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披露:拉薩「3.14」暴亂事件 密謀時間長達七年

環球人物 2008年5月29日

7年前，北京申奧成功的消息傳到達賴耳朵時，他非常沮喪。但5分鐘后，達賴突然意識到，奧運會也可以成為他們「把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大好機會」。於是，達賴集團開始了長達7年的密謀——今年3月14日，拉薩發生了舉世矚目的打砸搶燒事件。

　事實上，在「3.14」事件中，達賴集團勾結西方反華勢力，搞「藏獨」和抵制北京奧運的行徑，正是達賴自出逃以來，長期所用的伎倆。

　縱觀達賴的人生軌跡，一條路線圖引人注目：少年達賴受到其老師、納粹分子的教唆和慫恿；父親因反對「藏獨」被分裂分子毒死，達賴卻無動於衷；在印度達蘭薩拉「大本營」，達賴一邊過著腐敗的生活，一邊處心積慮，密謀「藏獨」，對外勾結，對內滲透；現在，日益衰老的達賴，又想在他的轉世靈童問題上出花招。

　在分裂祖國的道路上，達賴越走越遠……

美國《紐約時報》、德國外交政策網站披露： 「3•14」事件　密謀七年

特約撰稿　余東　梁俊艷

　在達賴分裂祖國的罪惡行徑中，震驚世界的拉薩「3·14」打砸搶燒事件，是其最新、最險惡的一次行動。為達到其罪惡目的，他處心積慮謀劃了整整7年。

　謀划「媒體攻略」

　據美國《紐約時報》、德國外交政策網站披露，達賴集團製造「3·14」等事件的計劃，早在2001年北京申奧成功后就開始了。報道援引「自由西藏學生組織」一名協調員的話說：「當時達賴對北京獲得奧運會主辦權這一榮耀十分沮喪，但5分鐘后，他突然意識到，奧運會對於我們來說是一次『把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大好機會』。」於是他要求手下：利用北京舉辦奧運會之機，讓西方媒體對「西藏問題」的關注達到「空前水平」，並布置該集團召開「媒體攻略研討會」，「最大限度地利用奧運會達到將『西藏問題』國際化」的目的。

　報道說，達賴集團採取「媒體攻略」是聽取了一家西方公關公司的建議。其具體方案是「由外及里，從國際到國內，讓西方媒體一步步聽信『中國侵犯西藏人權』，將『西藏問題』國際化」。

　在運作「媒體攻略」之初，為喚起西方媒體「共鳴」，達賴集團首先從達爾富爾問題入手。當時，國際上某些媒體正企圖利用達爾富爾問題破壞中國形象，以達到遏制中國發展的險惡目的。國際「藏獨」組織迅速向它們轉達了達賴的建議——拿北京奧運會做文章，或能獲得「奇效」。雙方一拍即合，於是自2003年以來，出現了抵制北京奧運會的所謂「達爾富爾」隊。隨著北京奧運會的臨近，他們越鬧越凶並漸漸與所謂「西藏問題」絞合在一起。

　達賴集團費盡心機謀划的「媒體攻略」有三個具體步驟。第一步，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援藏網」向全球153個「藏獨」組織，通過定期發送《新聞聚焦簡訊》傳遞信息和「鼓舞士氣」。

　第二步就是動員和訓練「藏獨」分子，引誘和利用西方媒體為「藏獨」製造聲勢和服務。其下屬的「自由西藏學生組織」每月定期舉行專項訓練，內容包括向其下屬的650個分支機構分發「談話要點」、「新聞發布指南」與「抗議計劃」，以及「如何在短時間內吸引媒體」等。

　第三步，建立定期舉行各種示威活動的「行動訓練營」。 「行動訓練營」每年舉辦4次，訓練內容包括如何組織抗議者、如何對付警察和如何搞街頭游擊戰等。4月7日，在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到舊金山的前一天，就有3 名接受過這一訓練的「藏獨」分子，通過繩索爬到舊金山金門橋上懸挂「藏獨」旗幟。

　然而，達賴認為，「光有『媒體攻略』還遠遠不夠。」他在「西藏流亡政府」的一個秘密會議上一再強調：「關鍵得有吸引眼球的行動！」

　制定「行動計劃」

　經過訓練之後，達賴認為到了行動的時候。於是，2007年5月11日至14日，達賴一手操縱的「聲援西藏團體第五次國際會議」在布魯塞爾召開。會議主要制定了針對北京奧運會的「路線圖計劃」，矛頭直指奧運會火炬傳遞！

　此次會議，來自56個國家的300多人參加了會議， 36個西藏團體和145個所謂「聲援西藏」組織也派代表參加。達賴本人非常強烈地想要參加此次會議，他已向比利時駐印度使館申請簽證並得到比利時外交部的應允，但由於中國政府及時向比利時政府提出交涉，且適逢比利時菲利普王儲即將訪華，比利時外交部才宣布取消達賴對比利時的訪問。

　儘管達賴未能赴會，但在會議的開幕式上，主持人代念了達賴的致辭，「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和達賴的特使洛第嘉日也不厭其煩地向會議闡述達賴的主張，並拿出了一份所謂的「行動計劃」。

　在這份長達6頁的計劃書里，達賴將行動目標緊緊鎖定北京奧運會。他要求在全球範圍內招募「藏獨」分子組建一支名為「西藏之隊」的隊伍，專門針對北京奧運會採取行動，攻擊目標人員包括「知名人士、現役和退役運動員、傑出人士和民眾」，以吸引世界媒體的關注。

　阻撓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是計劃的重中之重。他在「行動計劃」中「指示」：「當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活動在世界各大城市進行時，我們必須採用各種方式凸顯『西藏問題』」，具體實施由「西藏之隊」負責。

　向美國要錢

　謀划好「媒體攻略」，制定了「行動計劃」后，達賴集團開始尋找「爆發」的時機。

　2008年1月4日和25日，達賴指示「藏青會」、「自由西藏學生運動」、「九·十三運動」及「西藏國家民主黨」等7個「藏獨」組織，在印度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了《「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倡議書》，並在網上瘋狂傳播。

　一個月後，達賴手下的「九·十三運動」，突然向「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緊急申請資金。很快，一筆具體數額不詳，但「相當可觀」的經費就打到「九·十三運動」的賬戶上。

　與此同時，達賴指派手下，提前潛入西藏為「3·14」 事件做準備：第一，在西藏建立地下情報網路。這個「藏獨」頭目，在西藏物色12名關係人，建立嚴密的地下情報網路，還制定了暗語，比如稱達賴為「叔叔」，稱「藏獨」旗幟為「裙子」；第二，從事情報收集，將收集到的大量國內情報，通過網路發向境外，同時，將在境外採取配合行動的動態，用書面形式或製成光碟，在西藏拉薩等地散發；第三，進行民族分裂宣講活動，大量複製、散發達賴集團攻擊中國宗教事務管理規定的文章；第四，指揮其情報網路在拉薩散發《「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倡議書》及其他宣傳品。

　2008年3月10日，達賴集團精心挑選出101名核心成員，正式從印度達蘭薩拉出發，潛入西藏拉薩，發起了所謂的「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這一天，正是達賴集團1959年發動叛亂的日子。在這批「藏獨」 分子出發前，達賴又大放厥詞給他們動員，胡說什麼「中國政府過去幾年對境內藏族人的鎮壓更是變本加厲」，他「對境內西藏人民的赤誠、勇氣和決心由衷地表示讚賞」。

　在達賴的煽動下，3月10日下午，西藏拉薩哲蚌寺約 300名僧人企圖進入拉薩市區製造事端。此後幾天，拉薩市又有部分僧人多次企圖上街滋事，蓄意激化矛盾，但由於政府工作人員謹慎對待，不法僧人始終沒能擴大事態。在達賴集團的催促下，迫不及待的暴徒，喪心病狂，大打出手，令人震驚的拉薩「3·14」暴力事件終於發生了。

　偽「和平」的陰謀

　《紐約時報》披露說，拉薩「3·14」事件發生后， 「達賴緊急召開會議，研究如何進一步擴大此次『行動成果』。會議要求以寺廟為主，境內100名喇嘛以上的寺廟都要上街遊行，以帶動藏族人參與抗議活動，並在各藏區分期分批發動持續不斷的抗議活動。」「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甚至猖狂叫囂，「要利用當前境內藏區千載難逢的機會，推動『西藏事業』實現實質性進展」，並決定由「西藏流亡政府財政部」負責調集資金，為「與中國政府的決戰提供足夠的經費支持」。

　與此同時，達賴手下的「藏青會」、 「九·十三運動」、「四水六崗」等組織也緊急調動力量，深入到印度、尼泊爾藏人聚居區，動員流亡藏人通過電話、互聯網等方式儘快與國內藏區的親戚、朋友取得聯繫，「以達賴喇嘛的名義」鼓動境內藏區群眾響應他們在拉薩的抗議活動，「勇敢地走上街頭」。

　達賴本人則繼續歪曲真相，編造謊言，欺騙世人。「3·14」事件發生當天，達賴將拉薩發生的暴力事件稱為「和平抗議」，是「藏人表達對中國政策不滿的和平示威活動」。

　英國廣播公司記者問他「如果你讓那些示威者完全停下來，他們會聽你的話嗎？」，達賴竟說：「我不會要求他們停下來。」當「3·14」事件真相公之於眾后，面對國際社會的壓力，以及對其「非暴力形象」的懷疑，達賴假惺惺地說：「暴力活動是不對的，我們不應培養反華情緒」，「如果事態失控，我唯一的選擇就是完全引退」。

　但在3月29日，達賴在新德里甘地墓舉行法會後，竟依然無恥地對外國記者造謠說，「在『3·14』事件中，中國把士兵偽裝成喇嘛以煽動藏族人騷亂，我們知道，有數百名士兵的穿戴與喇嘛一樣。」但事實卻是，達賴所謂的中國軍人假扮喇嘛照片，原是7年前拍攝電影《天脈傳奇》時所拍的。

　很顯然，達賴並不甘心於眼下被戳穿的陰謀，其手下仍揚言：抗議活動將在北京奧運會期間「到達高潮」，企圖「（奧運會期間）每天都在北京市中心開展活動。」而這些陰謀和行徑，本身就是對達賴所謂「非暴力形象」、偽「和平」的最有力反駁。

難以阻止的叛逃腳步

　儘管十四世達賴喇嘛口口聲聲說自己是所謂「如法守戒的佛教比丘」，但其實質真相卻被美國傳媒大王默多克一語道破：「達賴是穿著義大利GUCCI皮鞋在全世界周遊的政治喇嘛」。

　那麼他是怎樣成為一個「政治喇嘛」的，又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叛逃和分裂祖國之路的呢？

　從農家孩子到達賴喇嘛

　在西藏，達賴喇嘛曾經既是宗教領袖，又是政治上的統治者。他的產生方式，不是民主選舉，也不是封建世襲，而是西藏特有的活佛轉世制度。

　1933 年12月十三世達賴圓寂后，為了尋訪他的轉世靈童，攝政的熱振活佛等人前往天女寄魂湖觀湖(註：此湖為聖湖，尋找達賴、班禪轉世靈童前都在此地舉行觀湖儀式)，並把湖中顯現的景觀繪畫成圖，作為尋訪靈童的依據。在觀湖時，熱振活佛看到：一農家，位於馬路將盡處，門前巨柳一株，旁系白馬，一婦人抱小孩立樹下。

　1935年7月6日，伴著一陣嬰兒啼哭聲，青海省湟中縣祁家川當采村的一個藏族農民祁卻策仁的妻子德吉，生下了他們的第四個兒子拉木登珠。四年後，受命尋找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的格倉活佛等人到訪當采村，當他們走進祁卻家后，一個年約4歲的孩子正在玩耍。小孩見客人進來喜形於色，認出化裝為僕人的格倉活佛是喇嘛，就跑到他懷中坐下，並摸弄格倉活佛所戴的佛珠，口稱嘛呢。這個小孩就是拉木登珠。

　幾天後，格倉活佛再訪這戶人家，將十三世達賴的念珠和其他念珠混在一起讓拉木登珠隨意拿，只見他先後兩次毫不猶豫地拿起前世達賴的念珠，戴在脖子上，高興地在屋裡跳來跳去，猶如失物復得。格倉活佛等人又拿出一大一小的兩個搖鼓給他挑，他拿起的小搖鼓，也是上世達賴用過的……

　經多次鑒別和各方同意后，1939年7月15日，拉木登珠坐著一乘轎子從青海啟程，被護送往拉薩。1939年10月3日，拉木登珠安全抵達拉薩，遠道趕來觀禮的西藏僧俗人數超過數萬。次年2月5日，經國民政府准許免予掣籤繼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得法名丹增嘉措。

　達賴繼位后，他的一家從青海的農民一下變為西藏的大貴族，得到大片莊園和數不清的農奴。達賴本人過著無與倫比的優裕生活：在輝煌壯麗的布達拉宮內，他獨佔四間華麗的住房；每年夏天，則搬到「夏宮」羅布林卡。

　拜納粹分子為師

　按照黃教教規，達賴自幼只能過著嚴格的獨身生活，他每時每刻的活動都被作了周密安排。達賴每天必須在一間黑屋子裡念上幾個小時的佛經，既沒有行動自由，也無一玩伴。因而，他變得少言寡歡，「煩躁不安」。

　為了消除寂寞之苦，達賴請了一位名叫哈雷的德國人教他英語。哈雷很快成為達賴的密友，並被他稱為一生的精神導師。然而，人們很難想到，被達賴如此倚重的哈雷，竟是從印度的英國戰俘營逃跑出來、潛入西藏的納粹分子，他不僅是納粹黨員，還曾受到希特勒的接見和獎賞。

　受哈雷慫恿，達賴令人在羅布林卡他的宮殿旁改建了一間電影院，專門放映各種有關古代國王和歷史偉人生平和征戰的電影，受其熏陶，他從小就做起了帝王夢。

　哈雷一直對達賴進行了帝國主義和「西藏獨立」思想的灌輸，為達賴一生崇拜帝國主義、搞「西藏獨立」埋下了種子。後來，哈雷還充當了達賴和美國勾結的「中間人」，最終也是哈雷等人策動達賴下決心叛逃出國的。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達賴的父親祁卻策仁卻是因為反對「西藏獨立」而被分裂分子毒死的。

　祁卻出生貧苦，知識有限，由於祖輩生長在漢藏混居地區，拉薩話說得不好，不善交際，與當權貴族聯繫較少。他鄉土觀念極重，心直口快，傾向中央之誠常溢於言表，對分裂頭子、攝政大扎極為不滿，因而被分裂分子視為眼中釘，一直想找機會除掉他。1947年的一天，身體歷來健壯的祁卻，得了個小病，分裂頭子大扎的大管家假惺惺地給他送來一劑湯藥，沒想到，祁卻剛喝完就中劇毒而死。達賴之母及家中人等，提到祁卻的病逝，只能說「忽然得了急病，醫治無效而亡」，不敢多說別的，她這麼做是為了保全年僅12歲，「坐床」僅7年的達賴。可長大后的達賴，雖得知父親被毒死的來龍去脈，卻不但不為父親報仇，反而仍與分裂分子和西方反華勢力勾結在一起，是個對祖國不忠，對父親不孝的孽子。

　中央政府對他仁至義盡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確定了通過和平談判解放西藏的方針。在這一大背景下，未滿16歲的達賴於1950年11月14日提前執掌西藏地方政教大權。僅兩個多月後，妄圖永保農奴制的西藏統治集團挾持達賴，逃到中錫（金）、中不（丹）邊境中國一側的亞東，伺機逃往國外，以此向中央政府施加壓力。然而，達賴和他身邊的多數官員感到依靠外國搞 「藏獨」難以得逞。於是，1951年1月27日，達賴請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向中央轉達他願意進行和平談判。當年2月 1日，袁仲賢致信達賴，轉達毛澤東主席歡迎他派代表赴北京談和平解放西藏的問題。收到信后，達賴就派出西藏地方政府赴北京和談代表團，並於當年5月23日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

　此時，達賴仍滯留亞東。美國也多次秘密緻信給他，表示只要他公開反對《十七條協議》，就幫助他流亡國外，並提供武器援助。但達賴身邊的多數官員明白，依靠外國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反對達賴逃往國外。最終，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張經武苦口婆心的勸說及各方推動下，達賴於當年8月17日返回拉薩。

　回到拉薩兩個月後，達賴致電毛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衛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

　1954年9月，新中國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達賴赴京參加，並被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達賴在京期間，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多次與他會面交談。

　在中南海，達賴第一次見到毛主席，他向毛主席獻了哈達和一個刻有銘文的金，上寫：1954年，我——達賴喇嘛擔任代表出席我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謹以西藏政教禮俗向我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恭獻千幅金輪，藉表無上頌禱。次年3月8日，達賴離京前準備向毛主席辭行。毛主席聞訊親自趕到達賴住地為他送行，令其大為感動。

　回到拉薩后，達賴親自寫了一首《毛主席頌》，將毛主席比作太陽,保護藏族人民的慈母……那一年，達賴曾對蘇聯著名記者、東方學家奧弗琴尼科夫說：「自從簽署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之後，西藏就放棄了通向愚昧黑暗的老路，走上了一條新的、通向繁榮和光明的未來之路……我曾數次與毛主席會見。我確信，全中國人民面前開闢的光輝前景，也就是藏族人民的前景；除了我們整個國家現在所走的道路之外，我們並無其他道路可走。」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在拉薩召開，達賴任籌委會主任。親臨拉薩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毅，代表國務院把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印鑒授予達賴。

　周總理三勸達賴

　如果說，此前達賴至少在口頭上表達了維護祖國統一的正確立場，那麼，自1956年後，達賴的立場越來越動搖，並最終陷入徹底背叛祖國的深淵。

　達賴的立場轉折發生在1956年底。當時，達賴和十世班禪應印度邀請準備到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磐二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

　在達賴出訪印度前夕，毛主席曾進行了分析：「佛菩薩死了二千五百年，現在達賴他們想去朝佛。讓他去，還是不讓他去？中央認為，還是讓他去好。勸他坐飛機去，他不坐，要坐汽車，通過噶倫堡，而噶倫堡有各國的間諜，有國民黨的特務。要估計到達賴可能不回來，不僅不回來，而且天天罵娘，說『共產黨侵略西藏』 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獨立』；他也可能指使上層反動分子來一個號召，大鬧其事，要把我們轟走，而他自己卻說他不在那裡，不負責任。這種可能，是從壞的方面著想……」據此，中央人民政府為表示對達賴、班禪的信任和尊重，不派任何人陪同，聽其來去自由，他們出國后的一切活動由他們自己掌握處理。

　達賴到印度后，他的大哥、已逃往美國的當采活佛專程趕到印度，和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曾為美國中情局服務)等一批在印活動的西藏上層親帝分裂分子，共同鼓動達賴留在印度，作為「藏獨」活動的旗幟。隨即，達賴喇嘛的愛國主義立場發生動搖。

　在這種情況下，周總理於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兩次訪問印度，三次勸說達賴要及時回國。

　1956 年11月29日，周總理與達賴長談4小時。除了肯定達賴出訪的積極意義，並一一回復達賴提出的問題，總理還關照說：「你的兩個哥哥如果缺錢花，政府可以撥些外匯，由你出面給他們。」次日，周總理又特意宴請了達賴及其母親、姐姐、兩個哥哥和經師等人，向他們解釋中央的方針政策，打消他們的顧慮。

　一個月後的12月30日，周總理再訪印度時，一到新德里就接見達賴，勸他早日返回西藏，也不要去噶倫堡。周總理的一席話，對當時處於動搖狀態的達賴觸動很大。達賴對周總理說自己年輕、缺乏政治經驗，將向主要隨行官員傳達周總理的談話。

　1957 年元旦，周總理同達賴進行了第三次談話。他告訴達賴，尼赫魯重申印度政府尊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跑到印度來的西藏人不能從事政治活動，不允許他們進行顛覆西藏的活動。就在同一天，周總理又分別接見了達賴的兩個哥哥和達賴的5位主要隨行人員，針對一部分人想留達賴在印度搞「藏獨」的想法，周總理嚴正指出，達賴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來印度，把達賴留在印度的想法，既害了達賴也害了西藏。如果把達賴留下來，西藏的工作不會因而停止。達賴一旦留居噶倫堡，就只不過是一個難民，沒有了政治，就不能進行政治活動，只有宗教，而宗教聖地總還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倫堡來。達賴將陷於極端困難的境地。

　從自身和集團利益出發，達賴反覆權衡，也覺得回國才是上策，遂於1957年4月1日返回拉薩。

　走上叛國之路

　然而，中央政府對西藏上層一再的規勸，他們卻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把中央的寬容視為軟弱可欺，並加緊進行叛亂活動。

　實際上，在1956年冬，達賴二哥就勾結美國中情局，選派一批「藏獨」分子到美國受訓，為在西藏發動武裝叛亂培訓骨幹。次年5月，貢布扎西等叛亂頭子，在拉薩成立叛亂組織「四水六崗」，並於1958年6月15日，糾集各路叛匪組成「四水六崗軍」，叛軍開始無惡不作。

　1959 年3月初，拉薩武裝叛亂髮生后，中央駐西藏代理代表、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仍對達賴作最後的爭取工作，從3月10日至3月16日先後四次給達賴寫信，轉達中央對達賴的關心與希望。達賴也三次複信譚冠三，稱：「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在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危害我的活動，對此我正設法平息。」「反動集團的違法行為，使我無限憂傷……以保護我的安全為名而製造的嚴重離間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事件，我正盡一切可能設法處理。」在最後一封複信中，達賴還表示，他已對叛亂人員進行了教育……

　然而，3月16日、17日兩天，叛亂武裝向我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薩運輸局開槍射擊，向油庫開炮30餘發，揭開西藏全面叛亂的序幕。達賴的態度也隨之起了變化。3月17日，達賴簽署了一份給叛亂武裝的「執照」。他厚顏無恥地稱：「西藏過去是獨立國家，目前漢藏團結已處分裂之際，為了設法保全生命，不得不暫時逃走……」當天夜裡10點左右，達賴換上俗人穿的醬色長袍，戴上皮帽，摘下眼鏡，腳穿長筒皮靴，背一支步槍，偽裝成一個叛亂分子，同其團伙，帶著從布達拉宮事先取出的金磚、金幣、金鐘及約14萬印度盧比，從羅布林卡連夜坐牛皮船偷渡拉薩河，逃往山南。

　達賴一行在由中情局訓練有素的特務旺堆的幫助下，用無線電同美國中情局達卡情報站取得了聯繫。隨即，美國派飛機為達賴空投了食物和騾馬所需的飼料等。中情局早已安排在達賴身邊的特務奉命將達賴出走的情況，用電影攝影機記錄下來。就連達賴的炊事員也是中情局訓練的特務，他一路扛著一支火箭炮跟在達賴身邊。

　3月26日，達賴擬定重新組建政府，分裂分子索康就代表他當眾宣布：「西藏獨立了……」三天後，分裂集團宣布在山南地區的隆子宗成立「西藏臨時政府」，而「身患痢疾、疲憊不堪、異常不安」的達賴，繼續騎著一頭犏牛，向印度方向逃竄。

　3月31日下午4時，達賴及隨行共80餘人到達中印邊境。狼狽不堪的達賴從犏牛背上下來，回首仰望祖國的山川，久久站立。身邊的一個人推著他的肩膀，緩步越過非法的「麥克馬洪線」，進入印占區，達賴徹底走上了叛國之路。

盤踞達蘭薩拉

　1959年3月31日，逃出西藏的達賴正式向印度政府申請「政治避難」。當天，時任印度總理的尼赫魯，立即宣布印政府「准予達賴政治避難」，「給予達賴以尊敬的待遇」，為他提供「方便」，並派官員赴中印邊界迎接達賴一行。

　「驚魂未定」的達賴先被安置在印度東北部的提斯普爾市，4月21日，又被遷往印度北方的穆索里市。住在當地大資本家伯拉家族的英式別墅里。一年後，印度政府覺得達賴住在穆索里不利於對其控制。於是，尼赫魯又親自為達賴及其追隨者選了一塊「風水寶地」——喜馬拉雅山南麓的一個山村，叫達蘭薩拉。自1960 年5月1日，達賴移居那裡后，達蘭薩拉就成了達賴集團從事「藏獨」活動的大本營。

　屬於印度喜馬偕爾邦康拉縣麥克勞德甘吉鎮的達蘭薩拉村，依山傍水，環境幽靜，距印度首都新德里約一天車程。過去，這裡曾是英國官員駐印度的一個辦公場所，1947年印度獨立，英國官員撤離此地之後，一位印度大油商居住在這裡，建有數十間房屋。

　達賴落腳后第一要務，就是建立自己的「流亡政府」。他一方面沿用「政教合一」制度，另一方面又為迎合西方國家，將「議會民主制」引入其政教體制中，組織了一個畸形的「政權」。達賴集團的權力機構主要由三部分構成：「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人民代表大會」和「達賴私人秘書處」。此外，達賴還將他手下的官員等級分為一至十品。

　「西藏流亡政府」又稱「噶廈」，是達賴集團的最高行政權力機構，最高負責人為首席噶倫（相當於「總理」），下設若干噶倫（相當於「部長」），分管不同的部門。「西藏人民代表大會」是達賴集團的最高立法機構，由47名代表組成，常設機構是「常務委員會」，各流亡藏人聚居區設立的「獨立運動小組」是「人代會」的基層組織。「達賴私人秘書處」，或稱「達賴私人辦公室」，受達賴直接領導和指揮，權力凌駕於「西藏流亡政府」與「西藏人民代表大會」之上，這些人是達賴的心腹，是達賴集團從事分裂活動最重要的決策者。

　據多次到訪過那裡的印度有關人士透露，達賴的工作和生活較有規律。他每天堅持早晨5點起床念經，然後開始處理「私人秘書處」上呈的文件，聽取各級「官員」彙報，晚上做完禱告后就寢。早晚空閑的時候，他會收聽或收看當天的國際新聞。達賴特別注重地理，熟知各國地理概況。此外，他還喜歡登山和打羽毛球。不過，達賴有個心病，就是怕其內部人害他，因此他總是盡量減少接見藏人。

　目前，達蘭薩拉的流亡藏人約有一萬人，約佔海外流亡藏人的十分之一。儘管達賴集團在此苦心經營數十年，但現今的達蘭薩拉，基礎設施仍然很落後，並非他們所宣傳的「人間天堂」。通往達蘭薩拉的道路崎嶇不平，除了少數路段由水泥或柏油鋪成外，大多數是碎石鋪成的狹窄道路。達蘭薩拉的主街道兩旁，一切顯得雜亂無章，一些臨街房屋的牆上張貼了許多宣傳標語，如「抵制中國貨」、「反對北京奧運會」等。街邊沒有大型商場，多是賣雜貨的小商鋪，房子大多用磚砌成或用木料建造，屋內光線昏暗，給人一種陰森潮濕之感。

　在這裡，很多流亡藏人沒有正當職業，常常遊盪在街頭，靠西方和印度給的救濟度日。在一些破敗不堪的小酒館里，許多藏人借酒澆愁。從早晨就開始飲酒，喝到午後一兩點鐘，喝得醉生夢死，醉漢們有的趴在桌子上睡覺，有的則在充滿腐臭氣味的小巷內東倒西歪地邊走邊吐。

　然而，在達賴集團高層，則又是另外一種情形。「流亡政府」基本上為達賴及其家族所控制，他所建立的家族專制，超過了西藏歷史上歷代達賴喇嘛家族的地位。達賴兄弟姐妹七人，無一不是「流亡政府」中的要人，重要經濟部門都由其兄弟姐妹把持。達賴兄弟姐妹不僅在政治上獨攬大權，而且經濟上個個富有。

　「流亡政府」經濟來源有限，普通成員的薪水少得可憐。可是達賴等高層卻貪污、腐敗嚴重。上至達賴的兄弟姐妹、噶倫、「秘書長」，下至藏人聚居區的「福利官」，大量侵吞公款、私占財物。他們白天穿著袈裟滿世界化緣，天黑以後，就到酒吧和俱樂部鬼混，甚至吸毒。達賴的姐姐次仁卓瑪和妹妹吉尊白瑪先後擔任福利機構 「兒童之家」的「總監」，她們的貪得無厭，甚至到了不顧兒童死活的地步。「兒童之家」的一個工人回憶說：「有一次我手裡拿著一盤早飯剩下的麵包屑，快要被餓死的孩子們一擁而上，抓著就吃。而達賴的姐姐次仁卓瑪，每頓午餐至少要有十二道菜」。

　一位在上世紀80年代參加過拉薩騷亂、后逃亡印度的康巴年輕人，向到訪的記者抱怨說，到達蘭薩拉已經好幾年了，還沒有固定職業，只能靠賣苦力維持生活。 「達賴說得好聽，民主、自由、人權，在全世界到處說，事實上還是搞過去的一套，沒有意思，也沒有出路。達賴只顧自己家族的利益，壓制別人，從來不是為西藏人謀幸福。我和許多人都認清了這一點，我們不會再相信達賴的那一套，我早晚是要回西藏去的」。

對外勾結　費盡心機

　達賴叛逃到印度達蘭薩拉之後，更加緊了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勾結。幾十年間，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1959至1971年間，達賴集團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勾結緊密，並得到了更多援助。

　事實上，早從1954年起，達賴就暗中得到美國在軍事上的支持。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從藏族人中招募特工，在台灣訓練，再讓他們回到西藏，製造恐怖和麻煩。這些特工的具體組織者是達賴的兩個哥哥土登諾布和嘉樂頓珠。1959年3月達賴叛逃時，CIA專門派無線通信人員到西藏幫助他。

　達賴叛逃后，美國中情局又出資、出人、出武器在尼泊爾幫助達賴訓練了一支2100多人的藏人部隊。美國給每名武裝分子每天發放3印度盧比的零花錢，後來增加到每月發放5000盧比的津貼。從1964年開始，美國援助的這種津貼又增加到每人每兩個月22500印度盧比（每兩個月發一次），這些錢都由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親手轉來。

　為了得到西方國家的經濟援助， 1960年，達賴集團把上百名逃亡藏人的孩子騙到西歐和北歐，讓他們充當「國際流浪兒」。他則聯合一些支持「藏獨」的西方人發起成立了一個救濟「西藏難民」共同計劃組織。據統計，自1959年到1962年，達賴集團從美國等西方國家和國際機構獲得2000萬美元的援助。

　1972年，國際形勢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美國在越戰中損失慘重，加之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以及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等影響，美國想藉助中國的力量來牽制和抗衡當時的蘇聯。於是，美國調整對華政策，避免因「西藏問題」成為中美關係的障礙。美國對達賴集團的態度明顯冷淡下來，其間達賴幾次申請訪美都遭到了拒絕。在1972年至1987年的15年間，達賴漸漸淪為「冷戰孤兒」。他只得改變策略，開始向西方一些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和金融寡頭，以及民間人士搖尾乞憐。

　據美國媒體報道，美國的一些所謂「民間團體」每年向達賴集團提供70萬美元的援助，從未間斷過。此外，一些美國的基金會和組織僅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為達賴集團募集經費900多萬美元。

　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中國快速發展，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這讓西方某些勢力感到「恐慌」，他們借西藏等問題發難，企圖阻止中國前進的步伐並削弱中國。達賴集團也把這作為一根救命稻草，甘願充當被利用的工具，以此獲得援助。

　近些年來，達賴除了得到美國方面不定期的大量經濟援助外，他還敦促美國議會通過了一個《2001年西藏政策法案》。據此，達賴集團每年可穩定地從美國政府獲得275萬美元的經濟援助，「用於對西藏難民的人道援助、西藏流亡人士的獎學金及西藏非政府組織的人權活動」。

　達賴還將美國社會的一些「反華」名人拉來為自己「助陣」，如美國著名影星理查·基爾，就號稱是「達賴在好萊塢的代言人」。這些人除了在美國本土為達賴集團提供經濟援助外，還經常前往印度和尼泊爾的藏人居住區活動，為其反動、分裂言行鼓與呼。

　在對外勾結方面，除了主動拉攏、搖尾乞憐之外，達賴還有更為陰險的一手，那就是拉攏某些西方媒體替自己「吹喇叭」。他常常「和平」、「人權」、「民主」、 「非暴力」不離口，喬裝美化自己，對當初自己統治下的農奴制，對手下「藏青會」的殘暴卻隻字不提，以此迷惑西方民眾，從而贏得好感與同情。BBC （英國廣播公司）、VOA（美國之音）等則把達賴美化成一個「和平的使者」，為他歌功頌德，充當他的喉舌，並利用宗教鼓動僧眾和信徒對達賴深信不疑、頂禮膜拜。

對內滲透　花招百出

　 賴在境外勾結反華勢力的同時，對內大搞分裂活動，向西藏滲透的花招層出不窮：從組織非法武裝在邊境進行騷擾，到派特工潛入西藏搞破壞，再到派遣「參觀團」爭奪宗教權，誘騙藏族青少年加入「藏獨」……搞分裂不擇手段。

　組織武裝騷擾邊境

　1960年9月，在達賴的支持下，西藏叛亂武裝在尼泊爾木斯塘重建「四水六崗軍」，由此拉開對中國邊境長達十多年的軍事襲擾。該叛軍頭目貢布扎西在回憶錄中承認說，他們「組織了一系列對中國哨所的進攻……一二百人的西藏游擊隊活動深入『中國佔領區』達100英里！」

　1972年尼克森訪華后，中美關係有所改善，美國中情局中止了對西藏叛亂武裝在尼泊爾木斯塘基地的資助。兩年後，尼泊爾派兵取締木斯塘基地，基地首領旺堆在衝突中被尼政府軍打死。

　此後，達賴仍打著「組織武裝，打回西藏」的旗號，再次在美國中情局和印度軍方的支持下，聯合成立了「印藏特種邊境部隊」，培訓武裝特工，潛入西藏從事分裂活動。但隨著印度、美國與中國關係改善，達賴所獲得的公開支持隨之減少，經濟上捉襟見肘，內部矛盾不斷加劇，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派「參觀團」回國搞破壞

　1979年，中國政府宣布對逃往海外的藏族人實行「愛國一家，不分先後，既往不咎，來去自由」的政策。對此，達賴採取「投石問路」的策略，指派其二哥嘉樂頓珠到北京「聽中央首長的指示」，並請求派人回藏區參觀。

　經中央政府同意，1979年至1980年，達賴先後派3個「參觀團」回國參觀。

　第一個「參觀團」成員由達賴的姐夫、三哥和妹妹等5人組成。表面上，「參觀團」回國是要了解西藏的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實際上是為了藉機窺測中央的態度，刺探西藏各階層對達賴的看法；暗中聯絡舊關係，收集各種情報；同時，大肆宣揚達賴在國外的「成就」，試圖欺騙籠絡普通民眾。

　達賴派出的第二個「參觀團」，又稱「青年參觀團」，成員都是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分裂主義色彩更濃。團長是達賴集團駐紐約辦事處負責人丹增朗傑。他一到拉薩就跑到大昭寺門前發表蠱惑性演說。「參觀團」成員平措旺階、白瑪甲波等人則在甘丹寺非法組織集會，公然散布「藏獨」言論，鼓動「康巴、安多、前後藏的藏人團結一致，為共同事業奮鬥」。

　出境后，「參觀團」又頻頻發表歪曲事實真相、惡毒攻擊中央政府對藏政策的文章和言論。為此，中央政府決定暫停接收達賴喇嘛派「參觀團」回國。

　眼看沒機會繼續派團回國，達賴轉而提出要求讓個別活佛回國「探親」，「看望原來的寺廟」。這樣，一個活佛回來，攜帶經師、管家、親人和待從僧人，實際上仍是一個變相的「參觀團」。回國后，他們表面上遵紀守法，可回到原寺廟一住就是數月乃至一年，通過走鄉串戶明查暗訪，收集情報，為達賴在國內外搞分裂活動服務。同時，還在當地發展地下分裂組織，在一些寺廟內培植分裂勢力。

　用宗教煽動藏漢分裂

　在境內搞分裂，達賴最拿手的是利用宗教。

　達賴說：「利用一個活佛，可以控制一座寺廟。掌握了一座寺廟，就控制了一個地區」。為此，達賴授意「藏獨」分子採取一系列奪教權行動：突擊認定一大批轉世活佛，凡由達賴認定的轉世活佛，在國外的就抓緊組織「坐床」，入寺培養；在國內的，則非法認定寺廟活佛。從1979年開始，達賴先後派了近百名活佛回國，甚至動員那些旅居西方多年已還俗並有其他職業的活佛，重新披上僧衣（有的甚至攜帶妻兒）回到境內原寺廟「探親」，或主持宗教活動，為新入寺的僧人授戒、灌頂，建立師徒關係，並在原寺廟舉行大規模的佛事活動，藉此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此外，達賴集團還頻頻鼓動一些僧侶到印度學經，通過「請出去、派回來」的方法，在境內藏族地區培植分裂勢力的代理人。

　 1995年5月，達賴不顧歷史定製、破壞宗教儀軌，在印度擅自非法宣布由他認定的十世班禪轉世靈童，企圖在藏區製造混亂。當西藏自治區和扎什倫布寺按照宗教儀軌和歷史定製，經「金瓶掣籤」認定堅贊諾布為第十世班禪的轉世靈童，並經中央批准后，他們又竭盡全力進行煽動宣傳，企圖破壞經中央批准的第十一世班禪的聲譽。

　時輪金剛灌頂大法會，本是藏傳佛教中極為莊嚴的高深法門，按照慣例，一般一年舉辦不超過一次。而達賴卻創造了一年舉行四次「時輪大法會」的紀錄，借「弘揚佛法」的機會鼓吹「藏獨」，把原本「利眾善行」的法會變成「推進『西藏獨立』的動員會」，並竭力煽動藏漢民族分裂。1988年 12月，達賴竟在印度舉行的「時輪大法會」上公然聲稱：「漢人十惡俱全，成了可誅之人。」

　引誘青少年加入「藏獨」

　作為一個老練的政客，達賴時刻不忘誘騙和拉攏年輕一代加入「藏獨」陣營。

　那些想入學或削髮為僧尼的少男少女，想去國外獲得「格西」學位的喇嘛，還有一些想去國外發財的青年，都可能成為他誘騙和拉攏的對象。

　達賴還煽動誘惑境內藏族民眾到印度、尼泊爾朝佛，聲稱凡出境者，只要交300、600、900元不等的人民幣，就可以不辦理任何證件，乘車去邊境。設在中尼邊境樟木口岸對岸的「接待站」，會將進入尼泊爾境內的藏民轉送至加德滿都「接待站」，並為其辦理進入印度的簽證手續，之後再轉送至達蘭薩拉集體拜見達賴，由達賴將他們分配到各地「安置」。

　對於從西藏偷渡出境的人，達賴集團宣稱將予以「妥善安置」：對因製造、參與騷亂等犯罪活動的出逃者，或因犯罪曾被關押釋放后偷渡出境的，達賴集團格外歡迎，宣稱給予特別優待，選送到歐、美國家進行「演講」、「作證」，「控訴」西藏「侵犯人權」；身強力壯的青年，則送入「印藏特種邊境部隊」當兵，或接受「特別訓練」；而叛逃的普通僧人、喇嘛，屬格魯派的則送入「三大寺」（註：達賴在達蘭薩拉另建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學經，伺機派回藏區控制寺廟……但實際調查卻顯示，非法出境的藏族人，出國后入寺學經、入學、打工、當兵的不到10％，不少人只能流浪乞討為生。

　策動拉薩騷亂

　通過多年的滲透活動，在思想輿論、組織人員上具備了一些條件，達賴認為「有所作為」的時機到了：

　1986年，達賴在達蘭薩拉「藏青會」第六屆全會上說：「通過27年的實踐和學習，現在是為爭取『西藏獨立』採取具體行動的時候了」。

　1987 年4月，達賴又召開高層骨幹會議，擬定了在境內組織遊行示威，製造動亂的計劃。會後，達賴手下的情報機構和「藏青會」派出大批「藏獨」分子潛入拉薩，與其在那裡的地下分裂組織密謀製造動亂的具體行動，並派人向拉薩運送大批傳單，煽動「把漢人從西藏趕出去，為爭取西藏自由而鬥爭」。當年9月初，分裂分子在拉薩廣泛散布「達賴要回來了」，「西藏就要獨立了」等謠言。9月24日，達賴在美國公然聲稱「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印度 「全印廣播電台」則每天三次反覆用藏語向藏區廣播達賴發表的「藏獨」言論。3天後的9月27日，拉薩爆發了解放后的首次騷亂事件，少數僧人上街遊行鬧事，打砸搶燒，無惡不作。

　1987－1989年間，拉薩接連發生多次騷亂事件，被暴徒打傷的公安幹警、武警、市民、商人，據統計先後共有900多人，被打死的有20多人，造成了上千萬元的損失。

　與此同時，達賴還多次向境內運輸槍支，派人入境進行恐怖破壞活動，先後在拉薩、那曲、昌都等地連續製造了多起爆炸事件，企圖通過暴力手段實現「藏獨」。這一切完全是達賴直接煽動起來，是其與境內分裂分子緊密配合、有預謀製造的事端。

執迷不悟　窮途末路

　依然披著紅黃袈裟的達賴，那勾駝的脊背正在告訴人們他已是個「古稀之人」。從叛逃算起，達賴也已經在分裂祖國的道路上走過了50個年頭。那麼，他還能走多遠？

　這不僅是外界議論的話題，也是達賴本人尤為焦慮的問題。

　雖然背後有西方反華勢力的支持，但達賴的「藏獨」陰謀一直未能得逞。隨著中國逐步強大和國際地位的提高，更讓他感覺「希望渺茫」。 如今，達賴集團內部各派新舊矛盾交織，爭權奪利嚴重，對他的年齡、權威都是挑戰。

　跟隨達賴逃亡的藏人，總體分為衛藏、康巴、安多三大派，他們在語言、習俗等方面都有一定差異。在「流亡政府」統治下，達賴所屬的衛藏派的待遇一直優於其他兩派。結果，被冷落的兩派部落和宗教上層，聯手組成「十三集團」對抗達賴，並拒絕向「流亡政府」交納「獨立捐稅」。達賴對「十三集團」又恨又怕，先後採取收買、利誘、威脅等手段進行分化、打壓。1979年，達賴還指使人暗殺了該集團首領貢塘楚臣。不久，其接替者宗朗活佛也猝死在香港。由此，達賴集團內部的矛盾日益尖銳。

　追隨達賴逃亡的藏傳佛教信眾也分為格魯派、噶舉派、薩迦派等不同派別，各大教派自成體系，各自發展，長期存在著各種矛盾和鬥爭。達賴屬於格魯派。當初，達賴曾企圖統一各教派，建立一個「無宗派藏傳佛教」，自己可以穩坐教主寶座。但後來，一些教派各自在西方國家尋找自己的靠山，有的靠山比達賴的還硬。最終，達賴這一夢想又破滅了。

　經過幾十年的折騰，心力憔悴的達賴，幾度心如死灰。他曾在公開場合表達要將其權力交給一個新領導人或他未來的轉世靈童，並說這是為了防止他猝死後出現權力真空。

　但轉世靈童問題一直是達賴的最大「心病」。他擔心將來的轉世靈童會出現在西藏，那樣他就「徒勞一生」。於是，達賴提出改變活佛轉世制度，甚至試圖「終止達賴喇嘛制度，他就是最後的達賴喇嘛」。後來，達賴又「突發奇想」，要搞活達賴喇嘛「轉世」，也就是由他現在就指定一位第十五世達賴喇嘛，他當「太上皇達賴」。為了避免轉世靈童「中國化」，達賴甚至稱下一世達賴喇嘛「有可能是金髮碧眼的外國人，甚至是女人」。

　這就是一個日漸衰老，而又執迷不悟的達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