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投奔台灣的部分共軍戰鬥人員情況

1983年11月14日，解放軍海軍航空兵第6師第18團2大隊中隊長王學成駕駛1架編號83065的殲-5（米格-17）戰鬥機從浙江岱山機場起飛，在2架台灣空軍F-5戰鬥機的引導下在台灣桃園機場迫降。獲黃金3000兩，后加入台灣空軍，授予少校軍銜 。
     1985年8月25日，解放軍空軍飛行員蕭天潤駕駛1架轟-5轟炸機從山東膠縣起飛，飛往韓國，在韓國里里市迫降時發生事故，領航員孫武春死亡，蕭天潤受傷，並撞死地面的一韓國農民。9月20日，蕭天潤抵達台灣，獲黃金3000兩，而飛機上的報務員劉書義則根據其要求返回大陸。      
     最為轟動、最有影響的是孫天勤的叛逃事件
     1983年8月7日，空軍試飛團第二大隊副大隊長孫天勤借試驗飛行之機，駕駛試飛團045號殲-7Ⅱ（改裝英國馬可尼公司雷達，為殲-7M的研製做試飛）戰鬥機從遼寧大連機場起飛，飛抵韓國漢城K16基地。此次叛逃創造駕機叛逃者中職務最高、機型最新的雙記錄。
     孫天勤，陝西鳳翔人，1937年出生，1950年小學畢業，1953年鳳翔縣中學畢業，1956年畢業於陝西省西安師範；同年8月作為空軍第一批從地方學校選拔的飛行學員入伍（高佑宗也在這一批里）。經過第2航空預備學校、第6航空學校、高級航校（11航校）學習，后被先後在航空兵第6師、航空兵第46師服役，文革期間因父親出身受牽連，遭停飛處理，送五七幹校勞動，后至空軍22廠工作，1975年恢復飛行，后被選入空軍試飛團。總飛行時數1200小時（自稱）。當時家中有母親劉氏、愛人、18歲的兒子和13歲的女兒。   
     1983年5月初，孫天勤作為試飛小組成員，被派到大連周水子機場執行殲-7M試飛任務，孫期間一直在秘密地做具體的準備，精確地計算東飛航路，將大連到執行試飛任務的空中轉彎點，以及轉彎點到韓國的距離、方位詳細背記。策劃過程的各個細節，在心中反覆的演練。8月5日的試飛任務期間曾計劃叛逃，但因油料不足無法實施，只得不動聲色的按原定任務降落，等待下一次機會。
     8月7日下午13點50分，孫天勤再次駕機執行任務，孫同僚機一起起飛，塔台通知可以直接進入轉彎點時，孫觀察油量表，認定油料足夠飛到韓國，於是立即開始實施叛逃飛行。首先迅速關閉應答機，按住無線電通話系統發話按鈕，讓僚機無法與塔台通話（兩機共享一通道與地面聯絡），然後掉轉機頭，緊急下滑轉彎，飛機高度從原來的8000米急劇降到1500米，同時故意急迫喊到：「座艙冒煙！座艙冒煙！」，以使航管人員以為飛機發生故障。當飛機繼續下降到500米高度，又喊：「不行了！我要跳傘了！」，然後不再回答，隨即貼海以高亞音速飛往韓國。飛過15分鐘后，為節省油料，重新爬升到6000米高度。
     韓國方面於下午14時13分發現高速駛來的45號殲-7Ⅱ，隨即發放空襲警報，下午14點33分（漢城時間為15點33分），孫天勤駕駛045號殲-7Ⅱ降落在漢城K16空軍基地，隨即解除警報。
     由於孫天勤在空軍試飛團擔任副大隊長、對中國大陸航空工業發展情況極為了解，為防止1967年吳文獻事件重演，台灣空軍部分作戰部隊，在孫天勤抵台前，即奉命一律停止休假，飛行員進入機場待命；同時，氣象單位嚴密監視遼東半島及大陸東部沿海氣象，情報單位也密切搜集大陸沿海軍機活動狀況，假設多種可能發生的狀況，並擬定各種防範戰術。
     8月24日上午11時25分，接運孫天勤的華航專機自漢城一起飛，台北桃園空軍基地即奉命派出八架F-5E型戰鬥機升空待命，另8架F-5E型戰鬥機也在跑道進入戰備，當專機飛過琉球時，戰鬥機群己分梯次以不同高度及角度接近專機，伴護航行，並嚴密監視附近空域。專機通過台灣北部上空時，台中清泉岡空軍基地的四架F-104G型戰鬥機立刻接替護航任務，專機在12時42分降落在台中清泉岡空軍基地，「參謀總長」郝柏村上將與「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許歷農上將，到基地迎接。下午乘車抵達台北，在「行政院新聞局長」宋楚瑜和「國防部軍事發言人」王淼少將的陪同下，孫天勤出席記者會。
     9月1日上午，在「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行，由「參謀總長」郝柏村上將主持。舉行「反共義士孫天勤宣布脫離中國共 產黨及頒授上校官階、獎章與獎金典禮」，孫天勤則於8月24日抵達台灣，獲黃金7000兩，以當時的國際金價，折算新台幣1.2億（折算現在的人民幣金價大約是3750萬人民幣）。並加入台灣空軍，授予上校軍銜。
     孫天勤1984年8月21日在台灣與同是從大陸叛逃的音樂家李天慧結婚，退役后移民加拿大。此外在叛逃的過程中,孫天勤肆無忌憚,居然還用無線電打了聲"招呼".更氣人的是,孫天勤叛逃后留下了一份二萬多字的***,這個東西赫然擺在宿舍的桌面上。
     孫天勤不僅飛走了一架當時我軍最先進的飛機,還"順便"帶走了一項重要的科研項目,這就不光是個政治影響問題,還涉及到軍事的泄密!豈敢等閑視之,部隊領導不得不火速上報,一名飛行員的叛逃,在上層引起如此大的反響,實為罕見。
     孫天勤事件對新聞界秘而不宣,但在軍內卻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孫天勤是空軍的人,可是幾個月前,他從空軍抽調海軍,協助延飛一種新式導彈.麻煩來了,事故算誰的?責任由誰負?孫天勤是為海軍試飛,人由海軍代管,在海軍出的事,然而,孫天勤穿的是"籃褲子",歸根到底是空軍的人,他在空軍呆了幾十年,到海軍才幾天。

1967年吳文獻事件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夜間，吳文獻、吳珍加及吳春富三名中國解放軍駕一艘登陸艇投奔馬祖，但九日下午在台灣軍方以專機將他們接返台灣途中，遭中國米格機擊落，引用解密資料，披露整個過程，指擊落台機為中國中 央軍委、國務院總理批准的「懲處叛徒」行動。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夜間，大陸福建沿海中國某守備師船運隊一艘五十噸的小登陸艇，從馬尾裝運物資前往霞浦，以十節左右的速度向東北方向行駛，艇上共有十人。駛至馬祖海域時，該艇依預訂航行計劃實行燈火管制，摸黑航行。計劃已久的吳文獻等三人趁機開槍，擊斃艇長等七人，將登陸艇駛至馬祖。此一事件震驚福州軍區，也震驚中國中 央。「三義士」駕艇投奔馬祖后，中國福州軍區徹夜研究情況和對策，同時密切注意台灣有關單位和馬祖的一切動靜；解放軍晚即便透過管道，獲知台灣將於一月九日派出專機，運載台灣空軍情報署官員前往馬祖迎接「三義士」，並在台北籌辦數萬人的歡迎大會，屆時數百名記者將在現場進行全球報導。福州軍區於是提出在台海上空截擊該專機的計劃，同日凌晨立即上報中國中 央。
一月九日早晨，中國中 央軍委便批准了該作戰方案。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指示中國空軍，「有把握、有利就打掉它，沒有把握也不是非打不可，總之不要吃虧」。於是中國中 央軍委、空軍和福州軍區做出具體部署。負責任務的中國航空兵第廿四師的兩對雙機，以副大隊長李純光、副中隊長鬍英法駕駛殲五雙機為主，飛行員沈學禮、楊才興駕駛殲六雙機為輔，拉開間隔平行前進，擴大搜索麵。受領任務后，飛行員做好準備，在機場起飛線待命，各類戰勤人員都處於一級戰備狀態。
一月九日早晨，台灣空軍從台灣派出一架C-型運輸機到馬祖接三名義士；飛機八時卅七分飛抵馬祖，但由於操作失靈，降落時機翼擦地損傷，無法執行任務。台灣方面於是立即派出一架PBY型海上巡邏機運送維修器材和人員去馬祖，其中包括少數新聞記者。由於C-型運輸機一時無法修復，加上PBY型海上巡邏機載運量小，無法一次運返義士和相關人員，於是台灣又從嘉義救護機中隊派出一架HU-216(SA-6)信天翁式水陸兩用機前往，中午十二時十一分降落馬祖。當天台灣軍方曾以三次無線電通話，傳送專機將起飛的假消息以試探中國。飛機降落後兩個多小時，方開始無線電通話，馬祖方面問：「我們已準備好，何時起飛？」台北方面答：「按計劃行動」。以後又通了兩次話，未見中國動靜。當天下午十五時三十分，台灣方面分析危險期已過，停留馬祖的專機開始活動。十五時卅五分，HU-型救護機載著義士和記者、台灣空軍情報官從馬祖起飛。
十五時三十三分，福州空軍獲悉馬祖有飛機出動的情報，立即令待命的戰機進入一級戰鬥準備。十五時卅八分，福建沿海的地面預警雷達發現HU-救護機在馬祖東南七千公尺處，高度兩百至三百公尺，速度每小時兩百至兩百四十公里，航向一百二十度，直飛台北。十五時四十一分至四十三分，福州機場兩組四架飛機先後起飛，殲五雙機為第一梯隊，殲六雙機為第二梯隊兼掩護。當時的計劃，若殲五雙機未擊落HU-專機時，第三梯隊再進入攻擊，兩組飛機間隔五至十公里。十五時五十一分十五秒，殲五僚機胡英法發現該專機，立即報告長機和地面指揮所，長機李純光於是下令攻擊。福空指揮所也下令：「沒有發現什麼新情況，堅決打！」
胡英法迅速佔位，以時速四百公里的速度飛向專機，距專機八百公尺時首次開炮，因距離遠未擊中，繼續接近至五百七十六公尺時二度開炮，擊中專機尾部，相距一百四十公尺時脫離。隨後長機李純光進入，保持每小時四百公里的速度前進，並降低高度至兩百公尺，距離近待連台灣空軍的機徽都看得很清楚。距專機三百六十公尺時，他第一次開炮，專機左發動機冒白煙，相距一百三十公尺時脫離。此時專機左發動機已失效，只靠右發動機飛行，速度愈來愈慢，高度愈來愈低，並不斷向台灣求救，「遭解放軍數架飛機攻擊，情況危急，請求緊急援助」。
此時台灣方面發現沒有空中掩護，臨時起飛戰機已救不了該專機。李純光接著回來再進行三次攻擊，當他第五次進入欲再攻擊時，專機已墜海。專機上共有十七人喪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