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距離認知華爾街：我在美聯儲監管銀行

本書作者以在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紐約聯儲銀行工作的親身經歷，描述了美聯儲在執行銀行監督管理方面的各種細節。書中穿插了個人的所見所聞和認知感受。本書集知識性、故事性和趣味性於一體，為廣大讀者了解美聯儲系統和金融界，尤其是紐約聯儲和華爾街，提供豐富的第一手的理性和感性資料。讀者還可以從書中看到一個留學生的成長經歷和一個職業人士的心路歷程。

作 者： 盧菁

　專家書評

　　金融、華爾街、美聯儲監管，這一切在人們的眼中顯得有些高深和神秘，讓人望而生畏。但讀一讀《我在美聯儲監管銀行》既能讓一般讀者對銀行監管有一個清晰的了解，又能為專業人士進一步了解美聯儲的銀行監管理念、操作程序和運行機制提供一個完整的框架。作者的經歷和為人處世的準則無論對求學之人和對專業人士都會有所啟迪。

　　我建議想了解金融、了解監管的人讀讀這本書。也許作者的語言不符合國人含蓄的傳統，但這也是作者個性的體現，瑕不掩瑜。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吳曉靈

　　《我在美聯儲監管銀行》以一位經濟學家的視野，圍繞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制定、花旗集團合併、紐約聯儲監管機制的運作等核心內容，詳細介紹了作者 1998年至 2001年在美國紐約聯儲從事銀行監管的親身經歷和所思所想。是我國金融業者了解國際同業運作經驗的難得的參考書。

　　--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 易綱

　　作者在美聯儲工作期間所親歷的美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重大金融變革正是今年中國銀行業面臨的課題。書中描述的美聯儲監管的運行機制、行為準則以及對重大變革事件的處置，可以使我們今天在探索中國銀行改革和發展路徑中獲得許多有益的啟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書。　

　　--招商銀行行長 馬蔚華

　　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國際銀行業的大變革時期，本書作者在美聯儲從事銀行監

　　管工作。她用流暢的筆精心地、生動地描繪了她在此期間經歷的銀行監管的實踐。

　　面對中國的銀行的重組、上市，中國的銀行監管也在不斷走向規範。本書為銀行監

　　管者和管理者提供了及時的、有用的參考資料。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經濟系教授 錢穎一

　　美聯儲對銀行業的監管可謂各國銀行監管的典範。盧菁博士以自己在紐聯儲的切身經歷寫成這本書，在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用形象生動的語言和簡潔的理論模型，將複雜的監管程序和與時俱進的監管政策娓娓道來，理論與實踐渾然一體，讀來令人身如其境，耳目一新。我相信本書對完善中國銀行業的監管體制和金融創新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張維迎

　　和一般的經濟學家不一樣，盧菁有在國際金融界和監管機構長期工作的實戰經驗；同時，和一般的實際操作者不一樣，她又有在大學進行長期研究積累的學術功底。她在這本書里從政府監管者和學者的角度記載了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美國銀行界修改巴塞爾協議的過程以及她親身參與的一些重要案例。作為一個華人，她生動、務實而深入的描述對正在和國際接軌的中國銀行界和監管機構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荷蘭銀行風險管理講席教授，原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卡爾森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 張春 (Chun Chang)

　　這是一本難得的佳作。作者有經濟學博士學位，又在加拿大大學里執過教，又在美國中央銀行做過銀行監管，所以此書的一大特點就是既有監管銀行的第一手實例，又不缺理論功底。此書的第二大特點就是可讀性非常強。作者從內情人的角度，恰當地溶入了親身經歷的種種小故事，用形象感性的語言，把抽象枯燥的美聯儲銀行監管的運行機制和行為準則，生動精鍊地表達出來。這種寫法，貫穿於全書。除了銀行監管的知識之外，讀者還可以從此書中讀到華爾街的金融風貌，留學生的奮鬥歷程，和職場上的積極進取。潛移默化之中，讀者可以領悟到作為一位國際化的人才需要何許素質。我很高興能把這本我欣賞的書推薦給讀者。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部助理主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管理學教授 魏尚進

　前 言

　　本書主要是圍繞我在美聯儲系統紐約聯邦儲備銀行(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三年半的銀行監管工作經歷來敘述和展開的。採用個人親身經歷的故事形式，來描繪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對銀行監管的性質、理念、政策和程序。希望通過這個形式，能讓中國的銀行界同行及各類金融監管機構，對美國最大的金融監管部門的運作程序和行為規範有個更為理性和感性的認識。


　　從1998年初，我開始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銀行監管部擔任高級銀行檢查員(senior bank examiner)，直至2001年中離開。三年半期間，我充當了巴塞爾第二協議的開路先鋒；經手了花旗集團併購后的基礎審查，並目睹了與之相伴的美國20世紀後半葉最重要的金融法案--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的出籠；領悟了以亞洲金融危機、俄羅斯債券抵賬、基金崩潰、公司醜聞等為代表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法律風險、操作風險等的巨大危害；參與了各大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監督和檢查工作；完成了諸多美聯儲對銀行檢查員的培訓項目。這些豐富的經歷和感知，寫出來與中國同行一起分享，希望能對中國金融業的改革開放，邁向現代化、國際化，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有一點啟發、借鑒作用。

　　近幾年，我在紐約和北京，向中國銀行界人士做過幾次有關美聯儲的講座，也在書刊雜誌上發表過文章，深切體會到有必要將自己的所見所聞，用文字形式系統地總結出來。中國的銀行界對書本手冊上有關美聯儲的教條、細則，肯定已是耳濡目染了不少，也曾派出多批人員去美國進修、參觀、學習，也一定製定了類似的方針政策，在內容細則上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在具體操作上，可能就沒有切身體會，在將美聯儲的理論與美聯儲的實踐相聯繫時，可能還有一段距離。再則，中國銀行界同行也同樣對美聯儲的制度結構、人事安排、福利待遇等感興趣。所以我也就義不容辭，投其所好，本著個人經歷的特殊性和局限性，穿插進我在紐約聯儲的所見所聞和喜怒哀樂。

　　在紐約華爾街工作的中國人不少，從事的行業遍及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互惠基金、對沖基金、公司信貸、個人信貸、諮詢、保險、法律、會計，等等。但在美聯儲工作的則屈指可數，有類似我這樣銀行監管經歷的更是鳳毛麟角，這就使我更覺得責無旁貸，要將自己的經歷傳播給中國同行，知己知彼，取長補短。我希望我的敘述，可以在美聯儲政策上的所以然和操作上的之所以然之間，架起一座橋樑，從而揭開美聯儲的神秘面紗，從理性上和感性上更加全面透徹地認識美聯儲。

　　這本書基本上是按照時間順序來寫的。在主要敘述我在紐約聯儲的工作項目和過程的同時，還附帶介紹了我加盟和離開紐約聯儲的前因後果，也算是提供一個完整的有關美聯儲，尤其是紐約聯儲的圖案畫卷。書中涉及的人物事件都是真人真事真名，都是我的親身體驗，不帶矯揉造作、生編亂造。我所側重介紹的是美聯儲的銀行監管工作，而非我所檢查的商業投資銀行操作。這些商業投資銀行的操作方法、程序屬於保密性質的資料，受法律準則約束，我不能披露，當然在這裡也沒有必要涉及。本書的所有內容，僅代表我個人的認知，不代表美聯儲的觀點意見。若有任何過錯，我個人承擔全部責任。

　　我雖然本著全面、客觀的宗旨來進行寫作，但鑒於自己能力和知識面的局限，難免會掛一漏萬，敬請讀者諒解。在寫作過程當中，最困擾的莫過於中文寫作和中文電腦輸入，總覺得詞不達意，速度太慢，語言辭彙跟不上時代步伐。畢竟十幾年沒有用中文寫作了。我在中文雜誌上發表的介紹美聯儲的文章，也是麻煩編輯找人，將我寫的英文原件翻譯成中文。所以，如果讀者覺得讀起來拗口彆扭，不夠暢快淋漓，也敬請原諒。只要能理解所寫內容，也就寬容一下表達形式吧。

　　這本書的誕生，要歸功於"旅美華人銀行家協會"的幾位骨幹對我長期的支持和鼓勵。會長駱寧博士早在三年前，就提議我寫這本書，他認定這類書籍會對中國的金融現代化起到重要的參考和借鑒作用。在我寫作過程中，他還提供了諸多的建議和交流。銀行家協會的孫曉雲博士、楊壯博士和另一任會長劉恆中博士等，也是積極的推動者。同時，我還得到其他同行和朋友的關心和指點，如陳小悅、方星海、李祥林、林兆英、徐愛華、宣昌能、朱曉東、朱煜，等等。為我撰寫書評的多位中國著名的銀行家和經濟學家，都是在百忙中抽空閱讀我的初稿，並欣然命筆。中國人民銀行吳曉靈副行長，還同時指正了書稿中諸多失誤和不妥之處，使本書更趨準確和完善。在此，我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的三位復旦學友，楊愛民、朱蔚雯和賴中文，在繁忙的工作之餘還冥思苦索地閱讀我的前期草稿，糾正了許多術語和語言表達的偏差，為本書潤色不少。在此，我也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

　　這本書的出版及我取得的所有成就，都與家人的關懷和幫助分不開。首先，我對我的母親和父親感恩不盡，他們含辛茹苦把我撫育成人，又在夕陽紅的黃金歲月里，繼續為我辛勤持家，解除後顧之憂；我的一對完美的兒女，給我的人生帶來無窮的歡樂和甜美；我的公婆兄嫂侄女侄子，也是常年支持激勵我的堅強後盾。最後，我將最誠摯的感謝，獻給與我這麼多年來根緊握在地下、葉相觸在雲里的"橡樹"-- 我的先生過大江。

　　 盧菁2007年4月於紐約

　1. 從經濟學轉行金融業

　　1998年初加入美聯儲之前，我在加拿大多倫多的約克大學當了四年經濟學教授，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和教學工作，在學院的"象牙塔"里過著簡單、平靜的生活。在此之前，我的生活軌跡也一直沒有離開過學校：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本科畢業后，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和美國經濟學協會聯合舉辦的由"福特基金會"贊助、普林斯頓大學鄒至庄教授發起的經濟學研究生培訓班；培訓班結束后，跟著班上一幫同學遠渡重洋，到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讀經濟學碩士和博士，這一晃便又是五年光景。博士畢業后，好像也沒覺得有其他什麼就業選擇，導師們都認為拿了博士學位，最好的選擇理所應當是去大學當教授，所以也就不負眾望，去了加拿大多倫多的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

　　這條學院路，回頭想來，算是走得比較一帆風順：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風起雲湧的改革浪潮，而選擇經濟學本科；本科畢業后又自然而然地報考研究生，出國深造；學位讀完后又順著導師的意去大學做研究當教書匠。這期間，沒有涉及多少個人的比較選擇，看看大部分留學生都是這麼過來的，我也就義無反顧、目不斜視地走在這條"獨木橋"上。還慶幸自己沒有走過什麼彎路；沒有因為猶豫、彷徨、轉行、轉業浪費過時間；也沒有因為生計、就業、打工、遷移耽誤過學業；也沒有在選擇課題、選擇導師方面有過什麼艱難、坎坷。一路下來，平坦筆直。儘管80年代報考經濟學的時候是出於時髦風尚，現在想來，經濟學還是我相當熱衷和喜愛的專業，還算沒有入錯行。

　　在學院的這段歷程，對我來說還是很有必要的。對於一個十幾年前懵懵懂懂、精神文化一窮二白的中國留學生來說，對西方的語言文化、人文傳統一知半解，更難談得上在學術理論、經濟哲學上有多大的造詣了。所以，在學校里潛心做學問，扎書堆，埋頭苦讀，豐富自己對西方各領域的了解，是對自己各方面的成長大有裨益的。

　　當時我是什麼都需要惡補。首當其衝的是語言文化傳統、待人接物談吐等行為素養。儘管我出國前托福考分頗高，但總體的聽說讀寫能力卻較差，分數和能力嚴重脫節。我是學文科出身，數學計量統計等功底都很薄弱，同典型的數理化超強的其他中國留學生不可相提並論；而現代經濟學又像是物理學在社會科學中的運用，學著用物理學的理念方式框架，提倡用數字元號來說話演繹，對數理統計能力要求甚高，所以，我又得抓緊分分秒秒迎頭痛趕。最關鍵的是在寫論文的時候，發現自己對西方的政治、經濟、哲學、歷史等知識嚴重匱乏，腦子裡充斥得更多的可能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的資本論。

　　好在我非常深刻地認識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在加拿大九年的學院生涯，我像發現新大陸似的，如饑似渴、爭分奪秒地吸收著豐富的精神文化養料，為滿足自己對知識的渴求而孜孜不倦。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幾年刻苦努力下來，我發表了幾篇文章，教了幾門研究生、本科生的課，對學院的套數有了熟悉了解，對經濟學也自覺能融會貫通，對知識的饑渴也不再那麼"窮凶極惡"，便開始左顧右盼，思忖著"What's next？"(下一步該怎麼走)。學校里特殊的"象牙塔"風景自然這邊獨好，但一直在學校里呆著，是否工作、事業上缺乏點新意？是否對理論的深度和廣度的開拓有所局限？想想很多經濟學大人物都是在已經有實際工作經驗后，才再在理論上做進一步深化挖掘，而自己則從未離開過學校，"一心只讀聖賢書"，從書本中來到書本中去，有很多認識流於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只能想象著實際操作是怎麼一回事。但想當然和親身經歷自然還是有段距離，沒有感性認識的理性認識，總是偏虛，中氣底氣不足。

所以，如果能去看看資本主義到底是如何運作的，了解各環節、各部門如何配合默契，相輔相成來取得實效，應該對自己的理論研究有所裨益。趁自己還年輕，應該多去闖蕩闖蕩，經歷經歷，"experience is an asset"(經驗就是財富)，"knowledge is power"(知識就是力量)。只要自己不斷在進步、在彌補，就會感覺充實，有收穫。

　　無獨有偶，我當時就職的約克大學坐落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多倫多，它也是加拿大商業、金融、經濟和貿易中心。各行各業，人才薈萃；人來人往，熱鬧非凡。在此大環境里，自覺不自覺地耳濡目染很多現實的商業金融信息，也接觸到很多在這些部門就職的員工，對經濟的運作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時也開始對從未涉獵過的金融行業產生濃厚興趣。

　　過去在復旦讀本科時，對金融業的了解僅限於"摩根、大通等銀行寡頭，大財團巧取豪奪，使資本主義蛻變為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帝國主義"……出國后，在加拿大的一個小型貴族式大學城市裡讀書，風景自然旖旎秀美，但對金融學和金融業的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都少得可憐，就這樣"兩耳不聞窗外事"，專心致志地讀完經濟學學位。

　　但眼下到了多倫多，便是一個巨大反差，各行各業，欣欣向榮，高樓大廈，鱗次櫛比。多倫多以金融業最為朝氣蓬勃，市中心的高樓大廈大都為銀行保險金融財團霸佔，充滿著自信傲氣；在其內工作的人士也煞是躊躇滿志、意氣風發，像是有無限的機會和挑戰，像吃了"興奮劑"似的"high"(亢奮)。再轉而看看我們大學里，商學院的投報擠破門檻，人丁興旺，學費步步上漲，卻依然供不應求；而我們經濟學院卻門庭冷落，日趨蕭條，每每要為生源不足、招生率下降犯嘀咕，想方設法來挽救頹勢。

　　看來學生已經用他們的行動來投票商學院，而遺棄經濟學院。這不得不讓人反思，捫心自問為什麼。很多經濟學教授甚至瞧不起商學院教授，認為他們的理論功底不夠，數理技巧也不堪一擊。再說，金融學充其量也只是經濟學的一個成功運用而已，理論的深度和廣度與經濟學不可同日而語，憑什麼喧賓奪主，后發制人？但是，撇開文人相輕不談，關鍵問題是為什麼金融學和經濟學的發展結果會如此落差巨大？

　　出於對金融學和金融業的強烈好奇，我開始關注這方面的內容，也作些理論上的探索和實證上的觀察。

　　在美國行業就業數據的歷史和發展趨勢上，我發現統計上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服務性行業(service-providing industries)，諸如貿易運輸、批發零售、醫療教育、金融保險、信息諮詢等，就業人數不斷增長，不但在絕對數量上，而且在總就業人口的比重上也不斷遞增。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美國的總就業人數增加了4倍，而服務業卻增加了將近6倍，增加的步伐不是等比例的，而是加速的-- 大部分增加的就業人數都跑到服務業去了。相對而言，製造業(goods-producing industries)，諸如建築、採礦、各種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生產等，卻呈現相對蕭條、落後的狀態，儘管在就業的絕對數量上也增加了2倍，但在相對數量上就落伍很多。

　　換句話說，"二戰"后的1950年，美國的製造業就業人數佔總非農業就業人口的37%，到20世紀末，這個比例萎縮到了19%；而服務業，1950年的就業人數比例為60%左右，到20世紀末，這個比例已超過了80%，難怪一種普遍的說法是美國已變成了服務性社會了。

　　言下之意，經濟越發展、越發達，對服務性行業的需求量就越大，而且還不是同步發展，是超速發展，使服務性行業相對於整個經濟來說日趨重要。這又是為什麼？過去，經濟學里"重工重農輕商派"有相當勢力，認為這些金融銷售、服務諮詢只是中介媒體，不生產實質性產品，也沒有在產品上增加附加值，所以不應該在國民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相反，產業界是生產具體有形產品的，是國力增強、民生保障的象徵，必須作為經濟依賴的中流砥柱，必須是眾人關注的焦點。然而，現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客觀數據卻反其道而行之，用事實證明服務業的日趨重要性，用事實證明這種"輕商派"理論的謬誤。那麼，是怎樣的一種激勵機制，使得服務性行業會鼎盛持續發展？

　　再深入探究下去，便發現了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奧妙和自己依然的學無止境。

　　過去我所學的主流經濟學宏觀微觀理論，都假設市場是現成給定的，市場會自動將買賣雙方撮合在一起，立刻履行清算、交割的作用，好像產品生產出來后，便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流向消費者一邊，沒有成本，沒有中介。在這些理論里，市場是如何將買賣雙方撮合在一起，需要哪些步驟和條件，有些怎樣的機制結構，是否理性或非理性的抉擇，對經濟和政策有什麼影響等，都不進行討論，好似多餘的。

　　但事實上，現實生活中，制度結構又是無所不在，無孔不入，起著非常重要的市場經濟調節作用。只要有市場經濟，就必須有中介媒體的存在，需要大批量從事服務行業的人員來促使產品的供需見面，供需平衡，來從事很多融資、集資、銷售、定價、廣告、評級、篩選、質量保證、保險等貌似"無用功"，卻在執行著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職責。否則，市場經濟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空間，產無所用，產無所歸，豈不浪費資源，白費力氣，市場經濟便無從談起。

　　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品的數量、品種、花樣、款式進一步增加，更加多樣化、精緻化、分門別類化，如何使恰當的產品到達恰當的消費者手中，使供有所需，產有所終，更成為嚴峻問題和當務之急。一個公司營銷部的作用已等同其產品開發部，各個部門企業都花大力氣、大資金來打品牌做廣告，務必使更多消費者恰到好處地知道這類產品，以便達到供求結合，皆大歡喜。所以，產品越是豐富多樣，就越需要服務行業在增加或不增加產品附加值的情況下，用以上列舉的各種方式，創造各種形式、成立各種機構，從而促進產品的銷售，資金的流轉，促成市場經濟買方和賣方的成交。

　　毋庸置疑，市場的中介媒體的重要性，是與市場的深化、廣化和細化同步進行的；更進一步地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產品如果是以線性方式遞增，而每個產品都需要消費者了解、知曉，那產品到達消費者的紐帶、環節，便以加速度的方式遞增。打個比方，如果市場僅有兩件產品和兩個消費者，那產品和消費者的關聯線條僅為4根，若產品增加一件，那關聯線條要增加2根，變成6根。如果這兩件產品因為分工的進一步細膩，變成兩件初級品和兩件終級品，那這市場間的紐帶關聯更是爆破似的蓬勃發展，市場中介也便需要以加速度形式遞增，來建立供需的紐帶，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資源也便隨之以加速度方式增加了。

　　基於這個理論，我當時還寫了兩篇關於互聯網經濟學(internet economics)的文章，針對當時互聯網的熱潮，及由此產生的錯誤認識而進行批評和反駁。具體說來，當時很多著名報刊雜誌，如Wired(《電訊》)，Business Week(《商業周刊》)等，都大肆宣揚"Death of Middlemen"(中間人消亡)，"Extinction of the intermediaries"(中介滅絕)，認為網路經濟環境下，人們只要點擊幾下滑鼠，就可以找到廠家，在網上購物、辦事，所以就不再需要中介的橫插一杠，中介這個行當就要消失滅絕了。我的駁斥觀點為：互聯網的存在，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大延伸、大發展，准入壁壘成本降低，使得產品(包括知識和物質產品)愈發多元化，品種繁多，花樣齊全，供給和需求愈發個性化，市場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都有無與倫比的拓展。市場的拓展，勢必需要很多單位、機構、人員從事如何將市場的買方與賣方相結合，讓求有所得，賣有所終，需要很多人從事諸如搜索、廣告、編輯、篩選、評級、質量擔保等許多與產品本身性質無關，但與產品營銷密切相關的工作，所有從事這方面工作的機構人員都屬於中介。在互聯網的推動下，這些中介工作非但不會死亡絕跡，反而會更紅火興旺，更會有加速度的增長(我當時還受邀在大會上演講過這兩篇文章，後來因為轉行，也就沒有把它們整理髮表)。

　　有了這些理論預測，我當時還曾動心去矽谷".com"領域闖蕩一番，興許這些理論會有用武之地。但最終沒有做這個不定因素太多、貿然闖入不熟悉的科技新領域的戰略大轉移。事後，互聯網經濟的發展，也驗證了我當時的這些預測。蓬勃興旺的互聯網公司，絕大多數是屬於中介性質，幫助供求見面的，Yahoo!，Google，eBay，Amazon，Netflix，等等，本身並不生產客戶需要的產品，但在幫助客戶得到所需產品，在搜索、彙編、評級、提供交流平台等方面，邁出了關鍵的一步，這些公司也因此變成了互聯網時代的品牌公司。互聯網中介公司的興旺發達，仍然會繼續發揚光大。

　　言歸正傳。金融行業本質上也只是中介機構，是專職於促進資金運轉的金融機構，進行著將資金更合理、更有效地從資金剩餘方轉移到資金短缺方的工作，使供求見面、供需平衡。同樣的道理，隨著經濟和金融市場的不斷深化和發展，為了適應投資者和消費者的偏好和要求，各種各樣的金融產品、改革創新應運而生、層出不窮，與之相伴的金融行業也勢如破竹，欣欣向榮。自然，金融業的蓬勃興旺、日新月異，造就了對金融人才與日俱增的需求和搶奪，在其行業工作的人士自然也鬥志昂揚、躊躇滿志了。　

　　很榮幸的是，當時我在約克大學有一位關係密切的同事Janet Landa，她一直從事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在我們系裡主流經濟學家占統治地位的組合中，她算是個"異類邪教"。但也許正因為我們的專業如此不同，我對她的工作很感興趣，平時交流甚多，還合作寫文章。

　　Janet在她的研究領域很活躍，本身是Bioeconomics(《生物經濟學》)雜誌的主編，經常請些制度經濟學界的權威知名人物來我們系裡作講座，我也因此受益匪淺，大開眼界。Deirdre McCloskey是其中一位比較有意思的著名學者，她原名為Donald McCloskey，後來經過由男變女的手術后改名了。她原先在芝加哥大學當過多年經濟學和歷史學教授，後來去了俄亥俄大學。她的變性當時在經濟學界引起了極大轟動，具有明星效應。我第一次在我們系裡見到她時，她的行為舉止已經非常女性化，臉部做過整容手術，化著濃妝，戴著假髮頭套，穿著當時時髦的緊身上衣和短裙，比真正的女人還女人氣十足。除了她的聲音依舊是低沉的男中音外，加上她的身材屬於高大魁梧之列，其他的很難分辨出她原先的男兒身。在喝咖啡、就餐等的輕鬆場合，她還會和我們描述她如何刻意模仿女人狀。

　　Deirdre McCloskey不是位主流經濟學家，但對主流經濟學批評甚多。主要觀點是主流經濟學忽視了很多應該注重的問題，諸如市場、機制、交易成本等，然後還誇大其詞地認為這有局限性的主流經濟學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她的言辭激烈、刻薄，頗有矯枉過正之嫌，但其文筆華麗、飄逸，讀起來引人入勝。

　　我讀過她的很多著作，其中有一本書對我頗有啟發：If You Are So Smart(《如果你那麼聰明》)。這個書名只是半句話，另半句話的含義是"Why Aren't You Rich"(為什麼你不富有)。意思是說，如果按當今習俗，用財富來衡量一個人的聰明才智的話，那自以為智商很高的經濟學家應該是富貴榮華、腰纏萬貫的了。然而經濟學家卻還在捉襟見肘，為脫貧致富打拚，究其原因，要麼是理論錯誤，放之四海皆不準；要麼是經濟學家不屑於將理論付諸實踐，學不致用，空讓理論付諸東流。我倒是比較傾向於後一種觀點。經濟學發展了幾百年，久經磨難考驗；現在，從理論的角度來說，已經變得非常成熟，人們可以在很多理論方面達成共識，經濟學原理也日益滲透到其他領域，諸如生物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且被廣為接受。但理論到實踐還是有段距離的，理論上的紙上談兵，還必須與實踐運作相結合，來體現它的優越性，就如同物理學原理還需要工程技術人員來加以運用發揮一樣，理論要與實踐相結合，才能相輔相成。

　我所決定付諸的具體行動就是要投身金融業這個欣欣向榮的"朝陽行業"。有了理論和數據做憑據，我堅信這個行業只會越來越興旺發達。只要市場經濟在不斷擴張、延伸，金融業就會日益火紅興旺，而且呈加速度增長。這個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即不論是美國、加拿大，還是中國、俄羅斯、印度，只要市場經濟發展了，金融也必須相輔相成，發展壯大，否則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有局限性。金融業比起其他行業還是一個年青、新興的行業，而且潛力無窮，發展無止境。主意已定，我便義無反顧，開始看這方面的書籍，選這方面的課程，又是一番急起直追。

　　金融學其實是一門不難的學科，尤其是有經濟學紮實的功底，有一定的數理統計知識做基礎，學習金融學只是了解它的一些專用的融資投資理論、會計知識、產品結構、種類定價及專用術語。比如，住房抵押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除了需要了解專用的固定收益債券知識外，有關定價預測方面的內容，用到很多宏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理論技術，這對我來說駕輕就熟。

　　我花時間最多的是學習衍生證券(derivatives securities)，這是當時最興旺發達、最需要高精尖知識技術的領域，同時也需要很多為其配套服務的專業人士。我想這可能會成為我去金融界的敲門磚。不管怎樣，要轉行，還是要付出額外的時間和精力，在已有的全職工作的基礎上，得另外聽課自學做練習，有時候還跑去附近多倫多大學聽課、聽講座。關於衍生證券，最暢銷的教科書，便是多倫多大學的John Hull教授撰寫的Options，Futures，and other Derivative Securities(《期權，期貨及其他衍生證券》)。

　　同時，我也開始關注從事高層次高技術金融服務的朋友、同學，聽其言觀其行，想象著自己是否會喜歡他們那種工作生活方式。

　　大部分人去了金融界，走的是一條不歸路。有不少學數學、統計、物理出身的，原本找工作都很困難，能發配去北方天寒地凍的窮鄉僻壤教書，已是美差了。而現在，投奔金融界銀行業，簡直與他們以前的工作環境、工資待遇有著天壤之別，"時來運轉"，"柳暗花明"，他們欣喜若狂，得意洋洋。也有一些人，連博士學位都沒安心讀完，就迫不及待地投身金融界，外面的世界真美妙。當然，我也看到極個別的反例。有位朋友，經濟學博士畢業，曾經在紐約摩根銀行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對金融學、經濟學都融會貫通，舉一反三。但他當宏觀經濟學教授的信念很堅定，義無反顧來到多倫多大學當學究，而不在乎金融界的"臭錢"。學校教授們對他很欽佩，認為他是鐵杆做學問的，"不為五斗米折腰"。

　　對我最有啟發的是我的一個好友，和我背景很相似，也一直是在學校里蹦躂，讀了碩士、博士，后又去了美國一所著名大學當經濟學教授。可當教授還不滿一年，她就跳槽去了一家大型共同基金公司。她是那種思維行動很活躍、敏銳的女孩，總在不斷創新，不斷挑戰自己。臨行之前，她撇下北京女孩慣有的豪爽："姐們下海去了！"

　　加拿大約克大學的Vari Hall，我的辦公室就坐落在前排左側

　　2. 從多倫多轉向華爾街

　　決定轉行后，我的職業意向起初鎖定在多倫多，畢竟多倫多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雲集了加拿大所有大銀行的總部及其他金融機構，干金融這一行在加拿大非此地莫屬。多倫多也是北美五大城市之一，各方面的設施、環境、人文、地理都屬上乘，而自己也已經在加拿大生活工作了多年，完全可以定下心來安居樂業。

　　想不到1996年夏天去美國紐約開會，第一次踏上曼哈頓，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一下子改變了初衷，覺得下一步去向，非紐約華爾街莫屬。

　　其實，我去過美國多次，除紐約之外的各大城市都跑過，華盛頓、波士頓、費城、芝加哥、底特律，甚至中部的聖路易斯，南方的休斯頓、達拉斯、新奧爾良，西部的洛杉磯、舊金山等。紐約也曾去過，只是沒有深入到曼哈頓市中心，去徜徉體會。還孤陋寡聞、自以為是地想當然，認為各大城市都相差無幾、大同小異，所以，也就未將遊歷紐約放在重要的議事日程上。

　這次是在曼哈頓開會，住進曼哈頓，因此可以趁機觀光遊覽。也是天賜良機，飛機進入紐約時，在曼哈頓上空盤旋而過，下面成群結隊、鱗次櫛比的摩天高樓，盡收眼底。那種豪邁壯觀、威武磅礴的氣勢，讓人情不自禁、嘆為觀止。我當時簡直驚呆了，世界上居然還有這等奇觀，在這彈丸之地上聚集了那麼多鋪天蓋地、無與倫比的森林式大廈，齊刷刷，雄赳赳，傲然挺立。多倫多那幾幢高樓，與之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不可相提並論。

　　等住進曼哈頓，這種城市震撼就變得更為明顯。紐約像是上足了發條，加滿了油的航空母艦，在那裡風馳電掣般賓士著，帶動艦上所有的人瘋狂刺激，所向披靡。曼哈頓島的形狀，也像是艘航空母艦，狹長細身。我可能是屬於比較敏感型的，在曼哈頓街上一走，便能感覺到這個城市的不同尋常，如此有活力，有朝氣，有動感，好像整個空氣中都瀰漫著激動興奮的因子，讓我也剎那間精神為之一爽，走起路來昂首挺胸，恨不得也要快馬加鞭了。

　　曼哈頓下城

　　多倫多是加拿大的金融中心，但紐約不僅是美國的金融中心，更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就像一個資本市場的"麥加"，吸引著全世界各地的金融機構帶著它們的資本，到這裡來"朝聖"一下，"鍍金"一下。而且，紐約不僅是世界金融貿易中心，也是世界上文人墨客、才子佳人、奇才怪才雲集嚮往的文化中心。要支撐這樣一個世界型超級大都市(mega-metropolitan)，能對當代的各路精英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總要有磅礴氣勢和耀人光彩吧。我儘管說不上具體的魅力所在，但在感覺上甚是奇妙獨特，心生嚮往。而如果我想深入細緻地了解紐約，享受其世界大都市的情趣風範，最好還是插隊落戶，紮根居住。

　　接下來，我的注意力便集中在紐約華爾街，夢寐以求著雄赳赳氣昂昂跨過國界，來美國下海闖蕩。儘管我還繼續著約克大學的全職工作，但已有不同的"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憧憬著嶄新的未來，期待著美夢成真。

　　曼哈頓中城

　　3. 挺進紐約華爾街

　　如果說奔赴紐約華爾街是戰略上的必然事件，最後落戶到了紐約的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則純屬戰術上的偶然。

　　找工作的途徑主要有三：看廣告寄簡歷，找獵頭公司，朋友引薦。根據統計數據，這其中以第一種方式的成功率最低，基本上是石沉大海。試想，一個招聘廣告，會吸引成百上千個應徵者，要想在這浩瀚的人堆里脫穎而出，豈不是大海撈針，茫茫無期？而第三種方式的命中率最高，因為如果有內應的話，公司對徵召人員就多了一份信任，也免去徵召應聘過程中令人頭疼的繁文縟節。所以，很多公司都有內部獎金激勵制度，凡為公司找到一個需要的人才，獎金一千或兩千美元不等。我當時認識的在華爾街工作的朋友不多，對華爾街的工作運行方式也不甚了解，所以，起初依賴的主要是獵頭公司(head-hunter)。像我申請的這種專業技術性強的工作，公司一般都指派獵頭公司幫助物色。當然，獵頭公司的報酬也不菲，一般為所僱員工幾個月的收入。所以，獵頭公司也相當積極賣命，力促般配成交。

　　待我金融知識的佛腳抱得差不多了，心中有了點底氣，便開始小試身手，斗膽地向華爾街挺進，同公司進行面談，萬里長征總得邁出第一步。這也是個學習摸索過程，看看自己邁向金融市場會遭遇到什麼樣的挫折，得到什麼樣的評價，是否會慘敗而歸，落荒而逃，從此一蹶不振？

　　起初自然是碰壁連連。因為我有思想準備，對自己也沒有過高期望，所以碰壁乃兵家常事，泰然處之，說一句"whatever！"(管它呢)。當然，"失敗是成功之母"，關鍵在於總結教訓，積累經驗，不犯同樣的錯誤，然後重整旗鼓，再接再厲。

　　歸納起來，我當時有幾大弱勢，最為重要的是沒有任何實際工作的經驗。華爾街的公司大都勢利實用，雇了員工就要馬上上手出活，分秒不耽誤。而我儘管有自以為是的理論功底、計量工具，別人看我獲得了博士學位又當了教授，肯定覺得我腦子還聽使喚。但我對具體產品的定價營銷、市場規範等一無所知，不可能馬上上手操作。一個公司若雇了我，還得花時間、精力、人力、物力對我進行培訓，讓我熟悉一段時間。用他們的話來說，我有一個"steep learning curve"(很陡的學習曲線)，要從零狀態突飛猛進到專家熟手狀態，這對公司來說是一個冒風險的舉動，他們情願保守一點，雇個已經在市場上跌爬滾打過的員工。記得當時同一家大銀行的住房抵押債券部門面談，感覺還不錯，幾輪都談下來了，但最後他們還是選了一個已經在這方面干過幾年，從其他銀行跳槽來的候選人。

我沒有實際經驗，這是事實，但每個人都有這個從無到有的突破，都要這麼走過來的。那麼多零的突破，說明了總會有公司願意招募新人，培養新手，願意"放長線釣大魚"，把希望寄托在新秀的總體貢獻上，我只不過是要找到這種公司、這種部門而已。同時，我也對自己有所要求，多對市場做些了解，來彌補缺陷。

　　另外一些弱勢包括我來自加拿大，而非美國本土畢業的學者。美國人的大國沙文主義傾向嚴重，自我唯上，容易將加拿大的人物、事物邊緣化，不屑一顧。其實，加拿大幾所品牌大學的教育還是非常嚴謹苛刻的，它們總在用美國一流學校的尺度衡量自己，向高標準、嚴要求看齊，也比較注重對學生關心培養。我一直慶幸自己在加拿大的九年，惡補了很多知識，增強了能力，樹立起在北美這個社會裡生存和發展的信心。我所在的西安大略大學經濟系，當時在全世界排名十四位，對學生要求甚嚴，尤其是在數量統計方面，上課全用數字元號論述，很少文字表達，不習慣的像是在聽天方夜譚。我經常說，這個經濟學學位，不亞於物理學學位，啃下來不容易。更何況，它還提供全額獎學金呢！難以想象，如果我在美國，是否會有如此扎紮實實的長進，是否會在五年時間裡迅速完成碩士博士學業，是否會輕易在大城市找到工作。不管怎樣，現在別人的偏見歧視，一時半會兒很難改變。我只有以後在工作上顯示自己的實力，才能讓別人刮目相看。

　　在尋找工作和同別人的交談中，也要學會知己知彼，有的放矢。我得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不能做些什麼，喜歡做什麼，不喜歡做什麼。比如，我知道自己不能做衍生證券的模型師，那些工作需要極度深奧的數學微分積分方程知識，一般都是數學、物理博士的拿手好戲，他們看微分積分方程符號，就像看文字一般從容自如。而我從未受過這方面的系統訓練，現在即便是提著燈籠，都趕不上。能讀懂數字元號，了解個所以然和之所以然，已經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根本無從談起對模型進行修改、建樹和創新了。

　　另外，我也不喜歡做需要花大量時間編寫模型程序的工作。這類工作，在各種數理模型盛行的華爾街，有著大量的需求，需要專業人士將模型做具體實施運用。但向這類工作方向發展，基本上意味著自己還要去學習新的程序語言，而這通常又是計算機專業人才的長項。我可以去學一點語言，看懂程序，但不喜歡把大部分時間花在編寫語言程序上，覺得不夠"金融"。同時，我也不願意去銀行再當個經濟學家，來回討論一些宏觀經濟變數。

　　我可以而且喜歡做的事情還是蠻多的。除了上述的住房抵押債券，我對風險管理很感興趣，包括市場風險管理和信用風險管理。這些方面，需要很多市場知識和統計學技能，把各種產品進行歸納總結、量化分析。我對基金管理也很感興趣，它對經濟學理論和統計學知識有很高要求，我會學有所用。基金管理是屬於前台業務部門，虧損盈利，立竿見影，應該會比較興奮刺激。我並且認定基金管理，包括共同基金、對沖基金、養老基金，基金的基金，或其他五花八門的名稱，將是金融業里發展最快的行當。因為它類似金融產業內部的中介機構，雖然不參與金融產品的研發定製，但隨著金融產品的豐富發展，它將起著重要的分門別類、量體裁衣、專款專用等促進資金最合理分配的中介作用。

　　另一方面，公司對學校出來的學究也還是有不少成見的：其一，認為他們不諳人間事理，清高孤傲，樂於批判，而不善於團結上下級和同事；其二，認為他們只注重追求自己的興趣愛好，追求理論模型上的完美精緻，而不顧實際操作運用的可行性、短平快等。

　　這種成見不是絲毫沒有根據的，因為學校的環境和要求與公司的氛圍大不相同。學校里是一個扁平型組織結構(flat organization structure)，沒有那麼多頭頭腦腦，上上下下，每個教授就像是自我雇傭(self-employed)，專心致志做好自己一攤事，系裡事務由一大堆委員會統籌規劃，系主任也主要是充當召集人、協調員的角色，而非握有生殺大權的老闆。所以，當教授的人際關係頗為簡單，只要做好學問教好學生便可，腦子裡不需要緊繃一根處理好上級下級、老闆同事關係的弦。相反，教授的腦子裡老得要緊繃一根批判的弦，反問詰問別人的說法、做法，這樣，自己的文章理論才能標新立異，才能有發表的可能。這種批判性的思維方式若習慣成自然帶到公司來的話，便會成為"眼中釘"、"肉中刺"，眾矢之的。

公司是一個層級型組織結構(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上下等級，壁壘森嚴。上級有他的指令，下級有他的服從。需要"眾人拾柴火焰高"，強調團隊協調配合精神。所以，批判指責型作風，不利於團結，反而會眾叛親離，欲速則不達。自然，公司有強烈的務實性，做的東西不求精緻完美，但求成效快、回報大。所以，學究在公司的氛圍里，會遭受文化衝擊，需要及時妥協調整，以適合新形式、新環境的要求。

　　至於說我是女性，是亞裔，這是否會直接或間接影響我的就業機會呢？我沒有親身感受到對女性、對亞裔的歧視。現在美國人學乖了，在種族平等、女權運動的社會呼聲和法律糾紛上，他們最起碼在公開場合上表現得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上正確)，言談舉止做到天衣無縫、滴水不漏。但我倒是當面聽說了他們對加拿大人的歧視，瞧不起加拿大的畢業生。不管怎樣，偏見和歧視總是顯性、隱性地存在，不可否認。重要的是不要讓它過多妨礙你的工作和生活。我是憑本事吃飯，自信有能力把工作做好。別人也是看了我的履歷才同我交談，談的也是工作上的事。在華爾街工作的亞裔女性不乏其數，說明她們總還能破除偏見，爭得一席之地。

　　按照華爾街過來人的說法，憑我的履歷，在華爾街找到工作只是遲早的事。有不如我條件的，也照樣得到容納。華爾街的金融人才市場浩瀚深廣，聚集了全世界的主要金融機構，聚集了金融界的所有部門。各行各業錯落有致，適合各類人才各種背景。男女老少、黑白黃棕，只要你有點才能，華爾街便能有你用武之地，你便能找到niche(合適位置)。所以，一種普遍的說法是華爾街是智力的競技場，才能的演繹廳，只要有才能，便能找到買家，受到青睞。而在工作中已經嶄露頭角的，則更是趨之若鶩，希望得到更高的提升。在華爾街工作的人，各種各樣背景的都有，我屬於科班出身，其他的專業更是五花八門。公司有時候乾脆就把面談變成智力測驗了，看看你的腦袋瓜子是否聰穎敏捷，而不只是在乎你的學歷學位。

　　經歷過幾次挫折，開始知道自己的長處短項，認識的紐約朋友逐漸多起來，學會了怎樣同面談者對答如流，接下來的路似乎越走越寬，機會也越來越多。到了1997年底，一位朋友推薦我去美聯儲的紐約聯儲面談的時候，我感覺已是水到渠成了。

　　4. 應聘紐約聯儲

　　美國的聯邦儲備系統(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是美國的中央銀行，執行著維護美國經濟的三大重要職能。除了舉世矚目、叱吒風雲的貨幣利率調節政策外，同樣重要卻不如貨幣政策那般光彩耀人的，是它監督管理銀行的經營運作和提供維持金融機構間支付清算的兩大職能。

　　美聯儲除了總部(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設在華盛頓外，在全國劃分成12個儲備區，每區設立一個聯邦儲備銀行(The Federal Reserve Bank)。每家區域性儲備銀行都是一個法人機構，擁有自己的董事會，獨立性非常強，稱自己為獨立的銀行，而非美聯儲分行或分部。除了12個地區性聯邦儲備銀行外，全國還設有25個分行(branches)，屬這些區域性儲備銀行管轄。這樣就組成了整個聯邦儲備系統，由坐落在華盛頓的總部總體協調管理。總部最重要的職責是操作國家的貨幣和信貸，以維持價格穩定和經濟增長，而其他兩項職能-- 銀行監管和支付清算-- 則下放到各個儲備區，由它們獨立管理操作(附錄A"有關美聯儲的八大認識誤點"詳細介紹了美聯儲的功能和職責)。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簡稱紐約聯儲)是美聯儲系統中最重要的、最有影響力的儲備銀行。它負責第二個儲備區，管轄紐約市及周邊地區的大中型商業銀行、銀行(金融)控股公司、外國銀行分行和辦事處。它坐落在曼哈頓下城(downtown)金融區，同紐約證券交易所、華爾街僅百步之遙；世界金融中心建築群、世界貿易中心建築群也都在10分鐘步行之內；摩根、大通、高盛財團、德意志財團、紐約商品交易所等大樓也都雲集左右；儼然身處金融活動中心，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紐約另一大金融聚集點為曼哈頓中城(midtown)，那裡有花旗集團總部、大通銀行總部、雷曼兄弟投資公司，瑞士、英國、法國、日本等的幾家大銀行。但因為中城也是紐約的文化藝術中心、新聞媒體、百老匯、博物館、領館、餐館密集的地方，所以凸顯不出金融的唯我獨尊。

在執行美聯儲的三大職能上，紐約聯儲向來起著無與倫比、馬首是瞻的橋頭堡作用。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樓

　　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利率的上調下降，必須要通過紐約聯儲買賣政府債券來得以具體操縱落實；財政部發行國債，也必須要通過紐約聯儲上傳下達，最後行銷世界各地；紐約聯儲所承擔的交易清算額每天為1.1萬億美元，占整個聯儲系統每天1.8萬億美元的60%以上；證券交易清算額每天為1.2萬億美元，超過整個聯儲系統每天1.3萬億美元的90%。這說明了紐約聯儲舉足輕重的作用，也為紐約聯儲及美聯儲帶來可觀收益。

　　在銀行監管的政策和操作上，紐約聯儲更是具有無上的發言權和權威性，這與它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不可分割。小小的曼哈頓島上，聚集著成百上千家國內外、大中小銀行及各類金融機構，囊括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科技、產品、人才，氣象萬千，日新月異。在這裡監管銀行，自然而然有其信息的制高點；通過曼哈頓，掌握第一手資料，全面了解整個銀行業的運作模式。除此之外，銀行業對監管方針政策提出的挑戰，大都從這裡開始；要建立規範，樹立標準，也基本上從這裡開始著手調研。難怪紐約聯儲當之無愧地成為總部及其他聯儲銀行和監管機構經常取經燒香的"大雄寶殿"。紐約聯儲的總裁，是美聯儲貨幣政策委員會--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 12名有資格投票的常任會員之一。紐約聯儲的前任總裁William McDonough還兼任國際清算銀行的銀行監管委員會主席。國際結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位於瑞士巴塞爾，充當著國家間中央銀行的職責，在制定國際間統一的銀行監管政策上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紐約聯儲的其他銀行監管頭目，都多多少少在BIS擔任要職(有關BIS的政策、組織、協定，下一章有詳細介紹)。

　　有趣的是，紐約聯儲也還是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儲存庫。在它主樓的地下室，大約五個樓層之下，儲存有價值900億美元的金磚，這些金磚並非美國政府或機構所有(美國政府的金磚藏匿於美國內地的肯塔基州)，而從屬於外國政府、中央銀行，或其他組織機構。紐約聯儲只是為這些金磚提供無償託管。這些金磚絕大部分是"二戰"時從歐洲運來的，為了躲避戰亂，而到美國這個"西線無戰事"的世外桃源尋找棲身之地。紐約聯儲的這個黃金儲存庫對外開放，大眾可以免費進入參觀。好萊塢電影"Die Hard 3"講的就是一幫匪徒跑到紐約來搶劫這個金庫的故事。

　　除了這個黃金庫，紐約聯儲還有一個系統的博物館，可供遊客免費參觀，或者作為學生研究課題的資料來源。陳列介紹的資料包括：美聯儲系統的歷史和概要、經濟周期、貨幣政策的實施、信貸的乘數效應、美聯儲的三大職責等。博物館內有架計算機終端，可以用來模擬在不同經濟情況下，美聯儲主席如何決定貨幣政策，以控制通貨膨脹，推動經濟增長。還有一個圖表，說明經濟活動和金融活動如何在家庭、企業、政府和國外機構之間周轉。有一排透明的玻璃展櫃，並排陳列真假美鈔，教人辨認。還有一個碩大的駱駝標本站在那裡，起初會讓人覺得很突兀，原來它與美聯儲對商業銀行的評級有關，評級的縮寫為CAMELS，意即"駱駝"(第五章會詳細介紹這方面內容)。參觀者還可以拿到一個紀念品，是美聯儲用碾碎的舊美鈔做成的鎮紙。當然，還有形形色色的紀念品可供購買。

　　我去面談的是紐約聯儲銀行監管部(bank supervision department)，共兩三百號人，負責對第二儲備區內銀行的監督和管理，外加分析研究、政策制定等。

　　當時的銀行監管部有五大分部：其中四大分部各自負責一組銀行，大、中、小搭配，從事常規的銀行檢查工作；另一大分部稱為諮詢和技術服務部(advisory and technical services，ATS)，百號人不到，由在華爾街聲名卓著的Christine Cumming領導。ATS主要由一些特別行動小組組成，為銀行監管的大部隊提供專業性強的檢查服務。比如，有一個小組專門負責銀行Y2K(2000年)的轉型工作。當1999年向2000年過渡的時候，商業銀行的一些陳舊的計算機系統有可能在數字進位的時候出錯，將1999向2000的過渡算成是99向00的過渡，從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亂和損失。除此之外，ATS還有一個小組專門負責檢查銀行落實反洗錢的狀況，還有一個小組專門檢查商業銀行的投資銀行業務。ATS里有一個很重要的十幾人大組-- 銀行分析組(bank analysis)，專門從事銀行監管政策的調研和制定，與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聯繫密切。隨著巴塞爾資本協議的起草、修改、反覆審議，該小組也顯示出其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紐約聯儲銀行監管部的組織結構和變遷，第六章有詳細陳述)。

　具體說來，約我面談的是ATS手下的風險評估組(risk assessment unit)，專門從事對銀行的風險管理進行評估和審查，主要是針對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管理中涉及數量模型的部分。

　　華爾街金融產品日新月異。新潮產品，諸如衍生證券和資產證券化產品，都多多少少涉及數理知識， 有時甚至相當深奧。與之相伴，針對這種產品的風險管理也數理化、統計化，依賴模型來模擬實際情況。風險管理模型已成為銀行風險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各個小組、部門，甚至整個機構，都設有各種風險指標，並通過這些指標來進行風險評估、監控，來決定風險管理的深度、廣度。作為銀行監管機構的紐約聯儲，自然也要審時度勢，順應潮流，配置相應的監管人員，對銀行模型的合理性，及圍繞著模型所進行的一系列政策和程序，進行有效的審核和檢查。

　　風險評估組聚集了紐約聯儲銀行監管隊伍中對新潮產品比較熟悉，數理統計知識比較紮實的檢查員。他們喜歡稱自己為"特別行動隊"(squad)，以表明自己的特殊性和優越性，以及對時代新潮流的領悟。儘管如此，"特動隊"的成員，大部分還是經濟、管理或政策研究碩士畢業，其數理統計功底與實際工作需要依然差一截。要知道，被管轄銀行的風險管理模型都是由數理統計博士發展演繹出來的，要能同他們平等對話，看懂他們的寫作，非得在這專業方面多跌爬滾打幾年不可。ATS也意識到有這一斷層，在必要的時候，就向紐約聯儲的研究部門(research department)借人借時間，冠之以這是研究部門對銀行監管部的客戶服務。

　　紐約聯儲的研究部集聚了三四十名美國頭牌名校畢業的經濟學家和金融學家，各行各業，人才濟濟。其中有幾位能文能武、既懂金融又懂數理的驍勇戰將，便成為銀行監管的掌上明珠，經常被借調來參加各種活動。但這些研究員同時又要承擔繁重的學術研究和發表文章的任務，在已經疲於奔命的情況下，不可能一心一意地為監管部門服務。針對這種情況，ATS開始繞過傳統的招收大學本科、碩士畢業生的模式，除了明裡暗裡鼓動研究部門的經濟學家另闢新就，跳槽到監管部門外，還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商業界學術界，廣開門路，物色有堅實數量背景的人才，物色業界通稱的quants(定量分析師)。

　　我的簡歷，就在這種背景情況下，被遞到了他們面前。萬事俱備，只欠面談。接下來的事情便出奇地簡單。風險評估組的主管Kevin安排我進行第一輪面談，主要是向我介紹紐約聯儲、銀行監管、ATS和風險評估組的工作性質和內容。問問我的職業意向，是否對銀行監管感興趣，是否對風險管理感興趣。在這種情況下，我自然會說"yes，我很感興趣"。的確，我很感興趣。我是一張白紙，需要填空，而風險管理對我來說又是一個嚮往的起跑點，興許以後可以畫出一幅美妙的事業畫卷。儘管我對金融產品還不那麼了解，對市場運作懵懵懂懂，但對風險管理的概念還是深刻領悟的，知道風險管理的目標原則，模型的假設演算法等。再則，美聯儲很神秘、很獨特，令人無限嚮往，望而生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不去經歷經歷，見識見識！

　　Kevin在紐約聯儲已有多年經歷，三十多歲，紐約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畢業。他是典型的美聯儲系統培養出來的銀行監管人員：從本科直接招收進了美聯儲系統，再經過幾年聯儲的系統培訓，取得銀行監管的認證，然後扶搖直上，當上了風險評估組的主管，手下有四五個精兵強將。他看上去是那種實在牢靠的管理者形象，上通下達，滿口銀行監管人員的術語。在北美，上下左右稱呼一般都直呼其名，簡便易行。紐約聯儲的上上下下，都稱總裁William McDonough為Bill(William的簡稱為Bill)。我也早就入鄉隨俗，習慣這種方式了。

　　在這次面談中，Kevin說的話比我說的要多，據說這就是面談容易程度的風向標。一般公司面談，都是考核性質的，考官問問題，應徵者回答。不能說多了，免得留下碎嘴的嫌疑；不能說少了，"悶棍"不利於同事間交流合作；更不能說錯了，被抓住辮子。一般公司面談，本著"假設你有罪，而你要證明自己無辜"的原則(presumed guilty，until proved innocent)，都要派上幾撥人員對應徵者狂轟濫炸，看他如何招架，只要你露出蛛絲馬跡，便前功盡棄。而只有披荊斬棘，過五關斬六將，知道如何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者，才能最後脫穎而出。所以，Kevin說的比我要多，說明他不是在考我，而只是想了解我，有個溝通。

　接下來，Kevin安排我去見研究部的一個經濟學家，是屬於上面提到過的那種能文能武、驍勇善戰的主。我想Kevin是想讓他來好好考考我的真實功底。但兩個經濟學家對話，"心有靈犀一點通"。我同他解釋我做過的研究課題及我的志向，不用多費口舌，他便清楚了我的底細。接下來，我們花很多時間談別的事。他對我投身金融界報以贊同；他對近年來經濟學原則、理論，入侵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心理學等領域拍手稱快；他向我介紹了他協助銀行監管做的項目，說華爾街可以把風險模型做到非常艱深細膩的地步，譬如，計量經濟的最新研究成果ARCH，GARCH模型，不單被搬到需要精密計算的產品定價模型上，還被搬到了線條比較粗獷的風險管理模型上。到最後，也是他說的話比我說的要多。

　　兩周后的第二輪面談晉級到高一層領導班子：Christine Cumming和風險評估組的前任主管Brian。在Christine的辦公室里，我同Brian先談。他在紐約聯儲口碑甚好，是公認的好領導，也是Christine一手提拔起來的，原先在銀行界呆過多年。他也沒有考我，沒有問任何棘手的問題。倒是他提了一個要求讓我覺得很詫異，他說："希望你在紐約聯儲，最起碼待夠兩年。"因為我有個適應工作的過程，他們也有培訓我的職責，他不希望我"風華正茂"的時候，便立馬跳槽，另謀高就。我也老老實實地說："我覺得很驚訝，這個要求對我來說算不了什麼。我是從學校出來的，教授們在學校里一呆就是好幾年，甚至一輩子。"

　　等Christine進來的時候，只見她滿面春風，看來她是得到Brian的OK了。Christine在紐約華爾街大名鼎鼎，她經常在各種大會上代表美聯儲作報告，也是巴塞爾銀行監管政策的權威發言人物。她手下的銀行分析組，如前所述，隨著巴塞爾一系列協議的起草、修改和審議，顯示出與日俱增的重要作用。

　　在見到Christine之前，本想她會是那種頤指氣使、盛氣凌人的人物。華爾街這樣的女總管比比皆是，歇斯底里、聲嘶力竭是通病，好像非如此表現便不符合女總管的標準。所以，在我知道要同她面談時，心裡發怵、生怕會在她"咄咄逼人"的架勢下，兵敗如山倒。豈料第一輪禮節性招呼打過之後，她給我的印象是異常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她說話時總是面帶微笑，讓我容易放鬆戒備。她看起來有四十歲出頭，梳著簡單的金黃色短髮，穿著毛衣長裙，而非西裝革履。她說話聲音不高，但語氣堅定鏗鏘，沒有一句多餘的話。她倒是測試了我不少對市場和信用風險管理的理論知識和數理認識，我也是有備而來，毫不含糊地做了恰當的回答。

　　Christine Cumming的親和作風是她一貫的行事和管理原則，她強調大家和睦和諧相處，目標是把工作做好。她同銀行界的交流也是本著合作協商的精神，共同管理控制風險，而非強制命令、高層施壓。所以她甚得銀行界歡迎，認為她是大權在握的監管機構內，少有的幾個能同銀行界對話，能懂銀行業務的高層官員，所以還經常授予她獎牌、獎狀。在我們面談前，她剛獲得國際風險專業人士協會(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s，GARP)授予的1997年"年度風險管理人物"(Risk Manager of the Year)的稱號。她原本也是讀經濟學出身，在明尼蘇達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后，在摩根銀行工作過多年，然後十幾年來就一直在紐約聯儲。她在紐約聯儲的職位不斷升遷：當時她是ATS的主管，后又晉陞為研究部的主管。自2004年2月，她更被提拔為紐約聯儲第一副總裁，相當於紐約聯儲的第二把手，僅次於總裁。在美聯儲貨幣政策委員會FOMC投票決定貨幣政策的12人會議上，若紐約聯儲總裁缺席，她便可替代總裁去投票。這是她事業的又一個新的制高點。

　　等到第三輪面談的時候，對象已經是人力資源部(Human Resources)官員了。這說明我前面兩個關卡已過，他們準備給我job offer(工作意向書)，接下來就是些事務性的程序操作了。

　美國公司的人力資源部一般都屬於後勤部門，從事事務性的人員協調和統籌安排，諸如安排去學校招生、安排新人現場面談、離職人員面談、背景查詢和落實醫療保險、養老金、假期等福利項目，但對人事沒有取捨的決策權。人力資源部的一個重要職責是詢問新人、舊人一些主管部門難以啟齒或有利害衝突的問題，諸如為什麼要離開原單位，同主管有什麼糾葛等。對新人來說，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前一個工作職位的工資是多少。有了這個數目，公司就有了價格底線，可以做到心中有數，大概花多少價錢可以買斷你的勞動力。一般來說，換一個工作，工資有個20%~30%的增長就算相當不錯了，算是升級跳槽，會讓新僱員工高興一陣子。除了工資外，人力資源部門還讓你填一大堆表格，包括學歷、工作經歷、有無犯罪記錄、有無非法活動，諸如吸毒、賭博。美聯儲不允許僱員參與任何性質的賭博活動；不能在工作時間喝酒，包括午餐；更不用說其他非法活動。他們做的背景核實(background check)一般都曠日持久，要持續一兩個月。經過這樣一番清查，想必美聯儲的工作人員都歷史清白，即便無功，但也無過。

　　我在加拿大做教授的四年期間，前三年的年薪都是52 000加元。因為政府財政赤字要精簡支出，所以我們學校實行了三年工資凍結。第四年解凍后，加了1400加元。這些加元摺合成美元才40 000多一點。而且，當經濟學教授的發展前景也不容樂觀，加拿大政府財政虧空，經濟學院招生不足，員工能不被精兵簡政就已經不錯的了。

　　想必Kevin看了我的工資數目定是覺得慘不忍睹-- 這還不如紐約一個碩士畢業生的起始薪金！難怪我為什麼要跳槽了！但其實，我向來對錢不很看重。因為消費水準低，也沒有時間吃喝玩樂，所以物質上慾望比較少，經濟上盈餘也就比較多。再說，我也向來沒有覺得缺錢花。求學期間，一直有全額獎學金，除了做點輕描淡寫的助教，夏天教點本科生的課，從來不需要外出打工掙錢。出國第一年，便有5000加元結餘，是讓我感覺最為富有的"萬元戶"的一段日子，畢竟與當時物質生活一貧如洗的中國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我因為工作比較刻苦認真，花很多時間在系裡計算機房寫文章，算程序(當時個人電腦還不普及，所有學業都在學校里完成)。計算機房對面辦公室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見我精神可嘉，便去一家基金會為我申請到近萬元獎學金。這在上學期間算是天文數字，可以維持一年生計。

　　過了幾天，Kevin的工作意向書就寄到了。擔任銀行檢查員(bank examiner)，年薪6.5萬美元。他同我又做了一番詳盡的解釋：這份工作按常規有半年試用期(probation period)，轉正後，有可能會重新考慮報酬待遇。紐約聯儲沒有獎金之類額外收入，但有很好的福利、醫療保險、養老金制度；有非常受人歡迎的彈性星期五制度(flexible Friday)，即平時每天多干一小時，每兩周的一個星期五便可不用上班；除此之外，每年還有四周休假，幾天的事假和病假，等等。另外，為避免有利害衝突的嫌疑，我不能同時在其他金融機構兼有工作或頭銜；我如果持有美聯儲管轄的商業銀行的股票，得馬上清理掉；但我可以投資共同基金，即便共同基金里含有轄內銀行股票也無妨，因為個人對基金的資產選擇鮮有控制能力；我可以在這些轄內銀行開辦普通意義上的支票存款賬戶，但買房子的抵押貸款不能出自這些銀行。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我基本上是馬上接受了這份工作，沒覺得有什麼需要爭議要求的，還覺得這些規則條例蠻新奇，從未經歷過。比如假期，在大學里是沒有固定假期的，時間安排上非常機動。你可以整個暑期、周末都休息，遊山玩水，也可以繼續做研究、寫文章、算程序。對大部分學者來說，尤其是事業剛起步的年青學者來說，更有可能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不管身在何處，腦子依然像上緊的發條，想問題，做文章。而在商業界，工作時間和閑暇時間似乎涇渭分明，周一至周五專註於工作，周末便放鬆休息，白天上班，晚上下班，腦子就像開關一樣，一開一關，張弛有致。總之，我現在就要去適應新的商業運轉模式了。

　"Welcome aboard"(歡迎加入)，這是紐約聯儲對我接受他們工作的回應。加入美聯儲，標誌著我正式完成從學校向商界的轉向，從經濟學向金融業的轉行，從加拿大多倫多向美國紐約的跨越。這是我人生的一個新的里程碑，是我積極思索，夢想成真，是工夫不負有心人、事在人為的真實體驗！與其說過去走的路是約定俗成、按部就班，那麼現在這條路則是自己通過觀察、比較、思考，作出的理性選擇，是離開自己非常熟悉的學院環境，冒失敗風險所闖的一條新路。"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人需要不斷挑戰自己，激勵自己，不安於現狀，不故步自封，這樣才會有驚喜和回報，才會有激情和成就感。

　　從此以後，我便早上背著公文包，從曼哈頓哈得遜河對岸的新澤西公寓，坐兩站地鐵，來到曼哈頓下城的紐約聯儲，開始我每天的工作。地鐵出口站為赫赫有名的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是曼哈頓的一大交通樞紐，五六條地鐵都在這裡相聚靠站，載人送人。地鐵出口處並排有十多座扶手電筒梯，齊刷刷、轟隆隆，滿載著五湖四海精英。這是紐約的一大景點，電視節目經常用此來體現紐約的朝氣蓬勃，所向披靡。身臨其境，每每總為這種磅礴壯觀的現代文明氣勢所震撼。

　　我逐漸體會到，我第一次踏上曼哈頓所感受到的衝擊震撼，其實來源於它的人的威力，人的氣勢，人的總體素質的不同尋常。曼哈頓聚集著世界上一流的人才精英，是全世界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好戰分子"雲集薈萃的地方，是自認為有點本事想到這裡來"淘金"發展，一試身手的智力、能力角斗場。如此龐大的人力資源，高度濃縮在一個小小的"聚寶島"上，互相摩擦碰撞，爭強好勝，難免不會產生沸騰呼嘯的群體效應，難免不會散發瀰漫著由量變到質變的獨特的氣場氛圍，讓外來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它那獨特而奇妙的律動。也難怪，據統計資料隨機抽樣顯示，外來旅遊者在紐約遊玩時，發心臟病的概率要高於在其他諸如倫敦、巴黎等國際都市。如果說紐約人因為衝鋒陷陣發心臟病的幾率高，還情有可原，但外來人心情愉悅到此一游，還得冒一定生命危險，豈不說明曼哈頓的奇妙詭譎，不同尋常？！

　　在這日新月異、變化多端的世界里，The only constant is change(唯一的常數是變化)。既然"變化"是常量而無法改變，那就必須在"變化"中求生存，求發展，鍛煉培養靈活應變的能力。"以不變應萬變"或躲避 "變化"是行不通的，是落伍後退的代名詞，遲早會貽誤時機，自食其果。經歷這場大變動后，我愈發體會到"變化"所能帶來的生機和煥然一新，更能正面直視"變化"，歡迎"變化"，擁抱"變化"，甚至追逐"變化"。只有勇做"變化"的弄潮逐浪兒，才能獲得個人情趣興緻、理想價值的最高實現。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1. 授予巴塞爾資本協議的調研急先鋒

　　我正式上班后沒幾天，在經過例行公事的導向集訓、表格填寫，及信誓旦旦地簽字，承諾遵循美聯儲行為準則之後，就被Kevin帶到我們組前任主管Brian的辦公室。辦公室里除了Brian外，還有一位金髮碧眼、衣著得體的女性，打過招呼后，知道她叫Jennifer，屬於ATS下面的銀行分析組。

　　Brian語速很快，用了不少術語，好像思維還是跳躍性的。我則聽了個一知半解，如墜霧裡雲中。但看到Kevin和Jennifer在那裡點頭OK，心想反正有他們知道具體是怎麼回事就可以了。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處於這種似懂非懂、在黑暗中摸索的狀態，不能完全領會別人的旨意。我一直習慣於書面交流，讀文章，寫文章，來龍去脈，引經據典，都一清二楚。而口頭交流，經常會言不盡意，加之有一大堆背景材料、歷史過程的斷層，非得要身臨其境的人才能知曉其所以然。我這個新手，自然迷失方向，再加上那麼多從未聽說過的術語，更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好在有Kevin和Jennifer為我耐心地答疑解惑。

　這次會議其實決定了我接下來一年的工作性質和內容：我被從組裡抽調出來，同Jennifer組成一個兩人特別行動小組，專門從事有關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Capital Accord)的調研考察工作，直接聽命於Brian，或更確切地說是Christine。具體工作內容包括：針對當時銀行界風起雲湧的對巴塞爾資本協議的批評指責，進行銀行界全面的實地分析和考察，為政策的研究者和制定者提供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當時的巴塞爾資本協議，現在通稱巴塞爾I，或巴塞爾第一協議，制定於1988年，它首開先例統一了國際間銀行資本監管的法則，規範了資本充足率的要求，開闢了銀行業公平競爭的國際舞台，在當時是具有卓越建樹和深刻意義的(下節會有詳細介紹)。但這樣一個國際間共享的法則，不可能面面俱到、兼收並蓄，難免有簡單處理、忽略不計的地方。隨著銀行業日新月異的發展，對巴塞爾I的批評指責愈演愈烈，尤其是那些大銀行、大財團，更是肆無忌憚，在行動上依仗先進的技術和產品，想方設法繞開巴塞爾I的限制。面臨這種局面，銀行監管部門自然要作出反應，巴塞爾I "是取，是舍，這是個問題"。這不是個一般的、簡單的問題，而是個舉世矚目的high-profile(高調)問題，無論取捨，都將引起銀行界的大震動和大變遷。

　　我和Jennifer的任務自然要涉及了解巴塞爾I的問題以及問題的嚴重性，但更重要的是，銀行界都在鼓吹用信用風險模型取代巴塞爾I的簡單代數，來作為資本充足率的計演算法則和基石。我們的重要任務便是要調研這些信用風險模型的普遍性和可靠性能否作為政策制定可依賴的參數，能否得到實踐的檢驗來證實其可信度，能否為大中小各類銀行和不同國家共同接受，等等。也就是說，銀行界在鼓動著"破"，而我們得要先考慮"立"的可行性，才能考慮"破"的可能性。

　　Jennifer在紐約聯儲已呆了三年有餘，對美聯儲系統和銀行界運作比較熟悉，她碩士畢業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策分析專業，能說會寫，能力很強，工作認真踏實，事無巨細。她的數理統計知識欠缺些，分析模型的深度、廣度有些力不從心。而我儘管有數理統計知識做後盾，但對銀行和金融系統的具體操作一知半解，對紐約聯儲的運作方式更是一竅不通。所以，同Jennifer組成一個團隊，互補互助，共商共議，可以說是珠聯璧合、黃金搭檔。一個小組的成員不在多，而在精。技術能力搭配齊全，再加上齊心協力，就可以勢如破竹、高速有效地完成任務。

　　我和Jennifer兩人就這樣開始了這個備受上級重視，光榮而又艱巨的先鋒任務。

　　2．巴塞爾第一資本協議

　　國際結算銀行

　　講到巴塞爾協議，首先要談談位於瑞士巴塞爾的國際結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簡稱BIS)。

　　BIS是一所中央銀行的銀行，是中央銀行用來討論政策、協調步驟的主要場所。它建立於1930年，最初的目的是為了處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的戰爭賠款事項，諸如收集、管理和分發戰爭賠款，將錢款從一個國家賬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的賬戶，顧名思義，國際結算銀行。現在，戰爭賠款一事早已煙消雲散，BIS除了仍為中央銀行的清算機構外，其側重點在於促進中央銀行的合作，促進國際間貨幣和金融體系的穩定。

　　類似於其他國際性組織，BIS是一個既沒有行政權力，也沒有法律效力的國際機構，它無法像一個國家內部的中央銀行，採取胡蘿蔔加大棒的方式來強制推行它的政策。它最多也只能是提供指導性意見和方針，提供一個國際間互相交流和磋商的平台。BIS經常會有跨國界的比較總結報告，在很多領域進行國際性的比較排列；它在收集處理和發布國際間的信息資料、統計數據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它的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幾十年來一直被認為是研究國際間銀行政策和操作的最具權威性的資料。

　　位於瑞士巴塞爾的國際結算銀行

　而巴塞爾資本協議是BIS最具有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指導性政策(Guideline)，是1988年由BIS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推出的，全稱為《統一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它建議各國的中央銀行對其轄內銀行推行最低資本準備金的政策，以防範諸多風險。這個指導性政策不僅得到BIS十個成員國的採納，而且因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簡單易算，被許多其他國家和金融機構採納，用來衡量資本金的充裕程度。

　　現在，這個巴塞爾協議被稱為巴塞爾第一協議(簡稱巴塞爾 I)，以區別將於2007年推出的新巴塞爾協議，又稱巴塞爾第二協議(簡稱巴塞爾II)。

　　所以，BIS儘管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國際銀行監管部門，但它至少已是銀行監管國際政策的制定者。在銀行業走向國際化、大同化和一體化的歷史舞台上，BIS將會展示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巴塞爾第一協議的背景和內容

　　巴塞爾I的設立凸顯了兩大銀行監管的目標和措施：一是強調資本金在銀行監管中的重要性，充足的資本金可以用來防範各種風險對銀行的衝擊；二是強調國際間統一步驟的重要性，使銀行能在同一水平線上運作，避免惡性和不公平競爭。

　　傳統銀行監管，著重於指令性的法規和條款，具體規定某些業務可以經營，某些業務禁止經營。諸如銀行不能從事證券和保險業務、銀行不能持有公司股票、銀行支付的儲蓄利息有上限規定，等等。這些明文細則，對於那些小規模、傳統型的商業銀行也許管用，但隨著金融業務的擴大，產品品種的創新，以及跨行業、跨地區和跨國界的運作，這些條條框框的限制就顯得既繁瑣又無效。監管工作人員必須經常為這些法規作出新解釋，為特殊情況開綠燈，並制定新規定來繞過這些法規。更重要的是，這些條條框框已不再或很難起作用。金融業的發展已使得產品變化多端，很難再將產品嚴格歸屬於某一類型。即便是同一產品，也會有不同的風險表現，用一刀切的方法很難切中要害，銀行業也會想方設法逃規避法(下一章列舉了諸多這方面的事例)。

　　在法規逐漸喪失其有效性的同時，銀行監管部門逐漸認識到它所最關注的其實是一個銀行倒閉的風險，而不是它具體的產品或資產。若一個銀行有很好的風險管理，那它可以從事任何項目，經營任何產品。相反，傳統的條條框框，並不保證銀行承擔的風險就小了，有時甚至適得其反，促使銀行去投資高風險項目。那麼，如何使銀行承擔的風險達到最優化或合理化？在風險不可消除、銀行生存的基石就是承擔風險的基礎上，監管部門如何保證銀行有充足的準備措施來防範風險的衝擊？這時，監管部門的注意力轉到了資本金(capital or equity)的作用上。

　　資本金是銀行自身的本錢，是股東們資金利潤的累積，是資產負債表上資產減去負債的餘額：資本=資產－負債。銀行投資的資產部分和存款融資的負債部分是註定要上下波動、價值不定的。一旦負債部分超過資產部分，資本金變成負數，銀行便面臨倒閉的危險。但若銀行備有充足的資本金，即資產值遠大於負債額，則任憑風吹雨打，銀行抵禦各種風險對資產和負債的侵蝕能力會強很多，銀行倒閉的可能性也就會小很多。再則，資本金起著"包容"所有風險的效果，不管是企業破產、貸款收不回來，還是利率對資產負債的影響，甚至是人為操作上的失誤，資本金都起著"防洪抗旱"、補虧彌損的保護作用，而不像具體的條條框框，只對某種風險作限制，經常顧此失彼，甚至適得其反。基於這些要素，監管部門開始重視資本金在風險管理上的重要作用，並將它進一步提升到國際間銀行監管政策的高度。

　　在為資本金的具體定量上，巴塞爾I具有歷史性創新意義的傑作是將風險與資本金掛鉤-- 風險高的資產需要高的資本準備金。這個關聯，表現了政策的風險敏感性-- 資本金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隨著銀行資產組合的變化而起相應變化，獎懲分明。這種資本金與風險互動的政策模式，後來被廣泛運用於巴塞爾的其他資本政策上，成為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它也成為後來修改巴塞爾I的主要動因之一，因為巴塞爾I將資本和風險結合得不夠緊密，不夠合理。此乃后話。

大致說來，巴塞爾I將銀行資產劃分為五個風險檔次，依次設定0%，10%，20%，50%和100%的風險權重(risk weights)。然後，用這些風險權重乘以資產值，得出風險加權資產(risk weighted assets)。再在此基礎上，規定資本金的準備量為8%的風險加權資產。例如，如果風險權重為50%，則資本金準備量為資產值的4%(=50%×8%)；若風險權重為0%，諸如美國政府債券，則銀行不需要準備資本金，依此類推。在這五個風險權重設立上，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成員國的政府債券享受0%的最優惠待遇，即無需資本金；OECD成員國銀行間的貸款享受20%的權重，是第二等優惠；所有私營公司的貸款債券和非OECD國家的政府債券都是最高權重100%。另外，根據貸款期限的長短，又有權重輕重的處理。巴塞爾I還對資產負債表外業務進行權重設置，對資本金也有不同層次的定義(詳細敘述可參照巴塞爾第一協議原件)。

　　巴塞爾I的另一大重要意義是統一各國銀行的監管標準。它是個多邊國際協議，所有參與國都必須遵守同一協議，對其國內和國外業務一視同仁，以利於銀行在同一地平線(level playing field)上公平競爭，幫助建立一個國際範圍內平等的銀行操作環境。

　　比起其他國家的銀行，美國的銀行向來是屬於受到嚴格管制的，在機構設制、產品經營，甚至地域划塊上都有嚴格限制。美國早在巴塞爾I以前便對銀行有資本準備金的要求，並按照資本金的充裕程度對銀行評級。相比之下，日本銀行所受的管制少很多，它們既有政府撐腰，又鮮有資本準備金的要求，再加上日本本來就資金來源多、成本低，所以日本銀行20世紀80年代在全世界到處投資，收購資產，它的資產負債表也急劇膨脹。當時全世界十大銀行的排名中，日本佔了好幾位。考慮到國際銀行間競爭的"敵強我弱"，美國早在1991年，通過國會，制定了《外國銀行監管促進法》(Foreign Bank Supervision Enhancement Act)，其目的在於讓外國銀行在美國的分行或辦事處"享受"到類似美國國內銀行同等級別的"待遇"，縮短它們在法規條例限令方面的差距；同時授權美聯儲對這些外國分行和辦事處進行監督、檢查和管理。

　　目前，巴塞爾I這種以風險資本儲備為基礎的監管體系，已經被證實為國際銀行運作中的一大穩定力量。儘管它原本只是針對大銀行而言，但如今，世界上大大小小活躍的金融機構，即便各自的規模與運營結構不同，但都已廣泛採納巴塞爾I的風險資本標準。隨著這個協議的廣泛實施，銀行界平均的資本金比率得到提升，很多美國銀行持有的資本金都大大超過了協議的基本要求。

　　這個資本比值的提升，自然大大降低了銀行的破產率。在2001年美國產業界出現了多起崩潰倒閉醜聞事件，在接踵而至的經濟衰退和緩慢復甦中，美國銀行都沒有受到太多的牽累。即便有不少損失，也沒到拮据到倒閉的境地，這與過去周期性危機所產生的產業與銀行惡性連鎖倒閉的氛圍，形成鮮明對比。監管機構津津樂道，說這個中原委極大程度上歸功於銀行強大的資本儲備。

　　巴塞爾第一協議的問題

　　對巴塞爾I的批評指責，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指責風險檔次劃分得不夠細緻、不夠合理，導致資本金與風險大小的關聯不夠緊密。這點在對私營公司貸款債券的權重規定上，表現得尤其突出。按照巴塞爾I，銀行對所有私營公司的貸款都歸類於100%的風險權重，即得置備8%的資產值作為資本準備金，沒有任何風險折扣和優惠。但略微具備銀行常識的人都知道，私營公司的貸款風險差別很大，級別低的B類、C類公司風險程度可以是級別高的A類公司的幾倍，甚至幾十倍。而若將它們歸於同類，要求同樣的資本準備金，勢必對持有A類公司貸款的銀行不公平，懲優獎劣，打擊向風險低的公司貸款的積極性。

　另外，對所有OECD成員國的政府債券都規定0%的權重優惠，即無需準備資本金，也同樣不合理。有些OECD的成員國，如希臘、土耳其、墨西哥，擁有不可低估的國家風險，它們的信用度自然不能與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同日而語。而將它們囊括在一起，勢必扭曲風險本質。

　　要知道，銀行的資本金是昂貴的，有巨大的機會成本。這筆資本金如果用來投資的話，可以有高利息收入；而用作資本準備金，只能投在保險的資產上，諸如美國政府債券，利息收入便有限。所以，如果資本金要求降低的話，銀行的收入會增加，利潤會提升，在董事會股東那裡也好交代。銀行為此顯然要錙銖必較。

　　第二個批評來源於資產組合理論(portfolio theory)。資產組合理論的核心是：如果一個資產組合由不同的資產組成，那這個組合就有分散風險的優勢，整個組合的風險就會小於單筆資產風險的加總。大銀行一般都擁有龐大的資產組合，這方面的優勢就來得尤為明顯。而巴塞爾I在計算資本金充足率上，運用的恰恰是方便易行的簡單加總，沒有體現風險分散的自然優勢，這令大銀行感覺吃虧了，不合理的呼聲連綿不斷。

　　到了1996年以後，改革巴塞爾I的呼聲愈演愈烈。1996年，BIS銀行監管委員會推出了《巴塞爾資本協議市場風險補充案》(Amendment to the Capital Accord to Incorporate Market Risks)，通稱為《市場風險補充案》(Market Risk Amendment，或稱MRA)，針對銀行與日俱增的市場風險，作出對應的資本準備金的要求，以彌補巴塞爾I主要是針對銀行信用風險的空缺。隨著銀行越來越多地涉入資本市場的交易、投資和業務，市場風險已成為銀行業顯著的風險指標，市場風險的爆發性和摧毀力也日益得到首肯和認同。大量的銀行醜聞表明，市場風險可以在短時間內造成銀行資金短缺、償還能力不足，嚴重的甚至導致破產倒閉。英國一家有200多年悠久歷史的古老銀行-- 巴林銀行，在短時間內遭受滅頂之災，便是一個實例(有關巴林銀行等市場風險實例，第四章"銀行監管的方針政策"里有詳細介紹)。

　　同巴塞爾I相比，《市場風險補充案》的重大突破在於：它在規定市場風險資本金計算時，允許銀行採用其內部發展出來的市場風險模型來算出基數，又稱風險價值(value-at-risk，或VaR)，在此基礎上，再加上一些政策性的乘數和變數，最後得出法定資本金總額。

　　銀行內部的市場風險模型，一般都引入資產組合理論，充分利用資產間的互補性，爭取最有效、最精確地算出資產組合的風險，及所需的備用的資本金。這類資本金，統稱為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即VaR，以有別於《市場風險補充案》規定的法定或監管資本(regulatory capital)。經濟資本一般定義在置信水平為95%的單尾置信區間，持有期為1個營業日。而監管資本則定義在置信水平為99%的單尾置信區間，持有期為10個營業日；並在此基礎上，又加上3~4不等的乘數，來擴大監管資本的需要量。

　　BIS認可銀行自身的市場風險模型在決定監管資本金充足量上的作用，標誌著監管機構在政策上的大躍進-- 不僅允許資產組合理論的運用，而且允許銀行根據自身的條件和組合來選擇最合適的模型和參數，將銀行用於內部風險監控、管理、定價的模型同監管機構的法定資本金計算方法有機結合，避免設立不同機制、重複計算、耗時耗力。這是政策上極大的靈活性和動態性的體現，是監管政策上的一大創新。儘管銀行界對《市場風險補充案》所採用的政策性的乘數和變數有保留意見，但不可否認的是補充案在政策架構和思維上的重大突破。

　　所以，當大銀行看到資產組合理論和銀行內部風險模型已經被BIS採納到巴塞爾I的市場風險部分時，便覺得時機成熟，應該加緊遊說此類政策在巴塞爾I的信用風險部分上的運用，使大銀行充分享受大資產、高技術帶來的優勢。當時，確實也有幾家大銀行已經發展出了信用風險模型，用於銀行內部的風險管理、信貸定價和資本配置等。它們便乘這個東風，到處宣揚這些模型，希望監管部門能允許銀行用信用風險模型的經濟資本演算法作為監管資本演算法的基礎，以取代巴塞爾I的簡單代數加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