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身後的人文傳承之惑

——中國幾代文史學人談季任二老留給後人的遺產
１１日，季羨林、任繼愈二老同日駕鶴西去，震動中國文史學界。哀痛之餘，幾代文史學人深思大師留給後人的一些「問號」——比如人文研究成果和精神財富如何及時梳理，又比如人文學科與人文精神傳承面臨哪些困惑和挑戰。
        年過七旬的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朱維錚指出：「兩位大師走過的路，本身就很值得研究，他們幾乎見證了中國整個２０世紀的學術發展，季先生更是一位與辛亥革命同年的老人，對二老治學經歷、研究成果的及時梳理，將有助啟迪後人。」
        回顧季、任二老的治學育人歷程，可謂碩果豐厚。季羨林先生創建了中國最早的東方語文系，培養了大量東方學專業人才。任繼愈先生籌建了新中國第一所宗教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培養了一批博士研究生。
        學術界將季、任兩位先生視為銜接傳統人文教學內容與現代教學方式的「特殊橋樑」。與此同時，兩位老人身後還留下了一些學術觀點和問題，供後輩再探討，比如對國學前途和命運的預測等。
        如何繼承大師的遺產？有人擔憂，人文學科的精髓是否將出現「人亡藝絕」的局面。
        季羨林的弟子錢文忠曾撰文指出，社會上出現過的「季羨林熱」，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現階段學術界人文精神的一種「蒼白無力」。
        上世紀９０年代中葉，而立之年的錢文忠就參與了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在復旦大學的授課，傳授季先生的學術思想和精神。最初幾屆「文基班」學生，如今已有一部分成為活躍在中外學術領域的年輕力量。
        「言傳身教對人文學科傳承的重要性，在當年的『文基班』得到了一定體現。」３１歲的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博士劉文楠回憶，季羨林先生鑽研梵文、善待弟子的很多細節，在「文基班」中曾被奉為美談。
        「從某個層面上說，季羨林先生的精神通過錢文忠老師當年的授課，傳遞給了第三代人。」劉文楠說，現在回想起來，通過師徒相傳，人文學科留給後輩的是一種價值觀，一種鍥而不捨，一種對知識真諦的信仰。
        任繼愈先生晚年致力於整理古籍，老人凡事親力親為、淡泊名利。點點滴滴令其弟子、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李申難以忘懷。在平凡的教學崗位上，李申也試圖將任先生的精神傳給下一代。
        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上師大哲學系教授陳衛平介紹說，目前李申教授每年招收１名博士生，並有若干名碩士生在讀。
        曾執導過「文基班」部分學生的朱維錚說，紀念季、任兩位先生，對於今天人文學科的發展很有意義，兩位大師都是大器晚成，都是經過多少年鑽研才有在各自領域的如此成就。朱維錚指出，了解大師的路，有助於後人反思人文學科存在的一些問題。
        面對近年來時起時伏的新一波「國學熱」、「大師熱」，文史學者提醒：對於「國學」究竟是什麼，「大師」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從二老身上到底傳承什麼，仍有待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