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從那裡來－－－對《中國改革30年思考》的思考[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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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從哪裡來？朋友！

——對十大精英《中國改革30年的思考》的思考

丑 牛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於今年初舉辦七屆新年論壇，請了十位卓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對中國改革三十年的評價、展望進行了思考。張維迎院長說：「這是一次場面精采、論題深刻的盛會，將對未來改革的推進，產生積極的影響。張先生因此把這次精英論壇的演講和代表論著，編成了一本書：《中國改革開放30年——10位經濟學家的思考》。在書的封簽上還特別標明，這是一本「破解改革迷局的權威論著」。

又是「權威」，又是「破改迷局」，我是抱著求知心情來讀這本書的。哪知捧讀再三，卻疑團重重，產生出了更多的「迷局」。寫出來，求教於「論壇」諸公。

我不懂經濟學，怎敢妄評大經濟學家的權威論著。我只是一個多年來從事採訪的記者。我是把「權威」論著放到社會實踐中去驗證、考察的。

改革的新紀元：1840年？

陳志武教授把他演講的題目叫做《改革開放160年》。「為什麼說『改革開放160年』？道理是『改革開放』在中國近代史上不是第一次。如果從《南京條約》逼中國開放算的話，差不多是160年。」

「鴉片戰爭」是什麼？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

「南京條約」是什麼？逼中國改革開放！？

這種「權威論著」，真叫人大吃一驚。，原來「鴉片戰爭」帶給中國的恥辱，卻是光榮；「南京條約」帶給中國的屈辱，卻是福音。

為了闡明今天改革開放就是1840年「改革開放」的延續和繼承，陳教授說：是英國人在1840年用海軍（他諱言「炮艦」）開始的，美國人今天用規則（他諱言「普世價值」）來推行。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近來，也有一些精英學者提出這個觀點。不久前，有14位學者聯名建議人大設改革開放紀日，並在北京鑄立改革開放紀念碑。在《建議》中寫道：「從1840年開始，中國又開始了從絕對專制主義向現代人類文明轉型，中國國門時開時閉，中國人民的命運時浮時沉……」「開」是什麼？「閉」是什麼？「浮」是什麼？「沉」是什麼？很顯然，抵抗入侵者就是「閉」，妥協投降就是「開」；革命就是「沉」，賣國就是「浮」。我國近代史上的一些英雄人物林則徐、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都成了反動派；李鴻章、袁世凱、汪精衛……倒成了英雄。

如果這十四位學者的建議獲得人大通過，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豎立起紀念碑來，另一座紀念碑就得摧毀，那就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因為該碑碑文的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注意，也是1840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陳志武先生意識到了嗎？你說的「改革開放160年」，正是帝國主義者百多年來，一直到今天還未放棄的行動和夢想。中國人決不會選擇這樣的「改革開放」，這是一條亡國之路。

田園「序曲」的「尾聲」是分田賣地

在「中國改革的成功與不足」的對話中，主持人要「論壇」精英就改革開放30年來讓你感覺到最滿意或最成功的有哪三項。厲以寧老院長毫不猶豫地回答：第一項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他特別讚揚了「大包干」的發源地——安徽鳳陽縣的小崗村的18位按血手印的農民，「冒著生命危險選擇了大包干，不久就在全國推廣，財富湧現出來了，雞蛋、花生米、豬肉、香油都有了。從而揭開了中國改革的『序幕』。」

周其仁教授也說：「農村改革和特區開放，兩端發力，把整個神州大地，卷進了改革開放的大潮」。

這個「序幕」升起之後，下面的戲是怎樣演的呢？「論壇」諸公在縱論改革開放三十年時，對這樣的大事，卻「避而不論」。

讓我們簡略地敘述序幕開啟后劇情的發展吧：

推行「大包干」后，小崗村人確實過了幾年溫飽的日子，城裡人也可以不憑票買得到雞、肉、魚、油和花生米了；先富起來的「萬元戶」也春筍般地冒出來了；販賣農產品的「老闆」在城市裡喊得很響亮了；城裡的「工商」為他們蓋起了「集貿市場」，「烏龜大王」、「板栗大王」、「魚大王」、「海鮮大王」、「花生米大王」、「香菇大王」……有的城市稱「八大王」，有的城市稱「九大王」或「十大王」。他們對農產品市場是舉足輕重的人物。我記得在武漢市至少連續兩個春節，市長請「大王」們吃年飯，希望他們滿足供應，平抑物價。他們也確實掌控了「定價權」。

但到90年代初，當城市的市場敞開后，農民個體戶就紛紛敗走，「萬元戶」消失了，「八大王」、「九大王」有的消失了，有的還犯了各種法被抓起來了。從個體戶成長起來的鄉鎮企業幾乎全線崩潰，連家庭聯產承包制下的小農業，在叢林法則的支配下，風雨飄搖。曾經「冒著生命危險」爭來的「承包地」，大量地拋荒。負擔太重了，生產資料漲價了，種田虧本了。農村的社會秩序日益惡化，幹群關係，日趨緊張。

我有位朋友，長期在農村基層工作，有次，我下鄉去拜訪。我問他：「現在田地全包給個人了，用不著天天抓生產了，你們忙些什麼呢？」他說：「比過去還忙哩！」我問他「忙什麼？」他調侃地說：「第一要錢，第二要命」。這真使我大吃一驚，共產黨的幹部怎能如此做。他說，現在國家對鄉鎮是「包稅」了，完不成，工資也發不了，有時借錢上交去完成任務，我們不整天去要錢連自己也難於生存下去；至於「要命」，這是群眾加在我們身上的話，是抓「計劃生育」，天下第一難的工作，過去抓黨支部、抓生產隊長、抓各級婦聯，現在農村是「各顧各」了，只有一家一戶去做工作，一聽說誰家懷了第二胎，得趕緊上門，頂牛、扯皮，我們頭上有一把尚方寶劍——「一票否決」制，難免急躁、粗暴。

一位省級幹部退下來后回鄉省親。房族的老人給他講心裡話：「部長啊！過去你們革命是為窮人翻身打天下，今天窮人還是窮人啊。你到縣裡大牢里去看一看，關的是些什麼人，都是交不起錢的困難戶！」

1998年，親歷了這一改革過程的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含著熱淚給朱鎔基總理寫了一封信，後來成了一本書——《我向總理說實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三句話真是石破天驚，揭開了「大包干」后農村的「一片大好形勢」的幕後。儘管李昌平為此丟了烏紗，流落他鄉，但「三農」問題，卻一下成為政壇上的熱門話題，最終被列為黨在農村工作的重中之重。

進入新世紀，讓研究農村工作的權威學者們大惑不解的一件事發生了，作為中國農村改革序幕的「大包干」的小崗村，竟三次派出代表團訪問正在「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南街村，南街村也是農村改革的產物，不過，它強調的不是「分」，而是「統」。因為中央文件中有這樣一句話「宜統則統，宜分則分」。他們借這句話，竟搞起了「集體經濟」，而且，很快把分田到戶單幹的「大包干」村，全甩到後邊去了。華西、半壁店、劉庄、七里營、周庄、大寨、洪林、官橋八組、韓村河……據說全國有七千多這樣實行集體經濟的村莊，他們都富了，而且富得讓全世界都用羨慕的眼光來參觀、報道，光南街村每年要接待30萬遊客。

小崗村人這種「大逆不道」，引起主流精英的一片噓聲，但新華社卻如實地進行了報道：《每日電訊報》通欄發了這樣一條消息，五行字的標題是：《小崗村，土地又合起來發展集體經濟》。消息的導語寫道：

「率先打破人民公社『大鍋飯』開啟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歷史性變革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正在醞釀一場新的革命——重新把土地集中起來，發展集體經濟。」

小崗村人「新的革命」並不像第一次按血手印那樣受到領導人的支持和認可，而是遭到主流精英經濟學家們的齊聲「譴責」。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研究員黨國英先生在南方某大報發表文章稱：「著名的小崗村人訪問更為著名的南街村時，表示將結束土地承包經營制度，重新走回原來的集體經營制度，在我看來，小崗村的領導人有些迷糊」。

隨即，由省里派到小崗村的黨委書記立即表態：去南街村只是想學他們的團結進取精神。

小崗村人採用了厲以寧先生的「股田制」，「公司+家戶」制，請上海的公司來辦養豬廠，沒辦成，又請了好幾家「公司」來加農戶，也半途而廢，最後還是張家港市的長江村集體送給他們80畝葡萄園，各戶去栽培，發展到了400多畝，豐收了又賣不出去，小崗人又只好各奔前程，甚至有家媳婦，仍然像當地民歌「鳳陽花鼓」中所唱的「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走四方」。

「三農」問題雖然列為黨的工作的重中之重，迄今七、八年了，還沒摸出一條解決之路。在此期間，世界頂級經濟學家林毅夫發出了一個好主義，搞「新農村建設運動」。黨內最老資格的農村工作專家杜潤先生贊成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央一連發了五個「一號文件」。（推廣小崗村的「大包干」也是發了五個中央一號文件），但效果卻不像當年「大包干」一樣，得到普遍推行，從報紙上看，也沒有辦出一個成功的典範。

這次精英論壇上，倒想出了一個好主意：土地私有化，把土地產權交給農民。吳敬璉先生講道：「研究發展中國家的人都知道一個公認的道理，就是發展中國家並不是財富特別不夠，他們貧窮的關鍵是因為產權不明確，資產無法變成流動的資產，就拿一個涉及中國將近一半人口的土地產權這個問題來說……有人主張把土地產權還給農民，比如我的提法是，把「田間權」（永久的使用權），也就是經濟學上說的級差地租相聯繫的產權還給農民。」「這個問題不解決，許多像種田大戶的加速形成，進城務工經商農民的生產資金和生活資金等問題都很難解決」。

厲以寧老院長除了贊同土地使用權可以合理流轉外，還提到農民的宅基地：「把宅基和宅基地上的房子交給政府，換成城市的一套商品房（面積相當的一套住宅），加上城市的戶口，再加上城市的低保。換了以後，他們就可以進城了」。（厲先生這個主意實在是高，真有才，農民該高喊厲股份萬歲了）國防大學的辛子陵研究員更高、更有才，他說，把土地交給農民，每畝賣一百萬元，一家人幾畝土地，就是幾百萬元，農民不是一下就富了嗎？（異想天開！）

讓我們從幻想的「天方夜譚」神話里回到現實生活中來看一看吧：

在農村，土地流轉早就在悄悄激烈地進行，從來就沒有「三十年不變」過。據粗略統計，到今天，已有八千萬農民失去了土地。他們非農非工，像幽靈般徘徊在城鄉之間。他們中有多少人在「創業」？他們過著比一般農民工更悲慘的生活。他們沒有土地作後盾，就失去了與資本家討價還價的籌碼，就失去了找不到工作時的最後保障，成為任人宰割的羔羊。
無數的暴力群體事件，都是農民為維護土地權益的鬥爭。在對農民土地的搶奪中，已經出現了大地主，已經出現了地產大鍔。連國際財團也在覬覦中國農民的土地，厲以寧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我們有世界最大的金礦》。如果資本想掠奪這片土地，唯一的辦法是「土地私有化」。

美國學者埃里克森在網站上發了一篇文章：《耕者無其田：中國農村私有化的必然結果》。揭露了國際壟斷資本在全球和中國大力推動土地私有化的真象：他們託辭是「耕者有其田」，而其真實本質是為資本奪取中國土地大開方便之門。他特別揭露了「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在全世界推行農村土地私有化的目的，是保護世界精英階層的利益。這個研究所「在中國青睞具有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政策制定者」。

我們可敬的權威經濟學家們，你們完全知道國際資本推動「中國土地私有化」的目的，你們完全知道資本早期的「圈地」運動是怎麼回事，你們完全知道中國大地產商和大地主是怎麼形成的，但你們還是用「海市蜃樓」來忽悠中國農民，難怪長期研究中國農村政策的李昌平先生髮出一聲怒吼：「厲以寧先生應該到農村接受再教育！」我支持這種「血性」的呼喊。

國企該死么

國企改制是受農村「大包干」的啟示，把「包」字請進城來而開始的。那時到處歡呼：「一包就靈」。在工礦企業，層層發包一直到生產小組，和農村一樣，一時「激勵」起了職工們的個人積極性，推行了二、三年之後，不對頭了，農民的個人積極性是把集體資產掏空，職工的個人積極性是把國家資產掏空。北京首鋼是最早引進「包」字進行管理的，結果是最先從國企挖出了幾條著名的大蛀蟲。

接著是「放權」和「雙軌制」來刺激企業的積極性，結果是催生了第一批權貴資本和尋租權力而獲得暴利的資本家的誕生。國企，開始了在改革開放中的艱難跋涉。市場經濟的興起，使按計劃經濟運行的國企，難於生存。於是，對國企改革的「攻堅戰」打響了。為什麼叫「攻堅」？國企垮下來，會造成許多社會災難，大批工人的失業（起了一個新名詞——「下崗」）大批老工人及其家屬陷入貧困（又起了一個新名詞「弱勢群體」）。怎麼辦？破產、破產、破產，賣、賣、賣。一批耀眼的經濟學新星在中國大地升起，曹思源（曹大膽、曹破產），吳敬璉（吳市場）、厲以寧（厲股份）……接下來是一批政府官員，參予詛咒國企。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后因貪污、重婚等罪入獄）是皎皎者，他作為政府部級要員，提出「國退民進」的口號，退到什麼地步？退出市場競爭性領域。在這次論壇上，提得更「精確」：「國有資產都應從經營性領域裡退下來」。這就是說，國有資產不得從事經營性活動。好傢夥，資本主義將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一統天下。這就是「國企改革」么！

張維迎先生是這樣來闡述這場「大變化」的：

「在我看來，對外開放更重要的意義或許是引入競爭機制，推動國內體制的改革。在封閉的經濟中，沒有比較，沒有競爭，低效率的體制可以長期存在。……事實上，正是國有企業與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相比的低效率、推動了國有企業的轉制和在競爭性領域的逐步退出」。

國有企業的低效率、高成本、產權不明晰，一直是主流經濟學家們據以消滅國企的「天經地義」。果真為此嗎？

我曾經和老革命家李爾重同志探討過這一問題，他曾經長期領導過武漢市的經濟工作。他思索了一會嚴肅地回答我：「你站在武漢的長江大橋上，極目武漢的幾座跨江大橋。一橋是計劃經濟年代的產物，半個多世紀，僅近年來橋面維修過一次；二橋、三橋是市場化的產物，從一建成，就開始修修補補，二橋做了不到三年，就大修；白沙洲大橋不能走載重汽車，一走路面就整體滑動。從可比成本來看，現在要多花一倍的錢，還要賠進去幾個市、處級幹部坐班房」。

武漢肉類聯合加工廠，曾經是武漢人的驕傲，武漢人每家每戶餐桌上都有「肉聯」的豬、牛、羊肉，火腿腸、香腸，從沒有出現過病豬、死豬、撬豬、母豬等恐慌，「放心肉」工程是市場化的產物。

他的效率怎樣呢？我只舉出一項：「肉聯」建成后，第一個生產目標是「白肉無成本」。豬身上的毛，叫豬鬃，國際上供不應求；豬腦中的下垂體，貴重藥物原料，洗下的胃液……製藥原料，聯合體辦了一個相當規模的製藥廠，豬的腸子，製成了腸衣，豬的蹄殼，製成了明膠片……連豬糞也製成顆粒肥料和沼氣。職工們開玩笑地說：「除了豬的聲音我們都用上了」。這樣一來，賣的白肉就是凈賺的了。當時的肉聯，一片生機蓬勃，「肉聯」的足球隊，「肉聯」的樂團總是爭霸江城。

官員貪腐為一虎,奸商摻假造假為二虎.這是兩隻吃中國人肉喝人血的真老虎,
也是中國患的兩種癌症!不動大手術,構建國強民富的和諧社會就是一句空話!
貪官和姦商的勾結是全國各族人民和政府的共同敵人! 堅決把他們繩之以法!
漢奸賣國賊與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的勾結是全球華人的死敵! 為了向西方
主子乞討的更多獎賞,他們對中國發生無論多麼好的事情,也總是大罵不止,甚
至比他們的西方主子罵得還兇狠.他們是徹底的賣國賊.賣國有罪!罪該萬死!
恐怖主義和分離主義是罪惡的根源! 罪大當誅! 殺無赦!!!

今日「肉聯」已是一片萋萋荒草了，它的確是敗於市場經濟，但決不是它的低效率、高成本、沒有競爭力。首先是人民公社的解體，鄉鎮各級食品公司、所的消失，斬斷了它的供應鏈，二是外貿進出口公司和地方商業部門的改制，掐斷了它的出口銷售鏈。它能活嗎？

為了證明這種情況並不是 「個案」，我再舉出一個在武漢市有代表性大企業的例子——「武漢重型機床廠」（簡稱「武重」）。

「武重」在武漢赫然有名，僅次於「武鋼」。建成時是「亞洲第一」。產品不僅武裝了我國的機械業，還佔據了亞非市場，甚至賣到一些發達國家。但在改革大潮中，它蕭條了。世紀初，武重的工人就打起「我們要活命」的旗幟靜坐街頭。恰巧我遇到一位在武重擔任經濟師的朋友。

我問他：「你們武重的工人為何捧著金飯碗要飯啊？」

他苦笑著說：「沒活干啊」！

我說：「人家說你們沒有競爭力，該熄火！」

他爭辯說：「誰說的，我們還有一個車間，做尖端國防產品」。

我說：「那為什麼沒活干呢？」

他說：「一汽建設買我們的設備，二汽也是這樣。現在你看沌口開發區幾大一片新工廠，設備該我們做幾年的了。人家是外國投資，設備、技術、甚至零部件，都是進口，廠子還沒建成人家的機床設備就銷售過來了，人家的廠子活了，我們就只有乾瞪眼」。

還有一種國企行業是死於「腸梗阻」，比如農機製造業。由於集體經濟的解體，小農生產用不著農業機械了，湖北拖拉機廠的「神牛」，武漢柴油機廠的「6-8」動力機，武拖的「手扶」……洛陽拖拉機廠的「東方紅」……當時是三班倒地生產還滿足不了市場供應。如今，這些廠區也是一片凄涼了。

在這次論壇上，他們對國企的衰落和死亡，簡直是一片歡呼雀躍，認為是「產權明晰」論的勝利，是「冰棍消融」理論的勝利，是人類永恆「普世價值」法則的勝利。

但在歡欣鼓舞的同時，他們又普遍地感到憂心忡忡。張維迎先生講道：

「在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30年之久的今天，社會上出現了一些輿論，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卻與這些轉變背道而馳：人們對價格機制的信賴不是在繼續提高，而是在下降，各種形式的價格干預在民意的支持下紛紛出台；政府對社會資源的掌控不是在減少，而是在增加；企業的經營環境與創業條件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惡化；企業用工越來越不自由，新式『鐵飯碗』重新成為社會就業的導向；地方政府的制度創新不是受到鼓勵，而是受到指責；媒體和輿論把大多數經濟問題的根源都歸咎於他們；對外開放政策受到質疑，民粹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言論越來越有市場，有些政府部門也在收緊本已開放的大門……這些跡象表明，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前景不容樂觀，改革任重道遠！」

張先生這裡一大段論述，所指的是什麼我們將要在下面分析。這裡只談他們所憂慮的「國進民退」問題。

近年來，「國進」、「國強」確實是一個可喜的現實，但「民退」卻不是他們所說的「政策在變」，而是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請問「長三角」「珠三角」的蕭條是關閉改革開放之路帶來的么！這完全是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中小企業的危機是改革開放的政策改變的結果么！不，這恰是「叢林法則」的結果。

國企在經歷了市場化的陣痛之後，憑著國企的優勢，在市場的搏弈中復甦，發展起來，壯大起來。東北重工業地區開始擺脫了困境，邁步向前了，比如哈爾濱的量刃具工業；武漢的「武字頭」企業，在2001年武漢市發了一份紅頭文件中，要求到2003年底全部改制完畢，但「武字頭」的國企現在卻重振雄風，前不久，「武重」「武鍋」（鍋爐廠）、長江動力集團（原基礎是武漢汽輪發電機廠）組合成「武漢重工」集團。生產重型大型的成套設備，首先要爭回「亞洲第一」。「武鋼」呢，近年來可說是高歌猛進了。整合了「冶鋼」（大冶），「鄂鋼」（鄂州），早年還整合了「漢軋」（漢陽軋鋼廠）和「武薄」（武漢冷軋薄板廠），又進軍「柳鋼」（柳州），前不久，與廣西鋼鐵公司簽定協議，共同在邊陲防城建立大型鋼鐵基地。

在這次論壇上，經濟學家們對國企的強大，大肆污衊和指責，張維迎先生「證明」國企是兩極分化的來源，凡是國企集中的地區基尼係數就高。「我的一個簡單判斷是，國有部門可以說是中國的最大『尋租場』，甚至可以說是『耗租場』，因為它壟斷了大部分資源，但只創造很少的價值。國有企業是『全員尋租』，尋租者不僅包括政府部門和相關企業的『頭頭腦腦』，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壟斷租金。國有企業靠壟斷賺的「利潤」不上繳財政，虧損了就由政府財政補貼。政府補貼國有企業實際上是用多數納稅人的錢『賄賂』一小部分人，也是一種腐敗，類似選舉中的『賄選』。」

在這次論壇上張維迎等人對國企的攻擊、誣衊已近瘋狂，連國企的員工也成了尋租者了。他們完全忘記：把國企和政府分開，成為獨立經濟法人，是改革家提出來的；拉開距離，實行激勵機制也是改革家提出來的；不再上交利潤，利改稅也是改革家提出來的。你們說，只有這樣才能搞活國企；而一旦國企活起來了，還活得強大了，你們又要把它打翻在地，為什麼這麼多賺錢的事，不讓資本家來賺啊！國企賺的錢，都由「頭頭腦腦」們分了。有這樣的事，但只是個別人乾的壞事。國企賺的錢，讓國企做大、做強了，你們卻要「反壟斷」，甚至要國企趕緊從競爭領域裡退出來。

中國存在最大、最可怕的「壟斷」應是跨國集團，他們正在控制著中國一個又一個的行業龍頭企業，國企的做大做強，就有力地應對這種危險，跨國集團把中國國企的強大，驚呼著是「來自中國的威協」。你們對跨國集團的「壟斷」，讚揚備至，從來沒聽你們說一句要中國人提高警惕的話，卻對中國打破外來的壟斷，就橫加指責。在這次「論壇」上你們一再指斥「中石油」等的「壟斷」，並對它進入世界百強憤憤不平。但你們為什麼不睜眼看看，如果不是中石油，在油價由國際石油巨頭們操縱下劇烈地波動時，中國的石油市場能如此平穩嗎？你們究竟在幫誰講話啊！

前幾天（2008年9月13日）武漢鋼鐵公司舉行了五十周年的大慶，省、市主要領導人參加慶祝會，中央領導人也來電來信祝賀。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羅清泉在講話中讚揚武鋼，是中國「鋼鐵的脊樑」，50年來，實現利稅1014億元，其中上繳國家692.92億元，是國家對武鋼總投資的10.86倍。他表示「湖北省與武鋼共生共榮、息息相關」。「我們將繼續努力為武鋼的改革發展創造良好條件，並積極圍繞武鋼抓配套、圍繞武鋼來發展」。

論壇諸公，你們聽到政府領導人的講話，湖北武漢人對武鋼的歡慶，以及武鋼發展的現實，你們該作何感想。揚子江邊的工人在掌你們在北京高等學府里胡說八道精英們的嘴吧了！




當北京主流精英學者們在最高「學術殿堂」里攻擊國企時，武漢人民、武鋼職工卻歡慶武鋼的高歌猛進。

政府應當是「守夜人」！？

張維迎院長在這本書的《序言》里寫道：「不同的體制下，決策的主體不同。計劃經濟下的決策主體是政府官員，市場經濟下的決策主體是企業家。企業家隊伍的興起，經濟決策的主體由政府官員向企業家的轉變，是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重大變化之一」。

政府決策和企業家決策有什麼不同呢？張先生說道：「企業家作決策的時候，要預測未來，以價格為信號，以利潤為目標……所以他的決策指向在大多數情況下與創造社會財富的要求是一致的。……而政府官員不同，他們在決策的時候，考慮的主要是『政治賬』和所謂『社會賬』，而不是經濟賬。不考慮市場需求，不計成本，不關心利潤，即使決策失識，項目虧損，也不影響他們的職位升遷，所以大量的政府投資變成了無效投資，浪費投資」。

張維迎先生講的企業家的投資目的是追求利潤，而且是利潤最大化，這不錯；但講到政府官員的決策時，卻沒有一句是真話，而且全是胡說八道。如果「大量的政府投資變成了無效投資，浪費性投資」，今天還會有國營企業嗎！中國社會早就應該崩潰了。說政府官員要算「所謂『社會賬』」這確是與企業家的一大不同之處，不是「所謂」，而是認真的算「社會賬」，這裡的「社會」，應指「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在這一點上，政府和企業家有根本的區別，這也就是你們要削減政府權力，而政府不會把這個權力讓給你們的焦點所在。

兩年前，廣州市領導人對房地產開發作了一次講話，要房地產商搞「安居工程」，不要光蓋豪華別墅；有的地方還出台了政策，規定了「小套房」和「經濟房」的比例。房地產大鍔任志強先生立即作出了強烈的回應：「房地產開發不是為了『扶貧』，要知道蓋房子的目的是為了創造財富」。這就把話說絕了。我們看到，今天中國社會，為什麼一方面是「天下寒士「望房興嘆，一方面溫州炒房團到了哪裡，那裡的房價就陡然飆升。我們在豪宅林立之區，看到一幅奇特景象：空炒的房子，比入住的分子多得多。政府不得不干預「房市」，這就是「經濟房」計劃的出台背景。

在這次精英論壇上，幾乎所有與會學者都提出政治體制的改革，幾乎完全一致地要求剝奪政府管理經濟的權力，要求政府從經營性經濟領域完全退出，他們對政府仍然掌握著國有企業、土地和礦產資源，掌握著大量的審批權力，很是痛恨。因此，他們認為下一步改革的對象是「領導改革者」的政府本身，而「政府改革最核心的一點就是大幅度削減政府管理經濟的權力，還民眾以創業自由」。

「民眾創業自由」現在可說是普遍了，一元錢也可以註冊創業了。問題是政府要不要管，我這裡舉湖北的兩個例子：
一個是著名世界的神農架，我們祖先保留下來的一大片原始森林。改革開放后，大量的砍伐樹木，人們形容說：路通到哪裡，原始森林就消失到哪裡。濫采亂捕，一些珍稀動植物資源破壞了。我曾經參加過一次專家的研討會，一位林學家說：「這片土地怎麼保護啊！依我看，封閉起來。研究氣候、研究生物、研究水利、研究地質……簡直是大自然的知識寶庫。氣象學家把這裡看成是調節氣候的樞紐帶；水利學家說它是一座宏偉的天然水庫；生態學家把它看成是華中的「綠肺」；建材商說它是高檔木材基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建材商可以佔有它，因為他可以掏錢把它買走。為了子孫萬代，要求上級授權林區政府：「首要的職責是保護」。

第二個例子是鄂西北磷礦的開發，這裡是全國三大磷礦之一，磷，是世界上稀缺的礦種，又是國防、農業、日用化工的必需原料。工業強國都在爭奪磷礦資源。因此磷礦一開發，就引來了「八方諸候會荊楚」，大大小小的礦井，漫山遍野地開挖，黃磷廠山山紮營。一時間，這裡的黃煙敞日，清溪泛黃，滿目瘡痍。采一噸富礦、拋九噸貧礦；煉一噸黃磷，耗15000千瓦的電，賣給外商萬元一噸，能源成本就耗了60-70%，外商買去加工成磷精細化工產品，價格就翻了五、六倍賣給我們。污染，能耗也都留給了我們。但在這裡一下子就產生了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和億萬富翁，連基層政權的幹部也加入了「暴富」行列。省地礦局專家估計，用不到十年，「寶地」就撤底消失了。

怎麼辦？省委、省政府組織了大規模整頓，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作出批示：

「寧可不採，不可亂采；寧可不挖，不可亂挖；寧可少一些稅收，少一些工業增長，礦區生活水平的提高寧可慢一點，也不能吃子孫飯，求得眼前發展」。

一些被請出場的投資者憤然地說：「這簡直是計劃經濟啊，過去賺錢是『不找市長找市場』，現在連省長也管起來了。負責整合的省經委主任陳旭東回答說：「作為湖北極少數的優勢資源，磷礦產業整合要堅持政府主導，而且是省政府主導。行政手段要和經濟手段結合運用。只有這樣，才能解決採礦企業和加工企業『兩張皮』的問題，從根本上遏制采富棄貧，亂采濫挖，扶持優勢企業做大做強」。

兩年後，礦區形成了可持續發展的格局，幾家磷精細化工企業強大起來。

要政府完全退出經營性經濟領域，行嗎？

我們不知道這些大經濟學家們是否潛心研究過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在這次論壇上他們講的多是「洋話」，他們用新自由主義的眼光來評判中國。他們指控中國政府仍掌控著大量的國家資源和土地資源，掌控著大量「審批」的權力，逼著「創業者」去向權力尋租，這就導致了腐敗。厲以寧先生還狠狠地加上一句：「絕對權力，導致了絕對腐敗」。（這裡，我附帶向厲以寧老先生進一言：如果你沒有在中國政府里具有影響的資格權力，人家會付給你獨立董事之類的薪酬么？）
陳良宇案告訴我們什麼呢？不是權力的擴大需要尋租資本，造就了腐敗；而是資本的擴大需要尋租權力，導致了腐敗。你們要政府把權力交給市場、交給企業家（資本家），那你們連「尋租」的資本也可以全免了。上海的社保基金進入市場，由你們去享用；上海的土地，由你們去自由買賣，天價豪宅蓋起來。這種「自由」催生了多少個億萬富翁！老百姓怎辦？去找「市長」論理，市長說：「不找市長找市場，我只是守夜人而已也。」這還是「人民政府」嗎？我不是危言聳聽，還真有一位在任省長，到處就喊這樣的口號：「產業第一，企業家是老大，政府是保姆」。人民呢？算老幾！

「理性思考」為何遭到「大眾暴政」

張維迎先生在這本書的末篇，推出了《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的文章。作為這次論壇精英們對「大眾」反思改革30年的反批判。他們把自己的論點，叫做「理性的思考」，把對他們的批判，叫做「血性」的「大眾暴政」。

文章一開頭，他就對大眾對改革30年的反思定性：「在目前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爭論中，情緒發泄多於理性思考，直覺判斷壓過邏輯分析。對一個民族來說，大眾情緒是一種血性，有它的價值，但僅有情緒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學會理性思考，因為僅靠情緒發泄不能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

張先生把他的「理性思考」概括為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必須盡量超脫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
二、不能把現實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標作為反對一項政策的理由；
三、不能把直覺代替邏輯分析；
四、實施一項變革改革時，必須本著向前看的精神。

張先生把「理性思考」歸結為四大類，從邏輯學來看，簡直有些不倫不類，但一讀到張先生的闡述，就明白了他的「腹內機謀」。

張先生的「理性思考」第一條是超脫，怎樣超脫呢？「不能農民只想農民的利益，工人只想工人的利益，窮人只想窮人的利益，富人只想富人的利益」。世界上有沒有一種「超人」，代表著各種人的利益呢？我看是不會有的。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的黨，那麼多的派呢？原來張先生的「超脫」是為了保護少數精英的利益，他說得十分明白：「如果只從自身的利益來評判是非……民主政治也會演變為多數人的暴政」。真不假，窮人總是多數，富人總是少數，在改革中出現了兩極分化，百分之十的人，佔有百分之八十的財富，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對，還不就形成了「反理性」的「大眾暴政」么！

張先生的「理性思考」第二條是，不能把現實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標，作為反對一項政策的理由。張先生指的不可行的「理想目標」是什麼？「一項政策」是什麼。他只假設了一種虛幻狀況來論證：假定這個社會由兩個居民組成，A種狀況各得100元，B種狀況甲得120元，乙得180元，C種狀況是各得150元。A種狀況雙方都沒有增長，B種狀況都有增長，但有差異，C種狀況不可行，B就是最好的選擇。張先生何必小心翼翼，你大可以把話挑明；第一種狀況是平均主義，大家都窮，第二種狀況，是激勵制度形成差異，但改革使普遍受益；第三種是共同富裕，不可行。張先生，既然是「理性思考」，為什麼又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呢？平安保險的老總說他月薪6000萬元是「物有所值」，國資委的主任說拿4600萬元激勵國企高管，換來了利潤1500億元，比你「坦然」得多。當然，他們也遇到了「血性」和「大眾暴政」。但他們都不敢說自己是「理性思考」，是「超階級的」。因為他們和你畢竟不一樣，頭上有代表無產階級的花環。

張先生「理性思考」的第三條是不能用直覺判斷代替邏輯推理。這是哲學上的認識論，不是張先生的創造，但張先生借這個正確的哲學命題，卻把文章做歪了，他想推銷的是國家不能對市場價格進行干預。他舉了一個例子：「如果用行政辦法把藥品的價格壓低，國產葯在市場上就消失了，患者不得不付更高的價格使用進口葯」。這是「理性思考」么，其實高葯價的來源，是醫療的市場化，越是高價葯，醫院的回扣越高，哪種葯定了價，這種葯就撤下來了，換了一種改頭換面的同類高價葯。國家不整頓，行嗎？當然，限價只是治標，不能治本，但你張先生說高葯價合理，應「理性」看待。你睜開眼來看一看，動腦子想一想，再去「邏輯推理」不是更好一些么！這也難怪啊，你的「理性思維」本來是要推出「自由市場經濟」的「合乎邏輯」。這和你前不久推出的，「為了窮人上得起學，需要高學費」的「邏輯」思維是一樣的荒唐。

張先生「理性思考」的第四點是：「實施一項政策時，必須本著向前看的精神」。這個命題就值得商討了，但張先生的行文，卻更值得商討。張先生舉了兩個「向前看」的例子：

一個是講中日關係的。他說：「如果是記恨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不考慮什麼是對中國未來最好的選擇，我們就不應該與日本發展經濟貿易關係，就應該抵制日貨，但這樣做只能是雙輸，對中國沒有任何好處。」張先生故意把日本人民和日本軍國主義者混在一起，把國與國之間的經貿往來與政治混在一起，這樣把水一攪渾，就可以反誣中國人民對日本右翼軍國主義思潮的批判，是狹隘民族主義的。我們對日本人民從來是友好的，儘管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帶來巨大的浩劫，新中國成立后，完全免除了戰爭賠款，發展兩國人民的睦鄰友好關係。兩國邦交的惡化，首先是日本政府領導人的反華、辱華言論，幾任首相、朝拜供有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事件、擄虐中國勞工事件拒不承認，甚至蘆溝橋事件也不承認是「侵略」而只是「進入」中國。是日本右翼一再美化軍國主義，你張維迎先生是大學問家，不知道嗎？你批評中國人不會「向前看」，看什麼呢？看「大東亞共榮圈」的再現。

第二個「向前看」的例子是「對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違法』行為，只能以通過特殊的措施了斷，才能把整個社會從『違法陷阱』中拯救出來」。這個例子講得實在迷糊，你就乾脆直說吧：「不要再去追究民營企業家的原罪。」「不然整個社會就陷入『違法陷阱』。」為什麼不好意思說，你自己大概也有點難以為情，只好「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了。「原罪」如何處理，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完全不追究，恐怕不合你們一再高唱的「法治」精神，說一追究就會讓整個社會落入「違法陷阱」，太危言聳聽的了，「整個社會」都「違法」了，而且是「陷阱」，誰設的「陷阱」，共產黨設的，還是政府設的？「原罪」如何叫「罪」，因為他做的事違法，法是「法網」不是「陷阱」，你張先生用這個詞太陰險了：「原罪」是遭人「陷害」造成的。周正毅是這樣的嗎？顧雛軍是這樣的嗎？張榮坤是這樣的嗎？他們都可以納入「原罪」啊！
張先生的「理性思考」「向前看」，原來如此啊！「真有才」。

還有更奇妙的哩，張先生可以在「理性思考」的魔方里，把「悖論」變成「正論」。他在這篇文章中講了五點「悖論」的「困惑」和「破解」。我們只講其中之一，看張先生的戲法是怎樣變的。

「第二個困惑是國有經濟規模與收入差距的關係，因為國有企業更接近於按平均勞動生產率支付工資，所以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相對較小。……一個自然的推論是，國有部門占經濟總量比例大的地區，收入差距應該比較小。但我們看到的數字跟我們得出的結論恰巧相反。下圖中，橫坐標代表一個省所有的就業人員當中國有部門的比例，縱坐標代表基尼係數。我們發現，平均而言，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地區，收入差距越大。」







這真是一個讓人「困惑」的「悖論」啊！張先生是大經濟學家，他應該思索一下「悖論」是怎樣形成的，原來，這張表是2003年的情況，這是一份私人調查的資料，我們姑且承認它有參考價值，2003年，是國有企業改制的高峰，像遼寧、黑龍江等國營大工業集中的東北地區，是國企改制的重災區。工人連吃飯都十分困難了，而改制后的老總們，拿比工人高几十倍的工資。你張先生就以此來說明「國企越集中的地區，收入差距越大」。這時的「國企」還存在多少？改制后殘存的「國企」，也是面目全非。張先生，你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為什麼在研究這個「悖論」時，卻裝糊塗呢？你們指導著對國企的一場大掠奪，「空手套白狼」，一下子賺成千上億，而工人卻急劇地貧困化，絕對的貧困化。在賺得缽滿罐滿的時侯，反轉來把污水潑向被掠奪者的身上。你們把收入差距擴大的罪名加到國企身上，有良心嗎？你不是騙自己，而是騙社會，騙人民。

這種「理性思考」，理所當然地遭到「大眾暴政」的攻擊。近兩年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高尚全的「新西山會議」算一次吧，《炎黃春秋》的「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算一次吧，2008年元旦，《南方報業》掀起的「普世價值」算一次吧……。特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志在《強國論壇》上與網民對話后，使大眾更受鼓舞。看來，這種「血性」的「大眾暴政」還得一陣比一陣更猛烈地刮下去。

讀完《中國改革30年——十位經濟學家的思考》，掩卷沉思，滔滔不絕的演說，洋洋大觀的闊論，不外一句話：「資本主義必然消滅社會主義」。陳志武先生說得很坦率：「為什麼『改革開放』是『華盛頓共識』的結果……市場經濟以及與其相配的法治、人權、民主、憲政，這些是人的本性所決定的，也是跟人種、膚色、宗教無關的東西。不是偶然，是必然」。因此，他講「中國改革160年」，1840年英國用炮艦轟開了虎門，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新世紀。「過去英國人用海軍，今天美國人用規則來推銷華盛頓共識」（僅僅是「規則」么？巡航導彈不是比英國炮艦更兇猛么！）

的確，從1840年以來，是一個時代，這個時代現在還未結束。中國人怎樣看待這個時代？漢奸，洋奴們又怎樣看待這個時代？有史可鑒。可以肯定，這本書上的大多主流精英們不是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上說話的。因此，我把這個「讀後感」用了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

你從哪裡來？朋友！



2008年9月16日於武漢東湖

原帖由 houton2008 於 2008-9-28 07:08 發表 [你從那裡來－－－對《中國改革30年思考》的思考[轉貼] - 時事述評 -  backchina.com]  
你從那裡來－－－對《中國改革30年思考》的思考[轉貼]
近來，也有一些精英學者提出這個觀點。不久前，有14位學者聯名建議人大設改革開放紀日，並在北京鑄立改革開放紀念碑。在《建議》中寫道：「從1840年開始，中國又開始了從絕對專制主義向現代人類文明轉型，中國國門時開時閉，中國人民的命運時浮時沉……」「開」是什麼？「閉」是什麼？「浮」是什麼？「沉 」是什麼？很顯然，抵抗入侵者就是「閉」，妥協投降就是「開」；革命就是「沉」，賣國就是「浮」。我國近代史上的一些英雄人物林則徐、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都成了反動派；李鴻章、袁世凱、汪精衛……倒成了英雄。

說到了實質。

請把那十四個人的姓名公布出來，讓大家監督他們。看看他們是不是也喲來源不明的收入，或者是由大量忽悠大眾的收入。

精英們是煮熟的鴨子嘴還是硬的。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拚命在那裡狡辯。

當今的政府領導很多都是坐在辦公室里聽精英們出主意，並不搞自己的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