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周恩來關係最緊張時 提辭職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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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1月08日 16:59

《一代偉人：周恩來二十六年總理風雲)

毛澤東：不相信搞工業農業比打仗還厲害

新中國成立后，全國人民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祖國建設中，自1953年開始的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新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顯著的建設成就面前，人們開始產生對社會發展的過高的期望值。這種期望值，由人民群眾中延伸到中共領導層。

1955年11月31日，周恩來出席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進一步討論加快各項工作的速度，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

在大好的形勢面前，毛澤東和黨的某些領導人頭腦開始熱了起來。就在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表示：我不相信搞工業、農業，比打仗還厲害。

毛澤東想通過批判黨內在農業合作化速度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即主張實事求是、穩步前進的意見，來達到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目的。從農業合作化入手促使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速度進一步加快，這是當時毛澤東搞建設的主要戰略意圖。

12月27日，毛澤東在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作序時，也充分表達了這種想法。

1956年1月，在全國農業合作化高潮蓬勃發展的形勢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農業40條》）。《農業40條》要求，到1967年，糧食、棉花產量分別要由1955年的預計數3652億斤、3007萬擔增加到10000億斤、10000萬擔。這就是說，每年要分別以8．8％、10．5％的速度遞增。

農業遠景計劃中的高指標，迅速波及到工業、交通、文教等部門，催逼著它們必須相應地修改1955年夏國務院在北戴河所確定的比較接近實際的各項指標，1955年9月22日中央各部委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准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控制數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編製的各項指標被不斷加碼。

對1956年國民經濟高指標憂心忡忡

主持政府經濟工作的周恩來和陳雲等人，開始感覺到局勢發展的嚴峻性。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中的各項指標都過高，這將給經濟工作帶來極大的危害。

在這種情形下，防止冒進，成為周恩來工作的當務之急！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儘管周恩來在14日開幕式上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報告中強調了國家「突飛猛進」的發展形勢和批判右傾保守思想取得的「巨大的動人的成就」，但是，在20日進行會議總結時，周恩來還是誠懇地提醒全黨：

在經濟建設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為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

從2月份起，周恩來開始動手壓縮一些經濟指標。

由於急於求成思想的慣性作用，國家計委當時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15年遠景計劃綱要（草案）》第三稿中各項指標仍居高不下。其中規定，到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每年遞增13．4％；糧食產量每年遞增7．4％（由於1953年到1955年糧食產量每年只增長3．9％，因此，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必須遞增8．2％）。

在這種形勢下，國務院3月25日下達了壓縮后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儘管壓縮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標壓下來，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物資的供需矛盾。

到4月上旬，經濟建設上嚴重的緊張局面開始顯現：財政緊張，鋼材、水泥、木材等各種建築材料嚴重不足，因過多動用國家物資儲備，造成國民經濟緊張……

未能說服毛澤東

4月25日至2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問題講了話，進一步闡述了十種關係（即後來發表的《論十大關係》）。毛澤東的講話，引起周恩來極大的重視，他迅速在國務院系統作了傳達，並深有體會地說：

我們要認識客觀存在著的這些關係和矛盾，很好地處理這些關係，克服這些矛盾而前進。

不可思議的是，毛澤東在精闢地闡述十大關係的同時，又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筆大數額的基本建設投資的要求。與會者除個別人外都表示不同意這樣做。

周恩來直言相勸，他說：

我召開國務院會議研究過，如果還要追加建設投資，經濟秩序就要搞亂了，將會繼續加重物資供應的緊張程度，增加城市人口，還會帶來其他的一些困難。

會後，周恩來繼續利用機會向毛澤東耐心說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設投資的理由。遺憾的是，毛澤東沒有聽進去。當時列席會議的胡喬木是這樣回憶的：

4月下旬，毛主席在頤年堂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預算20個億，受到與會同志的反對……會上，尤以周恩來同志發言最多，認為追加基建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等等。毛主席最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布散會。會後周恩來同志又親自去找毛主席，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毛主席就離開了北京。

毛澤東走後，周恩來開始按照自己的思路，從實際出發反冒進。

「反冒進」得到劉少奇支持

1956年5月11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第28次全體會議。在會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進的策略：「事情開始做不要急。」並表明了自己對反右傾一事的態度：「反保守、右傾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周恩來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決訂高了的1956年國家預算問題交換意見。在他的指導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

這份報告指出：

生產發展和其他一切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只能招致損失。

6月4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會議，討論上述報告稿。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中共中央確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會議決定，制止冒進，壓縮高指標，基本建設該下馬的要立即下馬。

第二天，周恩來趁熱打鐵，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如何壓縮1956年那些不切實際的國家預算。他堅定地說：「預算數字一定要削減。」「右傾保守應該反對，急躁冒進現在也有了反映。這次人大會上要有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

周恩來等人的做法，得到劉少奇的支持。6月10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原則通過了《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初稿）》。

為支持國務院的工作，劉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一文，該文以《人民日報》社論形式於6月20日發表。社論強調：

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時候，我們也不應當忽略或放鬆了對急躁冒進傾向的反對。

但是，反冒進的矛頭，直接對著毛澤東有關加快建設步伐、反對保守主義的要求。這是毛澤東不能同意的。社論初稿送給他看時，他只批了三個字：「不看了。」後來，毛澤東曾專門讓人向中央工作會議印發這份社論的摘要，他在摘要上不滿地批示：

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是尖銳地針對我的。

只因為反冒進的要求來自於實際工作的切實需求，所以得到了黨、政府、人民代表大會和廣大黨員幹部的支持。對此，毛澤東也只好暫時忍耐。

在反冒進的經濟工作方針指導下，從1956年下半年起，我國經濟建設又開始逐步走向健康發展的道路，為下一步的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借「八大」東風，調整國民經濟計劃

1956年7月以後，周恩來等國務院主要領導人開始著手修訂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

周恩來和陳雲排除重重困難，不斷找各部委負責人做工作，以期把原先冒進方案中過高的指標降下來，形成新的二五計劃方案。

7月3日至5日，周恩來連續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二五計劃的第二方案。會後，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國家計委根據綜合平衡，留有餘地，繼續按精打細算的原則，全力編製二五計劃方案，以便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搞出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案，作為向八大的建議。到7月下旬，國家計委又拿出了二五計劃的第三方案。此時，酷暑已至，毛澤東等人移住北戴河。周恩來不斷來往於北戴河和北京之間，反覆討論修改二五計劃方案。

經過反覆磋商修改，《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的建議（草案）》和《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修正稿）》已具備雛形。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周恩來在北京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周恩來於16日向大會作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在報告中，的確看不到「多、快、好、省」的提法。他更多地提到的原則是：「使計劃既積極而又穩妥可靠。」

八大以後，周恩來進一步抓緊領導制定1957年年度計劃。但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最初也是一個冒進的坯子。原先各部門各地區向國家經委提出的基本建設投資額高達243億元。根據國務院要求，經委把投資額壓縮到150億元時，各部門各地區堅決反對再往下壓。周恩來知道后，曾對秘書范若愚說過：「這樣搞計劃不行，仍然是冒進的。我要準備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講一講有關問題。」

為準備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通過一個比較切合實際的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從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來先後10次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在24日的會上，個別人對急躁冒進危害性認識不足，仍然主張下年度的指標可以訂得高一些，周恩來不同意，當即指出：

冒、松、緊、分這四個字不能並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計劃冒了，遠景計劃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計劃帶起來了。因此，現在我們主要應該批「左」。

周恩來認為，主要經驗教訓應該是頭腦發熱，建設速度盲目加快。

八屆二中全會開幕的前一天，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對三個星期來的討論作總結髮言。他提醒人們，中國的建設要汲取蘇聯的經驗：蘇聯束緊腰帶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現在還沒有糾正過來，這是需要時間的……

周恩來接著論述：

我們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礎上建立重工業，重工業要為人民服務，同時也注意輕工業和農業，使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目前利益結合起來，否則就要吃虧。

11月10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開幕。當天，周恩來作了《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

周恩來在闡述今後的工作方針時，明確指出：經濟工作在今年冒進之後，應該適當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關係經過合理的調整后較快地恢復過來，為今後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做準備。

「反冒進」驟然變成「促退委員會」

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人的努力下，八屆二中全會開成了一次全面貫徹八大經濟建設方針的會議，從理論和實踐上成功地實現了反冒進的目的。在八屆二中全會精神的促動下，1957年，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取得最大成效的一個年頭，穩穩噹噹地為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收了一個好尾。

周恩來沒太在意的是———毛澤東對反冒進一事的反感情緒在不斷地醞釀、升級。毛澤東同意他們在某些計劃數字上進行壓縮，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在方針上反冒進。

會議15日閉幕，毛澤東作總結髮言。他的態度越來越明朗了：「要保護幹部同人民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我們曾經潑過冷水，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潑過冷水，不也是促退嗎？那個時候我們有個促退委員會。後頭我們說不應該潑冷水，就來了一個促進會。本來安排的是18年，一促進就很快，四十條上寫的是1958年完成高級化，現在看樣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不少，但是比那個促退會好一點，農民高興……」

1957年秋天以後，毛澤東頭腦中急於迅速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的主觀意識強烈地呈現出來。要想加快建設速度，在全國迅速形成「大躍進」局面，就必須在全黨統一思想。在毛澤東看來，前一段反冒進的思路是一個大的障礙。必須徹底解決反冒進的問題。因此，毛澤東早就擱置在心中的對周恩來等「促退委員會」人員反冒進思路的不滿，開始大面積地釋放出來。

這年10月9日，利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時機，毛澤東當著全體中共中央委員的面，作了《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毛澤東在講話中嚴厲地說：

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有哪個人反對，就是一個「多」、一個「快」，大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

去年那股風掃掉的促進委員會，現在可不可以恢復？如果大家不贊成恢復，一定要組織促退委員會，你們那麼多人促退，我也沒有辦法。

毛澤東又把這件事與反右派聯繫起來，說：

要促退我們的，是那個右派章羅同盟……但是，我們總的方針，總是要促進的。

此言一出，誰還敢繼續「促退」，誰還敢說「促進」是「冒進」？

毛澤東講完話后，八屆三中全會便閉幕了。人們陷入了沉思，而周恩來則陷入了苦悶———一種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深深苦悶。

毛澤東加大批評「反冒進」調子

八屆三中全會後，反冒進的呼聲在黨內已經基本上失去了市場，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進」。自會上通過仍然具有冒進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即《農業四十條（修正草案）》后，高指標又重新擺到了人們的工作日程上。

進入1958年，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一度陷入被批評的境地，在一段時間裡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來在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集的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借談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修改問題，毛澤東對周恩來等主張反冒進的人的批評，是直截了當的：「你們那個時候，不僅脫離了各省，而且脫離了多數的部！」

隨後，毛澤東在召集一系列更大範圍的會議時，繼續批評周恩來等人。1月11日至22日，毛澤東在廣西南寧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華東、中南等地區九省二市領導人參加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代表都接到了會上分發的12份作為批評對象的材料，這些材料，都是反對冒進的，許多都與周恩來有關。

南寧會議第一天的晚上，毛澤東就單刀直入地說：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是沒有把指頭認清楚，10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瘡，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

12日上午，毛澤東進一步從「政治問題」上來清算反冒進問題：

1955年夏季，北戴河會議「冒進」，想把鋼搞到1500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1956年夏季北戴河開會「反冒進」。人心總是不齊……

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50米，慌起來了，什麼「今不如昔」，「冒進的損失比保守的損失大」。政治局要研究為什麼寫反冒進的那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

毛澤東講這番話時，周恩來不在場。周是13日飛抵南寧出席會議的，但毛澤東的話很快就傳到了他的耳中。本已萬事纏身神經高度緊張的周恩來，精神頓時更為緊張起來。

毛澤東沒有因周恩來的到來而對他有所客氣，毛並不想降低批評反冒進的調子。毛澤東指責：1956年的反冒進使6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的錯誤。

讚揚柯慶施，貶低周恩來

16日上午，毛澤東公開地在會上點了周恩來的名，他拿著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寫的一篇鼓動大躍進的文章——《乘風破浪，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嚴肅地對周恩來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在毛澤東的直接迫問下，周恩來只好答覆：「我寫不出來。」

毛澤東以揚柯慶施來貶周恩來，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來已經察覺。與毛澤東相呼應，康生、柯慶施等人在會上也大批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

周恩來明顯感覺到壓縮后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仍然是一個冒進的計劃，據此規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建設速度的遠景計劃，自然也是冒進的。周恩來為此憂心忡忡。

4月份，周恩來多次召開國務院以及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研究經濟建設指標問題。他認為，盲目追加建設投資，必然帶來經濟秩序的混亂。為了掌握生產第一線實情，他還親自到鞍山、撫順、天津等地視察鋼鐵工業的情況。

這年10月9日，利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時機，毛澤東當著全體中共中央委員的面，作了《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毛澤東在講話中嚴厲地說：

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有哪個人反對，就是一個「多」、一個「快」，大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

去年那股風掃掉的促進委員會，現在可不可以恢復？如果大家不贊成恢復，一定要組織促退委員會，你們那麼多人促退，我也沒有辦法。

毛澤東又把這件事與反右派聯繫起來，說：

要促退我們的，是那個右派章羅同盟……但是，我們總的方針，總是要促進的。

此言一出，誰還敢繼續「促退」，誰還敢說「促進」是「冒進」？

毛澤東講完話后，八屆三中全會便閉幕了。人們陷入了沉思，而周恩來則陷入了苦悶———一種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深深苦悶。

毛澤東加大批評「反冒進」調子

八屆三中全會後，反冒進的呼聲在黨內已經基本上失去了市場，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進」。自會上通過仍然具有冒進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即《農業四十條（修正草案）》后，高指標又重新擺到了人們的工作日程上。

進入1958年，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一度陷入被批評的境地，在一段時間裡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來在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集的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借談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修改問題，毛澤東對周恩來等主張反冒進的人的批評，是直截了當的：「你們那個時候，不僅脫離了各省，而且脫離了多數的部！」

隨後，毛澤東在召集一系列更大範圍的會議時，繼續批評周恩來等人。1月11日至22日，毛澤東在廣西南寧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華東、中南等地區九省二市領導人參加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代表都接到了會上分發的12份作為批評對象的材料，這些材料，都是反對冒進的，許多都與周恩來有關。

南寧會議第一天的晚上，毛澤東就單刀直入地說：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是沒有把指頭認清楚，10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瘡，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

12日上午，毛澤東進一步從「政治問題」上來清算反冒進問題：

1955年夏季，北戴河會議「冒進」，想把鋼搞到1500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1956年夏季北戴河開會「反冒進」。人心總是不齊……

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50米，慌起來了，什麼「今不如昔」，「冒進的損失比保守的損失大」。政治局要研究為什麼寫反冒進的那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

毛澤東講這番話時，周恩來不在場。周是13日飛抵南寧出席會議的，但毛澤東的話很快就傳到了他的耳中。本已萬事纏身神經高度緊張的周恩來，精神頓時更為緊張起來。

毛澤東沒有因周恩來的到來而對他有所客氣，毛並不想降低批評反冒進的調子。毛澤東指責：1956年的反冒進使6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的錯誤。

讚揚柯慶施，貶低周恩來

16日上午，毛澤東公開地在會上點了周恩來的名，他拿著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寫的一篇鼓動大躍進的文章——《乘風破浪，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嚴肅地對周恩來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在毛澤東的直接迫問下，周恩來只好答覆：「我寫不出來。」

毛澤東以揚柯慶施來貶周恩來，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來已經察覺。與毛澤東相呼應，康生、柯慶施等人在會上也大批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

參加會議的薄一波後來這樣回憶：

這次會議，毛主席對總理批評得很厲害。毛主席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既然是「方針性錯誤」，是與右派「只剩了50米」的錯誤，周恩來只得當面向毛澤東和中央工作會議的代表們作檢討。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來在會議上開始作檢討性的發言。在他的檢討中，總的精神是不得不認錯，把毛澤東所說的反冒進這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的責任全都攬到自己身上。一些主張反冒進的同志從周恩來的許多話中，聽出了違心的成分：

反冒進的結果損害了三個東西：促進委員會、四十條、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農業生產受到了一些影響，基本建設也減少了一些項目。

這個方針，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

1月23日，周恩來返回北京。但換了個環境卻並沒有減少他心中的鬱悶。

2月23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反冒進又一次成為會議的主題。按毛澤東的說法，誰要是再反冒進，誰就會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1958年3月，剛剛60歲的周恩來考察完長江三峽后，來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澤東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當著與會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人和西南、西北、東北地區各省、市委書記的面，毛澤東再次直截了當批評周恩來。毛澤東把周恩來1956年11月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發言的基本觀點概括成兩句話：「成績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25日的講話，周恩來再一次對反冒進的「錯誤」作檢討。他說：

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被打入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周恩來心情沉重作檢討

3月底，周恩來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開會決定召開黨的八大二次會議。

這期間，毛澤東的心情開始舒暢，而周恩來的心情則極其苦悶。經常去周恩來那裡的人們發現，一向最為忙碌的周總理和總理辦公室，開始有了一些明顯的變化。當時去過西花廳的國家計委的梅行後來回憶道：

有一天總理辦公室給我打電話，說總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馬上去了。總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見我去了以後叫我等等，一會兒把我帶到他辦公室去，跟我談工作，十幾分鐘就完了。談完以後我就很奇怪，我從來沒有看到總理打乒乓球，也沒看到他做其他活動，我就問總理辦公室的許明：總理今天怎麼打起乒乓球來啦？許明表現出心情很難受的樣子，她說：你難道還不知道嗎？南寧會議以後，總理的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位置被免了。總理因為做慣了工作了，沒有工作他會很難受。

最能感覺周恩來心情鬱悶的是他的秘書們。周恩來的秘書范若愚後來回憶：

1958年4月間，總理在準備八大二次會議的發言稿時，有一天對我說：他這次發言，主要是作檢討，因為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所以這次發言稿不能像過去那樣由別人起草，只能是我講一句，你給我記一句。再由你在文字連接上，做一點工作。總理在講了這些情況后，就開始起草發言稿的開頭部分，他說一句，我記一句。就在這個時候，陳雲同志給他打來電話。打完電話之後，他就說得很慢了，有時甚至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的內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他想說的話。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開幕。會議開幕的頭一天，由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工作報告》。這份報告，是按毛澤東的思路作的，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發人深思：

———報告肯定：「毛澤東同志提出的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要當促進派、不要當促退派的口號，迅速地被幾億人口組成的勞動大軍所掌握，成為極其偉大的物質力量。」

———報告認為，由於反冒進，1956年到1958年間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一個「馬鞍形」。並把反冒進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進行批判。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對反冒進定論，這在無形中就把反冒進的主帥周恩來、陳雲等人推到了被告席上，他們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再度作檢討。5月17日，在陳雲作完檢討后的第二天，由周恩來作檢討。這就是那篇在內心異常苦悶和彷徨中花十多天時間並數易其稿起草出來的發言稿。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只能摘取周恩來發言的核心部分：

這次會議，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大會，也是一個充滿共產主義風格的大會。大會的發言豐富多彩，生動地反映了人民在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迹和革命氣概。真是一天等於20年，半年超過幾千年。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只要是一個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設路線的正確，同時，也就會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

我是這個錯誤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從這個錯誤中得到更多的教訓。

經過這次大會，毛澤東認為反冒進徹底地達到了目的，所以他在會上宣布：

反冒進（的問題）解決了，現在中央是團結的，全黨是團結的。

毛澤東為了預防以後黨內再次出現反冒進與反「反冒進」之類的原則分歧，又向全黨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會的同志，你們注意一下，中央委員會要特別注意，要顧全大局，誰不顧全大局，誰就會跌筋斗。

提出辭職，未獲通過

八大二次會議后，周恩來被「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壓得內心異常痛苦和矛盾。從組織原則上他必須徹底認錯，但從唯物主義原則上他又必須實事求是，矛盾的心態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項痛苦的抉擇——辭職。

到目前為此，我們尚未看到周恩來親筆寫的書面辭職報告，也未看到別人直接錄下他辭職的口頭報告。但在檔案中卻留下了中共中央討論他辭職問題的簡要記錄。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來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等問題專門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會後，毛澤東囑咐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起草一個會議記錄。6月22日，鄧小平將寫好的會議記錄報送毛澤東。毛澤東當即批示：「退（楊）尚昆存。」

的確，無論在建設思路上毛澤東和周恩來有多大的分歧，終究他們在半個多世紀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和密切的合作關係，不僅如此，在當時的情況下，論才華、能力、威望等等綜合性的素質，還沒有人能取代周恩來的職位。

我們也可以推論——以周恩來對黨、國家和人民高度的責任感，在後來「文革」那樣混亂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過辭職問題，而堅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進受挫后提出辭職，應該是周恩來以退為進的策略。

周恩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總理的崗位上前後26個年頭，即便有他這次提出辭職和後來林彪、「四人幫」的陰謀篡位，但直到周恩來去世，他的地位從未動搖過。

儘管崗位沒有變，但八大二次會議后，面對中國大躍進的風潮，周恩來等一批主張反冒進的領導人，卻對中國經濟建設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發言權。

八大二次會議后，周恩來被「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壓得內心異常痛苦和矛盾。從組織原則上他必須徹底認錯，但從唯物主義原則上他又必須實事求是，矛盾的心態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項痛苦的抉擇——辭職。

到目前為此，我們尚未看到周恩來親筆寫的書面辭職報告，也未看到別人直接錄下他辭職的口頭報告。但在檔案中卻留下了中共中央討論他辭職問題的簡要記錄。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來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等問題專門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會後，毛澤東囑咐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起草一個會議記錄。6月22日，鄧小平將寫好的會議記錄報送毛澤東。毛澤東當即批示：「退（楊）尚昆存。」

既有文件. 當是事實.

原帖由 大千世界 於 2008-1-11 10:02 發表


既有文件. 當是事實.

可請高文謙 說一說有沒有這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