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界的良心!!!毛佩琦

《華人世界》：李贄誕生在明朝，是以明朝相對包容的學術氛圍和早期資本主義的萌芽為前提的，當時社會已充分認識到他的價值。但當他的存在所引起的民間思潮可能會危及到一個封建王朝的統治，那麼他的悲劇也必然會誕生。
李贄，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所處的大明朝，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朝代？他對於他所處的時代究竟有何種意義的影射？

為了最大限度地還原哲學家李贄以及他所處時代的本來面目， 3月13日，記者採訪了多次登央視《百家講壇》的明史研究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毛佩琦。

《華人世界》：明朝萬曆年間引起的「李贄熱」，與今天《百家講壇》被民眾所熱衷有沒有相似之處？

毛佩琦（以下簡稱毛）：沒有相似之處。雖然表面看來，這種特有的「文化熱」均與社會轉型有關。但今天的「《百家講壇》」與萬曆年間的「李贄熱」社會轉型的背景不一樣，「李贄熱」的產生，是因為當時經濟轉型（一般稱為資本主義的萌芽）所產生的市民社會，這個群體為了突破等級社會經濟的壓迫和人身的不自由，從而熱衷於「提倡私慾，追求自由」的李贄學說。

但是，近期的傳統歷史文化熱，是國人在長期對傳統文化不夠重視之後，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過程中，對中華傳統文化價值追求的自覺行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光靠經濟增長不行，靠軍事強大也不行，靠什麼？我覺得我們民族獨特的傳統文化更為重要，如果沒有中國文化，儘管你別的方面再強大，但事實上中國本身就不存在了。

《華人世界》：李贄學問的宗旨是什麼？

毛：李贄學問的宗旨是肯定人的慾望、提倡自由平等，與王陽明「心學說」一脈相承。也是繼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之後，又一位把「心學」平民化的思想家。李贄從心學重視主體的基點出發，提出「夫心者，人之私也。」李贄的大膽言論，表現出鮮明的個性解放色彩。

《華人世界》：李贄作為近代史的一個哲學家，他的思想有多大的輻射，對東南亞乃至全球有何影響？

毛：李贄的思想還有到影響世界的程度，因為海外華人群體在明代還沒有形成，那時遷移海外的華人還相當少，華人大規模的海外遷移是發生在清代之後。

但李贄在今天的韓國、日本有著廣泛的知名度，主要原因是當時的明朝與這些國家的交往比較多，陽明學說傳播到韓國以來，許多韓國學者都一直注意李贄思想的獨特性。

《華人世界》：毛老師，14—16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直接導致了近代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果當時明朝以及其後清朝能夠對李贄挑戰傳統的思想不過於壓制，那麼中國的文藝復興在明代是否有可能出現？

毛：晚明的社會經濟發展呈開放活潑的態勢，已經開始向近代轉型。很不幸的是，一個落後的政權代替了明朝，清朝竟然倒退到農奴制階段，而其後經過100多年的發展，才恢復到明朝萬曆年間的水平。

以一個落後民族為主導統治中國，是中華民族的不幸。明朝可以出現東林黨、海瑞、李贄，他們可以對朝政提出批評，甚至有時會對統治階級針鋒相對。海瑞上書嘉靖罵皇帝，李贄提出反傳統、反等級社會的思想，雖然都被官府關押，但海瑞能被隆慶皇帝釋放並提高官職，而對於李贄「大逆不道」的思想，萬曆皇帝也僅最終決定「押回原籍，地方看管」，並沒有定他死罪。

但相比之下，清朝歷代皇帝就沒有這樣的雅量。清朝不會有海瑞、李贄這樣的人出現，只會出現紀曉嵐、和坤這樣的弄臣，插科打諢，奴顏取悅。

《華人世界》：您眼裡的明朝是什麼樣的？

毛：首先，明朝是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到頂峰的時代，又是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時代。我多次表示，明朝中晚期是「在衰敗中走向活潑、開放」，中國古老的君主宗法制度在這時迎來成熟后的蛻變。明朝中後期，朝廷衰敗了，政權衰敗了，但是新的經濟因素的出現，新的思想浮現了，舊思想觀念解體、舊有的君臣關係壞了，君權被削弱了，整個社會出現了向近代轉化的前兆。在這一過程中，舊的制度不那麼約束了，老百姓相對自由了，新東西多了。明朝出現了《本草綱目》、《樂律全書》、《農政全書》這樣的集大成之作，出現了《金瓶梅》、《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文學上的巔峰作品。

明朝出現了一大批科學家、思想家、藝術家，李時珍，徐光啟，王陽明、黃宗羲、湯顯祖、唐伯虎，等等。可以說明朝是繼宋朝之後，文化最發達的時代。相比之下，清朝卻是在「強盛」中走向僵化封閉。清朝的強，是政權的強，是控制、壓迫得有力，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控制最嚴厲、最為封閉的時期，文化專制最野蠻的時期。文字獄和高壓控制，使得任何新思想新文化都被扼殺。清朝修了一部《四庫全書》，其實是將全國的書禁毀、燒毀了一半，而另一半收入了《四庫全書》，而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也要按照統治者的意志加以刪改。燒掉的和收入的書籍大概各佔一半，這不是一個文化上的大浩劫嗎？

總的來說，明朝是中國歷史急劇轉型的時代，由此中國由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由封建專制向近代啟蒙轉型，由封建生產關係相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轉型。而我認為，清朝的入關大大推遲了這一進程，造成了近代中國遠遠落後於同時的歐洲發達國家。

《華人世界》：圍繞明朝，您在《百家講壇》講了鄭和下西洋、十七個皇帝等多個明朝專題。請問您近期有沒有專門講李贄的計劃？

答：目前講李贄的專題計劃還沒有，但可能會涉及到一部分明代思想文化。

《華人世界》：李贄和海瑞，都是大明朝兩顆耀眼的星座，他們有什麼相同或不同之處？

答：相同之處在於，他們都是低級官僚起家，都是舉人出身而不是進士。相同之處還在於他們都能仗義執言，有一顆真誠的心，能替老百姓說話。

不同之處在於，海瑞除了短暫的牢獄生活，基本上是作為官員而存在的，是在體制內說話。而李贄後半生基本上轉換在和尚、隱士、學者等不同身份之中，是在體制外說話。

李贄和海瑞對皇帝都有不同程度的罵，但李贄的學說里是要推翻統治階級重來的，而海瑞卻是要維護皇帝的統治。李贄是一個率真的真學者，海瑞是一個執著的廉潔官員，但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樑。

《華人世界》：對個體的人而言，我們可以從李贄思想吸取哪些養分？

毛：李贄的思想，對單個的人而言，他的思想價值首先體現在「重新認識人的價值，尊重人，尊重人的價值」；其次，他提倡的「童心說」不是虛偽的；還有就是他的平等觀，他主張人要平等，這種平等是與等級相對應的。

《華人世界》：您覺得當前的明史熱能持續多久？

毛：不會太久，也沒有必要太久。這只是一個階段的文化現象。但我反對惡搞、戲說明史。反對把對歷史的理性理解扭曲到邪路上去。對於我們多年來形成的對專制皇權，對落後迷信的批評不能輕易丟掉。

明史熱不可能永遠熱下去。我無法判斷以後人們對哪個朝代的歷史感興趣。就像我說不清幾年以後什麼樣的服裝會時髦一樣。大眾對傳統歷史文化的了解有很多缺項，如果說需要補課的話，那麼這個學期將會很長。

2007-03-03　22:54:30

大中小


記者：您覺得明史熱成為一種熱潮正常嗎？

毛佩琦：最近出現一個所謂的「明史熱」，我認為究其根本原因是由於社會大眾普遍缺乏對明史的了解。相對於清史而言，普通民眾對明史的認識還很模糊，一些歷史真相知之甚少。其實，明史熱也是對前幾年清史熱的某種間接反射。由於清朝是離我們最近的封建王朝，人們期望從清朝給近代中國造成的傷害去反思和關注這段歷史，因此大量反映清代歷史的文藝、影視作品蜂擁而至，其中也不乏夾雜著一些戲說、娛樂的成分，由此帶動了民間的一個清史熱。人們會逐漸發現對於清史的更深把握需要從明史中汲取原因，歷史學界常說明清歷史不分家，恰恰就因為清史的「熱」而反射與其關聯最密切的朝代——明史的「冷」，這也就註定了必然遲早要催生出一個明史「熱」。

人們對清史的解讀到最後會遇到一些問題，需要從明史中尋找解答，對於清史認識的一些偏頗，也決定了「明史熱」的出現成為必然。比如不少觀點說康乾盛世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最鼎盛時代，可謂什麼康乾之後中國急轉直下就遠遠落後於世界、任人宰割了呢？和明朝作一個縱向對比就知道了，其實康乾盛世僅僅達到的是明末的水平。對比明朝，這個所謂的康乾盛世是靠什麼換來的呢？靠的是落後的生產形態和意識形態。歷史其實是出現了暫時的倒退，比如同是圈地運動，歐洲是為了工業革命，但清初的圈地運動卻倒退到農奴制，將明末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萌芽完全革除掉了。所以，這種破壞在經過一百年之後才得以恢復，正是在所謂在康乾盛世的同時，西方在大踏步發展，由於清朝的封閉和僵化，中國被拋在後面。其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落後、挨打，任人宰割。中國近代的命運隨即急轉直下。

應當說，明朝也是距離我們很近的一個王朝，它留下很多東西我們今天依然觸摸的到。比如雄偉依舊的長城、故宮，比如為今人稱頌的鄭和下西洋，人們在談論歷史時，總是把明清相聯繫，比如說明清書畫、明清傢具、明清民居，還有眼下炙手可熱的明清藝術品收藏，但大家對清朝都多少有所了解，對明朝卻所知甚少，這些必然會催生民眾關註明史的一個熱潮。

記者：明朝到底應該是一個怎樣的朝代？

毛佩琦：也許一提到明朝，一般人就會想到魏忠賢、宦官，想到朱元璋很殘暴，嘉靖、萬曆皇帝可以幾十年不上朝，跟蒙古打仗時皇帝都被抓走了等等。這其實是一葉障目，是對歷史的誤讀，並沒有看到完整的明朝。我經常講到一例，今天人們在南京明孝陵可以看到一個大石碑，寫有「治隆唐宋」四個字。這是清代康熙皇帝親筆書寫，意思是讚揚朱元璋對明朝的治理比唐朝、宋朝還好。康熙皇帝6次南巡，每到南京都要祭掃明孝陵，並且要行三跪九叩大禮，表示對朱元璋的尊重。所以，說明朝的繁榮強盛，不是我自己發明的，是康熙說的，還有，說明朝的疆域和影響，有一個片語是「遠邁漢唐」，這也不是我發明的，而是清朝史官編寫的《明史》中《成祖本紀》上寫的。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清朝人卻往往故意貶損明朝，而他們最不願意承認的，是他們的祖先曾經是明朝對地方官。　　
　　如果說，朱元璋不懂治國，明朝是衰弱腐敗的。那麼為什麼明王朝能延續277年？而之後清朝的又延續明制，用明朝的制度，又統治了260多年。單從這一點上看，明朝的制度就有許多可稱道之處。

明朝是怎樣的朝代？首先，明朝是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到頂峰的時代，又是從傳統向近代轉型對時代。有一句話，我重複了多次，就是明朝在衰敗中走向活潑、開放，中國2000年的君主宗法制度在這時迎來成熟后的蛻變。明朝中後期，朝廷衰敗了，政權衰敗了，但是新的經濟因素的出現，新的思想出線了，舊思想觀念解體、舊有的君臣關係壞了，君權被削弱和重組，使整個社會出現了向近代轉化的前兆。在這一過程中，舊的封建制度不那麼約束了，老百姓自由了，新東西多了，因此明朝出現《本草綱目》、《樂律全書》、《農政全書》這樣的集大成之作，《金瓶梅》、《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文學上的巔峰作品。明朝出現了一大批科學家、思想家、藝術家，李時珍，徐光啟，王陽明、黃宗羲、湯顯祖、唐伯虎，等等。可以說明朝是繼宋朝之後，文化最發達的時代。相比之下，清朝卻是在「強盛」中走向僵化封閉。清朝的強，是政權的強，是控制、壓迫得有力，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控制最嚴厲、最為封閉的時期，文化專制最野蠻的時期。文字獄和高壓控制，使得任何新思想新文化都被扼殺。清朝修了一部《四庫全書》，其實是將全國的書禁毀、燒毀了一半，而另一半收入了《四庫全書》，而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也要按照統治者的意志加以刪改。燒掉的和收入的書籍大概各佔一半，這不是一個文化上的大浩劫嗎？

總的來說，明朝是中國歷史急劇轉型的時代，由此中國由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由封建專制向近代啟蒙轉型，由封建生產關係相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轉型。而我認為，清朝的入關大大推遲了這一進程，造成了近代中國遠遠落後於同時的歐洲發達國家。



記者：為什麼一直以來，明史給人的印象是黑暗、壓抑、專制、落後衰敗的感覺呢？

毛佩琦：我想，這可能與幾本書有關。一是上世紀40年代，吳晗寫的《朱元璋傳》，當時是為了影射蔣介石政權的黑暗統治，更多地強調了朱元璋專制、集權、殘暴的一面。還有一本是丁易寫的《明代特務政治》，把明朝描述成特務專制的國家，這也是為了影射當時國民黨的特務統治的。這兩本書都有它們的歷史背景，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民間對明史的誤讀。而至於學界的一些誤讀，可能來自清代趙翼所著的《二十二史札記》，等等。　

　　

記者：您覺得明史什麼方面被誤讀的最厲害，最需要糾正的是什麼？

毛佩琦：我認為最大的誤讀是對明朝疆域的誤讀。清代，一些學者為了掩蓋自己曾是明朝地方官的歷史，將滿族、蒙古連同女真一起寫到明史外國傳里，以求形成對明朝的平起平坐的心理。其實明朝時，中國北部無邊境。有一句話說，當時俄國人還不知道西伯利亞為何物。明朝初年在北方，通過征討和懷柔，其統治遠遠達於大漠以北以及廣大的西北和東北地區蒙古、女真族的居住地區。

    有一個被被渲染得很了不起的，是說清朝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一個典型事例是蒙古土爾扈特部拜見乾隆皇帝。但我要問，大家知道土爾扈特部渥巴錫在拜見乾隆皇帝的時候送上的第一件禮物是什麼嗎，那是「伊祖受之前明永樂八年漢篆玉印一顆」。清朝從不說明朝政府與蒙古的隸屬關係，那麼這顆明朝頒發的漢文印信是怎麼回事？它說明在明朝的時候，蒙古土爾扈特部已經接受了明朝的封號。正因此，土爾扈特部才自認為是中國人，才對祖國有向心力，在明朝時他們可以得到保護，或說他們不會受到俄羅斯的威脅，明朝的勢力在整個蒙古地區是可以覆蓋的，他們不受欺負。而到了清朝他們受到俄羅斯侵略，清朝政府不能保護他們了，所以才要南歸。清朝接待了土爾扈特部，而它所繼承的正是明朝栽培的果實。

其次，對明朝較大的誤讀在於對明朝文官制度的曲解。明朝處於中國古代君主宗法制社會的巔峰，其制度嚴密、完整，幾近於完美。皇帝、內廷、外廷，形成了一個相互聯繫又相互制約的權力體系。一方面，明朝發展了較為完備的內閣制度，皇權看似至高無上，但卻受到了外廷內閣文臣系統的約束，不能為所欲為。到了清朝卻在內閣之上加了一個軍機處，形成皇帝控制一切的高度的專制集權；與此同時，明朝士大夫文人對於國家的態度、對於皇帝的態度與清朝也是截然不同的，清朝只能出現紀曉嵐這樣插科打諢般的弄臣，動輒自稱奴才，一味高呼吾皇萬歲。而明朝卻有一批象海瑞這樣直言納諫的官員。像東林黨人對皇帝的拚死直諫，在清朝時看不到的。此外，提到東廠錦衣衛，我們也不能用魏忠賢干政的7年時間掩蓋明朝的277年歷史。並不是皇帝不上朝就等同於政府不運轉了，也不等於政治都敗壞了。明朝的政權機制還在運行，制度還是在維持，而且明朝的內閣對皇帝一直有著很大的監督約束作用。



記者：有媒體報道說，您對明史的研究一直是為明史「翻案」。

毛佩琦：我不贊同這種說法。其實，我現在提出來的大部分觀點一直就是史學界所廣泛贊同的，史學界對明朝的總體理解和認識都分歧不大。我只是藉助一個《百家將談》這個很好的平台，將明史學界的觀點告訴了大家。至於所謂「翻案」首先要有「案」才行，明史並沒有所謂的「案」，誰定的案？我們的原則是實事求是。歷史事實是什麼就是什麼，我們只是把一些模糊的、被歪曲的、不為人知的明史較為真實、客觀地告訴大家而已。我做的並不是翻案文章，不同的歷史學家依據史實判斷也可能對歷史得出不同說法，都不能算作「定案」。對同一段歷史不同時期的看法也會發展變化，這同自然科學的發展是一樣的。

　　記者：作為研究明史的專業人士，有人認為您的著作是「正說」，而對於時下各種各樣關於明史通俗文學、影視作品的蜂擁而至，您有怎樣的評判？

毛佩琦：我覺得無論是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十年砍柴的《明朝政局的三角戀》，還是《大明王朝》這樣的電視劇，都基本上尊重了史實，都是在認真理解、把握歷史。當然也有例外，電視劇《傳奇皇帝朱元璋》就是一個很糟糕的例子，它宣傳迷信史觀，比如，把眾所周知的事實明朝開國時朱元璋採納謀士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說成是受了一個神秘和商的點化，這堪稱惡搞，讓人倒退到先驗論、神秘論。對於一些基本的歷史事實也不嚴肅，比如，將明初的政治鬥爭都簡單歸結到床上，花大篇幅拍朱元璋和手下將領搶女人，既不符合事實，又低俗極。其實他們這樣做，是小看了觀眾的審美趣味和認識能力。這部片子被大眾冷落是必然的。

我一直認為，對於歷史絕不能戲說，但歷史著作也不等於書齋里的古文，學者應該善於用鮮活的文字將接近歷史的真相傳達給讀者。所以我認為無論是通俗筆法還是專業筆法，只要沒有故意曲解，從正確的史實、理論根據出發作出一些判斷，都是可取的。我也一直反對將我的作品歸為「正說」，因為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所說的東西都應該符合歷史事實，根本不能胡說，加上「正說」的標籤，只是書商們的一種無可奈何之舉。



記者：對比70、80年代的詩歌熱，您覺得為什麼中國人現在請來讀史？這意味著中華文化的回歸和復興嗎？或者說，這股歷史風潮暗示著中國人目前處於怎樣的思想情緒狀態呢？

毛佩琦：我覺得，詩歌作為一種文藝形式，它只是人們表達思想感情的一種方式。歷史學科則不同。史學是一門基礎學科，回顧歷史、研究歷史關係到整個國民的感情，對民族文化價值的思考，對國家命運前途的思考。對歷史的關注，它他的影響將會更深更遠。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下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某種迷茫或者困惑，需要從傳統歷史文化中尋找答案，眼下中國興起傳統文化熱、國學熱，正是中國人在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特別是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批判以後，有必要看看哪些批判得對，哪些批判是矯枉過正。這一時期的傳統文化熱，是自覺的，也是理性的。



記者：您覺得明史熱是否不可避免會遭遇同清宮戲一樣盛極而衰的命運？是否存在同質化、過度開發等問題？明史熱之後又該輪到哪個朝代獨領風騷呢？

毛佩琦：我反對對明史惡搞、戲說。反對把對歷史的理性理解扭曲到邪路上去。對於我們多年來形成的對專制皇權，對落後迷信的批評不能輕易丟掉。回顧是為了向前看，是為了發展，不是倒退。

但是，明史熱不可能永遠熱下去，人們對這個朝代的歷史較為清晰地了解之後，興趣轉移也是正常的。至於以後大家會瞄上那段歷史，我也說不準。大眾對歷史的了解有很多缺項，比如宋史、元史，似乎都很少了解。

傳統歷史文化應該是全民族的一門基本課。不要把它當成趕時髦，不要把它等同於娛樂。否則，談什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談什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