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日本淪落為「下流社會」？

　　
　　中評社香港4月9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刊登一篇署名文章指出，日本從「一億總中流」淪落為貧富懸殊的「格差社會」，這對很多人是晴天霹靂。日本人懷念「中流」，不願承認自己沉淪，唯有用「格差」這個中立詞聊以自慰，甚至用「中下階層」來掩飾窘態。

　　日本未來學者、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近年出版的暢銷書《中下階層的衝擊》（台灣中譯本名為《M型社會》）是其代表。但消費市場觀察家三浦展則大膽承認，日本已經是《下流社會》（日文），連公營電視台日本放送協會（NHK）也以《勤勞貧困——腐蝕日本之病》作專題拍特輯、出專書，說明「格差」問題確已成了全體社會關注的課題。

　　沉淪未必就「下流」  

　　文章說，其實，早在30年前就已出現「中產階級崩潰論」，只是經濟高速增長迷醉了全日本，直到它像泡沫般破裂，形成15年的「平成蕭條」，大家黃粱夢醒時，才發現日本已經成了「下流社會」。

　　中文「下流社會」這個詞是不妥的。無奈，三浦展這本光文社新書，2005年9月初版，2006年1月已再版11次，不到半年銷售超過40萬冊，不僅成為出版界熱門話題，也確實轟動了日本社會。日文書名《下流社會——新階層集團出現》確很吸引人，所有中文譯本也用《下流社會》來招徠，是夠刺激，但不準確，甚至有嘩眾取寵，誤導讀者之嫌。

　　首先，這書是從考察「平成蕭條」后的日本社會變遷，包括消費社會的改變開始的。其次，它從日本人傳統的「中流」志向，實證性地描繪了一個新階層，即「下流社會」（日文）正在擴大的過程。第三，年輕一代既然已經淪落為「下流」，既無正規的工作，又無經濟能力成家，更無法傳宗接代，價值觀、生活態度、消費意欲也跟著起改變，整個社會開始分裂……。但它不是在論述階級論，而是自稱在開展「消費社會論」。

　　作者幷無意要揭社會的瘡疤，特別是政治無能造成的沉淪。因為他描繪的社會現象，重點還是階層分裂后，考察和統計出一些新消費現象。真不愧是一名市場分析專家。但是，讀者所以關心，是因為他們的「中產夢」破滅了，擔憂自己，也擔憂家人的未來。

　　回來談中譯本也用「下流社會」作書名，明顯是把日文漢字當中文使用的詭譎。首先是台灣的中譯版，接著是中國大陸的中文版，再有是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頁的中譯版，書外書內全都使用「下流社會」這個詞。作為一名中文讀者的第一印象是，這是一本數落日本人下流無恥，或社會敗壞的專書。因為中文固然有「往下流」的狀態詞，卻從來沒有人以「下流」的形容詞來描繪一個正常國家或社會。既然是翻譯書，又是使用中文印刷，沒有理由使用不對稱的名詞。唯一的解釋是，在利用中文日文相通的漢字，把它當灰色地帶利用：一可以附和一些人要咒罵日本的心理，將錯就錯地暗指日本是「下流」；二可以嘩眾取寵，以提高推銷商品的效果。

　　日文確實有「上流、中流、下流」這些詞，意思是處在「上游、中游、下游」的階段，都是些位置指定詞，不是道德規範詞。中文稱「上流」、「中流」意思明白，但稱「下流」，除非真要說對方社會「下流無恥」，不然跟日文原意就牛頭不對馬嘴了。

　　虛構「M型社會」概念  

　　文章表示，日本近年出現很多流行的新詞，「M型社會」是其中一個，但卻是很糟的範例。

　　上世紀80年代，在美國和日本學術界曾流行一個社會學新詞「M型社會」。原因是夏威夷出生的日裔美國學者威廉·大內，他的第二本研究日本新著《The M-Form Society，1984》獲得好評，特點是將日本商業管理模式應用到社會管理形態上去，讓日本人感到光榮，美國人感到新鮮。所謂M就是「管理」 （Managment）的簡稱。但大前研一2006年的新書《中下階層的衝擊》在台灣出版中譯本時，出版社（商周出版）不僅將書名改為《M型社會》，而且還請作者加寫一本43頁的小冊子《M型社會——給M型台灣的建議》，遂建立起日本海外版的M字型學說。

　　值得注意的是，「M型社會」這個學術概念的原創者大內，他是突出「管理型」這個特徵。而大前是強調社會「M字型化」。其實他在書中著墨不多。第一章雖然以「M型社會來了」為題，具體內容只有，「在勞動人口中，佔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崩潰之後，所得階層的分佈即往低層階級和上層階級之上下兩極移動，邁向左右兩端高峰、中間低落的『M型社會』。」

　　由於人們實際收入減少，相對購買力下降，中產階級沒落，貧富懸殊擴大，確實形成「格差社會」。但基本社會結構依然是「金字塔型」，如今標新立異說變成「M字型社會」，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億中流」成為歷史

　　文章認為，更重要的是，所謂社會學者們，他們創造了一大堆新的名詞，什麼飛特族（Freeter）、派遣員工、單身寄生族、流浪族、網吧難民等等，給人的印象是，他們都是天生的懶蟲、自我沒落的流浪漢、迷失的一代，即使形成「下流社會」也是咎由自取。也有社會學者說，這就是網路時代的社會特徵。

　　日本人崇尚「中產階級」，較古典的認識是以收入和財產來劃分。二戰以後，新的產業，比如服務業，行政人員、教師、醫生、律師、技師等的增加， 「中產階級」的觀念有了改變，包括「新中產階級」也流行一時。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傅高義就寫過一本書《日本的新中產階級》，對戰後日本社會變化有過細緻的描述。

　　1960年的調查是，日本56％的人喜歡用「中流」形容自己，29％選擇「中產」，19％自稱「中間」。80年代，日本經濟蓬勃發展，當時官方的「國民輿論調查」顯示，90％的人選擇「中上、中中、中下」，因此有了「一億總中流」的定義。但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企業破產，勞工失業，經濟低迷，學界即刻又掀起「中流崩潰論」的論爭。東京大學副教授佐藤俊樹的學術著作《不平等社會日本：再見，全體中流》不僅成為暢銷書，就引起學術界和社會各階層的關注。

　　「勤勞貧困」起惡性循環  

　　文章表示，日本人雖然希望繼續生活在虛構的「總中流」夢幻中，但現實的經濟改革，特別是小泉政府領導的改革，首先是大企業的廢棄終身雇傭制，其次是企業大量減少雇傭正式員工，即使經濟情況好轉也只是雇傭臨時工、派遣社員、飛特族等名義下的非正式僱員。有統計說，日本企業2003年雇傭的正式員工為3500萬，非正式員工則為1500萬，等於每三人就有一人是非正式員工。2005年正式員工更減至3333萬，非正式員工增至1591萬。

　　統計也說，大學畢業的正式員工每小時工資平均1000日元，派遣社員只有500－600日元，正式員工有社會福利和退休金，但非正式員工則沒有。總的來說，臨時工的收入不到正式員工的一半。臨時工收入低，就業無保障，自顧不暇，不能成家，甚至居無定所，最後淪為「網吧難民」、公園或地下道的 「流浪族」，不僅擴大了貧富懸殊的「格差社會」，還製造了一群年輕而又擺脫不了貧窮的社會底層，日本稱這種現象為「勤勞貧困」（Working Poor）。日文書名《下流社會——新階層集團出現》確很吸引人，所有中文譯本也用《下流社會》來招徠，是夠刺激，但不準確，甚至有嘩眾取寵，誤導讀者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