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錦濤被選為接班人的原因看其執政思路

坊間流傳，胡錦濤能獲鄧小平青睞，主要是因為這樣一件事：蘇聯劇變后，中共派代表團參加羅馬尼亞共產黨代表大會，藉機觀察、評判羅共政權的穩定性，胡錦濤是代表團重要成員。會上齊奧賽斯庫作報告時，被全體起立的代表們雷鳴般的掌聲打斷數十次之多。面對這種眾志成城的激動人心場景，中共代表團的大多數人認為，羅共政權的穩定性沒有問題。唯有胡錦濤獨持異議，認為這種表面擁戴不足為憑，羅馬尼亞已經軍心不穩，民眾中存在許多不滿，而執政者並沒有作出多少改進，將難以應對由蘇聯劇變引發的危機。果不旋踵，羅馬尼亞天翻地覆，齊奧賽斯庫眾叛親離，不久被槍決。鄧小平因此對胡錦濤極為讚賞，認為其獨具慧眼，具有掌控大局的能力，於是乃奠定其隔代接班人的地位。

由此事可以看出，胡錦濤並非隨波逐流的人。他對事物有自己的獨立見解，關鍵時刻能夠力排眾議，將自己與眾不同的見解付諸行動。當前，因政策「向左轉」、政治上加強控制，胡錦濤受到國際上及國內知識界不少批評。但這種逆「國際潮流」而動的做法，並不說明胡沒有責任心、得過且過，很可能這正是他富於責任心的具體表現。由於他對政治民主化在中國的前景有著與國際主流及國內知識界主流截然不同的判斷，所以他對自我責任的理解也截然不同。他很可能認為，民主化在現階段不可控、不可操作，極可能致中國於比前蘇聯更糟的動蕩。所以，當下對中國最負責任的做法就是在政治上加強控制、避免因操作民主化而把中國導向險途；而現階段對民主政治的鼓吹、推動，恰恰是對中國不負責任，也是他極力要防範的對象。

這種觀點當然不可能被知識界主流所認同，他們最普遍的質疑是：縱然民主轉型的條件還不成熟，也可以先從言論、結社自由的增進入手，一步步漸進，能走多遠是多遠；怎麼能夠反過來加強控制，離目標越來越遠呢？

這種看法的分歧實際上體現了理念與實踐的差異。在理念上，既然認同某一目標的價值，那麼就應該向它不斷靠攏；縱然一時不能到達目標，也應該不斷接近，無論如何不能背道而馳，越行越遠。但在實踐中，任何單一因素都要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不能僅僅服從自身的邏輯。既然民主化的條件尚不成熟，它就自然淪落為現實考量中的次要因素，就必須為其它因素讓路。既然還無法預期民主政治什麼時候能夠在中國形成有效治理，那麼現階段相對有效的治理和穩定就只能依靠原來的體制。而原體制與民主政治具有你死我活、你增我損的關係，任何朝向民主化的努力，包括言論、結社自由的增進，都可能削弱原體制對社會的主導能力、培植反體制的力量、使原體制的執政能力即有效性降低；而且這樣的過程一旦啟動，就會因為力量的消長而自我加速、越行越快，並且越來越不受執政者的控制。正是由於這兩個原因，胡錦濤必須加強控制，將一切可能導向民主化的勢頭湮滅在萌芽狀態。這裡或許也有齊奧賽斯庫前車之鑒的影響：大好形勢不足恃，維持穩定必須防微杜漸。

因此，胡錦濤的行為既不合知識界主流之意，用他們的尺度來丈量胡錦濤也不能得出正確尺寸，既解釋不了胡已行的動機，也預測不出胡將作的反應。胡的 「向左轉」，既不說明他內心不認同政治民主的價值，是一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說明他已經背離社會整體利益這一基本的執政立場，淪為特殊既得利益群體的總代理。但從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的表現說明了一點：由於現行體制與民主政體的高度異質與相斥，在政治改革問題上，不可能出現為了寸進而寸進的嘗試。要麼是執政者預期能夠成功而設計、啟動整套轉型方案；要麼是紋絲不動，並且儘可能壓縮一切可能引發變動的空間。人同此心，其實當年的戈爾巴喬夫也是在預期能夠成功后才邁出關鍵一步的；而當時的鄧小平得出了不同判斷，所以他領導中國在政治上走向保守。如果有一種具有說服力、可以避免風險的轉型方案出現，胡錦濤完全也有可能成為當代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這種方案並沒有出現。這或許是因為客觀上不存在這種可能性，也有可能是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體制外則慣於運用理念和口號，在體制內則只會使用劣質化妝品。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王力雄從遞進民主到超越者聯盟的思想嘗試，彌足珍貴。

既然民主政治尚不可用，那麼要緩解已經存在的矛盾，就只能依靠「權力主導」的老辦法，最多是在老辦法的基礎上再變點新花樣，於是胡錦濤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胡所倡導的和諧社會，其潛台詞是權力主導的和諧建構。包括由權力倡導「以人為本」，緩解官民矛盾；由權力調節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從歷史經驗看，權力主導很難實現官民和諧，有之，也大多短暫，且基本發生在政風良好的建國初期；在腐敗已相當嚴重的氛圍下構建官民和諧，古未之有。國力可中興，政風難逆轉。可能正是因為有鑒於此，胡錦濤在最近多次強調反腐是當前首要任務，並且連續發動了幾場反腐大戰。但他的決心再大，也達不到台灣反貪腐的力度與深度，終究效果有限。

在調節貧富差距方面，情況相對較樂觀。由於半市場體制下官方掌握了大量經濟資源，只要執政者決心夠大，最低收入人群的生存狀況確可望得到一定改善。但由於利益分化，官僚群體本身已成為利益集團，對這種改善的程度和持續性也不可過於樂觀。

即使是上述僅有的改善，也需依託於經濟的持續增長。事實上，只要經濟增長能夠持續，輔之以緩和官民矛盾、熨平貧富差距的努力，即使不搞民主政治，中國也能保持穩定，甚至能使除特殊群體外，大多數民眾的認同度、滿意度都得到提升。但一旦經濟增長不保，各種潛在矛盾就會激化。經濟是政治的生命線，對於缺乏政權輪替彈性的集權體制來說，其生命線更為脆弱。政治不轉型，隱患始終存在

但是，對於現在的中國領導人來說，民主政治還不是他們必須優先考慮的課題，他們完全有理由將注意力集中在其它看起來更迫切、更具改進可能性的問題上，以攻代守，通過經濟增長、緩和官民矛盾、熨平貧富差距這三方面的努力，使危機無限延期。但也正因為如此，從長期看，中國始終難以令人對其未來持有樂觀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