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海心語]十句經典西方哲學名言背後的智慧

[智海心語]十句經典西方哲學名言背後的智慧

目錄

1. 亞里士多德：人的本性在於求知

2. 芝諾：人的知識就好比一個圓圈

3. 赫拉克利特：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4. 馬基雅弗利：政治無道德

5. 愛因斯坦：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子，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

6. 霍布斯：不帶劍的契約不過是一紙空文

7. 柏拉圖：群眾永遠生活在無知的洞穴中

8. 波普爾：如果我們過於爽快地承認失敗,就可能使自己發覺不了我們非常接近於正確

9. 孔德：知識是為了預見，預見是為了權力

10. 畢達哥拉斯：和諧就是一切

　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的第一句話是：「每一個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亞里士多德用這一格言來說明哲學的起源。與這句格言相類似的一句格言是：「哲學起源於閑暇和詫異。」亞里士多德解釋說：人出於本性的求知是為知而知、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動，不服從任何物質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學問。哲學的思辨最初表現為「詫異」，詫異就是好奇心。最早的哲學家出於追根問底、知其所然的好奇心，對眼前的一些現象，如日月星辰、颳風下雨等，感到詫異，然後一點點地推進，提出關於宇宙起源和萬物本源的哲學問題。

　　除了「詫異」以外，從事哲學活動還必須有「閑暇」。設想，如果一個人每天都在為生計而奔波，哪還會時間去「詫異」？一個人如果連飯都吃不飽，哪會有心情去探究近乎奢侈的哲學問題？在古希臘，哲學家多為貴族，他們不必為生計操勞，因此才能從事純思辨活動。亞里士多德正確地把「閑暇」作為哲學思辨的必要條件。古希臘擁有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發達的奴隸制，貴族享有充分的閑暇。但閑暇只是一切智力活動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能夠利用閑暇從事哲學思辨，這是希臘人的特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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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愛好哲學的朋友經常問這樣的問題：哲學到底有什麼用？這個問題確實讓人很難回答。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求知是人的本性，人們為求知而求知，為智慧而求智慧，而不是一心想在哲學思考以後得到另外的東西。海德格爾也說，如果非要追問哲學的用途，我寧願說：哲學無用。

　　一個青年來找蘇格拉底，說：「蘇格拉底，我想跟你學哲學。」蘇格拉底問他：「你究竟想學到什麼？學了法律，可以掌握訴訟的技巧；學了木工，可以製作傢具；學了商業，可以去賺錢。那麼你學哲學，將來能做什麼呢？」青年無法回答。

　　蘇格拉底是想啟發這位青年，哲學是沒有什麼實際用途的。

　　還有一個故事，說一位哲學家與船夫正在船上進行一場對話。「你懂哲學嗎？」「不懂。」「那你至少失去一半的生命。」「你懂數學嗎？」「不懂。」「那你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生命。」

　　突然，一個巨浪把船打翻了，哲學家和船夫都掉到了水裡。

　　看著哲學家在水中胡亂掙扎，船夫問哲學家：「你會游泳嗎？」「不……會……」「那你就失去了百分之百的生命。」

　　看來，哲學真的沒什麼用途，關鍵時刻連命都救不了，還不如去學習一項具有實際用途的技能。

　　但求知是人的本性，人類不會先衡量一門學問是否有用再去決定是否繼續思考下去。同樣，哲學也不會因為「有用」和「無用」而被人類有所取捨，實際上，你每時每刻都生活在哲學之中，人說到底就是「哲學的」存在。所以說，哲學永遠不會消亡，因為人不能否定自己的本性。

人的知識就好比一個圓圈，圓圈裡面是已知的，圓圈外面是未知的。你知道得越多，圓圈也就越大，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芝諾


　　芝諾是古希臘的著名哲學家，是埃利亞派的代表人物，巴門尼德的學生和繼承人。芝諾素有「悖論之父」之稱，他有四個數學悖論一直傳到今天。他曾經講過一個「知識圓圈說」的故事。故事是這樣的：一次，一位學生問芝諾：「老師，您的知識比我的知識多許多倍，您對問題的回答又十分正確，可是您為什麼總是對自己的解答有疑問呢？」芝諾順手在桌上畫了一大一小兩個圓圈，並指著這兩個圓圈說：「大圓圈的面積是我的知識，小圓圈的面積是你們的知識。我的知識比你們多。這兩個圓圈的外面就是你們和我無知的部分。大圓圈的周長比小圓圈長，因此，我接觸的無知的範圍也比你們多。這就是我為什麼常常懷疑自己的原因。」在這個故事中，芝諾把知識比做圓圈，生動地揭示了有知與無知的辯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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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故事表明：一個人有了一定的知識，接觸和思考的問題越多，就越覺得有許多問題不明白，因而就越感到自己知識貧乏；相反，一個人缺乏知識，發現和思考問題的能力低，就越覺得自己知識充足。

　　其實，發現自己無知正是有知的表現，而驕傲自滿則多半出自自己的無知。莊子不就說過嗎，「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知識的海洋是浩瀚無際的，而人們已知的部分總是極為有限的。這正像圓圈內部與外部的關係一樣，知識越淵博，所接觸的未知面就越廣泛，疑問也就越多。反之，知識越貧乏，接觸的未知面就越狹窄，疑問自然也越少。只有什麼也不懂、不學無術的人，才不會感到自己的無知，這豈不是最大的無知？

赫拉克利特，辯證法的奠基人，他像20世紀英國的溫莎公爵一樣本可繼承希臘一個城邦的王位，他卻對此毫無興趣，因迷戀哲學而把王位讓給兄弟。溫莎公爵是不愛江山愛美人的代表人物，其美人還是實用的，可是赫拉克利特迷戀的卻是摸不著看不見的東西。

　　赫拉克利特認為，火是萬物的本源，整個世界，無論是過去、現在、未來，都是永不停息燃燒著的火焰。由此，他得出了「萬物皆流，無物常住」的結論。河水川流不息，當人們第二次原地踏入這條河時，碰到的水流已不是原來的水流了。比如，你爬山的時候，通往山頂的路和下山的路也已不是同一條路了，因為萬事萬物大到宇宙小到原子都在瞬間即逝地變化著。這條路上肯定有樹葉落下了或者地上的樹葉改變了位置，泥土中間和表面蚯蚓、蟲子、細菌正在穿梭，而泥土自身的一部分也在腐爛，一部分正在化為石頭，只不過人類的肉眼無法明察罷了。

　　赫拉克利特還認為，人類的智慧僅在於說出真理，其餘一切都是不足取的。這就是說，即使你的鼻孔能辨別出任何煙味，你也不會變得優秀。在他的眼裡，智慧的人極少，多數人是壞的。他既不合群，又蔑視一切。在他的晚年，隱退到一座廢棄的廟宇。野曠人稀，不得不吃草根樹皮。在得了水腫病後，下山回城裡找醫生，竟不同醫生說話，只是用啞語手勢，以致醫生不懂何為。他一氣之下獨自躲進牛圈，用牛糞貼身，想用牛糞的熱力逐出體內的水分，約公元前480年與前470年之間，這個高傲的苦行者最終還是復歸於土。

　　赫拉克利特雖然走了，但他的學說至今還在影響著我們，尤其是那句「人不能同時踏入同一條河流」的名言，我們更是記憶猶新。黑格爾評價赫拉克利特是辯證法的第一奠基人。黑格爾讀到他時，動情地說：我在茫茫大海里航行，看見了新的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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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因為萬物皆變，此河流已經不是彼河流了。不錯，一切都在變化，很多事情根本無法回到過去，與其對著逝去的河流空自悲切，還不如珍惜現在，把握現在。

　　「我們很少想到我們有什麼，可是總想到我們缺什麼。」叔本華的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本質。

　　擁有的想放棄，沒有的想擁有，也許這就是生活。但生活也同時告訴我們，有些東西可能失而復得，如健康、金錢、地位、朋友等，有些東西一旦失去，便不會再有，如青春、生命。

　　我們總以為生活在別處，其實，生活就在身邊。歲月河水一般在我們的腳下緩緩流過，一去不返。兩千多年前，孔夫子便曾在河川上感嘆：逝者如斯。幾乎在同一時代，赫拉克利特又說出了「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這句格言。先哲們那悠遠的聲音至今仍在耳邊迴響，千萬要記住：珍惜你所擁有的一切，珍惜值得你珍惜的一切。

　　馬基雅弗利，義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外交家和歷史學家。他是一位深受文藝復興影響的法學思想家，他主張建立統一的義大利國家，擺脫外國侵略，結束教權與君權的長期爭論，在他看來，君主國是最理想的。他的名著《君主論》就是在論述一個王國怎樣才能保住，怎樣會失掉，由此總結出君主的治國之道。馬基雅弗利目的在於教勞倫佐建立鞏固而強大的國家，統一義大利。寫完后秘密呈送給小勞倫佐，並沒想公諸於世。所以語言非常坦率，毫無掩飾。直到馬基雅弗利死後五年，才被人公之於世。

　　馬基雅維利認為，政治包括國際政治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爭權奪利的鬥爭，與公正、仁慈等道義原則無涉。他說，政治的統治手段和措施應該同宗教、道德和社會影響完全區別開來，除非它們直接影響到政治決策。一項決策是否過於殘忍、失信或不合法，在他看來是無足輕重的。馬基雅弗利不僅將宗教與政治法律分開，而且將倫理道德與政治法律分開。「政治真理要發展，就必須首先拋棄自己的兩個夥伴──神學與倫理學」，因為「講道德和搞政治不是一回事」。「所謂道德，不過就是有助於實現這個目標的品質。道德和倫理的善，不過是實現物質成就或權力地位等世俗目標的手段……神學和倫理學都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就是利用一切工具達到目的的實踐的藝術。」

　　按照馬基雅弗利的觀點，「政治」成為「公共領域」的同義詞，「道德」則被劃歸於「私人領域」，二者間形成了一種通過與對方的對立來反襯自己的「鏡像」關係：一個人成為一個好的統治者意味著他必然被私人領域的標準定義為一個惡棍；而若將私人領域的行為準則運用於公共領域則不啻自取滅亡。他指出：運用力量和權術，不必受道德的束縛。合乎道德時自然受人讚揚，但是，在政治上，無須問什麼是正當，什麼是不正當。只應問什麼是有益的，什麼是有害的。當合乎道德的事有害於國家利益和君主個人安全時，就不應去做。當不道德的事對國家和君主有利時，都應毫不猶豫地去干。不要有什麼顧忌。「如果一個人完全遵守德行去行事，不久就會遭逢不幸，家破人亡」，馬基雅弗利說，「做人君的如欲保持地位，必須知道怎樣去行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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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基雅弗利所說的「政治無道德」，其實主要在強調：政治應該和道德分開。如果把政治和道德比喻為遊戲，兩者的遊戲規則是大不相同的，如果在政治領域遵循道德的規則，或者在道德領域奉行政治的規則，必然會遭到挫敗。

　　馬基雅弗利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站在我個人的立場和角度，我完全贊同。政治謀求的是一種權力，如果受到道德的羈絆，必定畏首畏尾，不敢放開手腳。正如在戰場上打仗一樣，講究兵不厭詐，政治也是如此，如果遵循「做人要忠厚誠實」的道德原則，估計永遠也打不了勝仗。我們難道不記得中國歷史上的那位宋襄公嗎？處處講仁義，時時講仁義，結果錯過了戰機，被敵人殺得大敗。有人曾經評價宋襄公是「像豬一樣蠢的軍事家」。歷史上多少例子表明，那些抱有道德之心的政治家，到最後都是因為「婦人之仁」，小則害身，大則亡國。比如項羽，他因為講求信義不願在鴻門宴上藉機殺死劉邦。在只需要捅穿一層紙的羞澀道義面前，年輕氣盛的項羽偏要顧及信用、名譽，顧及周圍人的看法和口舌。儘管自己實力強大並且功勞最大，卻因懷王之約「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這一條款而內心不安，處處束手束腳，在鴻門宴上被樊噲言明而失掉滅去劉邦的機會；在與劉邦的爭鬥上，他更是處處遭到劉邦舞起的道德大棒的折磨。即使到最後慘敗之時，還是因為「不肯過江東」的道德面子而自刎，喪失了東山再起的機會。

　　話說回來，如果把政治上的規則運用到道德領域，結果也是同樣的糟糕。如果對自己的親人、朋友還要搞陰謀、爭利益就說不過去了。所以，馬基雅弗利說得對：政治屬於「公共領域」，道德屬於「個人領域」。

　愛因斯坦說，「自然界最不可理解的事情是，自然是可以被理解的」。他又說，「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子，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看來，這位科學偉人的一生，是在科學和宗教兩大思想體系中度過的。無論如何，一種超然於智能生命的自然力，是可以被普遍感受到的。宗教把這種自然力的來源，歸結於神；而科學，對此尚沒有完美的回答。也許，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會存在那些我們用科學根本無法解釋的事情和現象。對於這些，我們除了驚嘆於造物主的神奇以外，還能做什麼呢？

　　還是愛因斯坦說的，「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創造這個世界的……我想知道的是他的思想。」正是對上帝的信念，才讓這些偉大的科學家產生了探究宇宙奧秘的熱情。「上帝不玩骰子，科學只能由那些徹頭徹尾浸潤了對真理和理解的追求的人們來創造。然而，這種感情的源泉卻來自宗教的領域。對於一種可能性的堅信也屬於這種領域；這種可能性就是，適用於存在世界的那些規律是理性的，即可以用理性來概括。我不能設想一個沒有這種深刻信念的真正科學家。」

　　也正是這個原因，在西方，偉大的科學家同時又是虔誠的宗教徒。我可以列出一大串名單：牛頓、愛因斯坦、笛卡兒、羅素、萊布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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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直都在提倡科學精神，把科學程度的高低看做文明的標誌，把科學看成是宗教的死敵。也許看了愛因斯坦的這句話，我們才真正知道科學和宗教在源頭上還有這樣千絲萬縷的聯繫。翻開西方的科學史，有多少科學家把對宗教的殉道精神轉換成了科學上的獻身精神，阿基米得、哥白尼、布魯諾……他們所留下的故事，不僅使人震撼，而且令人深思。當羅馬大軍攻陷敘拉古城的時候，阿基米得正在沙地上演算著幾何題。面對著敵人明晃晃的兵器，這位日神般的數學家鎮定自若地提出了人生的最後一次請求：稍等一下，讓我先解完這道題……。為了確立「日心說」這一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科學理論，哥白尼幾乎耗盡了自己後半生的精力，在其生命的彌留之際終於使《天體運行論》一書公之於世……。而為了堅持這一科學結論，布魯諾曾遭受開除教籍、流亡、監禁，直至被綁在火刑柱上燒死……。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以至於安徒生在其童話《光榮的荊棘路》中斷言：「除非這個世界本身遭到毀滅，這個行列是永遠沒有窮盡的！」

　　科學與宗教都肇始於人類探索宇宙及自身的衝動，但隨著科學取得愈來愈大的進展，在一些人的心中，它也成為了一種宗教似的信仰，但科學精神的實質是懷疑精神，它本身反對任何形式的崇拜，在科學面前，任何真理都是短暫的。人們曾一度以為牛頓發現了宇宙的終極奧秘，但愛因斯坦又拓展了人類認識的疆界。其實，20世紀科學最大的發現，就在於發現了科學的近乎無限的擴展性，這宣告了19世紀機械宇宙觀的終結，但作為人類認識能力之一的科學也自有其界限，對界限的認識應讓人反思宗教退後的歷程，對知識的追求與對道德的探究同樣應成為人類智慧的雙翼，這也是愛因斯坦這句話讓人掩卷深思的地方。

不帶劍的契約不過是一紙空文，它毫無力量去保障一個人的安全

——霍布斯


　　霍布斯（1588～1679）1588年4月5日生於威爾特郡一個牧師家庭。1608年牛津大學畢業。生活於政治、宗教激烈鬥爭的革命年代，他提倡絕對王權論，遭到國會反對，於1640年出亡法國。保王黨人很賞識霍布斯的觀點。王政復辟后，受寵並得年金。但在恢復天主教和排擠國教的宗教紛爭中，他的《利維坦》被視為「無神論」異端而遭迫害。1666年國會查禁《利維坦》，並禁止他的政論著作在英國出版。

　　霍布斯受當時機械論的影響，試圖將機械論引入社會分析，提出了社會—國家學說。他說，設想一下，沒有國家和社會的人的「自然狀態」會是什麼樣？第一，像一出生就被棄在荒野的孤兒，我們形單影隻，只能自己管自己，處於「自保」狀態。與之伴隨的是我們的無助、凄涼和存在的野獸帶給我們的不安全恐懼；第二，為了自求生存，我們餐風宿露，四處漂泊，靠有限的野果飽腹，而此時恰巧碰到許多和我們同樣要靠這野果活命的人，因為自然資源稀缺，我們不得不像幾條喪家的狗，為塊骨頭加入戰鬥，咬得你死我活。因為沒有人是刀槍不入的，在不斷衝突的激烈競爭中，每個人都在隨時會被傷害的不安全中朝不保夕。人人為了自保而反對他人，帶來了命運的不確定和心理的恐懼。有一天，一個鐘錶匠路過，對廝打的人群說道：「你們為什麼不訂個協議，將你們交給我，我會像鐘擺一樣讓你們感到確定和安全，從此不用戰爭，不要為生命擔心，而把你們有限的精力放在尋找食物和水源上。」大家對這個提議覺得很有道理。於是，便訂了契約。有的把權力交到一個（鐘錶匠）君主手上，有的交到幾個鐘錶匠（議會）那裡。而且，為了保證鐘錶匠有實力防止人們隨意毀約，並且賦予他/他們強大的武力。於是，社會的鐘擺——國家就這樣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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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霍布斯，不能不先回顧一下英國內戰史。17世紀初，英國資產階級、新貴族與斯圖亞特王朝封建專制制度的矛盾尖銳。從1842年開始，克倫威爾領導的國會軍隊與國王的軍隊先後兩次發生內戰，並於1649年處決查理一世，正式宣布英國為「沒有國王和上院」的共和國和自由邦（英格蘭聯邦）。1658年克倫威爾去世，查理二世在保王黨的支持下，重新回到倫敦登位，斯圖亞特王朝復辟，英國內戰結束。

　　正如法國大革命一樣，英國內戰帶來的血腥動蕩和無政府狀態澆滅了革命開始前人們的熱情。對和平與安寧的渴望使人們厭倦戰爭與死亡，政治上的保守主義適時而起，並且需要理論代言人的系統傳達。霍布斯正當其人。他的政治保守主義引導英國走向了良性而有序的政治改革，為英國爭取了一百年的安定和繁榮。

　　奇怪的是，霍布斯的絕對國家主義理論不僅為極權專制所用，更多地卻是被自由主義者發揚光大，成為自由資本主義的先驅。回想一下他的理論：他把個人比做鐘錶的部件，通過發揮個人的作用達到社會和諧的功能；把個人作為社會契約的主體，並且保留個人追逐財富和名利的權力；主權者只是為保護個人的安全而存在，不能限制他們的其他自由，這些都預設了自由、自利、快樂和理性的人的成分。而自由、自利、快樂、理性，正是亞當•斯密和邊沁等自由資本主義理論家堅持的人的特點。沿著個人自保，到權利神聖不可侵犯，再到追求快樂和利潤，霍布斯的理論超越了專制集權，清晰地指向了未來的自由資本主義。儘管至今人們對霍布斯是否是自由主義者爭論不休，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思想演進出了自由主義的結論。

柏拉圖在他的重要著作《理想國》里曾經有個非常重要的比喻——洞穴比喻。故事是這樣講的：有一個洞穴式的地下室，一條長長的通道通向外面，有微弱的陽光從通道里照進來。有一些囚徒從小就住在洞穴中，頭頸和腿腳都被綁著，不能走動也不能轉頭，只能朝前看著洞穴後壁。在他們背後的上方，遠遠燃燒著一個火炬。在火炬和人的中間有一條隆起的道路，同時有一堵低牆。在這堵牆的後面，向著火光的地方，又有些別的人。他們手中拿著各色各樣的假人或假獸，把它們高舉過牆，讓它們做出動作，這些人時而交談，時而又不做聲。於是，這些囚徒只能看見投射在他們面前的牆壁上的影像。他們將會把這些影像當做真實的東西，他們也會將回聲當成影像所說的話。後來，有一個囚徒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突然站起來，可以轉頭環視，他現在就可以看見事物本身了：但他們卻以為他現在看到的是非本質的夢幻，最初看見的影像才是真實的。後來又有人把他從洞穴中帶出來，走到陽光下面，他將會因為光線的刺激而覺得眼前金星亂迸，以致什麼也看不見。他就會恨那個把他帶到陽光之下的人，認為這人使他看不見真實事物，而且給他帶來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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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個被解救出來的囚徒而言，看到外面的陽光真不知道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他在一個黑暗（象徵虛幻、不真實）的環境里呆的時間太長了，以至於錯誤地認為那些虛幻的東西才是真實的，而對外面的陽光（象徵著真理）不適應，感到刺眼。在這裡，柏拉圖用洞穴里的囚徒來比喻群眾，對他們來說，真理是刺眼的，只能永遠生活在無知的洞穴里！而只有仰望天空中不變的理念的哲學家們才能夠接近真理。


　　通過洞穴比喻，柏拉圖想傳達給我們的是這樣的信息：我們所面對的只是現象，本質則是現象之外。如果要認識本質，必須「轉向」——不是身體的轉向，而是「靈魂的轉向」，柏拉圖的意思：我們不可能從現象中認識本質，要想認識本質（理念），必需靈魂的轉向：從現象轉向理念。因為在柏拉圖看來，現象就是現象，現象不可能是本質的「載體」，純潔的理念無論如何不可能存在於現象之中。


　　因此，柏拉圖的洞穴比喻試圖告訴我們的是：①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只是現象，事實的真相在另一個世界；②要想認識事實的真相，必需靈魂的轉向——從現象轉向理念；③現象是感覺經驗的對象，理念則是思想的對象。這些就構成了西方哲學很長時間的基本觀念。懷特海不無誇張地說，2000多年的西方哲學史，不過是給柏拉圖做註腳。當然，柏拉圖的洞穴比喻在20世紀西方哲學那裡受到激烈的挑戰，因為它代表的是傳統哲學理性主義、本質主義的思路。其中海德格爾對柏拉圖洞穴的分析很有意思。海德格爾在《柏拉圖的真理學說》一文中全篇都在分析柏拉圖的洞穴比喻。柏拉圖認為：現象＝假象；本質＝真相，在現象的背後！海德格爾則要把柏拉圖顛倒了的世界再顛倒過來，不過不是簡單地顛倒。他認為：我們原本就生活在黑暗之中，為了尋找家園，我們點亮了蠟燭，追逐光明，但越來越執著於光明，忘了我們的家在黑暗之中。結果，我們在光明中迷失了自己，最終導致的是「比一千個太陽還亮」的科技文明。而海德格爾試圖再來一次「轉向」，他曾經引用老子的話：「知其白，守其黑」，而他的解釋是：「有死的人應該將自身淹沒在黑暗的源泉之中，以便在白天能夠看星星。」白天看星星。那是我們的家。

　波普爾是20世紀著名的科技哲學家。他最著名的理論，在於對經典的觀測——歸納法的批判，提出從實驗中證偽的評判標準：區別「科學的」與「非科學的」。在政治上，他擁護民主和自由主義，並提出一系列社會批判法則，為「開放社會」奠定理論根基。

　　和休謨一樣，波普爾對歸納法發出了質疑。休謨曾提出，我們見到太陽每天都會升起，但並不能確定太陽明天也會照樣升起。假想並不能通過先例而在理性上得到證明。而波普爾的看法，則與他的「可錯性」原則相結合。他說，既然無法證明太陽明天會升起來，那麼我們只能假設一條理論，認為太陽會升起。如果太陽第二天沒有升起，那麼這條理論就是錯誤的。然而，直到太陽不升起的那一天之前，這條理論仍不能被證偽（證明是假的）。波普爾由此推出科學理論的劃分標準：若某理論可被證偽，這理論即是科學的。

　　因此，只需要一隻黑天鵝就足以推翻「凡天鵝都是白的」這一結論。新的科學結論取代了舊結論之後，能夠解釋更多的現象。於是，波普爾從歸納法的不可靠性，得出了科學的可貴性：科學知識不等於真理，科學知識只是猜想。科學的特點就是它可以被證偽，科學正是因為能夠被不斷證偽而不斷發展。反之，那些不著邊際的形而上學空話和偽科學，儘管可能永遠也無法駁倒，卻也永遠沒有任何用處。惟有科學能夠通過不斷證偽而步步逼近真理，而科學家真正的使命也就在於努力去證偽自己的理論，而不是設法最終證實它，因為真理只能不斷逼近，而不能最終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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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真理比佔有真理更可貴」，這是德國啟蒙思想家、文藝理論家萊辛的一句名言。愛因斯坦非常喜歡這句話，並奉為座右銘。

　　仔細揣摩，這句話何嘗不是在說人生如旅，人在旅途中，有盼有喜有懼有悲、有恨有愛有厭有思方為充實之行，而標的本身卻只是一個觀念終極而已？正如普朗克所說：「科學研究往往符合這樣一個真理，目標高遠一些，甚至往往難以達到。但研究過程中卻能成功衍生出眾多意想不到的真理。」不錯，目的地雖然重要，但尋找的過程更加迷人。傾心於過程，傾心於不被未來的命運所煩惱的尋找過程，人生的意義才會更加完滿。

　　記住，不被佔有慾所主宰，尋找才是自由的。世界的末日屬於惴惴地等待著末日的心靈。請你不要等待，永遠像昨天一樣，只管坦然地尋找著，我相信世界總在進步，人類總是一天比一天離獸類更遠。你決不能讓命運拖著走，更不能當命運的奴僕。

　奧古斯特•孔德是法國著名的哲學家，社會學的創始人，實證主義哲學家。他批判神學和形而上學，強調知識產生於感官體驗，來源於對周圍世界的觀察。他認為，人所知的只是經驗現象，或事實之間的不變的先後關係和相似關係，科學就是要尋求這些關係，用最簡化的方式把它們表示出來，從而產生各種規律。

　　孔德認為，人類的精神發展歷史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神學—虛構階段，在這一階段，人們追求事物存在和運動的終極原因，並把這些原因歸結為超自然的主體；第二階段是形而上學—抽象階段，在這一階段，神學世界觀被形而上學世界觀取代，人們以抽象的「實體」概念來解釋各種具體現象；第三階段是科學—實證階段，在這一階段，人們認識到人類精神的局限性和有限性，不再追求玄學的思維方式，立足於發現現象的實際關係和規律。人類歷史經歷了從迷信或玄學到科學的過程，到了第三階段社會由科學家管理時，人們進入了現實的階段。科學本身是關於描述、推論和控制的：科學家從觀察到的一些事件著手，通過描述，精確地推斷出自然規律的規則，一旦那些規則被掌握，便可以反過來推測這些事件。最後，當目標為描述和推斷所操縱時，科學規則便對自然的可能性做出了控制。所以，真正的科學家應該把可以觀察到的事件作為參考實體，而對那些無法觀察到的事件避免做出為什麼發生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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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德的話應該這樣來表述：掌握知識是為了預測，預測是為了控制，控制的能力繼而就會轉化為一種權力——一種控制規律、預測未來的權力。

　　知識的主要功能是掌握規律。如果不能掌握規律，也就談不上預測和控制。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就是體育活動。一個不懂得比賽規則的人，註定是必敗無疑的。除非他熟悉和適應了這些規則，才有獲勝的可能性。在生活中也是這樣，一個不懂得生活規則的人，註定是要碰釘子的。正是在培根「知識就是力量」再到孔德「知識就是權力」的影響下，西方對知識的迷戀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可是，正當科學技術大行其道的時候，它也越來越背離了我們的初衷，走向我們目的的反面。西方箴言說：「越接近真理，我們越自由。」但我們現在卻越來越處於知識的壓迫之下了。以至於尼采發出了這樣的疑惑：「真理是如何被賦予價值，以至於把我們置於它的絕對控制之下？」

　　現代的我們，看起來活得非常自由，其實越來越不自由。舉個簡單的例子，隨著科技的發展和互聯網的普及，我們每天不知道要記住多少密碼，銀行卡的密碼，信用卡的密碼，電子郵箱的密碼，各類賬號的密碼……如果有一天，我們忘記了其中的一個，我們的生活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你再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天出去，忘了帶手機、手提電腦，結果又會意味著什麼？知識為我們提供了便利，但反過來又成了控制我們的桎梏。「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人類自以為自己很聰明，其實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因為我們不可能再回到沒有知識的時代了。

　　知識現在越來越不受我們控制了，它反而因其權威性開始控制我們，終於成為了一種權力。

畢達哥拉斯是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和數學家。畢達哥拉斯非常重視數學，認為數是世界的本源，企圖用數解釋一切。據說「數學」一詞就是他發明的，也是他把數的概念提到突出地位。他從五個蘋果、五個手指等事物中抽象出了五這個數。在今天看來這是件平常的事，但在當時的哲學和實用數學界，這算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在實用數學方面，它使得算術成為可能。在哲學方面，這個發現促使人們相信數是構成實物世界的基礎。


　　畢達哥拉斯用演繹法證明了直角三角形斜邊平方等於兩直角邊平方之和，即畢達哥拉斯定理。他對數論作了許多研究，將自然數區分為奇數、偶數、素數、完全數、平方數、三角數和五角數等。在畢達哥拉斯派看來，數為宇宙提供了一個概念模型，數量和形狀決定一切自然物體的形式。數不但有量的多寡，而且也具有幾何形狀，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把數理解為自然物體的形式和形象，是一切事物的總根源。因為，有了數，才有幾何學上的點，有了點才有線面和立體，有了立體才有火、氣、水、土這四種元素，從而構成萬物，所以數在物之先。自然界的一切現象和規律都是由數決定的，都必須服從「數的和諧」，即服從數的關係。

　　畢達哥拉斯是哲學家和數學家，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是哲學家，而不是數學家，更不是科學家，儘管他的學說對後來的數學和科學技術的產生及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因為對他來說，研究數的和諧並非為了發現數學方面的定理或者公理，而是探究世界數的和諧構造，用數的和諧來證明宇宙的和諧，從而為其「數學的本源就是萬物的本源」這一論斷提供更多的證據和支持。再者，數學研究在他那裡並不是或主要不是解決衣、食、住、行的手段，而是探索「宇宙的本源」這一超感官對象的有效途徑。據說，為了慶祝勾股定理的發現，畢達哥拉斯教派曾舉行過一次「百牛大祭」。然而我們卻很難設想，在生產力水平還相當低下的古代社會裡，這一定理的發現能夠在一代人的手中創造出一百頭牛的價值。可見，對現實生活最有功利價值的科學，起初並不產生於功利慾求本身；畢達哥拉斯主義者之所以要進行「百牛大祭」，只是由於他們堅信，通過勾股定理的發現，自己已經與神明更接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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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畢達哥拉斯的公式，就沒有數學。然而，他的凡物皆數的理論，卻使我們今天無所適從。在飛機場，仍然需要出示預防注射白皮書，而不接受刻著魔法正方形的銀盤（據說可以預防黑死病等）。和諧和美與數學有關，今天仍然獲得認可。如果我們去看一幅油畫，畫家如果在其中忽略了幾何平衡，我們就會感到很彆扭。如果在吉他上亂彈，聲音不純，錯位的弦無法發出正確的音調，就會使我們的耳朵發痛。科學家們發現，最有魅力的面孔，是特別對稱的線條，也就是「正確的數」的比例。這就是畢達哥拉斯的和諧理論給我們的啟示。如果你有機會去博物館，思考一下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的。

真理，但是真理與現實生活是有差距的，不知道你是喜歡生活在真理中還是生活在現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