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到底應該住多大的房子

住房危機，說白了就是「中產階級的憤怒」。他們的憤怒，並不是來源於他們經濟條件和生活水平的絕對下降，而是他們心理感覺上的相對貧困。在任何社會，中產階級都是一股穩定的力量。比起真正的下層來，他們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發出自己的聲音。比起上流社會來，他們又在人數上佔壓倒優勢。如果他們憤怒，社會就難以和諧。

這種中產階級的憤怒，在一個經濟高度增長，社會急劇轉型，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的時代最容易出現。經濟高度增長催生了一個暴富階層。這個階層，又提高了所有相關階層（主要是中產階級）的自我預期。當這種膨脹的預期無法實現時，就會產生挫折感。而當遊戲規則的不公平成為這種預期破滅的主要原因時，挫折感就會變成憤怒。比如，你大學畢業，自認為才能不讓於人。但是幾年下來，突然發現一個原來能力還不如你的同學，收入已經是你的上百倍，並且致富途徑不清不楚，你則連所房子都買不起。那麼即使你沒有生存危機也會憤怒。

面對暴富階層，中產階級這種「你能為什麼我不能」的心態，直接投射在住房上。當他們看到一棟棟豪宅崛地而起時，就覺得自己擁有一套一二百平米的住房屬於生活的底線，得不到滿足就會大聲疾呼。

中國大城市居民究竟應該有一個什麼住房標準？我看首先要面對兩個現實。第一，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很低，住房標準和預期不能和發達國家攀比。第二，中國人口高度密集，土地資源缺乏。即使和同等發達程度的國家比，人均住房面積也要低一些。可是，當北京限定經濟適用房的面積為八十平米時，網上不少人罵，說是限制得太低。顯然，大家的預期還是偏高了。

以日本為例。日本和中國同屬人口密集的國家，在戰後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自始至終面臨著住房危機。1966年，日本政府頒布了第一個五年「住宅建設計劃法」，目標是一家一居。到1971年，第二個五年的「住宅建設計劃法」提出的目標是一個家庭成員一間屋，為此計劃建設960萬套房，實際只完成了826萬套，而此時日本已經步入世界富國的行列。1976年第三個五年「住宅建設計劃法」頒布時，住宅建設的目標才從數量轉為質量。到1986-1991年第五個「住宅建設計劃法」期間，日本人均國民所得已經超過了美國，但有24.5%的家庭還居住在超低標準的出租房中。可見一個人口過密的國家，解決住房問題是多麼難。

再看居住面積。在二十世紀開始，日本的中產家庭平局居住面積為165平米，到了1989 年則降為89平米，主要是戰後人口增長壓縮了居住空間。以戰後的數據算，從1963到1988年的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家庭平均住房面積的增長非常緩慢，從72.52平米增加到89.29 平米。而在1988年，以2003年的美元價值計算，日本人均ＧＤＰ達到兩萬兩千多美元。

中國現在的人均ＧＤＰ才一千多美元。參照日本的標準，大都市中一家80平米的住房標準，恐怕已經超高了。根據不切實際的預期，要求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手段降低房價，讓中產階級家庭都住上接近一百平米的房子，顯然違法市場的基本原則和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

不過，說房地產是暴利產業，讓政府發展廉租房來照顧窮人，讓開發商放手謀求暴利，甚至限制房地產業的准入資格，則更是荒唐。暴利經濟（如中世紀的奢侈品貿易）是市場發展不充分的表現。經濟越現代化，商品市場就越以小民百姓的基本需求為核心。中國目前的住房市場應該主要是幾十平米的平民房。大部分人的住房還是要在這個層級通過市場來解決。房地產變成暴利市場，還是政策太向豪宅傾斜，開發商的壟斷太多。比如單位集資建房，有人說是開歷史倒車。其實，單位如果不正當地掠奪了社會資源，我們可以在制度上限制這種掠奪。但單位要不要給職工提供住房福利，是單位的自主權。在需要大量資金的房地產市場上，單位代表職工集團購買，對房地產商可能更有討價還價的籌碼。日本經濟高度增長期間，公司不僅給單身職工提供宿舍，結婚職工也大量居住在單位的公寓里，有效地降低了職工的住房開銷。

日本的住房問題，一直是民生一困，但沒有發展到象中國這樣爆炸性的地步。究其原因，一是人家的經濟起飛創造了均富的社會，有終身雇傭，有全民醫療保險，人人的生活都有基本的保障；二是競爭規則透明，致富的軌跡清清楚楚，大家服氣。結果，老百姓接受現實也就容易一些。我們則是個暴富的社會，讓人咽不下氣的事情太多，住房的預期被先富起來的人抬得太高，人們不願意麵對現實。所以，抑制房價，一方面要降低老百姓的住房預期：不買房能過，就不必急著買房。三口之家六十平米能對付，不必著急住八十平米。這樣就減少了需求。另一方面，則要把房地產從暴利產業改造成平民產業，在超標的住房上加重稅，暴富者要為自己多佔用的土地資源多付出些代價。當建豪宅被稅壓得沒有那麼多油水時，房地產商們才會在建設幾十平米的民宅上花心思。

好文！

暴富者要為自己多佔用的土地資源多付出些代價

站著說話不腰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