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性事件矛頭為何總指向政府

隨著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處置群體性事件的新思維也在悄然破土。兩個多月前本報即已呼籲，需要最大限度地突破慣性思維和慣性模式，創造群體性事件軟著陸的有效機制。從成渝兩地鄉村教師停課事件，到重慶、三亞等地計程車司機罷工事件，形形色色的群體性事件大體上都得到妥善解決。以更從容、更平和、更人性的態度應對群體性事件，這正成為慣例，而為國內外輿論所稱道。
進步是明顯的。但客觀總結，仍非盡善盡美。
最大的遺憾，是群體性事件軟著陸尚停留在個案層面，更多的是一種被動反應，更多的是一種臨時措施，一種個性化施政，而沒有提升為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執政理念，更沒有促成制度創新。因此，個案的理性解決，並沒有導致制度的整體理性，並沒有擴張整個制度體系對於群體性事件的包容性。制度資源的匱乏，使群體性事件很難從整體上軟著陸。
理論與實踐不同步、制度體系與實踐不同步，長此以往，可能帶來諸多危機。可以預言，作為利益博弈的一個基本形式，群體性事件在較長時期內非但不會消除，而且可能會增長。怎麼對待可能進一步增長的群體性事件呢？鬥爭哲學、高壓手段顯然是死胡同，且不談是否合乎情理，高昂的政治成本也註定其根本不可行。那麼柔性處置又如何？柔性處置固然不乏優勢，容易在個案上取得成功，但在整體上沒有突破的情況下，這麼做也並不是完全沒有風險。
眾所周知，導致群體性事件的原因往往是體制性的，比如計程車市場的尖銳矛盾和衝突，就是整個計程車市場的設租體制先天註定的。體制性的問題不從體制上解決，而只隨機解決零星個案，那麼每一次個案的成功，都非但不能觸動體制上的積弊，反而可能起到示範作用，鼓勵更多的計程車司機挺身而出。個案的成功這時反而可能導致整個計程車市場的振蕩，導致整體上的失衡和無序。
這就意味著，僅有個案上的進步還是不夠的。個案上的進步必須匯聚成制度成果，從整個制度體系上找到出口。而如眾所周知，矛頭直接指向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往往成了社會矛盾和衝突的關鍵當事方，這正是當下群體性事件的普遍現象，也是當下群體性事件最大的風險之所在。導致這種高危局面的一個根本原因，則在於傳統的全能型政府體制。全能體制在高度集中權力的同時，也導致了社會矛盾向政府高度集中，社會衝突向政府高度集中，政府便往往成了社會矛盾和衝突的焦點，這是政府不能承受之重。
現代治理的特色，在於它首先是一種公共治理，即它是以全部公共的力量來參與社會治理，這就要求社會不能只有一個權力中心，必須以民間的多元的力量，與政府分權制衡，來共同完成社會治理的重任。分權制衡不僅是為了監督政府，也是為政府減負，為政府分憂。只有當分權機製成熟起來，社會力量大體均衡，相對獨立，各盡其責，這時才談得上社會矛盾的均衡分佈，社會衝突的分散處置，才不會大到企業倒閉，小到肉價漲跌，事無巨細都歸咎於政府，不滿和憤怒都齊齊向政府傾瀉。

是唯一看得見的靶子。

政府真的沒有責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