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西方學者關於李約瑟工作的評述

若干西方學者關於李約瑟工作的評述
——兼論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的編史學問題 ＊

劉 兵
（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北京100084）

發表於《自然科學史研究》2003年第1期　

摘　要 　以李約瑟的工作對中國科學史研究的貢獻和意義的討論作為出發點，進而在一些國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在目前國際上對中國科學史研究的背景下，對李約瑟的工作中的若干概念、假定與存在問題進行了科學編史學的分析，嘗試發現一些國際上中國科學史研究在觀念與方法上的新的動向，並就有關問題提出了一些初步總結。
關鍵詞 　李約瑟 中國科學史 科學編史學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0224(2003)01-

　

　　對於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來說，像科學史的其他領域一樣，進行必要的編史學（historiography）思考，既是一種有意的反思和總結，也可以反過來對過去與現狀獲得某種理解，並在此基礎上對未來有所展望。由於李約瑟在中國科學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本文將以其工作的編史學問題作為出發點，在對一些國外科學史家的有關文章閱讀的基礎上，進行某種編史學的提煉與總結，並嘗試性地對中國科學史研究的若干理論性問題進行一些的思考。這對於中國的研究者也會是有啟發和借鑒意義的。
　　從李約瑟的工作出發，對其中涉及到的一些編史學問題，特別是對於「李約瑟問題」的重新思考，其意義也將超出中國，甚至東亞科學史研究的範圍，並與世界科學史研究的編史學研究密切相關，除了像「科學革命」這樣具體的編史學問題之外，也與更為一般的「元編史學」、科學哲學，乃至於像殖民主義等當代的文化思潮密切相關[1]，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審視這些問題的特殊視角。

1 中國科學史研究在西方的興起與李約瑟

　　一般地講，科學史這門學科在西方大約在18世紀開始形成了一些專業學科的學科史，到19世紀，綜合性科學史開始成形。到了20世紀，有關的研究更加深入，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左右美國科學史領域的職業化發展，使得科學史的建制化和學術化走向成熟。但是，在這些過程中，西方科學史家們主要的研究領域，仍是「主流」的西方科學史，對古代科學史的研究，也大多是在與西方近代科學發展相聯繫的線索與視角下進行的。因而，對於其他「非主流」的，被認為與西方近代科學發展無關的國家和地區的科學史，長期處於被忽視的狀態。中國科學史也基本屬於此列。
　　在此階段，西方當然也有少量關於中國科學史的研究工作其中一些漢學家們做了較多的工作，但漢學家們的主要興趣並不在科學方面。中國科學史的研究在西方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還是李約瑟的出現。
　　如果略去再早些的準備階段，從20世紀50年代起，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開始出版。這部後來在規模上又有了極大的擴展，而且至今仍未出完的多卷巨著，極大地改變了西方對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局面。從技術性的內容來說，它一方面極為豐富地佔有了東方與西方的各種參考文獻，另一方面，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的出現首次向西方的學者們展示了中國科學史的豐富內容，使中國的科學在西方受到尊重，使中國歷史中科學的成就在國際歷史學界得到承認，使西方人意識到中國有其自身重要的科學與技術的傳統。
　　李約瑟本人在其後半生中，從職業科學家轉向從事中國科學史的研究，當然可以從各種的背景中去研究其動力。但至少在他後來多次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提出如今經常被我們稱為「李約瑟問題」，以及他窮其後半生之努力來嘗試找到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其中國科學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動力之一。詹嘉玲就曾指出，李約瑟的貢獻不僅是提出了李約瑟問題，而且是把它變成撰寫一部比較科學史的動力[2]。或者，即使更弱化一點地講，對這一問題之回答的努力，始終是作為一種明顯的背景存在於李約瑟本人大量的研究之中。這一點，在1954年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的序言中也有明確的表現[3]。
　　雖然關於「李約瑟問題」本身的意義與問題，已有極多的學者進行過眾多的討論，或是贊成並嘗試對之進行回答，或是認為其問題本身提法的不當，本身是一個偽問題等，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這個問題的提出畢竟帶來了某種學術的繁榮。拋開他人的評價不說，僅就其本人而言，正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或者說從這樣一個出發點出發，李約瑟在中國科學史研究中的成就，使之在世界科學史界甚至科學史界之外都成為一位功不可沒的傳奇人物。正如席文所評論的，李約瑟對中國科學、技術與醫學居高臨下的考察，首次使西歐和美國受過教育的人意識到過去時代中國的成就。　
　　然而，如果我們站在今天的立場上來審視的話，會發現李約瑟的著作是建築在一些最初的假定之上。1988年，席文曾總結了其中最重要8條假定[4]。而雷斯蒂沃（Sal Restivo），則對其中的假說與要點做了更為全面的梳理[5]。

2 李約瑟的科學概念與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合法性

　　李約瑟的巨著，不論是譯為《中國的科學技術史》，還是譯成《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其中，核心的概念依然首先是「科學」。事實上，對於任何科學史的研究，雖然對科學概念的定義可能不會像科學哲學中要求的那麼嚴格，但畢竟每個科學史家對之都有自己的理解，並將這種理解貫穿在其歷史研究中。
　　如果說，在研究和撰寫伽利略時代之前的西方古代與中世紀科學史時，雖然所研究的時代還沒有出現近代意義上的「科學」，但在一種與這種「科學」有聯繫，或者說至少是有假定的邏輯聯繫的意義上，科學史家可以把他們所研究的「科學」（或按其原來的名稱作為「自然哲學」）視為近代科學的前身，從而使「科學」史的研究合法化，那麼，對於那些在西方近代科學主流發展脈絡之外的非西方古代科學的研究，所涉及到的對「科學」概念的理解，則要更加微妙，也更需要論證。
　　但對於李約瑟本人來說，其對科學的定義和理解倒是比較清楚的。雖然在其1954年問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導言中，他還就與中國古代科學相區分的意義上用了西方「近代科學「一詞，幾年後，他又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第三卷中明確地指出：

　　「在今天至關重要的，是世界應該承認17世紀的歐洲並沒有產生在本質上是『歐洲的』或者『近代』的科學，而是產生了普適有效的世界科學，也就是說，相對於古代和中世紀科學的「近代」科學。」[6]


　　但在大約10年後，李約瑟在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大滴定》中，對科學的概念又提出了更為明確的擴展的說法。他認為在通常的科學史研究中，「所隱含的對科學的定義過於狹窄了。確實，力學是近代科學中的先驅者，所有其他的科學都尋求仿效『 機械論的』範式，對於作為其基礎的希臘演繹幾何學的強調也是有道理的。但這並不等同於說幾何式的運動學就是科學的一切。近代科學本身並非總是維持在笛卡爾式的限度之內，因為物理學中的場論和生物學中的有機概念已經深刻地修改了更早些時候的力學的世界圖景。」（[7]，45頁）
　　基於其「普適的」科學的概念，用席文的說法，李約瑟又使用了「水利學的隱喻」：雖然他並不否認希臘人的貢獻是近代科學基礎的一個本質性的部分，但他想要說的是，「近代精密的自然科學要比歐幾里得幾何學和托勒密的天文學要廣大寬泛得多；不只是這兩條河流，還有更多的河流匯入其海洋之中。」（[7]，50頁） 對於這種普適的科學在中國科學史中的應用，李約瑟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合作者之一白馥蘭（Francesca Bray）就曾說過，就其意義而言，《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使中國科學在西方受到尊重。但是，李約瑟是按照那個時期所熟悉的常規科學史來制訂其計劃的，也就是說，是根據走向普適真理的進步來制訂的。而其新穎之處，也正在於其前提，即中國對科學中「普適的」進步有重要的貢獻。[8]
　　具體到中國古代的科學來說，李約瑟認為：

　　「因此，關於中國的『遺產』，我們必須考慮到三種不同的價值。一種是有直接助於對伽利略式的突破產生影響的價值，一種是後來匯合到近代科學之中的價值，最後一種但絕非不重要的價值，是沒有可追溯的影響，但卻使得中國的科學和技術與歐洲的科學和技術相比同樣值得研究和讚美的價值。一切都取決於對遺產繼承者的規定—--僅僅是歐洲，或者是近代普適的科學，或是全人類。我所極力主張的是，事實上沒有道理要求每一種科學和技術的活動都應對歐洲文化領域的進步有所貢獻。甚至也不需要表明每一種科學和技術活動都構成了近代普適的科學的建築材料。科學史不應僅僅是依據一種把相關的影響串起來的線索而寫成。難道就沒有一種世界性的關於人類對自然的思考與認識的歷史，在其中所有的努力都有其一席之地，而不管它是接受了還是產生了影響？這難道不就是所有人類努力的唯一真正繼承者——普適的科學的歷史和哲學嗎？」（[7]，61頁）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李約瑟首先將「近代科學」的概念獨立出來，並與古代、中世紀以及像中國這樣的非西方傳統的複數名詞的「科學」相區分，但又相信科學終將發展成為一種超越於「近代科學」之上的「普適的科學」。如果說在上述引文所談到的第一種價值對於中國科學的遺產來說並不存在的話，那麼，無論是在第二種還是在第三種價值的意義上，都可以找到研究中國古代科學史的內在合法性。就像他在《大滴定》一書中所說的，誕生於伽利略時代的是世界性的智慧女神，是對不分種族、膚色、信仰或祖國的全人類的有益的啟蒙運動，在這裡，所有的人都有資格，都能參與。儘管，他依然沒有像當代科學哲學家們那樣對這種更為含義寬泛的複數的科學概念給出明確的劃界定義。

3 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取向：參照標準與優先權問題

　　我們在前面曾提到，「李約瑟問題」是李約瑟進行中國科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出發點，它也成為某種重要的動機。在《大滴定》一書中，對於「李約瑟問題」的經典表述是：

　　「……為什麼現代科學只在歐洲而沒有在中國文明（或印度文明）中發展起來？……為什麼在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5世紀之間，中國文明在應用人類關於自然的知識於人類的實際需求方面比西方面文明要有效得多？」（[7]，190頁）

　　且不說「李約瑟問題」自身的意義，以及由之引出的熱烈的學術爭論。當然，任何從事如此規模研究的學者都自然會面對來自許多方面的攻擊，「從第一卷問世起，李約瑟就因他的方法論、他的馬克思主義前提，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以及他對科學與技術之等同的堅持而受到批判。」[9] 僅就李約瑟本人的中國科學史研究，以及這種研究背後的潛在假定來說，從「李約瑟問題」中也可以看出一點值得注意之處，即在「李約瑟問題」的第二個，或者說第二部分的表述中，首先，潛在地預設了歐洲或者說西方作為一個參照物，其次，在這種預設的參照物的對比下，更加關心發現的優先權問題。對此，一些國外的學者也有注意和論述。例如，日本科學史家中山茂就將研究者當中的「現代化主義者」（modernizer）定義為，這些人在評價他們的課題時，是以這些課題如何近似地接近西方的科學實踐與建制的流行為標準的。如果我們注意到「客觀的和價值中立的學術在科學史中比在任何其它領域中都更不可能」的話，我們就會看到，「直到60年代，對於現代化主義者們的用來衡量非西方科學的成就的判據是否有效，幾乎沒有任何疑問提出。……但問題仍然是優先權問題。李約瑟用近代歐洲的標準來評價古代中國科學的策略，自相矛盾地鼓勵了世界各地的他的大多數追隨者，包括那些在中國的追隨者，來無批判地接受現代化的觀點。這損害了他自己對比較研究之熱情的典範的價值。」[10] 幾年前，澳大利亞的科學史家洛（Morris F. Low）在為其主編的以「超越李約瑟：東亞與東南亞的科學、技術與醫學」為主題的《俄賽里斯》（Osiris）專號所寫的導言中，也談到：

　　「李約瑟並未將現代科學等同於西方科學。相反，他認為它是一種世界性的科學，地域性的傳統科學，特別是中國的科學，匯入其中。他李約瑟想要通過做出機器和裝置從歐洲引入到中國以及相反過程的資產負債表，向我們揭示西方文明極大地受惠於中國。他的歷史植根於一種偏離當前的世界觀。這些歷史深究過去，並展示了一種西方人也發現很難忽視的遺產……在李約瑟的著作之前，科學史家經常把『科學』解釋為『西方科學 』。而其他知識的生產者的貢獻，尤其是在亞洲的貢獻，則傾向於被邊緣化。李約瑟開闢了研究非西方科學的道路……為什麼我們要高度評價亞洲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的價值呢？在過去，一種理由是：亞洲科學類似於西方科學，並以某種方式對之做出了貢獻。顯然，科學技術可以超越文化的差別，為已有知識的共享儲水池加料，但社會與境（context）對如何接納各種觀點有所影響……如果我們確實想要超越李約瑟和單一的科學，我們還需要打破由現代化研究所強加的框架。近來的經驗表明，進步可以不是線性的。……在撰寫全球科學及其進步的線性的歷史的傾向背後，是對於西方科學取代了傳統的、更地域性的知識形式的信仰。……以這種方式寫亞洲科學史，我們就是假定了在西方科學中的某種連續性和在亞洲科學中的不連續性。在李約瑟的方案中，地方土生土長的知識的重要性，是傾向於以其在多大程度上對現在我們所稱的科學的形成有貢獻來衡量的。」[11]

　　這也就是說，李約瑟即使是在其比較科學史的研究中，其比較的參照標準，在某種程度上，也還是輝格式的。事實上，在某些分析中，人們有時是把過去西方中心論的科學編史學觀念視為帶有某種種族主義色彩的，因而有人論證說，「李約瑟因為未能把他自己與西方科學及其方法的優越與不可或缺性的概念分離開，所以他沒有成功地帶來對歐洲種族主義的明確突破。」[12]
　　與這種參照標準相關，是科學史研究中對優先權問題的關注程度與關注方式。李約瑟本人的工作，包括了對中國眾多科學技術之發現的優先權的發現，一方面，我們應該充分承認這些發現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科學技術史在世界上的形象，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深入到某種程度，發展到某個階段之後，優先權的發現固然重要，但卻已經不是惟一重要的內容了。這個問題對於中國學者的中國科學史研究也是需要注意的重要問題。其實，可以注意的是，韓國科學史家金永植在總結韓國的科學研究時，曾這樣講過：

　　「關於韓國科學史的較早期工作的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其對韓國科學成就的創造性和原創性的強調。突出了韓國科學的這些特徵的論題被研究，而其它的論題則被忽略。這種強調，是對日本殖民時間的殖民主義編史學的自然反應。……這種傾向在科學史中持久……它過分強調技術與人造物，而不是觀念與建制，因為前者傾向於表明韓國成就的創造性的獨創性，以及它們比其它國家的優先和優越。」[13]

　　當然，早期韓國科學史家對韓國科學史的研究有其特殊的背景，其編史學問題也並不完全等同於目前中國科學史研究中存在的編史學問題。不過，類似像這樣的反思，卻是很值得中國科學史研究者借鑒的。至少，在研究的價值取向上，其間還是存在有某種類似之處的。

4 在李約瑟之後

　　李約瑟研究中國科學史的成就與功績，是無需質疑的。然而，像其他的學科一樣，科學史一直處在發展中，中國科學史的研究也是一樣。當人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李約瑟及其中國科學史研究時，自然也會提出新的、對未來的發展有意義的見解。當然，也有人會從李約瑟的著作中找出一些細節上的技術性錯誤，但這幾乎是在任何科學史研究者的工作中都會存在的，更不用說像李約瑟這樣一位外國研究者，其成果超乎尋常的豐富，甚至在相當的程度上可以與之相抵。這更屬於枝節性的問題。更重要的，則是在科學觀和研究方法、研究進路上的觀念的變化。
　　首先，依然可以從科學的概念談起。李約瑟所信奉的那種將走向統一的、普適的科學觀念，以及與之相關的中國古代科學對之的匯入，以及像對自然界的有機論的態度等，從一開始，直到如今，幾乎一直不是科學史研究中的主流。美國一篇將李約瑟著作中的宗教與倫理作為研究內容的博士論文的作者，甚至從其所關心的問題以及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出發，將李約瑟歸入19世紀浪漫主義學者的行列[14]。也正如白馥蘭在李約瑟逝世時所寫的短文中所指出的：

　　「現在，李約瑟的計劃處於一種悖論的境地。後現代對西方至上的元敘述的批判，從對思想的內史論研究到向社會和文化的解釋的轉向，以及對實踐的強調，這一切，都（至少在理論上）給非西方世界在主流科學史中帶來了合法的空間。然而，這種修正主義的硬幣的另一面，是作為來自作為普適的知識形式的『科學』這一概念被提出異議。」[8]

　　但是，這種對李約瑟的科學概念的質疑並未給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合法性問題帶來實踐上的困難。雖然科學哲學界對科學概念的規定仍然充滿爭議，但在像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實踐中，發展中的科學概念依然可以應付實用的目的。劍橋大學的科學史家謝弗（Simon Schaffer）在其一篇面向公眾講述20世紀有多種不同說法的科學定義的文章中，曾這樣介紹科學的概念：

　　「用綱要性的術語來說，科學可以被看作統一的或形形色色的，可以被看作是在人類的能力中共同具有的世俗的方面，或是罕見的、與眾不同的活動，可以被看作是非個人的現代化的力量，或是人類勞動和社會群體的技能形式。在這些看法中，一種突出的看法斷言說，各種科學都具有關於日常生活實踐的常識。關於科學態度，也沒有什麼特殊之處；科學提出的問題，是那些向所有的人表現出來的問題。人們爭辯說，在使其成功的過程中，科學家只不過是以一種與其同伴相類似的方式來觀察、計算和提出理論，只不過偶爾地更加細心。」[15]

　　席文則說得更明確：「如果科學的概念寬泛到能包容歐洲從早期到目前對自然的思考的演化，那麼這個概念就必定可以用於多種多樣的中國的經歷。」[4] 從而，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合法性自然繼續存在。當然，這是在將寬泛的科學概念與更狹義的西方近代科學概念有明確區分的前提之下。就像有學者在論述科學教育時所言：

　　「長久以來，教育者把科學或是看作憑其自身的資格而成為的一種文化，或者是超越文化的。更近一段時間以來，許多教育者都開始把科學看作是文化的若干方面中的一個。在這種觀點中，談論西方科學是合適的，因為西方是近代科學的歷史家園，講近代是在一種假說-演繹的、實驗的研究科學的方法的意義上。……如果『科學』來指通過簡單的觀察來對自然的因果研究，那麼，當然所有時代的所有文化都有其科學。然而，有恰當的理由將這種對科學的看法與近代科學區分開來。」[16]

　　相應於這種多元化意義上的科學概念，對任何社會中科學史的研究來說可以採用的基本原則就成為：「正是關於實力與弱點、關注與忽視的的模式，以及關於各種科學學科及其與社會-經濟史和文化史的關聯，可以給出在——特定社會中的科學史以一種具有其自身特色的特徵。」李約瑟強調的是普適的科學的概念，但目前儘管存在有地域性的研究科學的途徑，但如何能夠把這樣的地域性的途徑與本質上普適的特徵相協調呢？有人相信，「答案是簡單的：普適性的問題只有當人們充分廣泛地看到了分化的歷史時才會提出。當只有單一的樂器時，人們不能談論和諧。此時，更重要的是獲得更多的樂器。」[17]
　　除了科學的概念之外，在研究的參照系、標準以及與之相關的目的與方法上，也同樣存在有新的思考方式。英國著名科學史家、研究科學革命的重要權威霍爾(A. R. Hall) 就曾在在大力讚揚了李約瑟的成就的同時，也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傾向問題。例如，舉出幾個《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一書中的具體的例子，說明其將中國的發明與西方的發明之聯繫以及比較的不恰當等。尤其是：

　　「從一開始，正如我們所見的，李約瑟的目的的主要部分，是展示中國科學與技術的豐富多產；與西方的比較對於西方的讀者來說是有啟發性的（其實上對其自身也是回報），但卻沒有中國材料固有的魅力那麼重要。」[18]

　　在與李約瑟的研究以及背後與他著名的李約瑟問題相關的參照標準上，還有其他一些重要的論述。白馥蘭在充分地肯定了李約瑟的工作是由一位科學家對非西方科學與技術的最初嚴肅的歷史研究，認為它在對非西方社會的非歷史的表述的挑戰中，絕對是基礎性的。但與此同時，卻指出它所構成的，是第一步，而不是一場批判性的革命。在李約瑟的策略中，中國的知識被區分為近代西方純粹與應用的各學科分支，其中技術是應用科學，如天文學被分類為應用數學，工程被分類為應用物理學，煉丹術被分類為應用化學，農業被分類為應用植物學等。但重要的是：

　　「在李約瑟的計劃中的目的論帶來了兩個嚴重的問題。首先，接受一種知識譜系的革命模式，其各分支對應於近代科學的各學科，這可以讓李約瑟辨識出近代科學與技術的中國祖先或者說先驅，但代價卻是使其脫離了他們的文化和歷史與境。……這種對「發現」和「創新」的強調，是以一種很可能會歪曲對這個時期的技能和知識的更廣泛與境的理解的方式。它把注意力從其它一些現在看來似乎是沒有出路的、非理性的、不那麼有效的或在智力上不那麼激動人心的要素中引開，而這些東西在當時卻可能是更為重要、傳播更廣或有影響力的。
　　其次，在把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作為人類進步的一種自然結果的情況下，使得我們在判斷所有技能與知識的歷史系統時，是使用了從這種特殊的歐洲經驗中導出的判據。資本主義的興起，近代科學的誕生，以及工業革命，在我們的思想中是如此緊密地纏繞在一起，我們發現很難把技術的科學分開，很難想像在工程的複雜精緻、規模經濟或增加產出之外強調其它判據的技術發展軌跡。於是，從這條窄路的任何偏離都必須被用失敗，用受制停滯的歷史來解釋。那些無可否認地產生了精緻複雜的技術貯備但卻沒有沿著達到同樣結論的歐洲道路發展的社會，例如像中世紀的伊斯蘭，印加帝國，或中華帝國，便會遇到所謂的李約瑟問題以及與之相關的問題：為什麼它們沒有繼續產生本土的現代性形式？出了什麼問題？缺失了什麼？這種文化的智力的或特性上的缺點是什麼？」[19]

　　在這種分析中，聯繫到對李約瑟採用的參照框架，也即歐洲發展道路的分析，實際上在某種意義上消解了作為李約瑟之研究出發點的「李約瑟問題」。或者說，在當我們採取了新的、不將歐洲的近代科學作為參照標準，而是以一種非輝格式的立場，更關注非西方科學的本土與境及其意義，「李約瑟問題」就不再成為一個必然的研究出發點，不再是採取這種立場的科學史家首要關心的核心問題了。正如埃岑加（Aant Elzinga）其對「李約瑟問題」的重新估價與分析中所說的那樣：

　　「更新近的科學編史學中產生了文化傾向，以及科學的跨文化研究計劃與對現代性更激進的批判之間的聯繫（這種批判主要集中在基本範疇的表示方式和文化同一性政策）。在這種強調知識的本土性質、鼓吹基於文化的陳述與同一性的交叉的論述中，「李約瑟難題」核心問題的基礎變得荒唐可笑。一個人不會問：為什麼，又何以在某些文化背景中的科學知識更成功，而在另一些背景中的科學知識卻不那麼成功。因此，『李約瑟難題』以及它所依賴的進化論和剩餘唯科學論的基礎已是昭然若揭。」[20]

　　而法國的中國科學史研究者詹嘉玲更明確地指出，「許多研究傳統中國科學的西方科學史家批評了李約瑟陳述他的核心問題的方式。他們選擇了不同的研究進路，關心對於思維模式的更深入的理解勝於關心補充中國對當今科學知識之貢獻的清單的補充。在這一領域中，目前被認為是最為創新的研究，集中於關注在中國的科學傳統中發現了什麼，而不是缺失了什麼。」 雖然關注缺失的傳統仍然還有影響，但在努力擺脫它的過程，科學史家們近來的研究力求正面的描述，努力對原來那些由「西方崇拜」的同事們提出的問題找到出替代者。替代的問題經常被表述為：「中國科學是否做出了……？」，或「中國人怎對待……？」等等。不過，「尋找這種替代的問題，並不意味著文化的相對主義：對普適有效模型的研究並不能避免對我們的研究工具提出質疑。」[2]
　　從另一個方面講，白馥蘭甚至提出這樣的出發點所帶來的別一種後果：「自相矛盾的是，科學技術史家們能夠繼續忽視在其它社會中發生的事情，恰恰是因為像李約瑟這樣的學者們的先驅性的工作，因為他們就中國，或印度，或伊斯蘭而提出的那些要予以回答的問題，是用宏大敘事所確立的術語來框定的……在技術史學科內，在歐洲與中國或其它非西方社會之間的差別，不是被當作一種恢復帶有不同目標和價值的知識與力量的其它文化的挑戰，而只是作為對西方才真正是能動的並因而值得研究的觀點的證明。」[19] 美國科學史家羅傑（Roger Hart）站在更加後現代立場上的分析，也表現出類似的看法：「尤其是在過去20年中，批判研究中的探索，已經對科學與文明的這些宏大敘事提出了質疑。」他還進一步突出了李約瑟的範式與對西方科學的參照之間的關係，發現那些對李約瑟的批評者「看到李約瑟過分誇大地試圖為中國科學恢複名譽，卻忽視了他最終把近代科學作為西方特有的看法的再度確認」[21]。
　　在與那些更有後現代意味的分析相比，在一種稍緩和些的意義上就對於李約瑟的研究範式的超越來說，由席文負責編輯整理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6卷「生物學與生物技術」第6分冊「醫學」在李約瑟去世後於2000年的出版，可以說是一個很有象徵意義的事件。此分冊與《中國科學技術史》其他已經出版了的各卷各分冊有明顯的不同。席文將此書編成僅由李約瑟幾篇早期作品的文集，對於席文編輯處理李約瑟文稿的方式，學界當然存在有不同的看法。不過，席文的做法確也明顯地表現出他與李約瑟在研究觀念等方面的不同。他在為此書所寫的長篇序言中，系統地總結了李約瑟對中國科學技術史與醫學史的研究成果與問題，並對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做了全面的綜述，提出了諸多見解新穎的觀點。按照席文的判斷，實證主義滲透在李約瑟對於什麼才是恰當的科學與醫學史的判斷之中。但是，今天的歷史學家則比李約瑟和他的同代人更可能以對他們所研究的時期和地點的技術現象的整體理解為目標，並隨其目標的要求而規定他們的判據。這一轉向極大地限制了李約瑟的方法論對於年輕學者的影響。[22]
　　席文的這篇序言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它表現出與李約瑟有所不同的另外一種更新的編史學立場，考查了李約瑟的研究中從一般性基礎、假定，到具體的觀念框架與方法中存在的問題，總結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特別是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乃至展望了未來研究的發展和未來研究的課題。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對之一一詳細總結轉述。但其中，至少可以提到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即在中國科學史研究中已經有許多人注意到的「考證」方法的意義與局限的問題。席文指出：

　　「仍然還有大量類似的工作需要專家去做文本研究（考證）。問題是，對於世界其它地方（甚至非洲）的醫學的研究，不再依賴於這種狹隘的方法論基礎。隨著從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研究和其它學科採用的新的分析方法的結果，其範圍在迅速地改變著。對這種更廣泛的視野的無知，使東亞的歷史孤立起來，並使得它對醫學史的影響比它應該有的影響要小得多。
　　少數有進取心的研究東亞醫學的年輕學者已經開始了對技能與研究問題的必要擴充。他們開始自由地汲取新的洞察力的源泉，其中包括知識社會學、符號人類學、文化史和文學解構等。我將不在更特殊的研究，像民族志方法論、話語分析和其它他們正在學習的研究方法的力量與弱點方面停留。我只是呼籲關注已經提到了的中國的問題，對之這樣的方法可以帶來新見解。」[22]

5 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與人類學

　　在李約瑟之後，像整個國際科學史學科的發展一樣，雖然在國際範圍內中國科學史的研究還遠遠沒有成為主流，但其研究的內容、視角、方法和指導思想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形成了對李約瑟的某種超越。正如小懷特（Jr. Lynn White）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經指出的那樣：

　　「我懷疑，極少有（至少是更年輕的）科學史家在今天還具有李約瑟的那種帶有對於在巴洛克時期在歐洲出現的科學風格的全部的信心。其原因，不僅僅是一種偶然性的意識對於我們大部分思考的滲透，或是對如此令人興奮的庫恩的範式的爭論，或近來對「迷信」—這個最令人誤解的詞—在17世紀科學的滋養中的作用的公正的承認。主要的原因是一種對於科學的生態的深刻的興趣的出現，也就是說，對於在任何階段和地區的理論科學每樣形成了其總體的與境，以及客觀存在怎樣由其環境、文化和其它因素所相互形成的興趣。近代科學的歷史不是對利用伽利略的方法而得到的一個無限系列的對絕對真理的發現之記錄的成功過程，它與所有其它的歷史成為整體，在類型上決非與所有其它種類的人類經驗有所差別。」[23]

　　其實，早在將近十年前，席文就已經談到了在中國科學史的研究方法與觀念上「跨越邊界」的問題。他認為，對科學史研究已經在三個邊界的探索中被實踐著。其中第三個邊界，是它與人類學和社會學共有的，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才從迷霧中出現。可以注意到的是，在席文倡導將人類學方法用於科學史的研究的看法中，帶有著比較鮮明的社會建構論的背景。席文本人也明確地認為，「也許，歷史學家從社會科學那裡得來的最有影響的見解，必須涉及到所謂的『 對實在的社會建構』。」作為科學史研究的對像的那些人，是用他們從周圍的人那裡繼承來的素材而使其經驗有意義的。「我們所見的他們的世界觀或宇宙觀或科學，只是人們隨著其長大而建構的單一實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更大的結構的一部分，宇宙觀不是外來的。他們在他們與其他人的關係中觀察到的秩序的概念使宇宙觀形成。他們採納的社會秩序，是他們知道會使社會之外雜亂的現象有意義——否則就會沒有意義。」 [24]
　　確實，無論就一般科學史還是就中國科學史研究目前的發展來說，與人類學的結合是諸多發展方向中非常突出地值得重視的方向之一。甚至於目前已經有了專門從理論上論述科學編史學與人類學之聯繫的專著[25]。但對這樣一個大問題的系統研究，也還需要另外專文討論。在這裡，不妨僅以一個近來的研究實例，來說明人類學方法在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具體表現。
　　恰恰就是那位作為李約瑟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合作者之一的白馥蘭，在幾年前《俄賽里斯》題為「超越李約瑟：東亞與南亞的科學、技術與醫學」專號中，發表了一篇有關中國技術文化史的論文[26]。這篇論文的出發點，就是將中國技術史的研究與人類學方法結合起來。白馥蘭認為，在公元1000—1800年這段被稱為「中華晚期帝國」（Late Imperial China）的社會與境下，可將家居建築視為是一種技術，其重要性可與19世紀美國的機床設計相比。在以住人們研究包括中國技術史在內的技術史時，都是關注那些與現代世界相聯繫的前現代技術，如工程、計時、能量的轉化，以及像金屬、食品和絲織等日用品的生產，換言之，也就是關注那些在我們看來似乎最重要的領域，因為它們構成了工業化的資本主義世界。從而，認為西方所走的道路仍然是最「自然的」，與之相反，在所有非西方的社會中（包括中國），技術進步的自然能力以某種方式被阻止了走上這條自然的道路。所用的隱喻則是障礙，剎車（制動，閘），或是陷阱。非西方的經驗於是被表述為一種未能建立成就的失敗，這種失敗需要解釋，於是通常受到責備的，就是在認識論或建制的形式上的文化。她指出，李約瑟批判了利用科學來支撐西方至上的做法，但像他那一代的其他科學家一個，他也充分地具有「輝格立場」的目的論。《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是把技術分類為應用科學，而李約瑟對技術進步的道路的繪製，仍然是按照標準觀點的判據，就在技術史中，這種標準觀點把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的範疇強加在非西方的社會上，然後，它就通過辨認其未能走西方道路的原因來不恰當地表述它們。在對比中，我們可以聯想到，在一篇從社會學角度評論「李約瑟問題」的經常被人們引用的文章中，就有人總結說，在「李約瑟問題」背後的社會文化總假說，即主要是想在同西方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發展的對比中，用社會與經濟的因素來進行說明。[26]
　　在這種指導思想下，當辨別重要的技術時，關於那些對社會的本性的形成最有貢獻的技術，中國技術史家通常沿襲西方歷史學家的樣子，關注帶來工業世界的日常用品的技術——冶金、農業、絲織。然而，白馥蘭看到，晚期帝國的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它特徵性的社會秩序的組織，並不是按現代主義的目標和價值構成的。在建制中最本質地形成了晚期帝國的社會與文化的是等級聯繫。因此，她認為，如果人們完全可以把建築設計作為一種「生活的機器」(machines for living)來看待，它反映了特定的生活方式和價值。人類學和文化批評研究者表明，建築不是中性的。房子是一種文化的寺院，生活在其中的人，被培養著基本的知識、技能以及這個社會特定的價值。因此她選擇家居建築中的宗祠作為中國技術史研究的對象，這一對象把所有階級的家庭聯繫到歷史和更廣泛的政策中，它將特殊的意識形態與社會秩序結晶化，規範化了晚期帝國的社會。在具體的對中國家居建築的具體研究中，她主要是根據朱熹的著作以及《魯班經》等文獻進行分析，也包括風水等內容，她發現，家祠是一種家族聯繫與價值的物質符號，從宋朝開始，中國的知識與政治精英們利用以宗祠為中心的儀式與禮節，來將人口中範圍廣泛的圈子合併到正統的信仰群體中，並提出，作為一種物質的人造物，宗祠包含了不明確的意義，對應於道德的流變，幫助其成功地傳播，並使它成為一種在面對潛在的破壞力量時使社會秩序重新產生的有力工具。總之，拋開具體的結論，關鍵點在於，白馥蘭所關注的，是那些在傳統中被認為是「非生產性」技術起改變作用的影響，以便提出一種更為有機的、人類學的研究技術及其表現的方法。應用了這樣的新觀念、新方法和新視角來重新思考非西方的技術史，就帶來了一系列全新的理解過去的可能性，以及新的與其他歷史和文化研究的分支的對話的可能性。
　　然而，像這樣的研究興趣，所要解決的問題，就不再是像「李約瑟問題」之類的預設了。


6 簡要的小結

　　在本文中，基於有關西方學者對中國科學史研究的編史學研究，特別是對李約瑟的中國科學史研究中的概念、假定和指導思想中的問題的研究，以及在李約瑟之後的反思的考察，討論了中國科學史研究中的幾個基礎性的編史學問題。對之，在此可以簡要地總結為：
　　（1）李約瑟對中國科學史的研究的重大貢獻與意義，主要在於他通過對中國科學史多方面多學科的系統考察，最先使西方人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對中國科學史的態度，為中國科學史的研究在科學史界奠定了基礎，也為到他完成其撰寫的著作時為止的相關文獻做了系統的整理與總結。
　　（2）李約瑟的中國科學史研究，是以解決其提出的「李約瑟問題」為主要動力與目標的。其基礎性的科學概念，是一種與「西方近代科學」有別的、有機的、普適的世界性科學，他認為中國古代科學的發展將匯流到這種科學之中。這種普適的科學的概念以及中國古代的成就與其之間的關係，使得中國古代科學史的研究得到了合法化的地位。
　　（3）在李約瑟的研究中，在相當的程度上仍是以西方近代科學的成就作為潛在的參照標準，在這方面，依然有某種輝格式歷史的傾向。
　　（4）基於李約瑟的前提概念與假定，在其工作中，展示中國古代科學發現的優先權問題是一項重要的內容。與之相關，或者間接相關地，在早期其他西方學者以及更多中國學者對中國古代科學史的研究，或更一般地講，在許多非西方科學史的研究的早期，都有類似的對優先權之發現的極度關注，聯帶地，考證的方法突出地得到重視。
　　（5）隨著國際科學史學科的發展，以及當代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研究的發展，李約瑟的科學概念、參照標準以及對中國發現之優先權的注意和強調，已經是一些可以討論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將為中國科學史的研究帶來變化。以科學的概念為例，現在持李約瑟的那種普適的科學的概念的科學史家人數很少，但在與西方近代科學相明確區分的前提下，在更關注觀念、建制、文化等關聯時，對非西方科學（甚至於對某些西方科學）的歷史研究中，在對不同地域和文化的具體歷史研究中，科學的概念的泛化或多元化已是一種現實，並為眾多科學史家所接受。
　　（6）雖然「李約瑟問題」對中國科學史研究的發展起到過重要的、無可否認的促進作用，帶來了學術的繁榮，但基於新的對李約瑟的前提假定的看法與立場的變化，「李約瑟問題」的重要性已不像以前那樣，至少不再是一部分西方研究中國科學史的學者所首位關注的核心問題。
　　（7）隨著對中國科學編史學的研究的發展，在國際科學史學科發展的大背景和總趨勢下，除了基本觀念和指導思想之外，相應地在研究方法上，一些西方學者對中國科學史的研究中也表現出變化。在諸多的變化中，與社會建構論有某種相關的將人類學方法引入科學史，是值得注意的發展之一，與之相關的一些具體研究成果是非常有新意義和有啟發性的。



＊　此文系作者在劍橋李約瑟研究所做訪問學者工作時所完成。在此期間，曾得到此研究所及許多學者的大力幫助，特別是莫弗特（John Moffett）先生曾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和信息，劉鈍先生曾閱讀了本文的初稿並提出了有益的建議，作者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參考文獻

1 富勒. 世界科學史緒言[A].劉鈍，王揚宗. 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李約瑟難題及其相關問題[C].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721－758.
2 Jami C. Joseph Needham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Mathematics [A]. By Habib S I, Raina D (eds). Situat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Dialogues with Joseph Needham [C].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61－278.
3 李約瑟. 中國科學技術史[M].第一卷導論.北京：科學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2.
4 Sivin N.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Imperial China－－The State of the Field[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 1988,47(1): 41－90.
5 Restivo, S. Joseph Needham and the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Chinese and Modern Science[J]. Research in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cience and Art, 1979, 2:25－51.
6 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M]. Vol.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448.
7 Needham J.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M].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8 Bray F. An Appreciation of Joseph Needham[J]. Chinese Science, 1995,12: 164－165.
9 Finlay B. China, the West, and World History in Joseph Needham』s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000, 11：265－303.
10 Shigeru N.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 Needs and Opportunites[J]. Osiris, 1995, 10：80－94.
11 Low M F. Beyound Joseph Needham: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J] Osiris, 1998, 13:1－8.
12 Chacraverti S. The Moder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and Joseph Needham[A]. Mukherjee S K, Ghosh A(eds).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seph Needham[C]. Calcutta: The Asiatic Society, 1997.56－66.
13 Kim Y S.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Korean Science [J], Osiris, 1998, 13: 48－79.
14 Buettner L. Steven Science, Religin, and Ethics in the Writing of Joseph Needham[M]. Los Angeles: A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87.
15 Schaffer S. What Is Science[A]. By J. Krige J,et al(eds) Sc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27－42.
16 Cobern W W. Science and a Socail Constructivist View of Science Education[A]. Cobern W W (ed). Socil-Cultrual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Education[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8. 7－23.
17 Chattarji D. Joseph Needham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in Non-Western Societies[A]. Mukherjee S K, Ghosh A (eds).The Life and Works of Joseph Needham[C]. The Asiatic Society, 1997.
18 Hall A R. A Window on the East[J]. Note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1990 , 44: 101－110.
19 Bray F.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9－10.
20 埃岑加，重估「李約瑟問題」？[A].劉鈍，王揚宗. 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李約瑟難題及其相關問題[C].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562－563.
21 Hart R. Beyond Science and Sivilization: A Post-Needham Critique[J].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1999, 16: 88－114.
22 Sivin N. Edit』s Introduction[A]. 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M].Vol.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VI: Medic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7.
23 White L Jr. Review Symposia[J]. Isis, 1984,75: 171－179.
24 Sivin N. Over the Borders: Technical History,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J],Chinese Science, 1991, 10: 69－80.
25 Chattopadhyaya D P. Anthrop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M].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0.
26 Bray F.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n Essay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echnology[J], Osiris, 1998, 13: 11－33.


Reflection about Joseph Needham』s Work by Some Western Scholars: Some Historiographical Issues
about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LIU Bing

Institute of STS,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aking the contribution and meaning of Joseph Needham』s work as a start point, based on some researches by foreign scholars, this paper, in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alyzed some concepts, hypotheses and existed problems in Joseph Needham』s work, tried to find the new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in ideas and methodology, and tried to make some summaries on such issues.

Key words Joseph Needham,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2003年2月16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