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歷的中醫與氣功趣事

我親歷的中醫與氣功趣事
——兼論中國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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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說兩句題外話。在世紀學堂與新語絲上兩度見到楊曾憲先生對我的耐心回答，在世紀學堂我已經跟貼表示感謝，但怕楊先生見不到，估計楊先生也看新語絲，因此我願借寫這篇文章的機會再「當面」向楊先生表示一下：謝謝楊先生，謹受教。同時，我也要為打擾了楊先生表示歉意。
　　
　　　　我對中醫和氣功的興趣由來已久，一直想寫點什麼，現在想趁這幾天有點空了了這樁心事。不過，我對中醫和氣功的興趣不是臨床方面的，而是哲學和文化方面的。
　　
　　　　在臨床方面，我是一竅不通，地道的醫盲與葯盲，家中常備葯就是「創可貼」。這個缺點得之於我從小愛好體育運動。我中學時曾作為校足球隊一員代表省參加全國中學生足球比賽並進入前六名，至今仍每天堅持體育鍛煉，如長跑、游泳等，自由泳1500米不在話下，技術還不賴吧。此外還一年四季每天都洗冷水浴，先將水調得儘可能熱，最後再調至最冷澆個夠，這叫血管操。由於堅持體育鍛煉，我幾乎從不生病，單位每次組織體檢，本人體檢表基本是空白，我甚至對業餘鐵人三項賽躍躍欲試，只是想到要自己掏錢買賽車就不大熱心了。說這些並非是自我炫耀，而是要與下文的氣功健身作個比較。
　　
　　　　在哲學與文化方面，因為跟學生講課時常涉及中西文化比較的問題，而中醫與氣功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方面，這使我開始思考中醫與氣功的文化內涵。
　　
　　　　我的興趣和思考始於一次看中醫的經歷。我為了一個忘了是什麼的病去看中醫，對面的老中醫閉目號脈良久，然後說：「你腎虛。」我驚得如雷轟頂，頓生不久人世的悲壯心情。老中醫開出方子，中藥是很貴的，6個療程下來得花近千元。儘管當時我正準備結婚，夜裡老夢見撿到一個裝滿錢的密碼箱之類，但救命要緊，該割的肉還得割。然而一大堆中藥吃下去跟沒吃一樣。我一氣之下跑到協和醫院掛了一個專家號，還是位留美博士，當我把中醫病歷拿給他，他卻連瞧都不瞧，毫不客氣地說：「胡說八道，號脈能號出這病來？你就是吃上一麻袋中藥也不管用。」他對我的無數疑問待答不理，只說「你這不是病，不用治！」好說歹說開了一個藥方把我打發了，劃出價一看還不到20元錢！當時我無比悲憤，只覺得這個醫生對一個快要死的人竟這樣冷酷，毫無人性，回來后就琢磨著給醫院寫人民來信。信最終沒寫，但病還得瞧，沒轍，誰叫身體是自己的呢。於是我又去醫院專門對腎臟做了一次全面詳盡的檢查，結果出來一看：腎臟好好的，什麼毛病也沒有。我大惑不解，西醫和中醫咋對著干？乾脆破罐子破摔，愛誰誰，老子不治了！--哪知過了一段時間，病莫名其妙地沒了！從此以後我不再相信中醫，而且始終忘不了留美博士對中醫的那種輕蔑神情。
　　
　　　　後來我終於明白了（明白的過程此處省略）：敢情，西醫與中醫說的「腎」根本不是一碼事！西醫說的「腎」指的是解剖學上具體的生理器官，拉開肚子就能看見，摸著，血淋淋活蹦亂跳的。而中醫說的「腎」，以及「肝、脾、胃、膽」等等，並非指某種生理器官，而是指五臟經絡的不同範疇，玩得是虛的，當不得真。中醫就跟易經八卦一樣，也是經驗主義的產物，典型的小農生產方式，耳傳心授，要說中醫治不好病是不公平的，但它治病就象易經一不留神也能算準個把次一樣帶有必然的偶然性。從醫學原理上對中醫的批判，新語絲上有過多篇文章，我這裡就不重複了。
　　
　　　　我從這件事進而領悟到易經八卦的道理。易經八卦以「天、地、風、雷、水、火、山、澤」八種自然現象為範疇，推演預測宇宙萬物的變化。當然，說「宇宙萬物」是太誇張了，實際上它推演預測的範圍非常窄，只限於人世的吉凶禍福，對於宇宙的宏觀結構（如宇宙大爆炸）與物質的微觀結構（如基本粒子），八卦大師們是不感興趣的，從沒聽說過哪位算命先生能算出人類起源於多少年前、共產主義什麼時候能實現、太陽什麼時候熄滅、在哪兒能找到反物質等等。至於說到人世的吉凶禍福，一般人也許會傻呵呵地想到一個問題：「颳風下雨跟我的人生前途有什麼關係？」
　　
　　　　這就跟我頭一次聽說「腎虛」大吃一驚一樣，實際上，八卦所謂的「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也是一些玄虛的概念，並非指真的颳風下雨。作為哲學範疇來看，「天」概括的是崇高、偉大、雄性等此類現象，「雷」概括的是猛烈、狂暴等此類現象，其他可類推。用自然現象比喻抽象的哲學範疇，這說明與西方同時期比較發達的理性思維相比，中國古代哲學思維還處於經驗直觀與實用的水平上，缺乏從具體現象抽象出客觀規律的理性思辯能力。
　　
　　　　這是中國古代科學不發達的一個根源。中國古代思維一般只滿足於對經驗現象的描述，而對其本質不感興趣，因此能產生四大發明的技術，卻產生不了科學的體系（參見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前言）。可以舉一個人們常見的例子：鄉下老農看天是相當準的，一看天上的雲彩，就知道明天下不下雨。但是我們能把他叫做「氣象學家」嗎？顯然不能，因為他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無數次經驗的積累，使他猜測到雲彩與下雨之間有某種因果關係，但為什麼有了雲彩就會下雨，這內在的原因他卻不知道了。一個典型的反面例子則是為人熟知的「杞人憂天」這個成語，杞人的憂天恰恰是一種科學的懷疑精神，然而這個成語卻一直被當作貶義詞。
　　
　　　　氣功與中醫是一根藤上的兩顆瓜，同源同理。我的親友中有不少練氣功的，但該得什麼病還得什麼病，該死還得死。我的一個叔叔常年練氣功，但在70歲前死於腸癌，為挽救他我們想盡了一切辦法，病急亂投醫，連一些著名的氣功大師都找過了，結果還是沒能救得了他的命。最可笑的是我的一位父執，那年我探親回家，聽他兒子驕傲地講他爹的故事。他爹退休前是某醫院的藥劑師，退休以後專看晚期惡性腫瘤，當然用的是中醫和氣功的法子，手到病除，名聲大振，被人當作活神仙，許多醫院不收的垂死病人不遠千里來求治，電視颱風聞跑來要拍片子，被他爹謙虛地拒絕了。然而--許多事都壞在這個「然而」上--我走後不到半年就傳來噩耗：他死了，死於肝癌。看來，西醫治不了的病中醫也治不了，但中醫治不了的病西醫未必不能治。
　　
　　　　為公正起見，我試著自我反駁。第一種反駁，中醫和氣功的支持者可以說「葯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治不好是命該如此。這是最常見的說法，也是典型的迷信，不值一駁。第二種反駁，可以從更為科學的角度，用波普爾的證偽法來駁斥我：你舉出再多治不好的個例，也無法歸納出「中醫和氣功治不好病」的全稱判斷，因為同樣也有許多人聲稱練氣功治好了多年的痼疾。對此我可以回答：當然不能說得太絕對，不過這麼多反面的個例起碼可以證明這一點：中醫和氣功的治療與健身效果是很可疑的，不象西醫，同樣的病不管生在誰身上，能治就都能治，不能治就都不能治。
　　
　　　　氣功特異功能一度被人們吹噓得神乎其神，象嚴新、張宏堡、張香玉這類江湖騙子為此賺得盆滿缽溢。特異功能最著名的吹鼓手當屬柯雲路，文革后他以寫改革題材一炮竄紅，後來不知什麼時候改寫氣功特異功能了，看他的《大氣功師》就跟看武俠小說似的，能讓人上癮。我還記得前些年坊間出了一本書叫《易俠》，作者是一位報社編輯，主人公是真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張延生。這位張大師內外功夫十分了得，尤擅易經預測學，能從一片落下的樹葉算出樹下坐的人的單位第一把手下台了。書中借張大師之口斷言：易經這種神奇的預測能力，其偉大意義超過愛因斯坦相對論，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書中並為這塊瑰寶至今還埋在哪個地底下而極為惋惜。
　　
　　　　然而，記得大約與此同時（好象是90年代中期），北京一位叫楊曉霞的少女得了一種無法確診的怪病，右臂骨頭壞死，此事經媒體披露而轟動一時，各大醫院（包括中醫）束手無策，最後只好截肢。但剛截完肢就從網上傳來國外醫學界的反饋信息：此病在國外可以確診，並有治癒的先例。人們都在嘆息，可惜了一位花季少女，這消息早來幾天就好了。我當時就想，那些著名的氣功大師此時此刻都跑到哪兒去了？為什麼不用特異功能來挽救楊曉霞？為什麼白白放過了一次露臉的機會？要麼是他們的特異功能根本就是假的，要麼是他們見死不救，良心大大的壞了。
　　
　　　　我有一位關係很鐵的朋友，無論學術私誼都合得來，但我們之間不談氣功。他熱衷氣功，每天晚上12點開始打坐，提到司馬南就咬牙切齒，說起各種特異功能就津津有味。起初我們也曾激烈辯論，但終究人各有志，不能強勉，還是友誼第一。他自稱能遙控給人看病，只是在我身上並未應驗。後來我聽說他因病（什麼病屬個人隱私就不說了）動了手術，真有點不敢相信，因為在我的印象里，他這麼大能耐哪會生病。我到他家去看他，望著他病容憔悴的臉，實在不忍心問：「你練的氣功怎麼不管用？」巧得很，我一位同事也跟他一樣，氣功也未能使他避免胃穿孔的悲慘命運，當然，我同樣不好問他的氣功是怎麼練的，這麼殘忍的事是不能幹的。
　　
　　　　另一位練鶴翔樁的同事，由於悟性奇高而成為該功創始人（忘了叫什麼，很有名的）的親傳弟子。那時我們一些單身漢住在集體宿舍，他自稱晚上睡覺能靈魂出竅，在各屋巡視，屋裡有幾個人都知道。更神的是有一次，他聲稱你說出一個人名，他通過意念發動能知道是男是女，多大年紀，在什麼地方，幹什麼的。於是屋裡其他三個人（包括我）各說出一個名字，只見他滿屋亂轉，嘴裡念念有辭，然後突然面向某一方向站住，說出他的結果。前兩人一個點頭，一個搖頭。我有意從親友中挑了一個比較中性看不出男女的名字問他，結果無論性別、年齡、地點等等沒一項對的。更可笑的是他預測我一輩子不會結婚，然而不到半年我就結婚了。整個一神經病！
　　
　　　　更滑稽的事發生在我身邊。我的嫂子（註：嫂子就是我哥哥的妻子）也迷氣功，由於她訓練有方，她的8歲女兒芸芸（也就是我的小侄女）小小年紀就開了天目，不但能看病，還能看出你的前生。那年春節我帶著新婚的太太回家探親，全家十幾口人聚集在一起，芸芸開始現場表演。她說她爹（註：就是我哥哥）前生是個和尚，她媽是頭鹿，我是個商人，我太太則是一隻孔雀。怪了，兩位女士的前生都不錯，尤其我太太當一隻孔雀蠻好，看來芸芸很懂禮貌。
　　
　　　　表演結束后，我提了兩個問題，其一：人一生頂多活100歲左右，無論從人類歷史還是從佛教輪迴說來看，100歲都只能算很短的瞬間，一個人肯定有不止一次前生，那麼芸芸看到的是哪一次前生？其二：當時在場人的前生，把動物排除在外，則都是中國人，是不是在陰間也分種族和國籍？這兩個問題問得嫂子和芸芸啞口無言--這就是理性的力量！（註：芸芸現在已上大學，由於放棄訓練，她的天目技能已完全喪失；如果跟她提起幼年往事，她會很快打斷你，轉到別的話題上。）
　　
　　　　我喜歡跟各種氣功人士以及宗教人士對話和討論，追尋其中所體現的世界觀和生命哲學。氣功跟宗教一樣，都表現出一種神秘主義。這種神秘主義以非理性的「信則靈」作為自己的認識論基礎，因而經不起邏輯的嚴格拷問。如果真象《易俠》所說，易經以及氣功特異功能表現出超越科學的大智慧，那麼它為什麼不能使中華民族免遭異族的一次次蹂躪？它為什麼放任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為什麼中國在許多方面至今依然落後？因此可以斷定，這種大智慧只是一種擺設，對治國沒有多大用處，甚至還有壞處。
　　
　　　　但僅僅提出這些問題，理性的任務還遠沒有完成，我們還必須更深入地探究這種神秘主義的文化根源。從文化學的常識來看，中國這些年來的氣功熱、易經熱以及民族主義狂熱等等，在深層上是中國傳統文化抵制外來西方文化的一種應激反應。一種較弱的、較落後的文化，當它無力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有效地抵禦更強的、更有生命力的文化入侵時，它往往會向古代神秘主義復歸，訴諸一種超自然的和迷信的觀念，這就是一種文化的保守方面--排斥功能。（參見[美]哈定：《文化與進化》）。
　　
　　　　我們循此邏輯繼續走下去，就逐漸接近了東方神秘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
　　
　　　　就健身來說，現代體育（足球、游泳等）主要是西方式的，而氣功和印度的瑜伽則是典型東方式的。在兩種不同的健身方式後面隱藏著的是深刻的文化差異。現代體育強調的是「生命在於運動」，而氣功和瑜伽卻反其道而行之，壓制生命的運動，通過打坐與入靜，用意識力量控制內循環，基本上是一種心理訓練。由於排斥身體的運動，易造成血脈不暢和肌體功能的退化，如長期辟穀導致腸胃器官的萎縮，歷代高僧涅槃留下的舍利子，經科學化驗不過是一些結石（腎結石、胃結石或膽結石），聖雄甘地就因看到瑜伽導致國民體質的衰弱而反對瑜伽。
　　
　　　　兩種不同的健身方式反映了對待生命的不同態度。現代體育是外向的，要人挑戰自我與自然，表現出對生命的熱愛；而氣功和瑜伽則是內向的，禁欲主義的，它要人逃避現實，放棄對外部世界的關注，退縮並把自己鎖閉在個人的冥想天地里。我那位朋友聲稱，練到一定境界就會無欲（食慾與性慾），如我們在一起吃飯時他就不吃肉。我曾開玩笑地說：「你練你的氣功，我運動我的身體，看誰活得長。」誰知這下撞到他槍口上了，只見他微微一笑：「練功到了高層次，是以求道為目的，不以人壽為意。」
　　
　　　　看來他已得到老莊哲學的真髓。他也以同樣的話回答了我的另一個問題：據統計資料，中國的和尚是短命的，平均30多歲，原因在於他們只吃素不吃肉，營養不夠，同時整天打坐不運動。（中國營養學會調查報告：《第一食草大國》，北京晚報。標題可能稍有出入，具體發表日期大約是上世紀90年代末）
　　
　　　　討論愈益逼近問題的核心--什麼是「道」？但對這個大問題的全面回答是本文容納不下的，只能點到為止。
　　
　　　　任何一種人類技藝，都可分為業餘與職業兩個層次。比如體育運動，一般人是為了健身，而職業運動員則是為了競技，象施瓦辛格練的一身橫肉，從身體健康的角度看完全是多餘。這說明任何一項技藝都有它自身的內在邏輯，一旦職業化、專門化，它就必然要超越日常的實用目的性，而走向極端，即追求它的最高境界。氣功也同樣，作為無數健身方法的一種，玩玩可以，但作為一種生命實踐，它的終極目標只能是--取消生命！
　　
　　　　這就是氣功所要達到的「道」。這個「道」早被莊子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了：「至人無己。」即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忘卻自己，與宇宙萬物化為一體，「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逍遙遊》）莊子提出了人的絕對自由的深刻問題，然而在他看來，要達到這個絕對自由，唯有取消生命本身，歸於虛無，因為肉體生命的存在同時也是對生命自由的限制。莊子的這種思想也是中國傳統哲學的重大命題「天人合一」的源頭之一。
　　
　　　　氣功作為一種具有神秘主義色彩的身心修鍊方法，與東方宗教血脈相連。東方宗教--佛教與道教--都是逃避現實而訴諸內心的，馬克斯·韋伯就說過：「佛教……一種力求消滅一切慾望和自我的倫理。」認為這種「東方沉思的神秘主義」缺乏「改造這個世界的潛力。」（《經濟與社會》，第3卷）威廉·詹姆斯也說，佛教徒「這時所最感需要的安靜，就在於擺脫人生有限經驗的種種煩惱。所謂涅槃，也只是指免去感覺世界無窮無盡的冒險。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主要採取這種態度，就是害怕更多的經驗，害怕生活。」（《實用主義》）
　　
　　　　害怕生活，這就是氣功生命哲學的本質，它與中國文化一脈相承。老子的《道德經》就是這種特點的最好詮釋，「柔弱勝剛強」、「無為而治」成為不思進取的借口，中國文化因之變成一種陰柔的文化，缺少陽剛之氣。儒家與道家雖然有入世與出世的區別，但在對待生命與自然的態度上，兩者卻是基本一致的，　農業文明是它們紮根的土壤，封閉的小農經濟鑄造了中國傳統文化從裡到外的狹隘與保守的性格，說得俗一點：一個農民能有什麼思想，它就會是什麼思想。
　　
　　　　農業文明的生產方式特點是「靠天吃飯」，仰賴大自然的恩賜，反映到哲學思維上就是「天人合一」觀念的產生。「天人合一」原是漢儒董仲舒創造的讖諱神學觀念，本身就帶有迷信色彩，作為中國古代哲學思維的一個重大命題，其中「天」到底是指最高抽象的宇宙真理，還是指物質性的「天」，從先秦諸子以降始終沒有理清，也可以說，對於中國古代哲學來說，這本是一回事。顯然，把作為自然現象的「天」當作宇宙的最高實體，仍是原始拜物教的遺留，反映了農業文明特有的自然崇拜。
　　
　　　　「天人合一」觀近年在學術界被熱炒，在社會上也頗有影響，人們以此作為中國儒家文明優於西方文明的一個證明--前者更接近自然，後者卻破壞自然。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有意或無意地將它等同於當前流行的環保意識，其實兩者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對自然環境的保護，仍然屬於用科學手段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範圍，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仍需科學來解決。而「天人合一」則只有對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它把自然想象為具有理性的對話者，希求以人類的恭順換取自然的善意回應，其背後隱藏的是一種小農心態--在大自然面前的自卑和無奈。
　　
　　　　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就是一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歷史。這個征服和改造是在兩個維度上進行的。一是對於外部自然，在大自然面前，人與蟲蟻沒有任何區別，大自然不會格外優待人類，人類如果不頑強地同自然鬥爭，那麼至今還在刀耕火種，茹毛飲血。二是對於內部自然，即人自身，人類只有不斷克服自身原始的野性和獸性，才能不斷走向文明，如果只與自然「合一」，那麼今天人們仍然還會滿街隨地大小便，「一個三十歲的男子會擰斷父親的脖子，而跟母親睡覺。」（狄德羅《拉摩的侄兒》）其實，人類對自然的征服和改造，歸根結底也是人類的自然權利。
　　
　　　　說到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我不能不提到一件刻骨銘心的往事。我從小就特別調皮，常拿一些刁鑽古怪的問題讓大人頭疼。初中時，一次生物課上老師講到人體的「毛細血管」，我問：「老師，有沒有毛粗血管？」老師瞪眼斥道：「搗什麼亂你！」恰好班主任也來聽課，下課後把我叫到辦公室訓了一個小時：「明明沒有毛粗血管，你這不是成心搗蛋嗎？」他還專門召開班級會，把我作為害群之馬來批判，那些老師喜歡的「好」學生都踴躍發言。這件事深深刺傷了我幼小的心靈，從那時直到今天，我始終痛恨並咀咒這個扼殺個性、自由和創造，把天真爛漫的孩子培養成奴才的文化教育體制。
　　
　　　　如今作為成年人，我喜歡調皮的孩子，作為大學教師，我喜歡愛提問題的學生。每學期第一堂課，我都要向學生聲明：「歡迎你們對我『持不同政見』，不管多麼激烈、多麼尖銳都沒關係，只有一條：不許罵娘。年青人就應該有點叛逆性。」而學生提出來的那些五花八門、稀奇古怪的問題，常能使我發現自己思想與知識上的盲點。
　　
　　　　關於儒學就是這樣。對於「儒家文明對今日中國的現代化有什麼意義」這一問題，我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儒家鼓吹的是一種奴隸道德，是為宗法專制秩序服務的。孔子的思想綱領是「克己復禮為仁」，而所謂「仁」的核心則是「孝」。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孟子·離婁下》）儒家的「愛人」具有濃厚的宗法色彩，所謂「親親為大」（《大學·中庸第二十》），即首先愛自己家的人，有了富餘才去愛別人，所以孟子痛斥墨子的「愛無差等」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這與今日所謂人道主義的「博愛」完全是南轅北轍。
　　
　　　　作為我們數千年來立國之本的「孝」（「忠」則是「孝」的放大），並非是單純地尊敬愛戴父母長輩而已。與西方更強調平等的「契約」觀念不同，「孝」的觀念強調的是子女對家長（推而廣之：晚輩對長輩、學生對老師、下級對上級、臣子對君主、奴隸對貴族、卑賤者對高貴者等等）無條件的、盲目的服從，以及永遠不可改變的一種人身依附關係，而唯一前提只是非理性的血緣等級關係，而非人性的內在自由。
　　
　　　　孔子本人為我們做出了榜樣，他入見君主時，低頭彎腰，提著衣襟，貼著屋檐，邁著小碎步，戰戰兢兢，大氣也不敢喘一聲，那姿態要多噁心就有多噁心（見《論語·鄉黨》）。維柯評道：「孔子的哲學，象埃及人的司祭書一樣，在少數涉及物理自然時都很粗糙，幾乎全是凡俗倫理，即由法律規定人民應遵行的倫理。」（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黑格爾則說孔子的學說主要是教人服從，其倫理學講的只是一些「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裡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裡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哲學史講演錄》）這些話說得很精闢，不是簡單地貼上一個「話語霸權」的標籤就能駁倒的。
　　
　　　　於是課下有學生問我：「老師，你既然否定儒家文明，那我們拿什麼來鼓舞人民？」我沒料到學生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一時楞了，不知怎麼回答。這就是我思想上的盲點。經過認真思考，我可以有把握地回答這個學生了：「用科學和民主！」但這樣回答，又使我感到一絲悲哀：五四運動過去了將近一個世紀，我們至今仍在原地踏步。
　　
　　　　談到「西方科學」，必須弄清楚一點：絕不能把「西方」僅視為一個只包括某些西方國家的地理概念，它更是一個文化概念。這個「西方」實際上代表了人類，「西方科學」包括了中國的四大發明和阿拉伯的數學等等，因而是整個人類智慧的結晶。西方文明起源於地中海，根據地緣政治學，地中海區域是世界的心臟，是一個「世界島」，誰控制了這個「世界島」，誰就能控制整個世界（麥金德）。在這裡，歐、亞、非三大陸的不同文明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碰撞、交流和融匯，最終溶鑄出一種文明的合金--西方文明。數千年孤處世界一隅、自生自滅的中國文化甫一與之交鋒，則立即土崩瓦解，這是毫不奇怪的。
　　
　　　　我不諱言我是「全盤西化」者。所謂「全盤西化」，並不是說你使慣了筷子非得改用刀叉，你喜歡穿長袍馬褂非得穿西裝打領帶，「謝謝」非得說成「三克油歪嘴媽吃」。所謂「全盤西化」，是指我們基本的社會文化結構必須按照西方模式加以改造，西方文明標誌著人類文化發展的最高水平，作為一個整體，其科學體系與文化價值體系是不可分割的二位一體，猶如一枚錢幣的兩面，我們要麼不接受，要麼就得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接受，不存在第三條道路。什麼「西學中體」、「西學中用」等等，不過是在和稀泥，還是儒家「中庸之道」那一套。「中庸之道」實為「平庸之道」，總是那麼四平八穩，不偏不倚，圓滑世故，什麼事情都不肯走極端，永遠不會打破砂鍋問到底，結果什麼事情都是馬馬虎虎，似是而非，一輩子就這樣湊和著活著，這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請複習魯迅先生關於「黑屋子」的說法）。
　　
　　　　湯因比指出，歷史研究的最小單位應是文明而不是國家，國家大多很短命，而文明則相對穩定，應該「把國家僅僅看作是文明生命中相當次要的和短暫的政治現象」（《文明經受著考驗》）。湯因比這個論斷抽掉了一切愛國主義的墊腳石。祖國要我們愛它的理由，不超過我們對一件衣服、一輛汽車、一幢房子的愛，歸根結底，我們之所以愛祖國，是因為它與我們利益攸關，例如使我們感到安全、自由、尊嚴、舒適等等，其中並不存在任何先天的、超驗的、宗教的神秘因素。一個人出生在哪個國家，就象一個人的出身一樣，完全是偶然的，無法選擇的，不能作為「愛」的理由。如果這個國家使我感到壓迫，使我不能尊嚴地活著，那麼我有權拋棄它，尋找新的祖國。文明也一樣。文明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就象一件衣服一樣。一件式樣、質料都已過時的衣服，再怎麼翻新也是一件舊衣服，費這個功夫還不如扔了再買新的，無非換個活法而已，這並不是世界末日。
　　
　　　　就象尼采大膽喊出「上帝死了」一樣，我們也應該懷著欣悅的心情站在舊文明的靈床前，靜靜地看著它咽下最後一口氣。
　　
　　　　歡迎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和討論。（來源：新語絲 更新日期：2003年9月1日 醫學捌號樓）

理性,不錯.

絕不能把「西方」僅視為一個只包括某些西方國家的地理概念，它更是一個文化概念。——說得好！

什麼叫「佛教」，「佛」代表什麼？「教」代表什麼？為什麼有些和尚火花後會出舍利子。什麼叫「道教」，「道」代表什麼？「教」代表什麼？這兩者有什麼區別？恐怕作者沒有感性的認識吧，只是從書本上或從一些外國人嘴裡得到的一些間接的理論吧。孔子說的有些東西是有道理的，有些東西說歪了。但後人沒有用好，這是後人的不是，就像有些賣酒的夥計往酒里攙水一樣，不能說酒不好。在我看來像「諾貝爾」，「居里夫人」應該都是殺人犯一樣，都應該把他(她)們絞死，因為他(她)們不造出火藥和鐳等等化學物質，原子彈怎麼會做出來呢？恐怖分子為什麼總想著把它搞到手呢？在我看來愛因斯坦在老子面前只不過是一個幼兒園的小學生罷了。

樓主還是沒有接觸到真正的中醫。針灸你看見過嗎？你要不要試試？我就會，哈哈

樓主廢話連篇。反對樓主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