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驚天大案：毛澤東的「雲南王」死於黑槍

(1)父親與譚甫仁還要從井岡山說起
   
    譚甫仁是建國以後被暗殺的級別最高的首長，他死在亂鬨哄的文革中。他與父親相識於1928年春季，正是父親參加的新城戰役。那一次仗打得乾脆漂亮，一整營的敵人一個也沒有跑掉，除了被擊斃的以外，都成了教導隊的俘虜。
   
    我父親當時在紅四軍教導隊當區隊長兼教官，戰役結束以後所有的俘虜都交給了教導隊看管。當時紅四軍有優待俘虜的政策，所有的俘虜都受到了良好的對待，有傷的會得到及時的治療，他們身上的財物都由他們自己保管。紅四軍當時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想從這些俘虜中挑一些出身好且願意跟紅軍走的人，把他們經過教育訓練以後充實到紅四軍的連隊中去。
   
    一天，我父親忽然聽到樓上的俘虜中有人在唱《國際歌》。歌聲引起了我父親的注意，因為當時敵軍兵營中是不能唱《國際歌》的，這首歌只有紅軍的部隊里才有人唱。這個俘虜顯然不是一般的俘虜，我父親立即跑上樓去，想找到這個唱歌的俘虜。
   
    《國際歌》有著神奇的魅力，父親對我說過，他沒有什麼音樂細胞，但是他一生中有兩首歌常常讓他熱血沸騰、熱淚盈眶，一首是《義勇軍進行曲》，因為在艱苦的抗戰歲月和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刻，這首歌給了他那麼多的鼓舞和聯想。另一首就是《國際歌》，父親說《國際歌》在鼓舞無產者砸碎舊世界而不惜犧牲一切方面真是登峰造極，所以列寧做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是知道《國際歌》在無產者中的分量的：「一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裡，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言語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國際歌》的熟悉的曲調，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父親也正是聽到了《國際歌》突然拉近了與這個俘虜的距離。
   
    但看見我父親上樓，歌聲就停止了。我父親只得發問：「剛才這首歌是誰唱的，請站起來！」
   
    一個清瘦的青年俘虜起身答道：「是我唱的，長官，如果不允許俘虜唱，我就不唱了！」
   
    我父親說：「不，可以唱，你唱得很好。叫什麼名字？」
   
    那個青年說：「我叫譚甫仁！」
   
    我父親說：「你在哪裡學的這首歌？」
   
    我父親這一問，譚甫仁立即變得眼淚汪汪起來。原來譚甫仁是廣東梅縣人，參加過澎湃領導的第二次東江起義。在那次起義中，他學會了唱《國際歌》。本來打算為了「英特納雄耐爾」奮鬥到底，沒想到起義遭遇到巨大挫折，還沒有取得什麼戰果就不得不隨著起義部隊四處逃散。
   
    譚甫仁在逃亡過程中，到了江西一個地方。在饑寒交迫中，吃飯成了唯一的需求，無奈之下只得去軍閥朱培德部當了一名士兵。這次譚甫仁隨著部隊來到新城布防，沒想到竟成了紅軍的俘虜。
   
    我父親安慰了譚甫仁幾句，並安排了他與東江起義的領導人之一的朱雲卿見面，因為譚甫仁參加過朱雲卿的部隊。朱雲卿此時是紅四軍一團的參謀長。
   
    譚甫仁高興得不得了，立即給我父親敬了一個軍禮。


    (2)譚甫仁指揮的炮聲成為毛澤東筆下的千古絕唱
   
    當即我父親叫來傳令兵，要他帶著譚甫仁到團部去見朱雲卿參謀長。朱參謀長跟譚甫仁可親了，朱參謀長不但認識譚甫仁，還知道譚甫仁是一名共產黨員。在東江起義中，朱參謀長和譚甫仁曾經並肩作戰，多次出生入死。直到後來部隊被打散，才各自不知去向。
   
    我父親吃飯時碰到了毛澤東，將此事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高興地說：「這是一顆紅色的苗子哩，現在該讓他歸隊了，要把他要留在革命隊伍里！」
   
    由於父親與譚甫仁的特殊關係，他多次向我講述過譚甫仁的經歷。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譚甫仁到工程兵擔任政委。父親在幾十年的司令員生涯中，同幾位政委合作的都不是太好，可能司令員和政委雙方都有責任，這種格局在部隊中是常見的。但是父親說過，和譚甫仁合作是很融洽的，因為他知道政委該幹什麼和不該幹什麼。記得小時候我在家中常常見到譚甫仁坐在沙發上和父親談論工作，那時業餘時間也都被工作大量地佔據了。
   
    父親也向我講過譚甫仁回到革命隊伍后的事迹，他擔任過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士兵委員會幹事，紅十二軍連政治委員，687團政治委員，紅一軍團第一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組織科科長，紅十五軍團第78師政治部主任。參加了長征。譚甫仁打仗曾經引發了一首被億萬人傳誦、並將流芳百世的詩詞，那就是毛澤東的《西江月.井岡山》。
   
    那是1928年8月30日早上，國民黨湘贛敵軍4個團向井岡山撲來，妄圖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一舉扼殺在搖籃中。當時部隊彈藥緊張，每人只有3至5發子彈，所以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好這幾發子彈，所以決定把敵人引入近距離再發射。由於敵人裝備比我們好得多，如果攻上來會導致我們重大傷亡。團長朱雲卿觀察敵人已經很近，甚至他們士兵的表情都已經看見，他命令「打」，簡陋裝備的鳥銃、步槍一齊開火，由於距離近、敵人密集，真是做到了槍槍有人倒下，紅軍積攢了一些大石頭也派上了用場，大家從高處擲下，大石頭飛速滾動向下，敵人被砸得慘叫聲四起，紛紛從羊腸小道兩旁滾下山去，不是摔死就是傷痕纍纍。
   
    敵人知道紅軍槍彈有限，在下午4點捲土重來，譚甫仁看看自己的槍膛，只剩下可憐的一發子彈了，只見譚甫仁大聲喊道：「團長，前不久我們修的那門大炮呢?」
   
    此時只剩下最後一發炮彈了，大家把希望寄托在這個幾十斤重的傢伙身上，譚甫仁憋住氣命令：「放！」只聽見炮彈在空中劃出一道美麗的弧線，不偏不倚地落入密密麻麻的敵群，隨著一聲巨響，敵人血肉橫飛，慘叫不斷。敵人以為紅四軍主力回到井岡山，敵軍害怕吃虧，趕忙逃回茶陵。
   
    毛澤東得知，興奮寫下：「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而製造炮聲的正是譚甫仁。


    (3)譚甫仁中將被暗殺前幾個月，我曾經拜訪了簡樸的譚叔叔
   
    自從父親與譚甫仁相遇，在以後的幾十年間保持了很好的友誼。父親說，譚甫仁是個難得的部隊政治工作者，看他後來的履歷，也大多擔任政委。抗日戰爭時期，任 115師教導第七旅政治委員，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東滿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第七縱隊副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團軍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工程兵政治委員，昆明軍區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父親對我說，他們那一代軍人也許有這樣和那樣的缺點乃至不足，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非常敬業，個個都是工作狂。1959年譚甫仁到武漢軍區后，就在想著政治委員如何做好加強部隊的戰鬥力。尤其解放已經十年，在和平年代里部隊還能不能居安思危，能不能有嚴明的紀律和頑強的作風。這就需要一個好的榜樣，為了選好這個榜樣，譚甫仁深入調查研究，他感到一軍一師一團一營六連是一個很好的樣板。他培育了六連繼承和發揚了戰爭年代的不怕苦、不怕死的作風， 1964年1月，國防部正式批准授予六連為「硬骨頭六連」的榮譽稱號。直到改革開放年代，這個聞名全軍的先進典型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書寫著自己輝煌的歷史。
   
    1977年1月，中央軍委向全軍發出向「硬六連」學習的號召，1984年1月22日，中央軍委向該連贈送了「發揚硬骨頭精神，開創連隊建設新局面」的錦旗――而那時譚甫仁已經離開人世十多年了。
   
    說到譚甫仁的去世，曾經給了父親很大的震驚，因為這樣級別的幹部被槍殺在解放以後從來沒有過。
   
    在譚甫仁去世前一年，我正在雲南健水二炮基地培訓。儘管我的家庭背景部隊首長也知道，但是在那個年代也沒有什麼特殊的照顧。部隊的伙食是比較單調的，我特別希望能夠有機會好好吃上一頓肉。
   
    那是1970年春，18歲的我正是長身體、貪圖吃的年代。當時部隊派我到昆明，事情辦完后，我很想到譚叔叔家改善一下生活，於是直奔昆明軍區。警衛看到一個小孩子找政委，有點懷疑我是故弄玄虛。我很自信地說：「你就告訴譚政委，我是陳士榘的兒子，我父親讓我來看望他。」
   
    譚甫仁接到電話很快讓我進去。他見到我很高興，摸了摸我的軍帽，拍了拍我的肩膀，他說：「我和你爸爸也是這麼年輕就穿上了軍裝。」他又問我是家中的老幾，我告訴他老四，他感嘆地說：「小孩子長得真快，我們怎麼能不老呢。」
   
    他詢問了父親的情況，在那個年代，雖然他和父親都身在高位，但是政治空氣是非常緊張的，他們也都害怕在某一天會突然間被打倒，所以說話也很謹慎。當然，回憶起井岡山和父親的相識，他和譚阿姨都笑了。
   
    中午吃飯的時間到了，譚甫仁叫上他的老伴兒和我一起吃飯，老兩口不停地和我敘舊，還回憶起父親的一些軼事。我在等待著一頓美味午餐，但是軍區政委的家宴也很普通，除去主食雲南過橋米線外，還有三四個菜，也沒有多少我夢寐以求的肉，不過我已經很知足了。


    (4)父親說，早知道譚甫仁死的這麼慘，不如留下他
   
    幾個月後，我們非常震驚地得知，譚甫仁夫婦雙雙死於非命。由於我當時不在北京，所以不知道父親聞知后的感受，我估計他將是很難過的，畢竟是艱苦年代一同走過來，共事又這麼久遠。
   
    後來聽妹妹陳小琴回憶，出事後父親在電話中聽到這個事件，很焦急地說：「趕快送醫院搶救！」我特別記得那次在譚叔叔家吃完飯的一個插曲，我向譚叔叔提出一個要求，就是從1968年到1970年，我還沒有和家裡通過電話，想在他家打個長途給父親。譚叔叔當即讓秘書把我帶到一個軍區機關打了長途，父親先是埋怨我不要給人家添麻煩，同時讓我轉告，一定讓譚叔叔多保重。父親的含義與其說是身體的告誡，不如說是政治上的告誡，那個年代的政治空氣太險惡了。
   
    幾年後，譚甫仁的一個兒子曾經到北京找過父親，父親見到他的兒子很難過。事過多年，父親談到這件事還感慨萬端。父親特別說，早知道這樣，應該向中央打報告，千方百計地把他留在工程兵，那也就不會夫婦二人慘遭殺害了。當然，即使打報告也阻擋不住，因為譚甫仁將軍從工程兵到雲南是毛主席親自點將，那是誰也不可能提出異議的。
   
    父親說，1968年中央把譚甫仁從工程兵調到雲南，大家都沒有準備，連譚甫仁本人也是突然間接到命令的。
   
    雲南當時是「文革」的重災區，而且難以控制，武鬥也在不斷升級，這種武鬥來源於江青的指示「文攻武衛」，文革初期江青還不像後期那樣臭，很多人認為她的講話精神很大程度代表了毛主席，所以紛紛拿起武器互相攻擊。造反派由槍戰發展到炮戰，甚至把軍工企業研究試製的尚處於在保密階段的新式武器，也搶來用於武鬥。
   
    這一切傳到北京，中央迅即採取措施，當時真正著急的是周總理，因為他要不僅要管「革命」，更要管生產，而後者才是最難的。周總理多次針對雲南情況，作了指示。開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雲南班」便是一項重要舉措。中央緊急開辦雲南學習班，本來和父親共事的譚甫仁進入決策層視野，也給他帶來殺身之禍。
   
    父親說，他得知譚甫仁要離開工程兵真有點捨不得，但是誰也阻攔不了，這是毛主席點的將。
   
    1968年1月24日，譚甫仁走進了亂鬨哄的「雲南班」。受到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當時還有「林副主席」)委託，譚甫仁以「學習班」辦公室主任的身份主持了「雲南班」的開學典禮並作了重要講話。
   
    2月11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聽取了各省和軍隊辦學習班的情況彙報，周恩來首先談了「雲南班」的情況，當雲南已來了八百多人時，毛主席大手一揮，搖頭說：「不行，800人少了，要增加一倍。」


    (5)毛澤東讓譚甫仁做雲南王
   
    那天後半夜，譚甫仁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緊急約見他。譚甫仁興奮、緊張和不安地走進去。文革年代，即便高級將領也很少能夠見到毛主席，更不要說和毛主席談話了。毛主席向來是夜間工作，和下級見面也從來不拘一格，譚甫仁為之一驚，因為主席披著一件睡衣。譚甫仁還是很緊張，那個年代人們已經把毛主席視為「神」。
   
    毛澤東的確有非凡的人格魅力，他首先講起了雲南的歷史，毛澤東對中國歷史了如指掌，談起來也深入淺出。毛澤東向來是個古為今用的大師，那個年代歷史是個禁區，誰也不敢涉足：如果說哪個皇帝有作為，就是美化封建統治者；如果說哪個皇上是個昏君，就是借古諷今，影射毛主席，罪過就更大。全中國也唯有毛澤東可以隨意闡釋歷史。
   
    毛澤東談到了吳三桂做平西王、永鎮雲南，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教訓。最後，毛主席躍過數百年歷史，轉入正題道：「你要做平西王了，執掌雲南邊地，封疆大吏喲！」譚甫仁幾乎插不上話，因為聽毛澤東講話是何等的榮譽啊，況且一個農民出身的將軍怎麼能同如此淵博的毛澤東對上話呢！
   
    毛主席向譚甫仁傳遞了中央的想法：「中央已決定你擔任昆明軍區政委，名已正，言已順，把雲南班、昆明班辦好，積累的問題解決掉，卸掉了包袱，再回雲南。」
   
    譚甫仁出了中南海，頓時感到自己身上的擔子很重。他走前對父親說：「咱們從井岡山就在一起，在工程兵和你共事也很踏實，但是到雲南就有點沒底，如果你一起去就好了。」父親也用那個時代的流行語言說：「這是主席對你的信任啊！」
   
    1968年5月19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任命中國人民解放軍工程兵政委譚甫仁擔任昆明軍區政委。6月17日，中共中央又批准譚甫仁擔任昆明軍區黨委書記。由於要在北京辦好兩個班，故推遲上任。
   
    6月底的一天，周總理又在中南海約見了他，再次對雲南問題作了指示。從此譚甫仁正式主持雲南全面工作。1968年8月11日，譚甫仁和「雲南班」的代表們分乘4架伊爾18飛機，從北京抵昆明，正式當起了「雲南王」，也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關於譚甫仁的死，社會上流傳的非常離奇，但是做為陳士榘的家屬，當時就知道都是編造的故事。
   
    譚甫仁離開人世是1970年12月17日，林彪在文都爾汗折戟沉沙是1971年9月13日，相距僅有幾個月。而譚甫仁從井岡山時代就與林彪共過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衝擊也不大，所以很多人都把二人聯繫起來。當時的新聞是全封閉的，民間一點不知道譚甫仁的死因，由於把事情捂的過死，所以謠傳也就更厲害。


    (6)傳說譚甫仁奉林彪之命打周總理飛機是民間編纂的版本
   
    流傳在全國最廣泛的一個版本是譚甫仁受林彪之名要打周恩來飛機：那是譚甫仁死前幾天，雲南王譚甫仁突然接到北京密電，指示譚甫仁在某月某日，將有一架從緬甸飛來的民航機，該機經過昆明時，務必擊毀之。說他是雲南王，是因為他擔任著雲南最主要的幾個位置：中共昆明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治委員、雲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譚甫仁接到這個命令忐忑不安，因為不明不白地打下一架民航飛機有悖常理。而上級命令又不能公開違反，於是採取了退一步的戰略，命令四架戰鬥機攔截迫降從緬甸飛向昆明的民航客機。
   
    守候在機場的譚甫仁也在指揮著下一步行動。飛機下降后出來一個人，詢問是怎麼回事。譚甫仁走到懸梯旁，跟著走出來一個氣宇軒昂、風度翩翩的老人，譚甫仁一見腿都軟了，差點沒有跪下，說：「總理好！」周恩來憤怒地說：「你們怎麼還迫降我的飛機？是誰讓你們這樣乾的？」
   
    譚甫仁嚇得不知說什麼好，周恩來說：「馬上向中央寫報告，把這件事情交待清楚！」譚甫仁徹夜不眠，他在燈下寫檢查，怎樣把事情交代清楚。他深知已經被卷到政治鬥爭的最中心，如果交代不清，不僅要犯罪，還要頂上謀害周總理這個遺臭萬年的罪名，他也慶幸自己沒有下令打下飛機，如果那樣真是死有餘辜了。
   
    凌晨，譚甫仁和他的夫人竟然離奇地在昆明軍區大院警衛森嚴的住所內，被一個手持雙槍軍人在卧室內連開五槍擊斃，那是林彪的死黨殺人滅口。
   
    這真是一個如同驚險電影一樣的版本，如果拍出來肯定比一些程式化的領袖人物的電影好看得多，但是這僅僅是民間杜撰的一個離奇故事。如果對真實的信息封鎖的過死，民間的流傳就會甚囂塵上。
   
    父親事後談起譚甫仁的死說過，這是一個非常偶然的事件，很多偶然湊在一起了。父親說：「我也是司令員，如果大院里有個人要害我，也很難預防。外面的人想進來有難度，但是院子里的人要開槍，那就防不勝防了。」
   
    真實情況是，1970年12月17日凌晨，地處鬧市區的原昆明軍區大院42號院內，接連發生了斷斷續續的幾聲槍響。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黨的高級將領被暗殺的惡性事件在這個院子里發生了！最早知道的兇殺事件的是黨辦秘書鄒賢玉，他馬上告訴譚甫仁的秘書王克學。
   
    我去過譚甫仁叔叔家，那是一個典型的軍隊高級幹部經常住的小樓，我很難想象這個有著高牆圍繞、幽靜和保衛嚴密、總有警衛站崗的小院怎麼會有人進去開槍殺人呢。從我記事起，我就是在這種格局的小樓居住的，一般都是一層住家屬和會客，二樓是首長辦公。樓的前面都是空地和草坪。和我家的司令小樓不同，我家的是解放初期蓋起的，而譚這一座是解放后公私合營充公的大資本家楊希辰的小別墅。
   
    譚甫仁的秘書王克學看見首長渾身是血，兩隻無神的眼睛向上翻著，譚甫仁的夫人王里岩更是毫無聲息。王克學頓時驚呆了，也深感這將是一起會驚動毛主席、黨中央的驚天大案。他本能地大喊警衛員」小李、小李！」但靜悄悄的毫無動靜。王秘書跑到警衛室，兩個年輕戰士正呼呼睡大覺，王秘書氣憤地大喊：」你們怎麼睡得像頭豬，快給我起來！」
   
    不久，警衛員小李從廁所哆哆嗦嗦地出來，原來這個軍人竟然被槍聲嚇的躲進廁所。這件事情也告訴我們，文化大革命中儘管調門很高，毛主席倡導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儘管在民間耳熟能詳，但是由於一切秩序被打亂，一切規章制度被取消，結果會在軍區核心的地方發生這種不可思議的事件。

    (7)一個狗急跳牆的軍區幹部製造了驚天大案
   
    譚甫仁和夫人王里岩被火速送往昆明軍區總醫院，王里岩兩眉間中了一彈，正是要害部位。醫生說：」看來已經死去一段時間了。」也就是當場身亡。譚甫仁身中兩彈，一彈擊中腹部，一彈打在頭上。入院時，幾乎沒有血壓。後來經過搶救才有了點微弱心跳。
   
    在出事的第一時間，昆明軍區副政委周興命王克學記錄，自己通過一號台要了周總理的電話，當時被文化大革命弄得身心疲憊的周總理在半夜尚未休息，周總理聽到后也大為吃驚，當即指示：」要火速組織搶救；案子很可能是內部人乾的，要抓緊時間破案，重點是軍區機關內部；成立專案組，由周興同志負責，公安部派人協助。」
   
    接到命令，解放軍總醫院外科主任魯維善教授飛抵昆明，在這之前由於譚甫仁腹腔內積滿了血，醫生只得剖開腹腔放出積血。后又打開胸腔，採用心臟按摩，但無力回天。午後4時，譚甫仁終因傷勢過重離開了人世，那一年他正好是花甲之年。
   
    當魯維善教授到達昆明的時候，譚甫仁的遺體已經蓋上了白單子，不過魯維善教授肯定了昆明軍區總醫院的搶救方案是正確的。譚甫仁這位從槍林彈雨中衝殺出來的開國將軍竟然倒在了自家院中的暗殺黑槍之下。
   
    父親後來總結這個案件時也說過，不管怎麼說，昆明軍區的保衛工作還是有問題，對這類突發事件反應太遲緩，尤其不能讓兇手在殺了譚甫仁后還有機會開槍殺人。在和平年代久了，已經失去戰爭年代的警惕。
   
    事情發生后，根據總理指示，昆明軍區常委會開始抓緊破案。常委們至少都是抗日戰爭時期就參加革命的老軍人，面對這起在軍區首腦機關發生的惡性案件也感到從無先例。最後，主持會議的周興感到先把槍的來源搞清，在軍區大院里查槍、驗槍；要發動群眾提供線索，哪怕是蛛絲馬跡；會議當即成立」017專案組」，也就是」譚甫仁、王里岩被害案偵破小組」，由周興任組長、蔡順禮、王必成任副組長。
   
    專案組經過初步調查，首先在現場獲取了4顆59式軍用手槍子彈殼。隨即，軍區負責驗槍工作的保衛部發現兩支59式手槍及20發子丟失。另外，發現現場的證據有牆根邊皮革紙盒上，兇手留下了清晰的解放鞋鞋印，譚甫仁夫人王里岩倒的門框上有兇手的指印。
   
    但是距離破案還有相當距離，因為尚沒有嫌疑人浮現。這個案子後來的突破性進展竟然來自一個13歲的小男孩兒。因為這個叫王自正的兇手於譚甫仁被害后曾經出現過，王自正殺害譚甫仁后，還想殺死直接審查他的昆明軍區政治部保衛部部長陳漢中。他想敲開陳漢中家的門，開門的卻是這個姓馬的小孩兒，他在睡意朦朧中告訴王自正在另一個門。
   
    王自正知道走錯了門，他直接敲陳漢中的門，無人答應。恰巧陳漢中出差，躲過一劫，但是這個小男孩兒已經記住凌晨5點來的這個大人是同院小朋友王冬昆的爸爸。文革中講究」人民戰爭」，在發動廣大群眾破案方面有其優勢，當然這種方法也」誤傷」過很多人。其實這個名叫王自正的嫌疑人本來已經處於被審查的境地，做為軍區保衛部的一名幹部保密員，他不久前平職調到雲南文山軍分區政治部擔任保衛科科長。但是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審查出有重大歷史問題沒有上任就被停職反省，拘押在昆明市西壩原軍區聯絡部俘虜管理所接受審查，由保衛部陳漢中科長負責調查。

(8)兇手之謎
   
    但是王自正一直否認自己殺過人。自從13歲小男孩兒發現他那一晚出現外，人們還回憶起在案發後王自正鬼鬼祟祟，猶如驚弓之鳥。但當別人以惋惜的口吻談起譚甫仁被害的消息時，他卻流露出一種暗自竊喜的神態。還有專案人員帶著13歲小男孩兒在院里出現的時候，他曾經忍不住哭了，還喃喃自語：「見不到老婆孩子了！」
   
    其實到了這個時候可以荷槍實彈地採取緊急特殊的行動，但是有關部門依然沒有對這個兇殘之極的殺人魔王有足夠的警惕。1970年12月31日晚10時，專案組命令陳漢中、李伯志去王自正的隔離室進行審問。王自正心事忡忡地躺在床上，由於都是同事，陳漢中對王自正並不嚴厲，： 「起來，到飯堂來一下，有點事。」
   
    王自正知道末日來臨，他表面上順從地起床和穿上衣服，心中卻在籌劃著垂死的掙扎。他問陳漢中：」穿哪雙鞋子？」陳漢中嚴肅地告訴他：」穿那雙解放鞋。」王自正更知道完了，因為槍殺譚甫仁的時候他就是穿的解放鞋。王自正穿上鞋，然後彎腰系鞋帶。王自正系完鞋帶后，敏捷地從被窩摸出一支59式手槍，甩手就是兩槍。
   
    李伯志被擊中腹部，倒在地上，陳漢中被擦傷右手。殺紅了眼的王自正則提著槍奪門狂逃。幸而這次警衛班的戰士警惕性很高，立即包圍過來。王自正自插翅難逃，抓住也是必死無疑，便舉槍向自己的太陽穴扣動了扳機，他的腦漿飛濺，王自正終於見了閻王。
   
    父親也說過，憑我們打了一輩子仗的老軍人的經驗，不該有這樣慘重的損失，其實這種對壘在戰爭中是一個很小的交鋒，如果頭腦像戰爭年代那樣清醒，可以把損失見小許多。
   
    兇手的最大特點無非就是一個亡命徒。兇手王自正原名王志政，河南內黃人，富農出身。做為一個現役軍人――那個年代軍人的地位至高無上，尤其在非常講究出身的年代還能留在軍隊里，應該很知足。
   
    王自正的為什麼要採取這麼極端的方式呢？在他暗殺譚甫仁之前，調查出解放戰爭時期國民党進攻中原后，其堂兄帶領一個還鄉團對王自正老家的村莊反攻倒算，槍殺了村武委會主任，王自正參與了這次反攻倒算的殺人行動。後來他本人逃往他鄉，由王志政改名為王自正，到起它地方參加了解放軍。文革當中清理階級隊伍，把問題擴大化乃至冤假錯案也不少，王自正在解放前的問題究竟有多嚴重，也許永遠是個謎。1970年初，他被提升為昆明軍區政治部保衛科長，他還沒有來得及彈冠相慶，便因家鄉告發歷史問題而被送到俘管所隔離審查。
   
    那個年代無論是真的還是被冤枉的，都採取坐以待斃的態度。王自正是個極少的另類，他決心魚死網破。他在筆記本上這樣寫道：」我不能這樣死；我要死，也要殺幾個人。」「能報復的，只有這一條。」
   
    王自正在筆記中列下了好幾個要殺害的人的名字，包括軍區副司令員陳康、魯瑞林、田維揚等人。權衡之後他又寫道：」不如殺譚甫仁，影響更大，發泄心頭之恨。」「但沒有槍，要設法搞到槍。」「拿到槍半勝，見到人全勝。」這個隱藏在昆明軍區心臟地帶的殺人狂魔竟然能夠偷出兩支手槍，而且進入了譚甫仁壁壘森嚴的住宅。可見那個年代雖然階級鬥爭的弦綳得緊,但是打亂的規章制度也留下了各種隱患。


    (9)幾個偶然的疏忽造就了共和國最大的兇殺案
   
    譚甫仁的住宅共布設了五個警衛員，前門二人，後邊三人。那時候正值「備戰備荒為人民」，要和蘇聯打仗，部隊正搞所謂「千里野營拉練」。但是再拉練也不能影響首長的安保，可是譚甫仁的警衛員也被拉去，警衛員僅僅剩下了兩人，這給兇犯留下了更大的空間。當然一個突發事件也有偶然因素，兇犯獨立作案其實並不容易，他深夜跳進譚甫仁的深宅大院和高大的圍牆，就是從食堂拿了一張凳子。食堂原來養了一隻狗，如果狗在肯定會和他撕扯，他也不會有機會，偏偏兇犯做案前一兩天狗失蹤了。
   
    那一晚，王自正就是從廚房穿過天井進入小樓的。兇手對譚甫仁的住所早有了解，他直奔譚居住的卧室。因為年齡大，譚甫仁夫婦又喜歡安靜，他們有時不同居一室。兇手敲門，譚甫仁夫人王里岩以為是譚甫仁敲門。王自正面露凶光地問：」譚甫仁在什麼地方？」王里岩知道不好，她儘力保護丈夫：」不知道。」
   
    兇手進門搜尋，譚果然不在，王里岩呵斥：「你要幹什麼！」兇手用手槍對準司令員夫人，王里岩本能地跑到沙發旁，她已經被這個場面嚇得無力反抗。王自正頂住王里岩的額頭扣動扳機，子彈從司令員夫人額心穿過，夫人當場死亡。
   
    當然還有一種說法，就是王里岩為了保護丈夫，曾經死死抱住兇手，並高喊：「老譚快跑！」由於當事人都已經死去，所以永遠無法判斷那種說法更準確。由於射擊距離過近，譚甫仁夫人彈洞四周的皮膚已被槍口噴出的氣體灼焦。
   
    這一刻是在1970年12月17日凌晨4點多，槍聲本來已經劃破寂靜的夜空，但是久遠的和平年代已經讓人麻痹了也讓人驚惶了。其中一個警衛員嚇得不敢出來，另一個警衛員發生了非常荒唐的事情，這位年輕戰士正和一個比他大30歲的保姆在一間屋裡姘居。據說這位風韻猶存的女人是國民黨軍官的太太，老公解放前夕跑到了台灣，20多年一直獨身。對於生理的需求也是人之常情，她眼中的小戰士也成了獵物，徐娘半老的她想啃嫩草，小戰士怎麼禁得住誘惑，從未嘗受過男歡女愛的他已經暈菜了。
   
    偏偏這個老保姆在譚甫仁家一個人燒飯洗衣做雜物，又為兇犯的得逞增加了成功的因素。那一刻，身經百戰的譚甫仁也發生了判斷上的錯誤，聽見槍聲他本應躲在屋裡，因為他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其他人，只要他不死，都不是什麼驚天大案，譚甫仁偏偏跑了出來，跑出來的時候也沒有帶上武器，因為多年來司令員已經不用親自帶武器了。
   
    同一時刻住在他家另一個房間的六姨妹也驚惶失措地跑了出來。兇手並沒有理睬六姨妹，徑直指向譚甫仁。譚甫仁跑到窄窄的小天井裡，已經被擠在無處藏身的空間，王自正看準了譚甫仁進行射擊。這位戎馬一生的將軍用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方式死在一個亡命徒手中。
   
    王自正的確是個兇殘無比的傢伙，但是如今回顧起這個事件，也有值得思考之處。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里，階級鬥爭無疑被大大地擴大了，即使犯罪嫌疑人真的有什麼問題，也不是在法制化的軌道上進行，而是踏上億萬隻腳、大肆侮辱人格、永世不得翻身和極力株連九族。當時很多人都默默地承受了，但是也有人會走向極端。


    (10)父親說：譚甫仁死於錯誤的文化大革命
   
    譚甫仁做為雲南最高的領導者，也要忠實執行「階級鬥爭天天講」的路線，如果他放鬆了，他馬上會被趕下台。為了不落後和念念不忘階級鬥爭，譚甫仁來雲南的一件大事就是「劃線站隊」，「清理階級隊伍」，追查明顯是極左分子杜撰出來的「滇西挺進縱隊」和「國民黨雲南特務組」。做為一個老軍人，譚甫仁和父親一樣，總怕階級敵人「變天」「復辟」，因為在艱苦的戰爭年代有多少戰友犧牲在戰場，革命的成功是多少人頭和鮮血換來的，可是他們明顯受到「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影響，無法逾越時代的誤區，不把經濟建設做為中心而把「階級鬥爭」一再推向白熱化。
   
    在這方面，譚甫仁在這方面比父親「左」，為寫這本書，我採訪了幾位在工程兵司令部工作過的老同志於香林、李柱江，他們對我說「陳司令和譚政委都是好人，但是陳司令在那個混亂的年代還懂得政策，比如有個幹部文革初期曾經到北大、清華看大字報，也有過造反行動，有人主張開除黨籍和軍籍，譚政委同意了，並且說應該開除。也不能說譚甫仁愛整人，他怕犯立場錯誤。你父親卻說，他作為知識分子敏感一些，看看大字報，造造反，也沒有太多的錯誤，不能輕率地開除一個人。這個人就被你父親保住了。」
   
    他們還說：「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工程兵三支兩軍，發生過造反派衝擊軍隊的事情，工程兵領導討論，譚甫仁就主張採取強硬措施。陳士榘司令員卻說，我們不能做千古罪人！後來兩個人還爭論，陳士榘說，咱們就按總理最近的指示，罵不還口打不還手。」
   
    聽兩位老同志的回憶，我才知道父親作為一個軍人在這種大是大非上頭腦還是清醒的。
   
    譚甫仁做為一個老共產黨員，他在雲南的行動是符合當時的潮流的，他指導當地各級領導：「(階級敵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萬抓一萬，有十萬抓十萬，有一百萬抓一百萬，你們不要手軟。不要受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約束、限制」；「我在箇舊地區講了一次話，一夜之間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個壞人。有人問，可不可以拉出去遊街？遊街后能不能把這些人下放勞動？我說遊街可以，下放勞動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讓群眾識別嘛！」
   
    根據有關統計，雲南僅下關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運動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傷致殘一千多人。據云南省委落實政策辦公室統計，曲靖和昭通地區，受「滇東北游擊軍」假案牽連的幹部群眾多達六十萬人，僅曲靖就有二十九萬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萬多人被批鬥，二千多人被關押，四千多人被打傷，二千多人被打殘，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譚甫仁人生終點無疑是悲慘的，他和父親一樣，一直在追逐著一個美好的理想，並願意為此付出一切，但是舵手的失誤、時代的局限、文化的制約，都讓他們承擔了一個尷尬的角色。我父親晚年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認識到這一點，他對我說過：「一條正確的路線引導譚甫仁成為我軍的一名高級將領，而一場錯誤的『文化大革命』 又導致譚甫仁遭到如此悲慘的下場！」 這位起步於革命聖地井岡山的將領被錯誤路線送進了天國。
   
    對待父親和譚甫仁，都應該有個更準確的評價，既要肯定他們為民族解放立下的功績，也要思考他們為什麼會做為一個群體那樣毫不懷疑、不能詰問地參加那場歷史鬧劇。幾十年過去，我再不把這種失誤歸咎於覺悟甚至道德。就是很多從文革一開始就被打倒的老幹部，如果文革重用他們，他們會自覺的抵制嗎？
   
    我想任何經歷過這場運動的人都會找到答案。
   
    願歷史能夠原諒他們，也希望歷史能夠認真總結他們。
   
    文章摘自《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人民出版社 作者：金汕 陳義風著 陳人康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