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智庫專家：中國模式受到根本性挑戰

　　所謂一個年代的定義，似乎都是那個年代的休止，而非開始。經歷了數十年所謂的後現代化，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預測至今影響深遠——20年前，這位日裔美籍學者的論文《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說，歷史已經走到終結，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經戰勝了所有的對手，民主資本主義社會將最終統治整個世界。「福山主義」最念念不忘的，是把俄羅斯和中國兩個巨人，納入西方世界的版圖。

　　但走過20年，「休克療法」后的俄羅斯，似乎變得更加專制獨裁；實施漸進改革，堅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正慢慢確立其獨有的「中國模式」。從本世紀初「中國模式」概念興起以來，學界的討論此起彼伏、著述汗牛充棟。在金融危機的陰影籠罩下，新一波「中國模式」的討論也更為引人矚目。就此，本期對話欄目邀請黃靖教授發表自己的看法。

　　黃靖教授是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去年加盟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黃靖教授祖籍山東，在哈佛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頂級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目前，他也擔任新華社資深國際經濟分析師以及中國國際與戰略基金會的顧問。

　　「中國模式」的未來——專訪黃靖教授

　　中國模式受到根本性挑戰

　　《南風窗》：經歷了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再次受到人們的關注，似乎相比起其他國家，其損失來得要小些。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黃靖：中國模式的存在是誰也否認不了的現實。但在當今困局下斷定中國模式的優勢，似乎為時太早。而認為中國這次在金融危機中損失比較小，也是不確切的。

　　首先，中國的發展模式目前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戰。直白來說，中國經濟上的成功，其實是借鑒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模式，或者稱東亞模式——通過對外開放，靠吸引外部投資、擴大對外出口來拉動經濟高速發展。因此，源源不斷的外資投入和開放繁榮的外部市場，是東亞發展模式得以成功的兩個必要的外部條件。就中國而言，對外出口雖然佔GDP比例不大，但外資的不斷湧入和與外貿相關產業的發展，卻是拉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如今這兩個外部條件都受到很大打擊。外資投入銳減，而各國採取的經濟刺激政策的核心，就是要保護和刺激本國的經濟發展。即便經濟復甦也未必能解決目前保護主義興起的趨勢。中國的經濟刺激政策，現在看來還是成功的。但是否能夠推動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轉變，現在還很難判斷。所以，中國目前所面對的挑戰依然是十分嚴峻的。

　　第二，中國累積了很多外匯儲備。原本幾十年發展經濟而積累的財富，如今卻變成別人綁架自己的工具。這導致中國整體經濟危險度很高，更容易受到自己很難掌控的外部變化的威脅，這也是一種極大的潛在損失。

　　第三，目前的經濟危機延緩了中國必須進行的經濟結構性改革及其配套措施。比如，中國的金融體系還很落後，經濟結構也不合理，投資推動所佔GDP的比例過大，而且一直不斷提高。2001年，這個比例突破35%，2007年是 55.6%，去年高達57.3%。

　　投資比例過大至少造成兩個嚴重問題。首先產能過剩，其次是就業市場和就業層次長期停滯不前。雖然年均增長率高達9%，但中國的「實質就業市場」 (Meaningful Job Market)發展十分緩慢，有社會保障和發展前途的就業機會增長不到1%，實際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因此我們看到一方面千百萬農民工進城就業，另一方面大學生學非所用、「低質量」就業十分普遍。更重要的是，相當一代人的就業生涯不會有提高，可能從17歲到47歲都是做同樣的低技能工作，工作技能沒有提高，更談不上更新換代。最終影響到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質量提升。

　　並且，一個國家，經濟起飛階段到經濟發達階段的根本衡量指標是第三產業、即高科技服務業的發展。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經濟起飛后的20多年裡，都不同程度地將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提高到45%~50%以上。中國經過30年，比例現在才勉強達到40%。而中國第二產業一直比重過大，目前仍然高達50%。兩高一低(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狀況一直沒有根本的改善。

　　因此，這次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其實是非常大的，它不僅給中國的發展模式帶來了根本性的挑戰，而且充分暴露了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弱點和硬傷。

　　《南風窗》：按照您的說法，中國模式實際上是很脆弱的，那何來人們一直議論這個模式的優越性呢？

　　黃靖：雖然中國模式的弱點和硬傷都很明顯，但整個中國經濟實體還是很強大的。其實這次金融危機也給中國提供了巨大機會。實體經濟的抗壓性比較大，恢復的基礎強、速度快。

　　在經濟危機中，中國最關鍵的優勢，恰恰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強而有力，這是其他西方國家所沒有的。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國家保留對這些產業的壟斷和控制，是一種發展的阻礙和桎梏。但到了經濟危機的時候，反而變成了控制局面的優勢。

　　《南風窗》：危機過去，這個優勢會不會又是桎梏，這個問題不能不考慮。即使在應對危機方面，人們對這個優勢也不是沒有疑慮，比如說對民生和就業重視不夠，中小企業生存艱難。

　　黃靖：是的。政府對經濟的強力干預頗符合目前部分人士的一些主張。如維持社會公平正義；加大國家對分配的干預，保證弱勢群體不被過分剝奪；保證強勢團體不對資源作過多掠奪等等。這種主張類似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但是，歐洲的各種社會民主黨的執行力並不強。他們通常在經濟形勢良好的時期得勢，經濟一旦轉衰則通常是保守黨上台。

　　如果說，國家干預對目前的民生和就業等問題並沒有顯著效果，其實這反映的是一個根本的原理：在市場經濟的前提下，僅僅靠國家行政干預來保證正義、公平和正當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國家干預本身的正當性就很難保證。新中國歷史上從來不缺乏國家對經濟的大力干預，但過於理想化的建議執行起來容易走火入魔，往往形成災難。這是有深刻歷史教訓的。

　　因此，經歷金融危機后，對於是否要保持甚至加大國家干預經濟的力度，我本人持否定的觀點。現在要做的，恰恰是要抓住危機帶來的機遇，進一步深化改革。否則，危機過後，強力的國家干預將成為經濟長期發展的不利因素，將造成致命影響。我們知道，推動經濟的兩個動力是競爭和創新。競爭的公平、合理、透明，是激勵發明創新的基礎。然而，壟斷經營不僅大大破壞了這兩個動力，而且必然導致分配不公平、以至社會的不公平。最近民眾對中石油用低廉的價格團購房屋反應強烈，表明壟斷經營不僅導致了巨額利潤，而且已經開始造成了社會的不公。

　　實際上，中國國有企業的壟斷現象已經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十分負面的影響。例如，經濟數據顯示，中國民營企業今年來解決了近70%的就業問題，而這與他們獲得國家銀行貸款的比例是極其不匹配的。

　　「中國模式」的瓶頸

　　《南風窗》：應該如何理解中國發展模式的核心？您對「北京共識」有何看法？

　　黃靖：我們要和其他模式相比才能得出結論。與「華盛頓共識」比較，「北京共識」的三個基本點是：第一，集體、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也就是說，為了整體利益可以損害甚至犧牲個人權利，所謂主權高於人權，就是這個道理；第二，是在這個理念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個人在很大程度上有經濟的自由，但國家有壟斷經營的權力；第三，由此建立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是共產黨的一黨領導。

　　從社會發展的的角度看，中國發展模式簡單來說是先經濟后政治。人類社會有兩個終極追求目標：繁榮與自由，能同時取得兩種目標當然很棒。但問題是，如果不能同時達到兩個，只能取其一，我們如何選擇？有東亞與拉美兩種不同模式。現在證明首先發展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拉美模式基本是不成功的。我認為，如果一個政治模式不能帶給人類社會繁榮，就不能說是一個成功的模式。

　　現在中國面臨的一個最大問題是，到底能否從經濟繁榮走向民主自由？我對此持樂觀態度。這個基本的態度和所謂東方、西方文明的區別無關——所謂 「亞洲價值」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實現經濟現代化是最基本的人權，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經濟現代化給人帶來了兩個前所未有的、同時也是不可逆轉的好處。

　　首先，是個人的經濟獨立性。在工業化之前，人的經濟獨立性很差，只能依賴集體和大家庭才能生活下去，中外概莫能外。但經濟現代化后，每個人都可以靠自己的能力過一份自己的日子，獲得了經濟的獨立性。

　　第二，給了人最大的社會能動性。經濟現代化把人類最重要的經濟資源，從腳下(土地)轉移到了頭上(大腦)。一個人只要學到知識技能，就能移動，從而擺脫了對土地的依附。個人的經濟獨立性和經濟資源的可攜帶性，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人們不願意再將自己的權利和意志依附於所謂集體利益和權力，而是要求政治上的獨立和參與。所以，經濟的現代化必定導致政治的現代化。

　　對於目前的中國而言，走向民主政治制度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中國的大城市，政治自由度、人們對政治參與的要求是逐漸增加的。這個過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也會有反覆甚至倒退。但大的發展方向是不可逆轉的。所以，中國的政治轉變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但是，這個轉變應該是漸進的，改良的，而不應該是「革命」性質的。這就是為什麼中產階級的產生和參與至關重要。如果一個社會的主體都是無產階級，那就如馬克思所說，「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是整個世界」。但當社會主體是中產階級，政治參與的首要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資產不受侵犯，比如一座房子兩台車；然後是平等的權利和發展機會，其政治參與就大不一樣。儘管很堅決，但絕不激進，而是漸進的、改良的。因為在最終意義上，中產階級和執政者的利益是一致的，都希望安定團結。有些東西爭取不到也不會硬拼，因為他們懂得完全剝奪別人的權利也就等於放棄了自己不被剝奪的權利。在長期的討價還價狀態下，最終就達到目的。這就是成熟民主制度幾百年來的變遷過程。中國也不會例外，實際也正在變。

　　《南風窗》：一個改良的社會是不立不破，而非不破不立。那麼，具體來說，中國模式需要「立」的最重要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擴大民主？

　　黃靖：首先要看到的是，中國發展模式目前面臨的瓶頸是分配問題。從鄧小平到江澤民，首要目標是創造財富——「發展才是硬道理」。到了這一代領導人，中國已經發展起來了，他們需要解決的當務之急是分配問題，以此維持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分配不均必然導致社會的不公平，進而導致不公正和不正義，這是中國目前面臨的更大的問題。比如現在富人開車把普通老百姓撞死，會導致如此之大的社會不滿。原因並不是老百姓仇富，而是人們對分配不均而導致的社會不公平已經到了忍耐的極限。中國的發展模式到了臨界點，如果不突破，未來的路會很難走。而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是通過制度改革完成民主轉型，維持中國的持續發展。

　　因為，創造財富往往不需要新的政治制度，但分配財富必定需要新的政治制度。古今中外，所有革命都是為了解決分配問題，「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說，中國目前到了一個比較危險的瓶頸階段。因為現在迫切要解決的是分配問題，因此必定要觸及並改動制度，這一代和下一代領導人的擔子要重得多。

　　那麼，怎樣才能解決問題，實現民主轉型呢？學界在這方面有很多討論。但我認為必須先把其中的具體條件釐清。真正的、理性的問題應該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中國能夠完成民主轉型？比如，增加非政府組織的數量，公民社會的發展，減少政府對經濟、輿論、社會活動等方面的行政控制，等等。只要具體地談，就會發現，有些事情已經在發生，而且是在政府主導下開始的，有些還十分糟糕。如果只談如何達到這個目的，而不談條件，要麼是無答案，要麼就是革命的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比起上世紀80和90年代，當今中國的各種政治行動包括局部的「騷亂」的主要驅動力，已經不是諸如「民主、自由」之類的理想，而更多的是現實的利益。從政治發展的角度看，這是相當大的進步。我們要分清楚，到底要把民主當成是一種理念和價值觀談，還是一種政治制度談。作為政治制度，民主就是在制度上為社會各階層的不同利益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政治事務中，提供一個制度化的妥協機制。

　　當人們為理想而參與政治時，革命是必然的結果。因為為某個主義和理想而奮鬥，追求的是完美，這必然產生超強的排他性，特別容易走極端，互相之間的鬥爭也必然是你死我活。

　　而當人們懂得為利益而要求參與政治之時，便是民主制度發端之日。追求利益者，決不放棄，但也懂得妥協的必要。中產階級都是過去所說的革命的「騎牆派」甚至是「兩面派」，但它們卻是通過漸進改良推進民主制度轉型的社會基礎。

　　執政者其實可以衡量，若不讓人們為利益而參與政治，其實便是迫使人民為理想而奮鬥。到底要選擇哪一個，答案其實很清楚。現在《潛伏》、《人間正道是滄桑》等電視劇大行其道，其實表現的都是社會中人們對理想憧憬和追求開始上升。這實際上很可能是中國目前的安定團結局面下所隱藏的真正政治危機。

　　《南風窗》：具體來說，從哪些方面實現突破呢？

　　黃靖：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其定義是程序決定民主，這是政治學的基本理念，所謂「控制程序者是獨裁」就是這個道理。從這個意義上看，民主制度的要義是妥協制度化。在法制的保證下，每一個人都有參與政治程序的權利。

　　目前世界上起碼有五種類型的成熟的民主制度——美、英、法/德、日以及西北歐各國。所有這些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本點，就是政治程序的高度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具體來說，是在三個關鍵政治領域的「制度化」，以此奠定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礎。

　　第一是權力制度化。即權力的非人格化，權力由職位而設定，而不是因人而定。最高權力屬於憲法。權力的合法性，是由制度來界定的。第二是政策制定的制度化。任何政策的制定，從政策建議到具體政策的形成，都要經過一個固定的、不可擅自更改的程序。固定的「遊戲規則」也必然導致所謂「制衡 (checks and balance)」機制的產生和鞏固。第三是政治參與的制度化。這是實現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步。

　　中國在權力制度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比如說領導人一旦退休，其權力也隨之移交。這都是權力制度化的結果，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政治制度上最實質性的進步。而中國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剛剛開始。政治參與的制度化方面，中國則非常薄弱，人民的聲音依然處於一種無序的表達，社會各階層的政治參與要麼不得其門而入，要麼引發激進的行動。

　　目前來看，一味壓制只能造成更大規模的對抗。與其築壩，不如開渠。發展並加強政治程序的制度化，尤其是政策制定和政治參與的制度化，是向民主制度和平轉型的必要保證。

　　走出「鳥籠悖論」

　　《南風窗》：那您如何評價2003年以來中國在改進分配政治方面的努力？

　　黃靖：實事求是來講，胡錦濤、溫家寶等現任領導人一開始就意識到公平是這個社會最大的問題，因此提出了兩個非常有見地的觀點——和諧社會與科學發展觀。

　　和諧社會的基礎是分配的公平。政治學上有一個基本觀點，經濟基礎決定政治要求，因此，收入差距過大的群體之間，政治要求絕對有天壤之別。分配差距過大，很難保持政治穩定。和諧社會觀點的提出，使得社會對民生問題越發重視。而科學發展觀則強調發展的可持續性，強調經濟結構平衡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以及農業的投資等等。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坦率而言，這兩個觀點雖然點出了中國發展問題所在，但要取得更好的實施效果需要進一步努力。根源在於中國的經濟已經被許多強勢團體所挾持。其結果，所謂的國家干預不僅效果有限，而且公正性也大受影響。

　　我認為，中國在政治層面面臨兩大矛盾：

　　一個是壟斷經營與和諧社會的矛盾。既得利益群體、壟斷行業對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兩個觀點有根本的抵觸，這是因為有關政策損害了他們的根本利益。而對執政黨來說，對主幹產業的控制又不能放棄，這是一個僵局。

　　另一個是分權與集權的矛盾。從經濟發展角度看，搞活經濟、促進發展最重要的是分權，簡單而言是分權讓利：經濟決定權應賦予各級產業經理，而非國家官員——這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根本區別。改革開放30年，就是經濟分權讓利的30年，地方政府、企業和民間都因此獲得很大的經濟權力，從而造就了經濟的繁榮。但中國政府為了保證政策制定和實施的有效性，卻必須集權。經濟發展要分權，政策制定和實施要集權，在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下，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根本矛盾。

　　其結果之一，是普遍存在的政策扭曲現象。由於各地區之間的的巨大差距，任何一個政策都不可能在各個地區得到一致認可和支持。「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土政策」泛濫成災。這是中國政策目前比較混亂的根本原因。

　　《南風窗》：這兩個挑戰無疑是巨大的。怎麼解決呢？

　　黃靖：對於執政黨來說，有兩個歷史教訓是值得參考的。一個是，中國曆朝歷代，王朝垮台的根本原因往往並不在於外在威脅和內在的虛弱，而是朝廷管不住自己的官員。例如，明朝的典章制度應該是最完善、最嚴格的，但明末對官員的控制卻日趨式微，最後皇帝不得不依靠東廠和錦衣衛對官員採取監控與震懾作用 ——儘管有效，但卻加劇了各級官員和朝廷的離心離德。

　　另一個來自前蘇聯。其垮台之前，各國學者們認為最想脫離蘇聯的是中亞的各加盟共和國，因為他們與俄羅斯的種族、歷史、文化、宗教淵源最淺。但導致蘇聯解體的，反而是歐洲的各加盟共和國，儘管它們的俄化程度最深，也是蘇聯經濟政策最大的得益者。這是一個普遍的規律，對中央政策最抵觸的往往是經濟發展最好的省份。

　　所以，我認為，現在領導人的綱領性政策非常有遠見，重點就是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我把它歸結為一種「鳥籠悖論」。現在的政治體制猶如一個鳥籠，縱向的結構非常好，捉住上端的提手，整個鳥籠便在掌控之中。所謂綱舉目張，穩定性很好。但存在兩個缺點。第一，橫向結構很差，穩定性只建立在縱向結構。第二，鳥籠創造了空間，卻解決不了空間的局限性問題。

　　這個悖論有兩層含義。第一，過去30年的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已經產生出很多能飛的鳥，成為活躍的市場經濟主體。它們需要自由飛翔的空間，要突破鳥籠。但是，如果沒有鳥籠，不但目前的政權會失去對經濟的掌控，而且整個體制也可能垮掉。第二，鳥籠的橫向聯繫性很差，即政策的橫向協調很難。

　　我認為，革命的方式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儘管它能砸爛鳥籠。最終要解決這個悖論而又保持持續發展和穩定，還是要從上面談到的「制度化」入手，從而使中國從改良和漸進的方向完成政治體制的改革。

來源: 南風窗

現在的鳥籠小了，那就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