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狄馬: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領導幹部大講堂·史鑒卷》唐晉主編69.80國家行政學院2008.7

　　1644年農曆三月十九日，北京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團團包圍，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倉皇從內宮出逃，在宦官王承恩的陪同下，弔死於煤山。這標誌著明王朝在中國近三百年的統治正式結束。因這一年為舊曆的「甲申」年，所以每到這一年，人們總會有許多值得回味的感慨。第五個「甲申」年，也就是公元1944年，文人郭沫若寫下了他的著名雄文《甲申三百年祭》，重申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貪賄必然亡國的道理；同時也勸諭新興的工農政黨，切莫驕傲自滿，以免重蹈李自成「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劇。平心而論，《甲申三百年祭》今天看來仍然以其充溢的歷史關懷和對農民起義「同情的理解」，不失為一篇好文章。而在第六個「甲申」輪迴里，隨著歷史潮流的沉浮變換，對李自成的評價也經歷了一個「天上人間」式的飛躍：在尚「左」的年代里，李自成幾乎就是救苦救難的「聖人」；而自20世紀九十年代以降，李自成又重新淪為「賊」「寇」，成為「暴力」的代名詞。其實就李本人的身世和作為而論，他當然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與張角、方臘、白蓮教、青蓮教以及其後的太平天國相比，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其實是最少宗教色彩的。他的起義完全是因饑饉所逼。

　　一

　　李自成出生於陝北米脂縣。在明代，米脂縣屬延安府綏德州。這裡地處苦寒的黃土高原，土地貧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稅收和「加派」是按畝徵收，不考慮實際產出，這對地廣人稀的陝北來說，就顯得極不合理。而最令當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陝北本來地處內陸，居民靠種地為生，基本沒有什麼工商業，但官府的各種「加派」只收銀子，不要糧食，這就等於額外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再加上無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農民大量外逃，而官府為了「完糧」，規定一戶逃則其餘九戶補足，九戶逃則其餘一戶補足，於是，對不想坐著等死的農民來說，剩下的就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禎二年，延安人馬懋才在《備陳大飢疏》里，詳細地記錄了當時乾旱無雨，百姓流離失所，哀鴻遍野的慘狀：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樹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間有獲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於飢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①

　　這個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摺今天讀來仍然使人神搖。三百年前饑民的話直接、痛快，比後世一打學者發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為根據「血酬定律」，既然「飢死」和「為盜」所承擔的「風險係數」是相同的，那麼根據「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當然應當選擇「為盜」，因為「為盜」至少可以吃飽了去死。這個有良知的官員在他的奏疏里繼續寫道：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影。后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矣。②

　　馬懋才用「最可憫者」、「更可異者」來備陳當時白骨縱橫，相率食人的慘狀，而這慘劇的發生地「安塞」，正是早期農民領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時我們也看到，飢荒固然是由乾旱引起的，但只要願意救濟，也不是全無辦法。「相聚為盜」恰好說明有可盜之處，否則「相聚」有什麼用？官府如能「損有餘補不足」，本可以將天災造成的損害降低到最低。但他們做什麼呢？

　　……有司悚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如一戶只有一二人，勢必令此一二人賠一戶之錢糧；一甲只有一二戶，勢必令此一二戶而賠一甲之錢糧。等而上之，一里一縣無不皆然。則現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異地。此處逃之於彼，彼處復逃之於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矣。③

　　即使百姓相率為食，「有司」還在「嚴為催科」！這說明世界上根本沒有純粹的天災，無論水旱蝗害，事實上都和專制政府的黑暗和貪婪分不開。延安府的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起來造反的。尤其是在崇禎十三年九月，李自成的農民軍被官軍打得大敗，當他率眾從巴西魚腹諸山中逃出，進入陝南的時候，身邊的部眾不足數百。可當十一月間，他突然率部進入河南以後，很快聚眾達數十萬。這和當時河南的災荒有關，但災荒不可能年年有到處有，只要措置得當，也不至於遍地柴薪。而當時的朝廷和官府就像後來的獨裁者一樣，一有「人禍」便諉過於天，不但不想法救濟，反而加征三餉（遼餉、剿餉、練餉）不斷，明徵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還有「火耗」，弄得民困財盡，千里榛莽。這時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買平賣」、開倉賑災就大獲中原人心。時人鄭廉在《豫變紀略》里詳細記錄了李自成當時大賑饑民的盛況：「向之朽貫紅粟，賊乃藉之，以出示開倉而賑饑民。遠近饑民荷鋤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你也許可以說這是「收買人心」，是「作秀」，但崇禎和他的官府為什麼不「收買人心」？為什麼不「作」這樣的「秀」？因而，就本質而言，與其把農民軍稱作「農民革命軍」、「義兵」或「賊」、「寇」、「匪」、「盜」，還不如直接把他們稱作「饑民」更接近事實些。「饑民」當然不是驕傲的資本，但也不是天生的恥辱；搶糧（農民軍自己稱「打糧」）肯定不是一種榮耀，但當各種通過誠實勞動糊口的途徑被一一堵死之後，搶糧吃幾乎就是一件無可非議的壯舉，至少不比那些將別人碗里的飯奪走的人更無恥。

　　也就是說「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個個人或某種「主義」，而是效忠自己的腸胃。簡單地講，就是為了請客吃飯。明末的農民起義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即幾乎所有的起義軍首領都有過招安、投降的經歷。桀驁如張獻忠者竟然也在崇禎十一年正式受撫，接受了熊文燦給他的副將頭銜。當一個叫林銘球的巡按御史來到谷城時，張按照官場禮儀，立即向他行跪拜禮。史家在處理這一檔史實時，或者假裝不知道——實在繞不過去，就說這是一種「策略」；或者說這是「農民階級的二重性」。實際上，這恰好說明這些起義的農民領袖，包括李自成在內，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們誰也沒有想過要「取而代之」。這樣，當官軍剿撫並用，答應給他們牛犁耕種，並讓他們的妻小吃飽時，手下將士便人心離散，渴望過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革命（本文指用群體性的暴力活動來顛覆、破壞現存秩序、制度的行為）雖然有多種，但就它的發生動機來看，大致有兩類：一類是在一種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導下，通過有共同理想的隊伍，來達到實現社會正義的目的，一類是在飢餓、困頓、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被迫起來尋找出路的。一類是由良知和頭腦引導的，一類是由肚皮和腸胃引導的；因而，一類可以叫「良知革命」，一類可以叫「肚皮革命」；「良知革命」的背後是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往往能通過一個國家的試驗給整個人類提供一種新的制度模式，「肚皮革命」因為缺乏新的制度想象力，所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個簡單的「改朝換代」，即「屁股變了，龍椅沒變」；前一類像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美國獨立戰爭以及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而後一類則幾乎可以囊括中國歷史上大大小小所有的農民起義，李自成領導的當然也不例外。

　　誠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斷了社會的正常積累，浪費了既有的物質資源，破壞了既定的文化創造秩序，不說別的，單是革命要死人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們認定，改良比革命好，這不需要討論，需要討論的是，李自成怎麼「改」崇禎的「良」？是通過立法？選舉？還是彈劾？罷免？如果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為造反是一種暴力行為，那麼，對李自成來說，剩下的恐怕就只有一條路，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條路的話。

　　實際上，朝廷和官府正是這麼看待這些起義軍的。兵部尚書楊嗣昌為了捉拿張獻忠，曾張榜通衢，上附一首他自作的《西江月》，劈頭兩句就是「不作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不說他殘酷鎮壓農民軍，單憑這兩句，我覺得他最後自縊身死，就是死得其所。張獻忠固然不是善類，但楊嗣昌說的就更不是人話。一個兵部尚書，朝廷重臣，歷來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餓殍」！

　　中國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亂循環」的怪圈，就必須拋棄幾千年來「只換屁股，不換龍椅」的革命方式，必須尋求一種和平漸進的方式來切入世界文明進步的潮流，這沒有錯。問題是我們在拋棄傳統思維模式，尋求外部資源的過程中，是否一定要將幾百年前這些走投無路被迫鋌而走險的祖先妖魔化？我們是否能在否定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的同時，能對他們在反抗壓迫與暴政角逐的過程中所彰顯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給予適當的尊敬？一句話，我們在品評這些逝去的英雄時，能否多一點理解，少一點苛責？多一點設身處地的悲憫，少一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高談闊論？聖經上講，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當提倡「非暴力」的人分不清施暴者和反抗施暴者，一例嘲笑挖苦以自高時，我覺得這對後者本身就是一種「暴力」，一種「語言暴力」。

　　在這兒，一些「非暴力」的提倡者混淆了兩種倫理關係，即針對自己的暴力和針對別人的暴力。一個人可以放棄「針對自己的暴力」的暴力反抗權，採取他認為合適的方式，包括投降、順從、談判甚至「認賊作父」等一切「非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但當這種暴力針對的是第三者，任何人都無權要求受害者——即「他者」——「放下武器」。具體到李自成的問題上，就是一個人可以當飢餓和公開的搶掠襲來時選擇「逆來順受」，但無權要求別人「坐以待斃」。不管他用多麼好聽的理論來勸阻別人「告別革命」，在我聽來，都像新版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民以食為天啊。餓死才是大事

張獻忠之輩在四川殺的無辜平民比無良官員要多得多，你可以殺官兵，殺皇上，但是其他的百姓也是受害者，他們何辜？你李自成推翻明朝有理，但是進了北京后你們作法還不如明朝腐敗政府。以暴制暴雖非善類，但是以暴制非暴肯定是大惡。明政府統治下之所以有百姓造反，是他們不夠先進，不會搞農村戶籍制度，不搞東方紅太陽升，不會抓革命促生產，不會宣傳中國人民在萬惡的滿清攻擊下站起來了。陝西當時餓死的有3000萬？最多不過幾十萬而已，明朝政府對破壞革命的反革命分子鎮壓不夠堅決，沒有痛打落水狗，結果李自成、張獻忠之輩又翻身了。蔣介石也同樣犯了類似的錯誤，偉大的毛就知道痛打落水狗。
當你要革命時候，當話語權掌握在手時候，就是造反有理。當你槍杆子在手時候，其他人造反就是反革命，要堅決鎮壓，因為我們需要和諧社會。但是這種暴力來的政權連自己都知道合法性成問題，從什麼西方古籍裡面找根據，以此來阻礙選舉這個目前人類社會最民主的手段。
不要在唱什麼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高調了。唱高調的幹得最多的是卑鄙無恥的事情！我給你說說你先烈的英雄事迹：
黃巾起義：漢人從人口幾千萬到三國的幾百萬，沒有黃巾就沒有三國，就沒有司馬氏，更沒有五胡鬧中華！漢朝再濫，五胡也不敢入中華！你告訴我黃巾起義殺了幾個貪官？
黃巢起義：我花開后百花殺，把個基本上安居樂業的唐朝殺了幾個來回，百姓死的差不多了，軍閥也開始混戰了，最終落了個被契丹人佔了便宜。你知道黃巢部隊吃什麼？人糜！把百姓抓過來用石磨加工！
水滸英雄：你看到他們吃什麼？都是到酒店吃飯，兩斤牛肉，酒隨便喝。生辰綱也是幾人分了。武松、李逵殺幾個貪官，死在他手下的無辜百姓多少？
李自成、張獻忠：四川人是否仍然知道「七殺令」？殺來殺去，把個萬惡的滿清搞進關，來了幾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你方殺類我方上場，人口從上億到康熙的二千萬！
太平天國：洪秀全們把江南百姓都送入天國去了，人口也至少少幾千萬。
義和團：殺了幾個洋人？幾萬人圍攻大使館都攻不下來，倒是殺了不少信教的同胞。
XXX起義：內戰死了2000萬以上，58-60謊言造成餓死3000萬以上，文革造成的文化、誠信破壞遺害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消去。
這些就是你推崇的造反英雄們的歷史功績。他們殺的無辜百姓比該殺的更多，沒有他們就沒有五胡鬧中華，就沒有五代，就沒有滿清入關，就沒有餓死的比死在日本人屠刀下還多的XX主義。
我同情他們為了糧食而殺官造反，但是當他們傷害無辜百姓時候，他們已經不值得同情了，因為他們都變成了殺人魔王！

中國歷史就是一部血淚史，我們幾時總結過教訓了？還不是過一陣就推倒重來！把農民利用完了再次踩在腳下而已。

原帖由 大家說真話 於 2008-8-26 16:01 發表 [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 社會縱橫 -  backchina.com]  
中國歷史就是一部血淚史，我們幾時總結過教訓了？還不是過一陣就推倒重來！把農民利用完了再次踩在腳下而已。

一類是在一種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導下，通過有共同理想的隊伍，來達到實現社會正義的目的，
樓主: 如果這個理念本身就有問題, 又如何是好.

好的制度必須能發揮大部分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一個多贏的局面，而不是由上層的少數所謂精英及知識分子來決定其他人的命運，目前來看，顯然中國人的潛力遠未得到挖掘。
首先應該讓憲法所規定的自由落到實處。

黨曰：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