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標題: 打黑風暴:為什麼發生在重慶? [列印本頁]

作者: 大西洋人    時間: 2009-11-6 18:26
標題: 打黑風暴:為什麼發生在重慶?
重慶打黑正如火如荼。為什麼這樣一場聲勢浩大的打黑行動發生在重慶?這引起了人們對山城重慶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地理環境的分析考量

11月3日,重慶謝才萍(前排左一)等22人涉黑案宣判 ,「黑老大」謝才萍判18年。新華社發[詳細報道]

    「我研究黑社會15年了,在這次重慶打黑之前,沒有引起媒體太大的關注。但這次不同,目前已經有幾十家境內外媒體記者採訪了我。」10月27日,西南大學法學院教授汪力告訴記者,他剛剛領受了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和其他專家教授一起,從理論和法律上對這次重慶打黑進行總結,包括如何建立一套預防和懲治黑社會的長效機制。

    汪力教授認為,黑社會是市場經濟的伴生物,如何拒絕和減少「簡單牟取暴利的機會」,是預防和懲治黑社會長效機制的關鍵。「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市場經濟發展比較成熟,新舊體制磨合較好,黑惡勢力相對較少。」

    「為什麼是重慶?對全國來說,黑社會還處於發展期,但重慶比較突出。」汪力打了一個手勢,「這自然與重慶的政治、經濟、文化有關,包括重慶獨特的地理位置。」

重慶黑社會的基礎是什麼

    「從經濟上講,重慶的經濟基礎有三個特徵,一是老工業城市,二是直轄市,三是大農業地區。重慶下轄四個農業地區,都是原來四川省的地市級區劃,全是國家級貧困地區,高校招生都有降分照顧。」汪力教授分析說,「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大山區」是重慶的市情。重慶直轄后,加速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國內外資本大量融入。由於是老工業城市,產業工人多,而且是大量下崗。另外,城市擴建,大量失地農民流入城市。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對社會不滿情緒增加,當中的一些人成了遊手好閒之徒,給黑社會的發展提供了「人力資源」。

    「以重鋼為例,下崗的產業工人住在幾十年的老房子里,而旁邊就是高檔寫字樓、商品房,反差太大,一些人肯定心理不平衡。」汪力認為,這是黑社會產生的社會基礎。舊體制難以適應市場經濟體制,新舊體制衝撞使產生黑社會的空間變大。這種衝撞,重慶比其他城市更為激烈。

    作為中國西部唯一的直轄市,重慶位於群山之中,與北京、上海、天津截然不同,無論是轄區面積,還是人口,重慶都是一個中等省的規模,境內3000多萬人口中近70%為農民,其中150萬仍在貧困線之下。雖然1997年6月重慶直轄以後,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GDP每年遞增10%以上,但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成都市的一半左右。

    重慶因水而興,江湖上「碼頭」文化盛行。而巴蜀地區的江湖傳統,「袍哥」首當其衝。這一興起於明末清初的民間秘密社團,進入近代以後,經歷複雜而漫長的蛻變,逐漸演化為今日黑道社團。汪力認為,這是重慶黑社會產生的文化背景。從歷史上看,重慶地處西南,民風彪悍,哥們義氣深重,匪患不絕,「袍哥」組織根系發達,年代悠久,影響深遠,解放后一度銷聲匿跡,但在改革開放后,其以新的形式,重新滋生並發展起來,以致警匪勾結、官黑勾結、錯綜複雜,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甚至公然與政府對抗。

    「碼頭文化需要一種團隊精神,大家一齊喊號子。而山城重慶的特殊地理位置,也需要團結合作。譬如,重慶滿大街行走的棒棒軍,哪怕是送一台電視機,也需要大家團結合作才行。」

    汪力還分析認為,「紅帽子現象促進了重慶黑社會的形成和發展。一些民營企業家一旦發家了,就有官員傍大款,主動給這些民企老闆一頂紅帽子,給了很多頭銜和榮譽。戴了紅帽子,就有特權了。黎強開始並不是黑社會,有個逐漸演變的過程。有紅帽子戴著,又有官員庇護,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黑社會勢力也快速坐大坐強。」

    汪力用「成長晚,發展快」六個字來概括重慶黑社會的特點。「黑社會作為刑法上的罪名,是1997年以後才出現的。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規定了組織、領導和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以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這是全國人大首次將『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列入刑法。隨後,在2001年和2006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兩次打黑除惡專項鬥爭,重慶也搞了,並把保護傘———重慶市公安局治安總隊總隊長李虹,以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早期,重慶黑社會還處於發展時期,主要以開賭場、放高利貸為主,不像現在,以公司形式存在,並滲透到各行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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