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才、王佐之死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丟失

袁文才、王佐之死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丟失　　

作者: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毛澤東率領中國工農紅軍建立的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起過巨大的作用。錯誤地殺害袁文才、王佐，導致井岡山根據地的完全喪失，紅軍無家可歸，再也上不了井岡山，這一損失是巨大的，毛澤東不得不率領紅軍另行開闢根據地。中國革命進程是那麼的堅苦卓絕、是那麼的波瀾壯闊，孕育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豪傑，可是在那麼多的著名將領乃至將軍中，沒有一個人是井岡山籍的，僅這一點就足以說明，袁文才、王佐之死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損失和嚴重的不良影響。這不能不說是是一件令人非常惋惜、非常遺憾的事情。　　

在這一事件中，中央派員彭清泉、紅5軍領導人彭德懷、永新縣委王懷、寧岡縣委龍超清、湘贛邊特委領導人揚克敏、朱昌偕等人，毫無疑問地應負重要的責任。　　

但是，這一事件的源頭，在於中共六大的《在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中，在於「與土匪武裝類似的團體聯盟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利用，武裝起義后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鎮壓他們」；「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首領，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的政策。這種典型過河拆橋的政策，顯然是十分錯誤的。俘虜還應該優待，反戈一擊還有功嘛，何況是對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有大功的袁文才和王佐二人呢。就是這個錯誤的政策，最終導致了袁文才、王佐被無辜殺害。我們不禁要問，是參加中共六大的哪一位成員倡導或提議或參與制訂的這一條款？詳細過程如何？為什麼至今沒有任何史料提及此事？彭清泉為什麼態度如此堅決？何人派他來的？臨行前何人與他談的話？當時「中共中央的實際領導人是周恩來和李立三」，周恩來實際上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主持軍委工作，任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對袁文才、王佐之死，是不是也應該負有相當的責任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確鑿無疑的。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黃允升等著《毛澤東和中共早期領導人》：　　

黨的六大於　1928年6月18日　至　7月11日　在莫斯科舉行，主題是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制定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李立三率領廣東代表團出席，他是大會主席團成員，參加了大會的領導和文件起草工作。並且在會上作了關於農民與土地問題的報告。毛澤東沒有出席這次會議，當時他正在堅苦卓絕的條件下創建和擴大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在黨的六大上，毛澤東和李立三都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李立三還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常務委員。……　　

六屆中央的政治局常委由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蔡和森、項英五人組成。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會主席是向忠發。　　

1928年9月，李立三和向忠發、蔡和森等中央領導人先期從莫斯科回到白色恐怖的上海。那時，李立三化名「蕭柏山」，租了一棟房子，以古董商身份為掩護，在極端秘密狀態下開始了黨中央的領導工作。　　

六大以後，周恩來在莫斯科辦理六大各項未了事宜，並出席了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同年11月上旬回到上海。蘇兆征是第二年1月回國的，2月病逝上海。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兼任中央宣傳部長，他回到上海不久，因順直省委所犯錯誤牽涉到他，被解除了職務。1928年11月，李立三接替了蔡和森，擔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會委員兼宣傳部部長。還有一位政治局常委項英，主要負責職工運動方面的工作。所以，在這以後的一段時間內，中共中央的實際領導人是周恩來和李立三。　　

　 　

《從井岡山走進中南海·陳士榘老將軍回憶毛澤東》：　　

井岡山上確有兩個山大王，一個叫袁文才，一個叫王佐，兩人各領一支人馬。一支在山腰下，一支在山頂上，遙相呼應，靠著井岡山的有利地勢，佔山為王。毛澤東提出要和他們搞統一戰線，結盟山大王。　　

……　　

毛澤東對王佐說：干綠林的人，其結果並不很好，不是被國民黨吃掉，就是被國民黨騙去「招安」，也有的自相殘殺。王佐說，「毛委員是最有學問的人，跟他談一次話，真實勝讀十年書。」　　

……　　

毛澤東對何長工說：你這個「長工」當得不錯嘛，還要繼續當下去，抓緊對袁文才、王佐的工作，尤其是做好王佐的工作，把他們改造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1928年4月，王佐在黨旗下莊嚴宣誓。　　

……　　

袁文才是共產黨員，不能殺；王佐經過改造入了黨，也不能殺。他們為建立井岡山根據地作出了貢獻，毛澤東諄諄告誡當地軍政領導人。但是，當毛澤東離開后，悲劇還是發生了。　　

對袁、王兩支農民武裝的成功改造，是井岡山鬥爭史上的一篇傑作，不僅使我們在當地站穩了腳跟，而且還壯大了紅軍的力量，人心歸向，軍民空前團結，造成了很好的政治影響。由這兩支隊伍升編的第2團和以後改編的第32團，在創建和堅持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為改造舊軍隊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從此以後，我們對大批國民黨軍隊及其俘虜所進行的改造工作，便成為我軍發展壯大的途徑之一，這顯示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巨大凝聚力和戰鬥力。　　

然而，後來這支升編隊伍的軍事領袖袁文才和王佐，都在毛澤東、朱德離開井岡山地區后，慘遭殺害。這其中隨有複雜的歷史原因，但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尤其是那深刻的教訓是不能忘記的。　　

前已提到早在1927年10月的古城會議上，就有人視袁、王為土匪武裝，主張武力吞併。當時毛澤東以軍事家和政治家的偉大氣魄，據理說服了他們，並對袁、王採取了改造的正確政策。但是表示異議者並未真心接受這一主張。　　

1928年6、7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的決議中，《在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里，對於土匪武裝的問題，作了這樣的規定：「與土匪武裝類似的團體聯盟（指與其結成統一戰線的聯盟）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利用，武裝起義后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鎮壓他們」；「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首領，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　　

這個決議案對土匪武裝不加區別，一律採取「嚴厲鎮壓」和對其首領「完全殲除」的政策，顯然是不符和有些地方實際情況的。　　

1929年初，在紅四軍前委討論六大決議案的擴大會議上，永新縣委的王懷和寧岡縣委的龍超清等人，殺氣騰騰地站了起來，他們說道：現在看來，殺掉袁文才、王佐完全符合中央的政策。這些人明明知道毛澤東對袁、王的政策和態度，此時顯然是在借用中央的精神要壓毛澤東。　　

毛澤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一面指示關於六大決議案這一規定暫不讓袁、王知道；同時，再一次耐心地做當地領導人的工作。毛澤東用力地擺動夾著紙煙的大手，堅定而鎮定地說道：我請幾位坐下來，靜下來，要殺人嗎，很簡單，你手裡有刀，有槍，砍掉腦殼或者用一顆子彈就解決了。毛澤東問道：你們以為殺掉人就能了事嗎？沒那麼簡單！後果和責任，我們必須要想到。六大決議案是中央的，你說的沒有錯，你們的問題是機械地理解和執行六大決議案對土匪首領一概加以殲除的政策。王懷等人睜大眼睛，一時講不出什麼話來。　　

為了統一認識，毛澤東在小範圍內召開的有朱德、陳毅、彭德懷、譚震林、陳正人和永新、寧岡縣委負責人參加的會議上，反覆強調：凡事都要作具體分析，對袁、王也要作具體分析。袁文才本來就是黨員，不能殺。王佐原來不是黨員，但過去與豪紳對立，現在經過改造，入了黨，並且擁護和支持了我們，幫助我們按了家，紅軍醫院、修械處等不都設在茨坪王佐這裡嗎？因此，王佐也不能殺。總之，他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紅軍領導人，都不能殺！經過毛澤東多次做工作，會議決定，不殺袁、王，同時將他們二人調開。袁文才該任紅四軍參謀長隨軍出發贛南，王佐仍留在32團與紅五軍堅守井岡山，以緩和袁、王與永新、寧岡等地方負責人的矛盾。　　

1929年1月中旬，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挺進贛南。王佐和他領導的32團，顧全大局，勇挑重擔，由於他諳熟井岡山的地理民情，多次陪同彭德懷到紅五軍陣地視察。對工事構成、兵力部署以及物資籌備等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作了大量的工作，受到紅五軍指戰員的好評。在紅五軍撤離井岡山後，王佐不埋怨，不怯懦，將部隊化整為零，分散打游擊，頑強地同「會剿」的敵人進行了兩個月的鬥爭。1929年5 月，紅五軍返回井岡山，當彭德懷了解到王佐的表現時，連聲稱好，並由他提議經邊區特委和紅五軍軍委決定，將王佐的部隊編入紅五軍第五縱隊，王佐任司令員。不久，在紅五軍挺進粵北開展游擊活動時，王佐主動提出前往，在多次戰鬥中都表現得十分勇敢。　　

在王佐率部出生入死與敵人英勇作戰的時候，永新、寧岡縣委與邊界特委負責人揚克敏等，已經埋下殺機，並且在積極策劃中。　　

1929年2月，揚克敏（既揚開明）在給尚在上海的黨中央所作的書面報告中稱：袁、王二人非常狡猾，且頗具能力。提出：加速謀划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　　

1929年邊界特委在《湘贛邊工作報告》中，對土匪（即袁、王）問題已定三策：調開為上策；敷衍圖安為中策；照六中全會解決為下策。報告提出執行下策。　　

是年五月間，袁文才私自離隊跑回邊界[小人物未敢忘憂國：中共六大《在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以「襯衫」文件的形式來到井岡山後，毛澤東決定，一面暫不讓袁、王二人知道，一面抓緊做袁、王對立面的工作，但是有人犯自由主義，將文件的內容透露給袁文才，於是袁文才擅自離開贛南]，邊界特委在一邊界情況的報告中急呼：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王在袁的影響下，與我們的關係也日益惡化。這時邊界土籍的某些領導人已經看好，這是斬決袁、王的好時機。　　

再邊界特委的再三呼報中，1929年下半年，中央派員彭清泉（即潘星源）赴湘贛邊界巡視。中央大員態度鮮明，表示：按六大決議精神處理袁、王。這便火借風勢火更高，經過一番精心準備后，1930年1月於遂川田圩召開的紅五軍軍委和贛西、湘贛邊特委的聯席會議上，正式作出以武力解決袁文才、王佐的決定。　　

袁文才似乎已經嗅出一些氣味來。一天，他在寧岡東南特區大隴龍王陂，跟特區陳次謀、朱斯安等人下棋時，情緒低沉，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我跟你們難下幾天棋了，現在已經下令調我們到吉安去。陳次謀馬上說：「袁猴」（袁文才的諢號），你去大吉安，和紅五軍一起容易打敗敵人。乾脆把你們的好槍給我們留下，縣政府的破槍你們帶走好了。你們不愁搞不到好槍。袁文才並不理睬，心事重重地繼續說道：我是去也可，不去也可。但是不去又不行，人家會說我受編不受調，已經有人告了我的狀，今年年成不好呀！說著，袁文才從內衣口袋裡拿出一本書來，打開書頁，指著其中的一行說：這書里有句話，叫作「半天飛一石，打破水中魚」，說不定這一關難過了。　　

1930年2月下旬，袁文才、王佐準備去吉安時，奉命帶領部隊來到永新縣城，參加邊界特委會議。會上，中央巡視員彭清泉根據龍超清等人的揭發和誣告，未作任何調查核實，便羅列出袁文才的五大罪狀，當眾予以公布。袁文才依據事實，一一進行駁斥，搞得巡視員啞口無言。彭巡視惱羞成怒，將勃郎寧手槍「叭」地一聲拍在桌子，質問道：你到底有沒有錯誤？袁文才回答說：我是有錯誤，但是，決不是你們說的那個樣子！這時，性情豪爽、粗狂的王佐氣憤不過，也把他的駁殼槍摔在桌子上，與彭清泉公開對峙起來。頓時，劍拔弩張，會議氣氛十分緊張。　　

會議間隙，王佐私下拉著袁文才的手說：我看這次是凶多吉少，還是把部隊拉走，到九龍山去吧。袁文才雖然也看出事態嚴重，但他仍然篤信中央的毛委員，於是說道：毛澤東要是起這種心腸，天也會黑半邊哩！並指責王佐是牛眼看人，把人看的禾桶般大，嚇破了膽子。王佐反駁袁文才是鵝眼看人，把人看得太小，刀架在脖子上還不知道是在受死！袁文才哪裡知道，此事，邊界特委負責人完全避開了毛澤東，調他倆來永新，本是設下的圈套。正如王佐所說，刀已經架在他們的脖子上了。　　

　2月4日　深夜，天氣陰冷，月黑風急。在恐怖的夜幕中，紅5軍第4縱隊會同永新、蓮花、茶陵等縣的赤衛隊一部，暗藏殺機，迅速將在永新城內等候改編為紅6軍第3縱隊的袁、王部隊包圍繳械。熟睡中的袁文才來不及動作，便被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舉槍射殺。王佐聞訊逃出東門，在渡河時，溺水而死……　　

袁、王被殺后，袁文才的部屬謝角銘和王佐之兄王雲龍等率領殘部投靠了國民黨反動派。這支當年與反動政府對抗、不曾反對過我們的部隊，公開打起白旗，與我拚死相戰，井岡山根據地從此喪失。多年來，國民黨反動統治當局一直夢想而不能做到的事，一夜之間，便由我們自己隊伍中一些人幫助他們實現了。導致這場重大損失的悲劇，其責任究竟應該由誰來承擔？　　

1949年上半年，我在南京市任衛戍司令時，派軍艦送陳正人、陳奇涵二人去江西赴任，在談到袁、王被殺的問題時，陳正人沉痛地說道：毛主席始終認為，這兩個人被錯殺了！此後，我曾對許多人講過：在我黨我軍的歷史上，「左」傾思想雜以個人恩怨和狹隘的私利，對自己人刀戈相見，嚴重損害黨的事業的悲劇，已經夠多的了，我們應該牢牢記取這些血的教訓。　　

　 　

毛秉華著《天下第一山》：　　

王佐是做裁縫出身的，沒有文化，但性格很暴躁，越說火氣就越大。會場的氣氛很緊張，雙方都把手槍擺在桌面上，弄的不好就有一觸即發的危險。為了緩和一下僵局，朱昌偕宣布休會，並殺豬宰羊，大白酒席，款待袁、王部隊。朱昌偕他們頻頻舉杯向袁、王敬酒，擺下了人們意想不到的「鴻門宴」。　　

袁、王喝醉了，安睡了。朱昌偕和王懷等連夜趕路50多華里，到紅五軍駐地安福縣的湖州村去找彭德懷。當時彭德懷的部隊正在那裡集訓，準備攻打安福縣城。　　

「彭軍長，袁文才、王佐逼著特委作出決定，要將邊界各縣的武裝歸他們指揮。請你趕緊派部隊解圍呀！」　　

彭德懷對朱昌偕反映的情況有點懷疑：「不久前，我從贛南回來后，他們跟著我游擊湘南粵北都表現的很好嘛，怎麼現在就變懷了呢？」　　

朱昌偕說：「他們把槍都擺在桌面上了，你要是不派部隊去解圍，特委就有被他們吞沒的危險。」　　

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是主力紅軍，可也得服從地方黨委的領導。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特委要求你派部隊解圍還能不管嗎？[小人物未敢忘憂國：黨指揮槍的原則沒有錯，哪一級的黨、哪一級黨的什麼人能夠指揮槍，都是有一定之規的。彭德懷的紅五軍也得服從地方黨委的領導？小人物持懷疑態度。]彭德懷派了兩個大隊給他們，相當於現在的兩個連。可彭德懷再三交代，你們只能把袁、王抓起來談判，不能動槍。[小人物未敢忘憂國：按毛秉華的觀點，既然彭德懷的第五軍也得服從地方黨委的領導，彭德懷怎麼能「再三交代」特委？下級如何能「再三交代」上級？如果彭德懷能夠「再三交代」，那麼地方黨委就不能領導紅五軍。]他們那裡會聽你的呢？有中央代表撐腰，又有兩個連的正規部隊在身邊，他們顯得更狂熱了。他們連夜離開彭德懷，趕回永新縣城。　　

天還沒亮，紅五軍的部隊便包圍了袁、王及其部隊的駐地。這時，朱昌偕率先闖進袁文才的房間，用手槍將正在熟睡的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住在另外一棟房子里，聽到槍響，知道不妙，帶領幾個幹部戰士爬起來就跑。走到城南，發現禾川河的浮橋以被拆除。南方的交通主要靠水運，幾乎每個縣城旁邊都有一條河。不經過這條禾川河是回不了井岡山的。為了脫險，他們只好涉水渡江[小人物未敢忘憂國：此處似乎應為渡河，前面剛說過此河名為禾川河]。王佐和他的隊伍只有爬山的本領，沒有游泳的技術，結果他們都被打死或被淹死在河裡。就這樣，為井岡山根據地做出了突出貢獻的兩位紅軍將領，不是犧牲在戰場上，而是死在戰友的槍口之下。[小人物未敢忘憂國：如果彭德懷的「再三交代」對特委不起作用還可說得通，那麼為什麼對他派去的兩個大隊也不起作用呢？]　　

……　　

當時彭德懷聽了特委負責人的彙報就表示懷疑，為了尊重地方黨的領導，[小人物未敢忘憂國：毛秉華在前面寫到：「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是主力紅軍，可也得服從地方黨委的領導。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特委要求你派部隊解圍還能不管嗎？」在此處，毛秉華卻又如此寫：「彭德懷聽了特委負責人的彙報……」]只答應派部隊把袁、王抓起來談判，並沒有殺害他們的意圖。這說明彭德懷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是比較謹慎的。但是，面對土客籍的複雜矛盾，彭德懷不做深入調查就答應邊界特委的無理要求，派兵參與解決袁、王問題，這也是不妥當的。因此，袁、王被殺，彭德懷是有責任的。正如他自己在《往事回憶》一文中所寫的：「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於事實不符，那麼我就犯了輕聽輕信的錯誤。」　　

　 　

《賀子珍的路》:　　

(特委副書記陳正人、寧岡縣委書記何長工向遠在贛南的毛澤東報告了袁、王被害事件的經過後)毛澤東聽到這消息，心裡很難過。多次批評這種錯誤的做法，他說不應該把他們當土匪對待，不應該這樣對待這兩位同志，他們都是要革命的。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毛澤東在江西》：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毛澤東十分關心井岡山人民，時刻惦記著那些為革命應用獻身的先烈們和他們的遺孤，始終不忘那些在井岡山浴血奮戰過的革命先輩們。他說：「從全國來說，當年在井岡山戰鬥過的人還不少。包括現在在黨、正、軍領導崗位上的同志，如朱德、羅榮桓（1963年病逝）、陳毅、何長工、彭德懷、譚震林、陳正人、江華、曾志、彭儒、賀子珍等。」他還千方百計地擠出時間，接見了在山上的老紅軍、老赤衛隊員和烈士親屬，同他們進行長時間的交談，詳細了解他們的生活和身體狀況。在會見袁文才、王佐兩烈士遺孀時[小人物：袁文才的妻子謝梅香和王佐的妻子蘭喜蓮]，毛澤東心情特別激動。他緊握著兩位老人的手，語重心長地說：「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貢獻。」兩位老人滿含熱淚，深情地望著身邊這位人民領袖，感激地說：「想不到您老人家還惦記著我們。」毛澤東和她倆促細而坐，詢問她倆的近況，並祝她們健康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