難說，有關方面沒有努力去促成社會政策的形成，但在GDP主義指導下，任何努力都無濟於事。沒有社會政策，已經形成的中產階級就沒有保護機制，而更多屬於中下層的人民更難上升變成中產。換句話說，GDP主義是以破壞社會來保障經濟增長的。
   
    一些人認為，現在的中國處於中產階級發展的黃金時期。如果從經濟發展速度來看，或許這樣。但實際的情況則不然。相反，中產階級的生存空間正在受到各個方面的擠壓，更談不上快速發展了。在「孩奴」和「房奴」遍地的情況下，中產階級何以能夠生存下來？（應當指出的是，國有企業的大幅度擴張也是中產階級發展的阻礙，因為國企更多的是進行財富轉移而非財富創造。）
   
    這樣就給中國社會造就了一個非常荒唐的局面。第一，以GDP主義為核心的經濟增長破壞了中產階級的社會基礎，而中產階級的缺失轉而又變成了可持續經濟發展的瓶頸。消費社會和中產階級幾乎是同一件事情。沒有中產階級，哪來消費社會？沒有消費社會，哪來可持續經濟增長？第二，社會基礎不穩定，中產階級的缺失意味著收入差異和貧富分化。這就造成了社會群體之間的互相仇恨，窮人對富人的互相仇恨。在缺少基本社會正義的情況下，暴力行為也很容易發生。第三，執政的社會基礎變得狹窄。中產階級是政治穩定的基礎，缺失中產階級意味著缺失執政基礎。
   
    中國社會的命運維繫在中產階級。從這個角度來說，很顯然，中國政策的最高議程應當是確立社會政策，創造和保護中產階級。無論是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還是社會穩定，或者執政黨的長期執政，都取決於一個健全的中產階級的形成和壯大。
   
    作者是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