瀟水說論語（文/瀟水）（轉）

前序

孔子有一句名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孔子往往不把自己的用意使民知道，甚至也不怎麼使徒弟們知道，表現在《論語》里，就是講該怎麼算禮啊，該怎樣算孝啊，但這都是讓人照著辦的，目的就絕少說。

《論語》里的話很多，都是好話，卻顯得很割裂，能不能合在一起理解。

努力到了這兩個方面，庶幾可以算是無咎吧。

第一章        孔子的故事

一
      
   了解一個人，先要了解他的時代，了解他的neibourhood。

眾所周知，魯國的大半股份，是持在了季孫、孟孫、叔孫三家。這三家是二百年前魯桓公的後人，所以號稱「三桓」。

  這時候是公元前六世紀。

「孟孫、叔孫、季孫」，如果你覺得不好記，只需記住「仲、孟、叔、季」四個字就行了，它表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魯桓公的兒子裡邊，老二慶父一支成為「孟孫」，老三叔牙一支成為「叔孫」，老四季友一支成為「季孫」。「季孫」 最顯赫。

   「三桓」並非生性殘暴，整天赤裸裸想蠶食國君大權。實際上，他們如果不掌握一定政治權力就難以庇護其家族，僅僅依靠經濟勢力是不足以保室宜家的。國君的權力向這三大家族被迫轉移，是一個逐漸的過程。「三桓」也做了很大努力，他們注意撫慰人心，收攏百姓，建立了一個nice的人際環境，適合家族的持續發展。比如說季孫氏的第一任掌門人季友，是有名的賢人，第二任季文子更是賢名遠播國外。他家裡小妾都不穿帛，不塗雪花膏，廄馬都不吃粟，雖然有巨額存款，但絕不露富。於是人心歸附季孫氏家。

君權旁落也不是壞事，它實際是「一元寡頭政治」向「多元貴族聯合體政治」（類似羅馬元老院）的遞變，帶有一定貴族民主色彩。但東方人畢竟喜歡讓一個人說了算而不是多人發言，我們偉大的「保皇黨」大聖人孔子，因此非常看不慣「三桓」的分享君權，總是伺機罵他們犯上，罵他們禮崩樂壞，乃至「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孔子於是提出「君君、臣臣」的主張，臣子要聽君主的話，給君主磕頭，不許僭越，以便實現隆主、崇君。韓非子也說：「腓大於股，不能趣行」——小腿比大腿還長，人就沒法走路了。儒家和法家在尊君的本質這一點上是一丘之貉。

儘管「君君、臣臣」這套主張，用心良好，是替君主張目的，但在霸權強起、亂雲飛渡、受分封家族勢大的春秋時代，它像道士的黃表紙，只能蒙蒙誠懇的老實人。於是孔子帶著自己的觀點四處碰壁。但同樣是這個主張，在隨後的2000年裡，卻成了中央集權的統治者們餐桌上最受寵愛的一道「儒家」之菜。

話說回來，「三桓」到底都怎麼「壞」了呢，要討孔子的罵？ 「三桓」家族在200年中，最上綱上線的錯誤，是把國有資產私有化（其實是「國君資產」三桓私有化）。在魯襄公11年（公元前562年），魯國被三分公室了。「三桓」把魯國軍隊分成四半，季孫氏取其二，孟孫氏、叔孫氏各取其一。「三桓」各自擁有戰車一千乘，抵一個中等諸侯國軍了。

     手裡失去軍隊，公室開始卑弱，魯襄公招待晉國使者吃飯，行射禮，想找幾隊善射的人都沒有，只好去大夫家裡借。

45年後，「三桓」更把魯昭公驅逐出境。實際上，這次是魯昭公自找的，他在幾個「左派」的慫恿下，趁「三桓」鬧內訌，居然攻打「三桓」中最厲害的季孫氏。季平子得到另外「兩桓」的支援，使魯昭公失去信心，又羞又恨，只好出奔，顛沛展轉於齊、晉兩國，八年後客死異鄉。

     這位可憐的魯昭公長著一副大鬍子，據說他十九歲的的時候還是孩子氣（「猶有童心」）。他二十七歲時曾經去楚國出差，楚靈王安排了一個同樣的大鬍子侍候他，站在魯昭公旁邊像克隆人似地跟著魯昭公，別有趣味。在這個古代小品演完以後，楚靈王還送魯昭公一把寶弓，旋及捨不得了，又要回去了（這幫大孩子）。

魯昭公也是太天真，貪心不足，非要打破君臣間世代沿襲已久的權力格局，要通吃三家，雞蛋碰石頭，結果自取其辱。魯昭公在流亡過程中還一度騎馬——這是史書上關於中原人騎馬的首例。估計他像唐僧一樣，騎著馬，在徒眾追隨下流外八年，客死晉國。

魯昭公死後，他弟弟被「三桓」立為魯定公，有名無實。

「三桓」的壞處，大約就是上侵君權，但是不宜把他們想象成三個魔王。即使在他們和魯昭公動手的時候，季平子還是拱手卑辭，只做自衛，不做進攻。魯昭公逃跑以後，季平子還光著腳，穿著素色麻衣，跑到晉國請罪，伏地請魯昭公回來繼續當國君。雖然這只是做秀，但畢竟還尊重國君那一席之地的嘛。

「三桓」的勢力不論如何囂張，始終不肯篡奪國君的位置，這也是魯國禮義之邦的文化使然。（齊國國君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國君沒幾個善終的，包括齊桓公在內。最後齊國還是被陳氏篡了權）

     不管孔子怎麼詛咒，由於「三桓」對於民眾極力討好和善待，人們前來依附，「三桓」的盤子越坐越大。他們愛民如「侄」，即便驅逐了魯昭公，人們也並無意見。

類似「三桓」這樣的強宗大族，各國都有，它們多是在春秋早期開始形成確立，獲得封邑。到了春秋中期，這些強宗大族有的上升，去欺負國君，有的開始衰敗，滅族的滅族，流放的流放，到了春秋後期就變得寥寥無幾。

一部春秋史，就是一部大家族的興衰史。

伴隨著多數家族的衰弱和淘汰，有的家族則在不斷崛起。晉國的趙、魏、韓三族，以及齊國的陳氏一族，不但沒有衰滅，反而最後上升為了諸侯。

而魯國的「三桓」家族，運氣就沒有這麼好了，他們到了春秋末期，不可避免地走著下坡路，其標誌就是「陪臣執國命」，即家臣掌政，被家臣革了他們的命。

     「陽虎」先生，就是藏於「三桓」家族內部的家臣，「三桓」的大剋星、大禍害。


「作者瀟水，堪稱國內趣味歷史寫手第一人。以「反無趣」和「反沒智慧」為口號，用詼諧的語氣演繹歷史而不忘尊重史實。青銅時代系列成為一套「披著無厘頭外衣的嚴肅歷史再現」。瀟水網站 www.xiaoshui.com.cn.  瀟水郵箱：befaithful@yeah.net

二

陽虎作為季孫氏的一介家臣，是如何發跡成精的，不為人知。

作為一個家臣，陽虎出身不高，只相當於王熙鳳，是個能人，潑辣厲害，卻不過是賈府里的總管家而已，不是什麼千金大小姐。可是你不要小看管家，當一個家族開始老朽壞敗，子孫們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只混在脂粉堆里吟詩做賦、吸食鴉片，那麼管家就足以強到一手遮天了。

能人陽虎最初叛亂是在魯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當時，老東家「季平子」一死，陽虎就把少東家「季桓子」給軟禁起來了（達三年之久），自己掌政。因為季孫氏本來是魯國最牛的家族，憑藉著季孫氏的封邑和武裝，陽虎逐漸成為整個魯國的主宰。陽虎有野心也有幹才，在他的三年執政期間，魯國在政治、軍事上一時頗為活躍，改變了一貫忍耐退縮的國策，在打退了齊國進犯的基礎上，甚至進攻齊國（雖然結局相當於貓去進攻狗）。陽虎給文質彬彬的魯國帶來虎虎生氣。

在這次攻打齊國的戰鬥的危急關頭，魯軍看看不行了，陽虎想出個辦法，他假裝沒看見冉猛，故意說：「要是冉猛在，必敗齊人。」冉猛聽了，哇哇暴叫，猛撲敵陣。（呵呵，陽虎此舉有曹阿瞞之風啊。這也是用術啊。）

陽虎常常遺憾他的出身，以他的智商，應該比那些大家族的公子干出一番更了不起的事業，把魯國建設的更好。

陽虎於是趁著自己掌魯國之政，他又謀划除掉「三桓」的三個掌門人，以便扶助魯國君。因為他意識到「三桓」家族作為國內割據勢力，是魯國發展的絆腳石。

陽虎坐著兵車開路，把軟禁中的季桓子偷偷押往刑場槍決，然後再去解決其它「二桓」。季桓子坐在第二輛車上，行至半路，看看路線不對（像是去亂墳崗）。季桓子心中有了感應，就對本車駕駛員說：「你的先人都忠於我們季氏，奈何你幫助陽虎做事。」

   駕駛員的回答側面反應了陽虎的成功，他說：「陽虎為政，國人都心服。我們怎麼，也是鬥不過他的。對不起，我幫不了您了。」

季桓子好說歹說，終於使駕駛員反水，拉著他就跑。後面「陽虎幫」追擊，射箭不中，季桓子逃進孟孫氏大院。孟孫趕緊閉門，和外面的「陽虎幫」展開激戰，陽虎之弟被射死。

陽虎臨亂不苟，掉過頭，劫持了魯定公（有頭腦），然後再次攻打孟孫氏。孟孫氏預有準備，奮戰以後打散了陽虎幫。

陽虎脫掉皮甲，不慌不忙地睡在大街上休息，讓別人做飯，飯後，陽虎結束了他主宰魯國政治的三年生涯，退至他控制的泰山腳下的陽關大本營，準備跟三桓打持久戰。

    陽虎，一個單身匹馬的人和一整個龐大沉重的世族集團對抗，他的羊腸小道到底能走出多遠呢？答案是，沒多遠。幾個月後，三桓大家族的部隊進攻陽關，把陽虎圍了三匝。混戰之中，陽虎幾乎要舉劍自裁，守大門的搭救了他，護他出去。陽虎出城，反手就給了守門人一劍，後者氣得哇哇大叫。可是，當三桓盤查到底是誰放走了陽虎的時候，守門人因為受傷而被免於懷疑，甚至受了獎賞，心中分外感謝陽虎。
    陽虎之智慧，常如此。

「作者瀟水，堪稱國內趣味歷史寫手第一人。以「反無趣」和「反沒智慧」為口號，用詼諧的語氣演繹歷史而不忘尊重史實。青銅時代系列成為一套「披著無厘頭外衣的嚴肅歷史再現」。瀟水網站 www.xiaoshui.com.cn.  瀟水郵箱：befaithful@yeah.net

歡迎繼續.

三

       陽虎要剷除「三桓」，並按他宣稱的，還政於魯定公。在這一點上，他和孔子想法一至，甚至他還請孔子出山來幫他，並且說出了「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一句極富哲理和憂情美感的話。但是孔子的崇君是用文的，陽虎是用武的來。孔子跟他手段不同，沒有談攏。陽虎找了孔子兩次，最終孔子謝絕了他。

      當然，孔子也是懷疑陽虎政權的穩定性，最終沒有接受。這個時候，孔子48歲，就快「知天命」了。但他此時仍然不過一介平頭老百姓而已，只干過「乘田、委吏」這樣的倉庫Inventory clerk（倉庫賬目管理員）以及牛羊倌之類的小差使。最忠於國君的孔子，一心火熱地去抱魯國國君，國君卻只給他了一個冷腳，到48歲孔子還是個白身。倒是這位整天被後代儒家口誅筆伐的陽虎小人，發掘出了孔子的當官才能。唉！可嘆啊。

     「小人」陽虎敗逃以後，「三桓」對孔子拒絕跟陽虎合作這點印象深刻，鑒於此，就任命51歲的老孔子擔任了「中都宰」（一個縣長），開始了孔丘荒謬可憐的仕途生涯。

     「三桓」還真把孔子當根蔥，不久又提拔孔子當司寇（警察局長），得意起來的孔子立刻提議「墮三都」。墮就是墮胎的意思，意思是要把「三桓」自行武裝起的三座私邑，全部墮去城牆，從而使他們無法對抗中央。（孔子真是個處心積慮的保皇派呀！）

     「三桓」懲於從前的「陽虎之亂」，害怕自己的封邑再次被家臣據以反叛，所以一度同意孔子給他們「墮胎」。不過，等他們悟出了孔子的真實用意以後，鼻子氣歪，立刻舉起小指頭，一彈，把孔子彈下了野。

      據說（當然不排除門生吹噓），孔子擔任警察局長（大司寇）三個月，賣豬羊肉的都不敢哄抬物價；外地人找曲阜部門辦事，不會遭到「拖、硬、卡」，章子很容易蓋到；治安最好的時候，曲阜甚至「道不拾遺」。 有一個商販，早晨給羊喂水，拉到市場去賣注水羊，在孔子教化下，不敢了。還有一個人，他老婆是破鞋，他原本不以為意，在孔子教化下他趕緊打了離婚。

      這種「美政」對於立志稱霸東方的齊景公是個壓力，於是齊景公挑選了80名會唱靡靡之音的齊國美女，組成歌舞團，穿著華麗的衣裳，坐上30輛華貴馬車，跑到曲阜南門外開演唱會。

      季孫家的掌門人季桓子（就是剛被陽虎軟禁完的那個窩囊傢伙）是個好色之徒，一天之內，化裝三次出城們偷看演唱會，然後又拉著魯定公一起去看了一整天。真是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最後，季氏和魯定公瓜分了這些美女，並為此荒怠政事。孔子一看沒分給自己，氣得不行（假的），拉了子路就掛冠辭職，周遊列國去了。孔子三年的從政生涯，就這麼結束了。

      孔子的孫子在回憶到這件事的時候說：「我聽說君子就像鳥一樣，受到驚嚇就要飛走。」 意思是見到不道德的行為和人，君子就會離開。

      君子神經之脆弱，一至如此。

      其實，孔子的孫子並沒有抓准孔子離開的原因。孔子辭職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齊國的干涉，也不是因為看見魯定公好色就像鳥那樣氣跑了，而是因為孔子的政治活動的核心就是壓制「三桓」，使之不能犯上，這與「三桓」的上侵君權的現實格格不入，自然被「三桓」彈下了馬。

      和「三桓」相鬥，孔子和陽虎的結局落的一樣失敗。

      真正要想斗敗三桓，靠的是未來商鞅改革那套從土地到政治經濟的全套措施。

      「作者瀟水，堪稱國內趣味歷史寫手第一人。以「反無趣」和「反沒智慧」為口號，用詼諧的語氣演繹歷史而不忘尊重史實。青銅時代系列成為一套「披著無厘頭外衣的嚴肅歷史再現」。瀟水網站 www.xiaoshui.com.cn.  瀟水郵箱：befaithful@yeah.net

四

      孔子當官不順利，就打算辦學。早期的學校都是官辦的，專給世家貴族子弟用，學學《尚書》、御射什麼的，這些世家貴族子弟未來也會當官，所以還要學「禮」，就是當官的禮儀，互相遞名片什麼的，以及說官話。當時諸侯各國各有自己的方言，但是當官必須說統一的官話——即正宗的陝西鎬京話。

      世家貴族子弟學的這些課程，普通城市平民是沒有學習機會的。但是孔子有志氣，他開始辦私人學校，把授課面推廣到市民階層（比如子路之徒），教他們學禮儀、學官話什麼的，類似新東方，使他們學成以後可以「出國」——也就是當官。於是大家報名熱情還挺踴躍，子路等人也確實當上了一官半職，還有好多出國去了衛國當官。孔子作為民辦教師，也就出了名。

      孔子教授的的內容，《詩經》、《尚書》、《周禮》、樂經、《周易》、《春秋》什麼的，嚴格來講版權屬於周天子。從前周天子管理很嚴，孔子是無法偷著講這些課的。後來隨著周的式微，孔子就開始能講盜版課了，知識開始在民間大爆炸，出現百家爭鳴。

      講盜版課的孔子，在他的三千學員中，六門課全部學習及格了的（身通六藝者），一共有七十二人。

      孔子一邊在講課，一邊聽說晉國人鑄了刑鼎，把范宣子的刑法公佈於眾。孔子對這事大加反對，氣呼呼說：「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晉國鑄刑鼎，豈不要鬧得貴賤不分、國家不象國家的樣子了嗎！」

      孔子的意思，是這樣的：刑法呢，不要寫出來，而應該讓國君含在肚子里——所謂口含天憲。這樣老百姓才敬畏國君，因為國君的話就是法律。如果把法律刻在鼎上了，一是一，二是二，老百姓就依鼎行事好了，國君特殊的地位就從崇高跌落下來了。也就是說，倘使國君的腦袋頂上，凌駕了一本法律，弄不好，就成「君主立憲」了，即「君主許可權是屈從法律條文的」，很不爽。還是實行君主專制更爽。這就是孔子的意見。晉國的保皇派叔向先生（家族是君族的分支），也持同樣觀點。

      孔子一心火熱保皇，可是「皇」卻沒有能力授予他官職，因為「三桓」掌握著實權，「三桓」發現他骨子裡其實是「保皇」的，於是就讓他當了三個月的大司寇后即刻下去了。

      孔子總是苦心積慮地維護國君的地位，總是試圖挽住國君正在日益喪失的東西。他一切學說的中心思想就是「維護既有的等級制度」，也就是「崇君」，這是「三桓」不允許他再幹下去的原因。

      孔子的這「一個中心」，如何實現呢，孔子還有「兩個基本點」：一是「禮」，一是「仁」。仁，就是當國君的主要職責不光是發展經濟，而是要起到道德楷模作用。國君做道德和仁義的表率，引導大家（臣民）都學仁義，大家都仁起來，大家就不會造反了，孔子的中心思想也就實現了。孔子的一本《論語》全是教人學得仁義的。孔子還給大家豎立了一個仁義榜樣，那就是他的學生顏回。顏回不苟言笑、文弱無力、行為刻板、老實聽話、循規蹈矩，而且很窮——光吃蔬菜，中年早衰，頭髮早白，連養活自己的能力都沒有，最後被餓死了。這卻成了全國學習的楷模、仁義形象的代言人。顏回有什麼可值得謳歌和學習的呢，最了不起是能夠忍飢受窮罷了。但孔子說他具備「仁」的特點，是個大綿羊。「仁」，是為了崇君，為了維護既有統治體系萬年不倒這個中心的。

      禮，就是要求「三桓」以及其他臣子所用的音樂、舞蹈不能超過國君的規格，車馬喪葬也要按照國君定給的標準，這就是禮。禮要求，坐著的時候不許翹腿，見長輩不許咳嗽，國君招呼你，你不能等著備車就得趕緊跑去覲見，見國君必須衣冠整齊，不許磨蹭，凡此種種，就是禮了。它其實等於用一套標準化的程序來無形中維護長輩對晚輩、上級對下級的特權地位，把下對上的服從固化在禮儀和習慣中。人們習慣了見了上級卑躬屈膝，也就不犯上了，不造反了。孔子維護既有等級制度萬年不倒的「中心」，也就實現了。

      比如說，有一次魯哀公請孔子吃飯。席上，孔子抓起一把黍子就塞進嘴裡。魯哀公掩口而笑：「哈哈，這黍子是擦桃子毛的，不能吃。您弄錯了」 魯哀公好心好意地把手教孔子怎麼用黍子擦桃毛。孔子大怒：「黍子，是五穀之長，桃子，是水果之末。怎麼能用五穀之長去擦水果之末！」這就體現了孔子的禮，連水果都分出等級，那君君臣臣的等級關係就更得維護。可憐的魯哀公自己被三桓逼得非常之哀，君臣顛倒，還一不注意把水果順序也弄錯了。

      君臣的關係，是從父子的關係上訓練開來的，所以孔子附帶還強調父對子的權威。有一次，有人問孔子：「我有一老鄉，為人正直，他父親偷了羊，他就去揭發，這算不算講道德？」孔子回答：「老子偷羊，兒子應該進行隱瞞，這才叫為人正直呢！」後代人根據孔子的這個口諭，把「兒子控告老子」定為犯罪，從而導致了中國人無與倫比的「孝順」，而孔子講這個的實際目的，是著眼於維護子對父的孝，既而實現臣對君的忠。忠和孝完全是一個概念。

      孔子用以維護他的「中心」的第二個手段，

      孔子這個中心思想，實在是逆潮流而動。這就是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了。魯國的三桓怎麼可能接受孔子的學說，把權力交還國君呢？於是「三桓」僭用國君的禮儀和樂舞，孔子氣得七竅生煙，但沒有辦法。

      孔子呆不下去了，去周遊列國。他先到了齊國，把自己的中心思想凝練成八個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子要聽君主的話，給君主磕頭，不許犯上，當兒子的要聽爹的話，學習順從，將來好時刻準備著去順從國君。權力正在鬆動的齊景公聽了非常高興，想讓孔子留下來多講講。但齊景公的臣子們並不願意齊景公搞集權，也不讓持此觀點的孔子留下來當官，孔子只好又離開了齊國。

      孔子只好帶著自己的觀點，繼續去其它國家碰壁。孔子坐著私家車，走遍大半個中國，惶惶如喪家之犬（孔子自嘲語），然而，除了疲勞，沒撈到一點好處。諸侯國的實權派——卿大夫家族們都不喜歡留下他來幫國君一族打氣撐腰。最後，孔子雙手空空回到曲阜老家專心教書，教出七十多個高級博士，都是儒者，但都沒做成多大的官僚。

      孔子思想在先秦時代得不到接受，然而在未來的兩千多年的皇權時代里卻把它奉為了主旋律。

      我們說，人類歷史，先是一些原生態的部族，然後從原生態的部族，向諸侯凝聚，諸侯經過複雜的演變發展，走向皇權集權時代，這一歷史必然進程，將選擇它在不同階段所適用的思想。在先秦時代，諸侯國內，實行的是分封體系，使得權力從國君沉到了卿大夫家族。這是社會結構的客觀現實。孔子學說希望權力停留在最尖頂的國君手裡，與客觀現實不符，不可能被權力實際掌握者們奉為主旋律意識形態。

      但是到了皇權專制的社會結構下，社會結構是皇帝一元的專制，下面的臣僚子民都是他的私有財產。權力的分佈嚴重地集權在最上面。這樣的社會結構體系，自然也要選擇有助於維護它的這種現狀的思想體系，於是儒家就從失落的角落被提升為官方寵愛的驕子了。

      這不是個人（漢武帝）促成這個改變，而是社會結構的改變使然。

      由於在春秋時代，儒者和儒家思想還遠無出頭之日，孔子的這幫高級博士們，就跟孔子一樣都活的不爽。他們所懷的憂愁，確實是歷史性的汪洋大海一樣的令人窒息的憂愁了。但是孔子日常卻非常快樂，實在是令人敬佩的。（有個教授就把孔子的《論語》書里體現出來的這點快樂，做成雞湯，端給大家喝，其實哪知道，這本書的核心內容，哪是講快樂的！）

      然而孔子的骨子裡是哀愁的，到孔子70歲那年，孔子最喜愛的弟子顏回，才29歲，由於生活窘迫，營養不良，頭髮雪白，窮困死了。孔子悲痛連連：「老天爺啊，簡直要我的命啊。老天爺啊，簡直要我的命啊！我的仁義代言人顏回死了！」上一年，孔子唯一兒子死了，孔子照樣吃吃喝喝說說樂樂的，如今顏回死時，他卻比死了兒子還難過。

      到了孔子第72歲時，他可恨又可愛的弟子「子路」同志，也在一次大家族內鬥中當了炮灰，死了。當時子路在衛國一個大家族裡當主管，他的主子被「流亡公子」蒯聵俘虜了去。子路遵守「君君、臣臣」的等級意識，效命於主子，也不管誰是誰非，趕緊去救主子。蒯聵不放，子路便在檯子底下放火。蒯聵派出兩個大俠跟他格鬥，子路武功還不錯，是個有力氣的文人，可是不小心冠的繩兒被打斷了。子路想：「君子的冠是不能歪戴的，這是老師說的禮，這對維護等級秩序是有用的！」於是子路放下兵器扶冠，結果被人家乘機剁成了肉泥。唉，他就這樣活活被他老師給「害」死了。（：

      接下來的日子裡，為子路的死而傷痛欲絕的孔子，天天做惡夢。一天夜裡，惡夢做得沒完沒了，不等天明，他就掙扎著爬了起來，拄著手杖在門口站著。他培養出來的一個博士但卻放棄學問下海經商發了大財的「子貢」來看望他。孔子長嘆一聲，有氣無力地吟道：「巍峨的泰山啊，快要崩倒了；粗壯的樑柱啊，快要折斷了；一代哲人啊——也要像草木一樣地枯萎了。」

      子貢把他扶進屋裡，安置在床上后，孔子對子貢說：「我夢見在一個很大的廳堂里，放著一口棺材，裡面躺著我。通常，夏代人的棺材停在堂東台階上，周代人的棺材停在堂西西階上，商代人的棺材停在兩個柱子中間。而我呢？是在兩個柱子之間。我是商人之後（祖籍宋國，商的遺民國），如今和自己的祖宗躺在一起，怕要跟他們去了——我大概活不多久了。」孔子的病勢日重一日，他的孫子和弟子們侍奉了七天之後，孔子悄悄地離開人世。

       如今，孔子的第七十六代孫還活著，是個小年輕，出生於美國，幾乎不會說中國話。他放棄了做孔子七十六代孫這個很有前途的職業，而寧願勇闖台灣歌壇，被包裝成「滾石新人」，這就是穿著肥大牛仔褲的孔令奇。

       這個會唱「為什麼你看到我就走，為什麼那麼害羞，那麼秘密，那麼摸不透，不應該哈過頭，你幹嘛都不理我。Hey girl, looking over here。」的Rap歌星，就頗接近一種「特立獨行」，至少唱的歌詞都屬於非禮勿聽的範疇。什麼「我變得懶惰，又特別脆弱，把所有的鏡子都踩破，連你都一起搞壞，把自己逼到跳海，我居然開始吃起青菜，為什麼非要等到分開」。

       如果偉大的孔子（研究起古典音樂美得三月不知肉味的孔子）有機會聽到偉大的賢孫如此另類高妙的邪門小調，他老人家一定被氣得在墳墓里要再死一次，直拿自己的「花崗岩腦袋去使勁撞牆的」（文革語）。

      「作者瀟水，堪稱國內趣味歷史寫手第一人。以「反無趣」和「反沒智慧」為口號，用詼諧的語氣演繹歷史而不忘尊重史實。青銅時代系列成為一套「披著無厘頭外衣的嚴肅歷史再現」。瀟水網站 www.xiaoshui.com.cn.  瀟水郵箱：befaithful@yeah.net

第二章《論語》「學而」第一

      一

      孔子善於炒作自己，孟子說他是聖之時者也，就是說他是聖人中最時髦的。孔子的仁和禮的思想，也不算多大的獨創，在周公以來一貫是講這個的，只不過孔子把它講的非常生動飽滿，而且他的一生又在悲愴著實踐著這一點，所以他的人格征服了我們。

      孔子也是要炒作的。整天跟著他的那幫徒弟，就是他的粉絲和炒作者。當然這個隊伍後來又擴大到列國的名卿大夫乃至君主。他們把孔子的發言，用跟帖的形式，都記錄和傳達出去，集結起來，就是這本《論語》了。

    《論語》後來被外國人（譬如黑格爾）看成了講述人生箴言的書，其實孔子講述的時候，處處是暗扣著為政而談的。如果把它當作心靈雞湯和快樂法則講給大家來聽聽，實際上也許會把孔子氣死的。

      不過，也有偶然不是講為政的，譬如書中的第一句話：

      子曰：「學而實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話的意思，大致是這樣的：經常看看看過的老書，越看越來勁，好像抓住了一個熟識的大賊。特有收穫感。能有粉絲（志同道合者，朋）從遠方來看自己，不是很帶勁嗎？可是現在卻沒有這樣的粉絲，但我也不鬱悶，這才是君子的層次啊。

      人最大的成就，是能得到當時代的普遍認同。當然還有更大的成就，就是當時代的人都不認同他。能水平高到了不被當時代的人認知，這才是成就的最了不起的最高境界啊！（大約梵高就是這樣的。）所以孔子何必要鬱悶呢？我們倒應該嫉妒他了。

      這句話沒有太多太深的蘊意，如果你覺得我解說的太不鄭重，沒關係，我下面就嚴肅了！

      第二句：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有子這個人，長得像孔子，後來孔子死後，大家思念孔子，就把有子當作孔子對待，結果過了一陣時間，發現不行，就把有子從主席上請下來了。上邊這句話，就全是有子說的。看來有子真的是不行，他說的這句話，就太赤裸裸。雖然緊扣了孔子的一個中心和兩個基本點，但是表達得太赤裸裸。這樣的人，是不及格的。孔子從來不把自己的目的，直接地說出來。

      我們說了，孔子的一個中心就是維持周代既有的統治等級秩序，其中重點也就是崇君。而辦法呢，就是要君主對下面宣導仁和禮。

      如果大家的心都仁了，舉動都講禮了，那麼犯上、造反的事，就都少了。但是，這個道理，是不能公開對太多人講的。這就是孔子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可以讓臣民去求仁講禮，但是不能讓他們知道這麼做的目的。而有子在這裡把目的給「赤果果」地說出來了。

      有子這裡說的雖然是孝弟，不是「仁」，但這屬於比仁要低的統屬於仁的範疇。所謂孝弟，就是對老爹要孝，對老哥要像個弟弟（儒家管這叫「悌」）。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呢？有子說了，人們講了孝悌了，這樣還愛「犯上」的就少得很了。不犯上，「作亂」的也就根本沒有了。所以講求孝悌（是講求仁和禮的一部分），還是為了那個「一個中心」（維護等級秩序，也就是崇君）服務的。而且，有子覺得，「君子」抓問題，要從根基上來，把根基抓了，地面以上長出來的東西，就達到我們預期的效果了。

      注意，這裡說的君子，在那個時代，還不是道德好壞的概念，而是地位血統的概念。像國君一族、三桓這樣的卿大夫，這些血統高的人，在當時叫君子。他們鳴玉而行（腰上挎著一組玉叮叮噹噹走台步，一行禮下拜的時候就鏘鏘有聲），有世襲的資產，對自己的品行有著較高的要求，負著治理蒼生的任務。

      所以，有子就教這些「君子」，從孝悌角度來下力氣，讓人們照辦，最後實現我想達到的治國的期望效果。這是孔子儒家常用的一種思維方法。

      後來中國的兩千年，以孝治天下，或者以什麼治天下的，都是本著這種方法論的。這就好像給老虎打雌性激素的針（我看桂林一個虎熊園就是這麼做的），老虎就不再猛烈地要吃人了。而不從這種根本上來，而要去直接訓教老虎，那勢必是事倍功半的。

      總之，上面有子的話，是《論語》一書端在前面的一兩碟小冷盤。對於有子的話，就不需要鑽研發揮太多了。

      第三句：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這是孔子本尊來說話了，而且提到了偉大的「仁」——但是仁實在是個偉大得不能輕易多提的一大「基本點」，仁的難度極大，在孔子看來，幾乎沒人能做的到，即便顏回他這個最推崇的徒弟，也只做到了三個月持續保持仁的狀態，所以孔子只是稍稍觸動了一下仁這個冰山，而把仁這個話題，留到了後面第四章去講。

      孔子說，滿嘴說著討人喜歡的話，帶著討人喜歡的臉色，這樣的人，根本就離開了仁，差了十萬四千里。這根本就不是仁了。

      但仁是什麼呢？仁是什麼樣的呢？仁有什麼用？孔子這裡先都不急著說了。而是把這個菜名報了一下，讓我們吃冷盤的人，心中有個期待罷了。

      第四句：曾子曰：「吾日三醒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這個人，是孔子的高徒裡邊，資質比較魯鈍，但堪稱最教條的一個了。當然這裡的教條，是個褒義詞，我們是很敬佩他這種教條 地篤行自己的觀念原則的人的。先說說曾子這個人。曾子大名曾參，孝到了極點，有一次他給瓜秧除草，卻把瓜秧鋤斷了，他爸爸打他，他咬牙受著，也不敢跑（他爸爸叫曾點，就是那個「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的傢伙，一起游春，是個愉快的待業青年。本來他是個文雅人，但打起孩子來，倒不手軟）。

      不但挨打時候，惹不起爸爸，曾子對兒子也不敢惹。有一次他哄兒子，說乖，不鬧啊，不鬧就給你殺豬吃。還真當真，他果真把寶貴的肥豬給殺了，不管他那愛豬的媳婦如何阻撓。

      為了孝敬侍奉父母，曾參竟然不去做官，做到了「父母在，不遠遊」的境界，齊、楚、晉國請他都不去，就在家悶頭寫《孝經》，完成孔門的傳道工作。後來曾子死的時候，身下邊墊著個漂亮的席子，他覺得自己不配用這麼好的席子，自己也不是當官的，級別也不夠，趕緊給我換成破的吧！大家遵命，七手八腳抻起他來弄席子，沒等席子弄踏實，他就斷氣了——「慎獨」到了死都不能馬虎的地步。

      所以說，曾子對教條的信奉，確實達到了不自欺的地步。沒人管著他的時候，他也一板一眼地篤行著自己所信奉的教條，我們管這個叫慎獨。一般在專制時代的人，都最缺少慎獨的習慣。因為他們都不太佔有自己，自己的一大半被皇帝佔有了。所以他就缺少自尊和自我意識，說的不好聽點，有點兒自己不把自己當了完整的人來看了。所以，他也就是不會堅持自己的原則。所以在沒有人監督的時候，他就不能慎獨了。一個企業也是這樣，如果不把員工當作與老闆有對等人格的人看待，員工也就不會自我要求和約束自我，不會慎獨。而全靠著法令來督導和約束他們。這是專制的特點，是專制的產物。

      曾子說的「吾日三醒吾身」，就是他慎獨的具體操作。他每天問自己三個問題：第一，我給別人出主意，有沒有儘力盡心呢？有沒有偷著藏著不肯全拿出來為了對方好呢？我跟朋友打交道，有沒有不講信用的時候呢？我給別人講課，有沒有偷工減料，該講的沒講，白騙人家培訓費的呢？

      曾子用於自我要求的這三樣東西，尚不是儒家最高原則的仁和禮的本身，但屬於仁之下的一些派生出來的好品德。也算是一盤小冷盤吧。

      我們說，一個人能不能慎獨——所謂慎獨，就是在信息不對稱，或者在沒有人監督的情況下，他照樣堅持履行自己所信奉或者社會所讚許的一般符合道義的東西，如果企業員工能做到這一點，那當然是最讓老闆高興和覺得佔便宜的事了——是取決於這個人有沒有獨立完整的人格。而在專制的統治或者管理下，人們是沒有獨立完整的與皇帝對等的人格的，求之慎獨就不可得了。

      所以，欲求曾子這樣三醒吾身的「慎獨」，不能靠著說教，拿曾子當榜樣來勸誘也不行，而是靠著周圍給他創造的是民主平等還是專制的環境。

      總之，曾子講的無關此書的最大宏旨，也是一個小菜。而且我們已經把它咀嚼了。

      （註：鄙人在美國的時候，看見街邊或者社區都有一種自動投幣賣報紙的鐵匣子，玻璃的面子，投一個幣，打開蓋，裡面報紙全出來了，一大疊都在匣子里，你拿走其中一份。唯獨在中國人聚集的街區，這種匣子是限成一幣只能取到一份報紙的。這說明，中國人的慎獨，畢竟是輸給美國人了。可見，我們教化了兩千年，曾子的格言也當作榜樣傳了兩千年，而終究在慎獨上沒有什麼成就。美國沒有曾子的故事和儒家的教導，慎獨上卻做到了在路邊不多拿一份報紙。這說明教化終於不足用，而社會結構則是塑造人性的原因所在。有人說，這是因為中國人窮，等都特富裕了，就不會出這種事情了。「倉廩實而知禮節」。這種物質論是片面的。貧窮不是奸詐的原因，專制才是人們走向奸詐的原因。）

      第五句：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這是孔子本尊又出來了，他說，領導一個大國——千乘之國，像齊、魯都是幾千乘之國，也就是說它們有幾千輛戰車，戰車是從各城邑徵收上來的，以戰車的數量衡量一個國家的大小和實力——需要有恭敬的態度，而且講信用，還要節省財用，少從人民身上征斂，而且也少徵發勞役，徵發勞役的時候也不要耽誤農時。

      這長長的孔子的一句話里，並沒有提到仁。但是，這其實就是仁的具體技術。行這樣的政治，就是仁政。

      行仁政有什麼用呢？國君對下面行仁政，有兩個好處，其實也就是講仁有兩個好處。第一是大家也學著講仁，於是就不會想著犯上了，崇君的作用就實現了，換句話說，國君的地位就實現穩固了。第二個好處，在仁政下，人們生活舒坦了，富有了，國力就發展了。這樣的講仁講仁政的國家，去打那些不講仁、不講仁政的國家（那些國家的老百姓饑寒交迫），就會無敵於天下了。就是「仁者無敵」了。當然，這些意思，孟子比孔子發揮得更透徹和極致。孟子說，商湯和周文王就是這麼贏取的天下。甚至出現了，別的不講仁政的國家的居民們都盼著商湯來打和征服他們的局面。商湯打東邊的國家的時候，西邊的國家的人就抱怨：什麼時候來打我們啊，都等著呢！商湯打西邊國家的時候，東邊的人就抱怨：怎麼還不打我們啊，我們都等的不耐煩啦！

      孟子說的這些東西是真的嗎？我們這裡也先不議論。總之，仁，以及行仁政，就是孔子儒家思想的一個極大的核心，這是他和法家、縱橫家、墨家所根本不同的治國觀念之所在。孔子這裡已經開始初步提到它了。

      第六句：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孔子說：我的徒弟們啊，為師對你們的要求是，在家的時候，就講孝，出來了呢，對哥哥和師兄們呢，就要講悌（就是弟弟要聽大哥的），還要講信用，還要愛別人，愛哪種別人呢，重點是愛那些有「仁」的人，多跟那些有「仁」的人來往。這個做到了，就算百分之八十成功的人了。如果你還有餘力，你可以再學點文化。
可以看的出來，文化學的好不好，不是孔子第一關注和要求的，把人的觀念和德行做好，卻是頭等大事。

      第七句：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其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這是子夏說的話了。子夏是孔子的學生中後來也當了教授的，跑去了山西開講座班，魏文侯都成了他的徒弟。

      子夏說：一個人啊，該怎麼做人呢？要把精力都放在尊重賢人和追求賢德上，不要老想著追求美女和女色！對父母要竭盡全力地孝，對國君要敢於犧牲地忠，對朋友要有信用。做到了這些，雖然文化課學的不好，我也判定這個人算是畢業了！

      看來，子夏這話也是對他自己的徒弟們講的。跟孔子的意思一樣，文化課不是最重要的，具備了以仁為統領的信、忠誠、孝的諸種好品德，才是最了不起的。  


      「作者瀟水，堪稱國內趣味歷史寫手第一人。以「反無趣」和「反沒智慧」為口號，用詼諧的語氣演繹歷史而不忘尊重史實。青銅時代系列成為一套「披著無厘頭外衣的嚴肅歷史再現」。瀟水網站 www.xiaoshui.com.cn.

二

      說到這裡，我實在忍不住了，還是想講講儒家的仁（以及仁所駕馭下的孝啊、信啊、愛人啊、慎獨啊、好賢不好色啊等等這些低一級的概念），它們到底是怎麼一個來路，去求的又是怎樣的一個目的呢？

      這個時候就要講講孟子。孟子是把孔子的「仁」理論，發揮得最為極致的，因此成了「亞聖」。

      孟子跑到魏惠王那裡，曾經宣傳仁。

      當時魏惠王已兩鬢班白，見到孟子時第一句話就問：「叟！不遠千里而來，有什麼辦法可以利吾國。」意思是，您老不遠千里跑到我們魏國大梁來，有什麼好辦法可以為我們國家謀利？
不料孟子大怒，他說：「你們天天嚷嚷著利，我卻只要談義！」

      孟子是不許別人談利的，他解釋說，如果國君整天想著的是怎麼對我的國家有利，卿大夫整天想著是怎麼對我的家族有利，士民們整體想著是怎麼對自己有利，那麼上下交爭利，就會社會動蕩。卿大夫為了與國君爭利，就會向上弒君。所以不要提利，要提仁義，如果卿大夫都講仁義，就不會向上侵犯自己的國君。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意思是，仁的人會照顧自己的親戚（而國君和下面的卿大夫往往都是親戚來的），而義的人會把維護國君利益放在首位。

      我們說，孟子的前半句話是對的，上下爭利確實會導致社會動蕩，但後半句話他的解決辦法（行仁義）是無效的。

      追逐利益，是本性來的，靠提倡仁義也是改變不了它的。魯國是講仁義講得最多的國家了，可是三桓照樣分割了公室。應該用法家的辦法，從取締分封制的角度，從根本上摧毀卿大夫與國君爭利的經濟基礎，而不是靠向這些人宣傳仁義，來讓他管住自己貪婪的嘴巴和黑手。

      法家取締分封，把受分封的卿大夫的封邑，變成由不世襲的招聘來的職業官僚來管理的郡縣，並受法令監控制約，這種做法，和孟子講的國君對下面倡導仁義，目的上都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國君張目的，為了崇君的，但是顯然法家的辦法更有可行有效。

      （註：實際上，教化的效用確實不是很大。後代的皇帝時代，之所以能把臣民們都牢牢地控制住，不去反他，表面是因為有著儒家的仁義道德忠君等思想教化著，這種教化，這種教化下人們對皇帝價值觀念的接受，最終實現了秩序的穩定。其實，真正起作用，或者說更大起作用的，還是因為皇帝在經濟上、組織上、政令上、社會結構設計上，剝奪了臣民的自由空間，用政策把農民限制在土地上，把士人束縛在皇帝系統的單位里，一旦這些人脫離這個組織，連養活自己的出路都沒有，所以，只好順從皇帝的意識形態，或者更多實際是表面上佯做順從皇帝的意識形態，但不管怎樣，是形成了穩定的社會秩序。則皇帝所採取的這些辦法，仍然是法家的辦法。這就是法里儒表。法家其實更是維護等級和崇君的利器。在崇君和維護等級秩序上，我們認為還是法家起的作用更大。現代社會也是如此，農民們被集中在集體公社裡，市民們集中在檔案管理著的單位里，於是，主流意識形態就被接受了。現在，主流意識形態漸漸被大家看淡，而意識形態走向多元化，不是因為現在的宣傳教化比以前力度小了，而是單位、土地這種東西已經限制不了人們了。所以，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法家的這些辦法。）

      談到具體行仁義的辦法時，孟子又對魏惠王講：「你應該這麼辦！不要違背農時，老百姓莊稼就吃不了了。不要把魚打光，砍樹要選時候。五畝的宅基地啊，旁邊種上桑，五十歲的人就可以穿帛了。雞豚狗彘這些東西，不要失其時（不知怎麼個「失時」法），七十歲的人就可以吃肉了。一百畝的自耕地，也不要奪其時（又是「其時」），全家幾口就不會挨餓了。然後讓大家聚起來，講孝悌的道理，這樣老頭就不會扛著東西在馬路上走了（意思是有活雷鋒幫他扛）。你這麼一弄，然而還不稱王，我絕對不信。」（這最後一句跳躍過的邏輯環節也太多了！怎麼這麼一弄就能王天下了？！）

      孟子所謂的「不失其時」，就是雞豚狗彘這些東西，要注意它們的發情期，在發情期內莫打擾人家，以免影響優生優育。這個小東西對於稱王天下有什麼用呢？這又不是搞養殖場競賽。

      其實，孟子看似可笑的回答還是有它一定「道理」的。為什麼反覆強調「不失其時」呢？我們說，如果一個國君總是動用民力去修項目，或者徵發戰士出去打仗，那就會使得這些人暫時脫離農業生產。須知，種莊稼也是講時候的，冰一化，十幾天之內就必須播下種，否則地面的墒水就不足了，如果這時候政府搞大工程或者要打仗侵略別人，把你調走了，那麼就算回來以後再有時間，也幹不了什麼了，今年的收成就大受影響了。所以古人要求「不奪農時」。

      孟子認為，對農民不奪農時，少去徵發他們打仗修項目，則農民們自然就會其樂陶陶地把農業搞好，吃肉穿帛（這就是行「仁政」）。而你競爭對手的國家，老出去打仗修項目（不行「仁政」），則它的民眾必然「凍餓饑寒」「妻離子散」都想造反。於是，您弔民伐罪，帶著你的高興的農民去征伐他們，說您不當王能行嗎？這就是「仁者無敵」！周文王和商湯就是這麼勝利的！

      所以，孟子這裡講的就是行仁義（或者說行仁政）的第二個好處，它不但可以保住君位免受動蕩（上邊已經說了的崇君），還可以給諸侯國帶來王天下的效果——就是兼并諸侯，成為周天子那樣的眾國之王。

      該怎麼評論孟子這個思想呢？我們說，孟子的邏輯推理是前提條件缺失的。當時，列國交爭，兼并激烈，以求統一。諸侯國君個個都要修工程和打仗，以保護自己的本國領土和對我擴張。不是你想少打仗和修工程就能少下去的。

      還有，你不打仗，讓農民們緩和富起來，富起來之後，按孟子說了，還是要出去征伐那些「不仁政」的令民「凍餓」的國家，以謀求自己的王業。那麼你還是打仗了，這個打仗，不還是要「奪民時」，使你的民的福利又削弱了。於是你的民也開始流於「凍餓饑寒」、「妻離子散」，所以你趕緊停下不打。不打，民富寬暖飽一點，你又趕緊再去打，一打，不行了，又得停下不打。如此循環，何時能完啊？這已經是我的腦力所理解不了的了。

      所以，其實，積極的辦法就還是商鞅說的獎勵耕戰。既要積極地對外打仗，又要積極地獎勵發展農業。農業的發展不是靠減少打仗這種相對「消極」的辦法而獲得的，而是積極地用行政、土地、經濟政策來促進農業，使農與戰兩不誤。這是一個很難的事情，但是通過後來法家的實踐和秦國的勝利的事實，說明它是可以實現的，那就是積極用賞罰的辦法調動自己的臣民努力耕戰。實際上，周文王、商湯的最後統一天下的成功，也是這麼做的，而絕不是孟子說的不打仗、行仁政、寬和待自己的民，不奪民的「農時」而獲得了王天下的成功的。

      孟子在魏國待了一段時間，魏惠王終於不能從他的教義中得到什麼幫助，也就沒有讓他做官的意思。

      孟子離開魏國以後，又對齊宣王宣傳他的仁政，說：「行仁政的步驟是這樣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國君愛護自己的家人老小，對親戚仁義，對哥們孝悌，對臣僚仁心蕩漾，態度孝敬恭謙。這種風格推廣到大臣身上，大臣也就仁義孝敬，大臣再推廣到小臣，小臣沒處推廣，就推廣到自己的老婆孩子、鄰居街坊，鄰居街坊再從爹傳到兒子，兒子傳到弟弟，弟弟傳到弟媳婦，媳婦教兒子，兒子教老婆，於是全國民不斷推廣仁（就好像病毒在散播一樣）。於是，最後國民都是好人了，國家自然也就好了，國家好了，自然戰勝它國，於是您就王天下了，這就仁者無敵了！」

      這套用意良好的東西，真是孟子的苦心發明啊。看行仁義、行「仁政」，就是領導人通過行使仁義而起到推行仁義的作用，道德教化，最後眾人都仁義了，國家大治。它實際上是通過推行以「仁」為主的等待一系列道德因素，通過道德教化來治理國家的意思，把它歸納起來也就是儒家的「以德治國」。

      這聽上去是個完美的理論，但實際卻並不現實可行，《呂氏春秋》就貶斥這種「仁推廣」理論說：「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也就是說，你自己可以仁義，但是卻難於推廣給別人的。因為人的本性，是容易走向惡的。孟子的仁義推廣理論，實在是實驗室里的想象，硬去推廣，親戚、小臣、大眾，也只是迫不得已假作仁義來敷衍。

      可是孟子卻說推廣仁義簡單的要命，比撿起一根羽毛，折掉一根樹枝還容易。只要你當領導的這麼做了，下面人就自然跟著。但實際上真是那麼容易嗎？根據歷史情況，比如推廣雷鋒精神和焦裕祿精神，實際這麼多年下來，實際上有幾個「雷鋒」和「焦裕祿」出來？

      孟子的這個理論，有兩個前提要求，第一，領導人本身是真的仁義的，可是我們說領導人本身也是人，也有私人利益要去追求，他能做到絕對仁義嗎？如果他都做不到絕對仁義，他怎麼能把這個仁義傳染和教化給下邊的人。第二，官僚和民眾看見領導人仁義了，就擁戴領導人，於是自己也樂意仁義。這是建立在孟子的「性本善」的前提下了，如果下屬官僚和民眾是性本惡的，看到領導行仁義，不但不擁戴，反倒乘機佔領導便宜（比如那個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就是占那個行仁義的領導的便宜），你硬去推廣仁義，搞品德教化，最後只能出現假仁假義，大家作出仁義的樣子騙你，實際則把黑手伸向你占你和國家的便宜。

      只有解決了上述兩個要求，在此之前，孟子的理論是行不通的。

      而這兩個要求能解決嗎？我們聽聽康德的觀點。

      康德認為，人的私慾永不可免（私慾不可克服，不論領導還是下屬），道德完人永不求（很難找到或教化出來）。那麼，按這種理論，康德就認為，以道德教化（推廣仁義，「以德治國」）來提高大家從而建立一個幸福發達社會，是不可能的。

      但是，當以民主憲政使人們彼此互為制衡時，在這個制度之下，就算是魔鬼，也只能空有無限壞心卻做不了多少壞事了。也就是說，人民群眾的普遍素質哪怕再低，也不會妨礙到民主制度的運作，進而也不會妨礙社會總體福利水平的提升。

      看來，康德的觀點和《呂氏春秋》的觀點是一樣的，行仁義這種道德教化——所謂以德治國，是一種烏托邦的幻想，除了假仁假義以外，並不能真正提高社會能力。有效的辦法，是從體制和機制的手段上下功夫。

      「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道德教化、仁義推廣、以德治國、推行仁政，這些骨子裡相同的概念，經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對它的可行性已經有了認識了。

      看來康德也是個承認「性本惡」的法家類型的思想者啊。他認為，機制和體制，不怕人性惡，哪怕你惡得像魔鬼。而道德教化，則要求每個人潛力上都能成為聖人。

      不過，孔子發明的，孟子推動的這種儒家的仁義教化的理論，這一治國用的理論，雖然實際上不能有助於國家的強大，但它用於個人品德教化，倒也確實為中華民族創造了若干美好品德的要求。所以，《論語》這本本來談仁義治國的書，現在作為道德修養的書來看，來影響中國人，美化我們的倫理觀念，提供若干道德箴言，還是可以用的。實際上，這種書目前也只能這麼看。

      附記：儒家在西漢後期的實踐

      漢宣帝，是法儒兼用的，使漢朝獲得了中興，他運用法家手段和意識維護了自己權力，又通過法家主張官吏的考核任用賞罰發展了國力（不斷下去巡查考核），當然他也藉助了儒家的教化。而接下來他的兒子特別好儒術，漢宣帝說這樣下去，滅漢家的必然是你。漢元帝、漢成帝改變了老爸的成功做法，純用儒家（「仁政」），使用禮儀仁化教育，在仁政下，他的大權被外戚劫走，他落的毫無權力，權力都歸了外戚王家。仁政無助於維護君權，漢成帝本來有機會削弱外戚勢力，但是儒家的仁政要求國君帶頭做仁的表率，向周圍的親戚臣子推行仁義，所以母族妻族的人一哀哭，他就一仁，不處罰犯了錯誤的大司馬王鳳了。他怕母親傷心，他只知道儒家的孝，以為這樣就能給自己帶來好處。他爸爸漢元帝反對刑名（法家），受爸爸影響，他也是這樣信奉儒家。但是你對親戚行仁義，對老媽一族孝，親戚反過來未必對國君忠君——向孔孟的理論期望的那樣。漢元帝、漢成帝對外戚王家那麼好，最後王莽這個最講儒家的人，卻篡了他們的權。

      不是說儒家的行仁政能崇君嗎，怎麼實踐上行了半天仁義卻被篡了權，不是說仁義的教化能管用，使得臣子效忠國君嗎，怎麼教育出來的大儒者王莽卻篡了權。西漢的滅亡，就是對純用儒家治國的巨大的否定和嘲諷，也是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後遺症。西漢的滅亡，根本原因不在於外戚專權宦官當政什麼的，這是現象，根本原因是純信奉了儒家。

      在法家的賞罰和因功授官的思想下，王子王孫沒有功勞，也不能當官，這就根本不會出現外戚專權的事情，秦始皇的皇室子弟都沒有尺寸之封。法家要求任人唯能，用職業官僚，受到法令考核，因功而賞，因罪而罰，這叫做刑名，它可以崇君。而儒家不搞刑名，搞仁義教化。在儒家思想下的漢朝末代皇帝們，按照推仁的理論照顧親戚，對親戚仁，希望得到親戚對自己的效忠，於是就任人唯親，釀成了外戚之患，最後被外戚搞得政治黑暗，直到外戚篡權。一如魯國曆來善待、仁義地對待自己的親戚（也就是三桓，都是國君的親族），最後三桓這三個親戚驅逐了國君。

      西漢的滅亡的情況，跟篤信儒家的魯國很相似。

      如果說秦的滅亡是因為過分信用了法家，那西漢的滅亡，是過分信用了儒家。

      總體比較，在進行崇君和發展國力發麵的效能，儒家比法家都要差。結合使用，而且骨子裡一定是以法家為主，會比較好，譬如漢宣帝和曹操之類的。所有古代的名皇帝，有作為的，都是這樣的。

      同時，在漢元帝、漢成帝純用儒家仁政治國的思想下，吏治腐敗，矛盾叢生（因為他靠教化不重視法家的因功授官和考核等手段，吏治所以敗壞。法家強調不要任用無功受祿的貴族，而是通過立功和考核來任免官員，秦國的王族子弟沒有功勞都不能得尺寸之封，而漢朝後期任用外戚王氏等家族，全靠著血緣關係，王氏及其黨羽佔據了上上下下的官職，哪裡還有考核任用的影子，這倒符合了儒家「親親上恩」的照顧親戚的一貫的原則。王氏等外戚，這種不按法家立功考核受賞而建立形成的巨大官僚集團，像個腫瘤一樣，是君權滑落和把西漢吏治搞得烏煙瘴氣直至滅亡的主要原因），地方上豪強趁機崛起搜刮斂財的苗頭他也沒有及時扼殺（你用仁政嘛，大家就鑽你空子），不論中央還是地方上的豪強兼并嚴重（但是儒家行仁政，靠教化，是不管這個的，他們要對下面行仁政，那就是要照顧著下面，對下面好，只用教化約束下面，而沒有法家的剷除強民的辦法，甚至儒家本身的匡衡就佔地30萬畝還不滿足），西漢由此走向衰落。

      所以也就是說，行仁義，其實也並沒有讓老百姓得到什麼好處。好處都被中層的官吏豪強們得到了。國君對他們推仁，他們卻並不往下推仁，決不會給受盤剝的基層人民行仁，寧可自己爭相奢靡浪費。

      朝堂上，君權旁落，外戚專權，使得朝政一片黑暗，民間里，豪強權貴官吏，刻意盤剝人民和兼并土地，這兩個力量一起作用，西漢就亡了！

      外戚、豪強這兩個負面力量的滋生強大，都是因為單行儒家的後果，儒家並沒能幫助實現崇君。

      所以，儒家的兩大意圖，雙雙都落空了：指望通過對親族大臣行仁義和教化，使得親族大臣能崇君；對民眾行仁義、行仁政，希望老百姓過好日子，國家也因此強大。孟子說的商湯、周文王行仁義而無敵天下，可是我們看見的卻是西漢後期皇帝行仁義而國家滅亡！

      （註：我這裡並不是說不要行仁政，要行暴政。我只是說，所謂行仁政就能強國或者崇君，是未必有那麼大效力的。別說一個國家，就是一個單位或者企業，它行仁政，靠教化，也是註定破產或者行政效率低下的。）


      「作者瀟水，堪稱國內趣味歷史寫手第一人。以「反無趣」和「反沒智慧」為口號，用詼諧的語氣演繹歷史而不忘尊重史實。青銅時代系列成為一套「披著無厘頭外衣的嚴肅歷史再現」。

三

      好，現在我們就接著看《論語》這本書，希望你不要因為看了上邊的分析，而減少了關注這本書的興趣。就像晉文公重耳的老師胥臣說的那樣，有些古書上的道理，我們雖然沒有能力辦得到（或者說它的效用可能並不像寫它的人期望的那麼大的），但知道知道也是好的。呵呵。

      「學而」第八句：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孔子說：君子（就是血統高貴的上等人）要表現出正經的樣子，否則就失去威嚴。是啊，你取得這樣的社會地位，當了卿大夫家族的掌門人，不是靠著自己的本事，而是憑著血統，那隻得裝裝樣子——像英國王室那樣擺擺樣子——才能嚇唬到別人啊。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君子不重則不威，對我們普通庶人，是沒有太大修身的借鑒作用的。庶人再裝嚴肅，也是庶人，就像犬羊，蒙了虎皮，也不會就是大王。庶人得憑自己的本事和能力來證明自己。

      第九句：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這又是可愛的曾子說的，他要求把喪禮要辦的盡量嚴肅認真一些，對於死去的長輩們，經常想著他們，這樣，民風就變得篤厚了。

      為什麼要對喪禮這麼恭敬，對先人如此追思呢？因為，在從前，大家族的先人，對國君是一貫恭敬的，一般的庶民的先人，對大家族掌門人是效忠和服貼的。所以，咱們經常想著一點先人，勢必就能延續先人們的價值觀念和生存習慣，從而保持了國君和大家族這些在金字塔上已經處於高的階層的既有位置。這對於孔子的那一個中心，當時是大有裨益的。社會的既有秩序就可以一直傳下去了。如果對死人和死人從前的行為觀念都不當回事，甚至敢於上去踏上一萬隻腳，那麼，社會就要改變它的既有運轉機制了。

      如果民國時代，魯迅、胡適這幫人，能天天想著先人，慎終追遠，他們是絕對不會喊出提倡白話文，取代文言文。

      魯迅、胡適都是受了儒家教育的，但是他們最終卻敢於不聽儒家老夫子的教導，不尊重先人們規定好了的生活方式與社會機制。這就見出，儒家的這一大套教化，終於是力量有限的。在魯迅、胡適以前的明清時代，之所以人們接受這套教化，我看，不是因為這套教化太有力量，而是皇帝規定的那些社會結構、土地政策、職業模式、開科取士的控制士人的官僚體系（一大套屬於法家範疇的體系），約束得這幫人沒有辦法不接受皇帝得這一套儒家思想。當皇帝被馮玉祥將軍客客氣氣地請出了紫禁城以後，專制的法家體系全部癱瘓，儒家的思想再聲嘶力竭，人們也不再裝著信奉和受用了。

      所以，還是那個老觀點：經濟、法令這套物質機制，決定著社會秩序和人們思想，而儒家的書本上的教化，其實並不像想象的那樣真能為人們洗腦。

      教化，永遠只是錦上添花的附麗的事情。以為教化就可以管理社會，而沒有實際的絆在他腳上的東西，我看是行而不遠的。有了腳下絆住他的東西，再加些教化，就可以盡善盡美。沒有前者，而只有後者，後者也就只能向孔子老先生那樣四處碰壁了。

      第十句：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這是兩個弟子之間的對話。其中的子貢後來變成了一個帶有縱橫家色彩的商人大款，有著肥馬輕車，但是子貢很聰明，又善於辭令。孔子對他又愛又討厭。愛的是他的聰明，討厭的也是他的聰明。

      子禽問子貢說：「孔老師周遊到各個國家，當地的君主大臣都拿國事來諮詢他，這是他上敢著求到的呢，還是人家主動樂意請他的呢？」

      看來子禽是個官迷，。子貢說：「孔老師溫、良、恭、儉、讓，人家都敬佩他，所以請他啊。孔老師就算是求官，也跟一般人不一樣啊。」

      這一節沒有什麼可值得發揮的，只是說只要你有本事，是珍珠總是要發光的，是屎殼郎總是要升天的。不過呢，我覺得孔子沒有一點炒作，也不是容易發光的。周遊列國本身就是送貨上門啊。

      第十一句：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這是孔子教導大家族的掌門人的。所謂大家族，就是三桓之類，卿大夫家族，他們有世襲的封邑和官位。當時的政治，就是這樣幾家大家族的聯合政治，是一種近似的「貴族民主」政治。說它帶有民主，是因為幾家貴族和君族之間互相制衡，所以沒有後來皇權時代那麼一元專制。

      孔子說，父親在當掌門人的時候，兒子沒有什麼事干，所以主要看他的政治觀點。父親死了，他接班當掌門人了（同時是國家的官），就看他的行為表現了。如果他在三年裡邊，不改變父親的政策，那這也算是孝啊。

      這跟「慎重追遠」是一個意思。孔子說這些話，大約也是對著三桓來的。三桓的先人，是比較奉承國君的，可是現在的接班人，卻咄咄逼人，改變了先人的作法，這大約算是不孝啊。

      拋開具體所指來看，孔子總是希望兒子遵從老爹的那一套觀念和機制，這樣既有秩序才會萬年不壞。孔子講話發言，處處都是為了維護著他的那「一個中心」。也正是因為如此，儒家思想，才在後來皇權專制時代被統治者笑納和定位國教。

      當然，法家的東西，也是為了維護君權或皇權的，只是儒家從修理人的腦子入手，法家從桎絆人的腳入手。

      第十二句：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這裡，已經開始出現孔子的第二個基本點，「禮」了。禮，就是禮儀，禮儀使人們親近調和。但是注意，這個禮儀，可不是我們庶人日常見面握手什麼的禮儀，而是特指中上階層的，所謂「禮不下庶人」。這種貴族之間的禮儀，所以說，是先王一直傳下來的，最美好的東西。禮儀有什麼用的，就是讓人調和，互相不爭鬥。所以，「禮」這個第二個基本點，和第一個基本點「仁」一樣，是服務於孔子的「一個中心」——維護社會等級秩序和君權的。

      禮儀像是一條條高速公路，把人們串聯通達起來，這是它的「和」的地方，但是呢，如果你越軌也不行，那就要翻車出路外了，所以禮也節制著人。譬如君臣之間，禮儀使得他們既和，又互相保持了一定的等級尊卑的節制。

      禮儀就是這麼為社會秩序，金字塔中的秩序，服務著。

      有子喜歡死這個禮儀了。

      第十三句：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這是講跟人打交道的。有子說，你跟別人約定什麼事情，要想讓別人對這事守信去履行，必須所約定的東西，符合一般的義。什麼叫做義，就是社會上被認為一般正確的東西。比如搶別人的，騙別人的，這就不是義。你跟別人一起約定去聯手騙人，這種不義的約定，恐怕實行起來，對方不講信用了，你也怪不著對方，只能怪自己最一開始就走歪了。所以，有子說的這個意思是，凡事要慎始，才能善終

      這最終還是勸人們走正道的。所以，還是在教化大家呢。

      第十四句：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可能是因為孔子給徒弟們提供的伙食不好，所以孔子說，人啊，不要總想著吃飽，吃好，住好，而要多想著做事，快點做事，少說一些，說話要慎重，然後找個有道行的人，跟著他請教、詢問，這樣，才開始算是個好學的人了。

      處於大學求學階段的人，可以把這個當作自己的箴言，指導每一天。

      第十五句：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這是談作為一個人的修身標準的。人嗎，不外乎分成兩類，窮人和富人。當然，不窮不富的也有，那就算是中產階級了，那這句話就不是對中產階級說的。一般窮人，人窮志短，所以見到比他富的人，就不敢堅持自己的主張，而聽著大款發表意見了，自己處處卑順，有的時候，還要顯出諂事的樣子。譬如一幫人出去春遊，掙錢少的，往往就聽著最有錢有勢的來指揮。而一般富人呢？就會覺得自己很牛，所以傲氣，對人昂著脖子，比較驕。什麼叫「驕」呢？比如有資本的人就會驕。譬如你是上海人，你覺得這是個了不起的資本，於是就會驕。這個驕，是驕人的驕。所以，富人就會驕的。子貢說：「如果窮人不諂，富人不驕，這他們算是不錯了吧。」

      孔子說：「那還是不如窮人能夠在窮中找樂子，富人不但不驕人，甚至還能主動地學禮儀。」

      子貢明白了，於是引用了一句《詩經》的話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您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吧。」

      孔子高興了，對啊，你把我的意思掌握了。

      如果你看到這裡沒理解，那也不要自卑。我們沒有孔子、子貢聰明，不算是智障。子貢引的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都是加工象牙或者玉石時的工藝。所以他暗含的意思就是，人要不斷地加工自己，追求更加完美。所以，窮人做到「不諂」還不夠，還要主動安貧並快樂著，富人「不驕」也不夠，還能學禮精進。所以，子貢引的詩，和孔子的意思，正是互相比喻。所以孔子誇獎子貢說：「跟你這樣的人，才可以講詩經啊。我說了上半句，你能說出下半句！」

      這個故事，既告訴了我們窮人富人該怎麼找到自己的生活坐標，還表達了孔子要求人們追求不斷自我完善的觀點（簡言之，仍然是以德（仁）治國、以教化治國的範疇），最後還把中國人所推崇的一種思維方法給闡釋出來了，那就是，不是通過邏輯分析，而是通過比照、類比和感悟。

      第十六句：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說，不要總是怕別人發現不了你的才華，怕沒人欣賞你，要更多去欣賞和發現別人的才華。

      孔子有這麼一個觀念，就是當你自己有所欲求的東西的時候，你要想到，別人也會有類似的欲求，所以你要幫著別人去實現他這同樣的欲求。實際上，這就是孔子的「仁」！後面我們還要再說這一點。

      如果臣民各階層都講上段說的這種「仁」了，如何還會爭鬥？社會各階層也就各安其位了，國君的地位自然也就安，於是社會和諧，國家大治了。

      而且，實際上，一旦有了上述說的「仁」，其它那些小的好品行，也就全派生出來了。譬如「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就是仁的思路的推論。

      回顧這《論語》的第一章，孔子還沒有清晰交代出他的仁和禮的基本點，但是，類似於仁的一些好品行（孝啊，悌啊，信啊），他卻講了不少，這都是開胃小菜啊。


     「作者瀟水，堪稱國內趣味歷史寫手第一人。以「反無趣」和「反沒智慧」為口號，用詼諧的語氣演繹歷史而不忘尊重史實。青銅時代系列成為一套「披著無厘頭外衣的嚴肅歷史再現」。瀟水網站 www.xiaoshui.com.cn.  瀟水郵箱：befaithful@yeah.net 」

第三章《論語》「為政」第二
   
      一

      「為政」這一章仍然是講比「仁」低一些的具體的好品德的。

      第一句：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這是給自己的理論打廣告的。如果你用道德教化（推仁），你就會像北極星一樣，只需要呆在自己的地方，根本不用動，眾星就都拱著你了，天下就大治了！

      這是在打廣告。為什麼道德教化——具體來說是用仁來教化，就會有這麼好的效果呢？你想，大家都講仁，地球能不像天空一樣靜謐美好嗎？呵呵。當然，具體的理由我們後面還要再講。

      第二句：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這一句話跟上邊沒關係了。孔子說，《詩經》三百篇，它們統一的特點就是，說真話！

      是的，《詩經》不管是歌頌的，還是抱怨的，都是真情實感，像是天真無邪的小孩一樣。後來的詩，現代的文章，能做到這一點嗎？

      第三句：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咦，這個跟為政有關係了。如果以政令和刑罰來治理國家，老百姓雖然不犯錯誤，但腦子裡是無恥的（只是因為怕刑罰而不幹壞事，這樣的人還是不知恥的）。如果用「仁」（德）和「禮」來治理國家，老百姓不但不幹壞事，還特有操守。

      這段話，充分表達了孔子的政治觀。理論上講，這似乎應該是成立的，教化了嗎，人的操守必然提高了。但是，實際上，我認為教化並不能像他說的，使得民眾知恥還有操守。要想讓人們知恥，有完備的人格，靠的是社會體系的平等民主。在專制體系下，再怎樣教化，人們也是沒有榮譽感（沒有知恥），沒有完備的人格的。專制體系下，再怎麼教化，也只是獲得一些沒有責任的，沒有道德操守和榮辱心，沒有崇高信仰的民眾。你的教化，只是讓民眾假聲假氣地應和，來裝作接受了它罷了。

      不信，看看，明清時代的民眾和臣子們的樣子，其道德淪喪，行為污濁，昏昏然整個帝國皆是也。最後，出現的就是魯迅所看見的，一幫圍觀殺人的麻木的看客。教化難道在明清做的不夠多嗎？可人們照樣做不到「有恥且格」。其專制，註定了它的民眾的人性。教化，根本是東風無力的。

      而在一些相對民主平等的國家裡，似乎並沒有孝悌啊、忠信啊、仁義啊、禮儀啊這些翻來複去、滿山滿谷的教化，但民眾卻是接近「有恥且格」的。在明清，教化雖多，官吏民眾，卻是大片大片的「無恥且無格」。

      社會結構是第一位的，相對於專制對人性的塑造影響，教化好比一根頭髮去抵抗千鈞秤砣。

      第四句：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是孔子講自己的人生軌跡的話。孔子說，我十五歲開始把念書當作志向了，三十歲就有基礎了，四十，一般人怎麼忽悠，都忽悠不了我了。到了五十，我知道自己有很多東西是做不了了（我的學說不能行於世，是天命使然，我也都習慣了）。到了六十，外界那些反對我的學說的人的話，傳到我的耳朵里，我都跟沒聽見一樣。因為我已經對我的學說篤信到骨子裡了。到了七十，我愛怎麼說怎麼說，愛怎麼干怎麼干，所說所干，其實都自動是我的學說的派生品來的，所謂從心所欲，但都不越我的宗旨。

      這是孔子對一生的總結和似乎的哀嘆啊。

      第五句：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三桓中的孟孫家的孟懿子問孔子，什麼是孝。孔子說，不違背老爹，就是孝。

      孝，作為孔子的「仁化」（道德教化）以治國的學說中的一個重要的道德內容，孔子對它有著特殊要求，那就是，光養老，那不算孝，而不違背老爸的政治觀念，才是孝的最大之處。

      光養老，這樣的「孝」，對治國有什麼用呢？

      但是，孔子後來上了馬車，還在思考自己的這句話。這句話是不是太教條了呢？如果爹是個殺人犯，是個販毒分子，你不違背老爹的人生原則，也是孝嗎？於是，孔子就跟自己的駕駛員樊遲聊起來了，孔子說：「剛才我跟孟孫家的人探討孝來著。我對他說，孝就是不違背。」

      樊遲是個粗人，曾經像孔子請教怎麼種地，把孔子氣了個半死。樊遲果然不懂，開口說：「您說的啥意思啊。」

      孔子這時候已經經過思考，就把對孟孫說的話給升級完善了：「我認為，孝，就是不違背禮儀。老爹活著的時候，遵守著禮儀來侍奉他；老爹死了以後，遵守著禮儀來安葬和祭祀他。」

      這裡，孔子又把禮儀的地位放在了孝之上了，合不合禮儀，是孝的最高標準，而不要求教條地一味不違背老爹了。意思是，如果老爹有違背禮的地方，我不聽老爹的，而聽禮的，我這也是孝。

      「禮」，是孔子的第二個基本點啊。堅持著「仁」（含孝等）和「禮」，在孔子看來，世界就是有希望了啦！

      第六句：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孫家的又一位，孟懿子的兒子孟武伯，小名叫豬的（彘），也跑來問什麼是孝了。孔子回答他說：「讓爹媽只擔心著你會不會鬧病。」

      這是什麼意思呢，一個好孩子，處處行事按照仁和禮，自然按孔子的分析，就沒有什麼還可讓爸媽操心的事了。就剩疾病這個東西不是仁和禮能防治的了的，所以爸媽只擔心他不要疾病罷了。做到這個程度，才算是孝呢。

      孝，已遠遠不是給爹媽養老的意思了。走上正道，才是對父母的孝啊。

      而走上正道，譬如守著「仁」和「禮」，又是為孔子的教化治國服務的啊。所以孔子講的孝，最終還是以服務於治國為著眼點啊。

      第七句：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這又是一個來問孝的。孔子回答說：「現在人只把孝，理解成養父母。其實，就是狗和馬，一樣被人養著。難道像養狗養馬那樣養養老爹，就算是孝了嗎？對父母沒有敬，怎麼算是孝呢？」

      這裡，孔子又從態度的角度論孝了，孝，就是要對父母有敬。

      而對父母敬，歸根結底是接受父母的價值觀和原則。所以，「我大清」以孝治天下，就可以抓住一代代人的思想靈魂了。

      第八句：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又一個來問孝的。孔子說，遇上幹活的時候，讓年幼的來動手（現在好像也是這樣），有吃喝的時候，讓年老的先動筷子，這就是孝了嗎？這不是。孝是在子女的容色上！

      還是那個意思，孝是要敬。

      第九句：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這一句是品評人的，跟治國或者修身什麼的沒有太大關係，所以我們可以輕鬆一點。孔子說：「我跟顏回這個傢伙說話，一整天，他聽了我一火車的話，也反問不出一句問題來。這個人跟獃子一樣，要氣死我了。可是他回去之後呢，卻常跟別人議論我的話，還經常發揮我話的意思。發揮的還挺好。看來，顏回這人不是獃子啊！」

      顏回這麼做，大約就叫「訥於言」吧。

      「訥於言」在孔子看來，是賢人的特點。大約弟子對大人「訥於言」，也是敬和禮的表現吧。

      第十句：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這是孔子談看人的，不關太大宏旨，我們也可以放鬆一點。孔子說：「看人的時候，要觀察他做事的動機，觀察他做事的手段是不是正，再觀察他做事的時候有沒有熱情，是不是安心樂意做這件事。這麼一看，這個人就藏不住他的底子了！」

      第十一句：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這是對老師們講的。翻翻舊課本，看看老書，卻能琢磨出新東西的，這樣的人，就可以出去給人當老師了。

      看來，老師就是要能從剩飯里嚼出新滋味兒來。能從《論語》里嚼出雞湯味，那一定是可以當教授了。

      第十二句：子曰：「君子不器。」

      這是一句麻煩的話，是談高等人的定位的。

      一般低等人，在上等人看來，都是一個「器」。什麼是器呢，就是一個器皿，不管是一個竹筐，還是一個陶碗，它總是裝固定的一類東西，瞄準固定的一類功用。所以下等人（可以叫做小人，但不是個道德概念）就是器，只是具有一技之長的工蟻。但是上等人（君子），孔子說，不應當只當一個器。上等人君子應該做仁的道德的表率，推行教化，化治社會，所謂君子不器，是君子不限定在一個功用才藝的專長領域上，而是做無形的非器皿的勞心治人者。

      這對當政者是有啟發的。如果一個大學校長，不知道怎麼管理學校，卻特會教一門課，那他就是個「器」，是不適合做校長的。


      「作者瀟水，堪稱國內趣味歷史寫手第一人。以「反無趣」和「反沒智慧」為口號，用詼諧的語氣演繹歷史而不忘尊重史實。青銅時代系列成為一套「披著無厘頭外衣的嚴肅歷史再現」。瀟水網站 www.xiaoshui.com.cn.  瀟水郵箱：befaithful@yeah.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