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殿軍：竹林七賢與中國知識分子

提起竹林七賢，頗能讓人聯想到玄音妙律，水墨丹青的中國文人生活圖景。但揭開這層面紗，回想七賢的故事，卻可見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一抹側影。



　　竹林中人相聚百家岩，終日在竹林中飲酒清談，全是些高山流水，玄虛的論道。其中有的是不得仕途，有的是厭世疾俗，各種心態不盡相同。他們的代表嵇康是個清高孤傲之士，也最有才華，最耿直，當然命運也最悲慘。



　　極富浪漫色彩的「竹林七賢」華麗的表皮下卻讓人直接感受到文人間酸腐相嫉的醜態。山濤明知才學在己之上的嵇康不願為官，卻要舉薦他做自己的下位官職，最終導致嵇康受鍾會構陷，年僅40歲就被司馬昭殺害，使得那曲《廣陵散》成了千古絕唱。同是文人的鐘會只因數訪嵇康而受到冷遇，便狠狠地留下一句「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從此伏下因妒而起的殺心。



　　七賢中比較老成的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濟世之志，當他看到曹爽與司馬懿明爭暗鬥的險惡政局，在政見上本是傾向於曹魏的阮籍，卻採取了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態度。終日或登山臨水，或酣醉不醒。迫於司馬政權的淫威，阮籍甚至還接受過司馬氏授予的官職，先後做過散騎常侍、步兵校尉等官位。在司馬昭欲為其子求婚於阮籍之女時，阮籍的對策是，狂飲大醉60日，使司馬昭沒有開口的機會，只得作罷，此足以見阮籍的處世態度。



　　有意思的是，山濤一生為官清廉，活了七十多歲，可謂壽終正寢；阮籍韌而不剛，最後亦得終其天年。從某種角度說，山濤、阮籍的一生似乎更有意義。同樣在七賢中才學較淺的阮咸、王戎，都十分技巧，積極入仕，為官一生，也做了一些事情。其他幾個只要是剛正不阿，清高自潔的，都沒得好死。



　　以上種種，使得慣用好人壞人來劃界線的現代文化習慣，不知道如何評價是好，折中的結論是———即不肯定，也不否定！但如此折中下去，知識分子該何去何從呢？



　　這裡有個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病灶———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責任缺乏擔當。頗具竹林性格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特點，其實就是一個逃避。表面上看是清高不俗，其實就是不願承擔社會責任。



　　他們要麼遁入山林，縱酒放歌，隱藏真跡，成為所謂「隱士」，從而逃避現實；要麼進入官場成為官府的鷹犬，捉文弄筆，趨炎附勢，隨波逐流。其實這兩種都是逃避，前者叫「小隱隱於山」，後者叫「大隱隱於朝」。



　　即便是死，都是一種逃避，知識分子憤世嫉俗，不堪迫害，投河的、跳江的、上吊的，俯拾即是。可憐那個南唐後主李煜，原是知識分子和權勢的統一體，一旦做了亡國之君，那副可憐相，實在難受。為君的時候沒有擔當，整日吟詞做賦，聲色犬馬。一但做了亡國奴，老婆被人淫了，也只有飲酒大哭。單看他的《虞美人》、《相見歡》那是何等的華美，但看看這個現實中的李煜，又是何等的可悲。



　　從孔儒一脈相傳下來的中國主流傳統文化，從來就沒有放棄過論證人與自然的妥協與融合。這自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它是《論語》中「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博大與多元，他是「和而不同」的寬容與容忍。



　　但是，「和而不同」首先是「和」，在人類自給能力還十分低下，人們必須不斷向自然拼求的那個時代，「和」從何來？這種文化的早熟必然與現實社會發生激烈的碰撞。碰撞的後果，自然是有「玉碎」的，有「瓦全」的，總之就是不得「玉全」，不逃又能怎樣？歷代文人騷客，因不同的處世態度而形成的截然不同的命運，又何止這「竹林七賢」？



　　中國知識分子自古就被從官、商、工、農、兵中人為地劃分出來，成為一個十分尷尬的階層。他們很被關注，但從來沒有在歷史上作為一種勢力，獨立地發出聲音，發揮作用。他們像是華麗的瓷器———中看不中用。



　　究其原因，就是知識分子所承載的文化是早熟的，與其服務的現實社會齟齬相左，不能同步。關於文化早熟，梁漱溟先生在其著《中國文化要義》之「文化早熟后之中國」有論：「中國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所有中國文化之許多特徵，其實不外一『文化早熟』之總特徵」。



　　梁先生還進一步說：「所謂學術思想與社會經濟有隔絕之鮮相助之益者，例如兩漢經學，魏晉清談，宋明理學，以及後來之考據、詞章，哪一樣不如此？」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經濟的隔絕，直接的後果就是知識分子與現行社會的巨大矛盾和衝突。



　　在眾多的社會變革中，知識分子總是被社會排擠在外，從來沒有作為一種勢力登上歷史舞台。不論他們身居廟堂還是蟄伏民間，只要是被貼上「知識分子」或「文人」的標籤，差不多就是中性的，甚至還有貶義的歸類。



　　極端的說法乾脆就把文人喻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軟體動物。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背負著這個惡名，艱難求存，愣愣然不知所從，倒是像極了他們的祖師孔聖：「累累若喪家之犬」，此即中國知識分子無擔當之濫觴。他們從來就被排斥在體制外，不敢擔當，不能擔當，也無所擔當。



　　幾千年的王權專制社會結束后，首先迎來的是五四文化運動。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戴季陶、章士釗……不勝枚舉的五四知識分子，不論他們是提倡新文化的還是復古的，是尊孔的還是崇洋的。



　　有一點是個突破，他們或為文或為官，或言論或實務，卻都積極地衝上了歷史的舞台。雖然亦有許多齷齪，然而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健康人格卻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但它卻是一現的曇花。



　　斗轉星移，中國傳統文化被帶到了經濟飛速發展，物質財富較為豐富的當代世界。



　　漸漸地，人們面臨的主要問題將不再是貧困與飢餓，而是民族、宗教等所謂「文化問題」。中國文化還將與現實「齟齬相左」下去嗎？



　　歷史是公平的，但歷史也不會總給我們機會，中國知識分子來到了這個時代，除了冷漠、怯懦、自私和貪婪之外，已經沒有什麼理由再逃避了。中國文化的崛起，要靠知識分子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