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與新中國經濟

董志凱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北京）

　　（聯合論壇·北京）摘要：中國被迫投入抗美援朝戰爭時，經濟十分困難。面對經濟實力遠遠超過中國的美國，經濟能否支撐戰爭，會不會被戰爭拖垮？本文通過闡述新中國的經濟體制，以及財政、金融、商業、外貿政策及其實施特色，試圖回答這個令人疑慮和擔憂的問題是如何得以解決的；並且指出這場戰爭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負擔與激勵；對經濟體制迅速走向集中的作用。事實表明，在實力強大的美國的戰爭挑釁面前，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不屈不撓，不僅在軍事上敢打敢贏，而且在經濟上確立與實施了正確的方針政策，成功地實現了邊打、邊穩、邊建，有效地支援了戰爭，維護與增強了民族尊嚴。

　　1950年，中國被迫投入抗美援朝戰爭時，新生的人民政權尚未滿周歲。經濟飽受戰亂摧殘，市場尚未穩定，各項事業百廢待興，財力、物力極度緊缺。在嚴酷的經濟環境下，面對經濟實力遠遠超過中國的美國，戰爭能不能取勝？經濟會不會被戰爭拖垮？的確令人疑慮與擔憂。然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邊打、邊穩、邊建，經濟不僅沒有被拖垮，而且在短短的3年中奇迹般地實現了全面恢復。這是人們原先沒有估計到的。要了解個中緣由，不能不回顧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重大舉措，並全面分析這場戰爭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的中國經濟

　　自1840年鴉片戰爭算起，中國百年來飽受戰亂之苦，生產力被嚴重摧殘。1949年主要農作物產量與歷史最高水平比較下降了30％以上，工業總產值比1936年下降一半，其中重工業下降尤為嚴重，鋼鐵生產1949年比1943年降低了90%，煤比1942年降低50% 。到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鋼鐵工業只有7座平爐，22座小電爐。1949年鋼產量僅15.8萬噸。全國全部工業固定資產僅剩124億元。戰爭對交通運輸通訊等基礎設施的破壞更加嚴重。1949年勉強能通車的鐵路僅剩1.1萬公里；沿海航線大部被封鎖。長途電信線路通信網直至1950年初尚分割成幾片互相不能銜接。恢復國民經濟所迫切需要的資金在國內戰爭後期被大量轉移，中央銀行被接管時只剩黃金6180兩，銀元1546643枚，以及少量外幣。連年戰爭中，國民黨政府腐敗的財政政策所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使工薪階層生活陷於水深火熱，工業企業入不敷出，投機盛行，市場一片混亂。

　　新中國誕生時，國內外敵對勢力的軍事、經濟封鎖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的波動與資金的匱乏。同時，解放戰爭尚未完全結束，人民解放軍人數增加；國家行政管理機構也在增加；人民政府對不願抵抗的舊軍政人員採取包下來的政策；經濟恢復需要巨額資金；救災、失業救濟支出亦數額不菲等等。這一切均加大了財政缺口。據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估算，1949年，東北、華東、華北、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解放區赤字占支出的百分比平均為46.4%，1950年1、2、3月的透支額達35-40億斤小米，靠發票子支付。

　　面臨如此嚴酷的經濟環境，中國需要集中力量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原本無意參與朝鮮半島的衝突。只是由於美國將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中國人民才組織志願軍投入保家衛國的抗美援朝戰爭。

　　戰爭表面上是軍事力量的對比，實質上是綜合國力的較量。其時，美國的工業總產值占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總產值的一半以上，1950年美國的鋼產量達到8782.7萬噸，國民生產總值2848億美元，人均1877美元。1949年美國的黃金儲備總量價值245.63億美元，占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黃金儲備總量的70％。美國還是當時世界上科技最發達的國家，擁有世界上群體最大、水準最高和科技人才儲備。

　　對於中國參加一場交戰雙方實力幾乎天壤之別的戰爭，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幸災樂禍，等待著新生政權的失敗；民族資產階級懷疑人民政權的能力，以為共產黨在「經濟上只能打零分」；廣大人民群眾則準備為新中國奉獻力量。中國共產黨和新生的人民政權決心利用一切可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中國的獨立和富強奠定基礎。

　　新中國在財政經濟尚未恢復的情況下，要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較量，承擔了巨大的經濟壓力。朝鮮戰爭爆發前後，中國共產黨為恢復經濟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

　　二、建立國營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經濟結構

　　面對戰爭的壓力，經濟恢復工作既要有黨的堅強領導，又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這有賴於建立新型的經濟管理體制。新中國承繼的經濟遺產，有兩方面特點對於當時經濟改組與恢復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是經濟基礎十分薄弱，不僅原有的生產力水平低下，而且戰爭破壞慘重，經濟結構畸形，市場運行紊亂，即通常所謂的「爛攤子」、「亂攤子」；另一方面是官僚資本高度集中，極少數近現代化的大城市與廣大封建閉塞的農村並存。這些特點給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既帶來了挑戰也帶來了機會：如果不對舊的經濟基礎進行勢如破竹的革命和改造，迅速建立新的經濟秩序，實施嚴格有序的管理，就不可能撥亂反正，根除痼疾；同時，人民政權有可能迅速集中財力、物力，大刀闊斧地扭轉局勢。
　　1949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在經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共同促進整個社會的發展。這一方針即是毛澤東、劉少奇等創造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四面八方」政策。它建立的是一個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經濟結構。這一經濟結構與一些國家的混合經濟體制不同之處主要為：突出了國營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和領導作用。

　　在這一方針指引下，新中國建立以後，隨著沒收官僚資本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任務的完成，形成了以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公私合營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等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所有制結構，此外還有數量不多的外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等。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發展的所有制結構，成為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經濟運行的基礎和政府制訂經濟政策的出發點。在這種所有制結構上建立起來的國營經濟領導和以市場調節為基礎、加強政府計劃管理的經濟運行機制，充分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促進了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得到了全國廣大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可以說，國營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經濟結構為這個時期戰勝重重困難，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從經濟體制上奠定了基礎。

　　三、戰爭爆發前後財政金融方針的演變與實施

　　在初步穩定市場的基礎上，為了從根本上扼住通貨膨脹，扭轉靠大量發行貨幣彌補高額赤字的局面，1950年3月，中央頒布並迅速實施了統一財經的決定，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財經管理體制。建立了中央金庫，由中央統一調動資金和重要物資。這種財政管理體制對迅速增加財政收入，相對減少支出，平衡收支，穩定物價至關重要；在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它使國家可以分別輕重緩急辦成幾件大事。隨著經濟形勢漸趨穩定，中央統得過多，地方權利過小的弊端暴露出來。政務院於1951－1952年對財政體制適度調整，實施了在統一集中的總方針下，中央、大行政區、省（市）三級分工管理制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朝鮮戰爭開始之前，國家曾計劃用3－5年時間恢復生產，將軍費從1950年占預算支出的43％減少到1951年的占預算支出的30％，以全部預算的70％投入經濟建設、文化、教育、衛生事業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當時周恩來總理兼任中央複員委員會主任，擬將540萬軍隊分兩期裁減為300萬人左右，目的也是為了減少軍費，增加經濟建設費和文教費。但是，朝鮮戰爭迫使新中國改變了原來的設想。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開始以後，1950年11月15日，中財委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經中央同意，確定戰爭期間財政經濟的工作方針是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1951年朝鮮停戰談判開始后，國內經濟建設準備工作得到進一步的突出和加強，1952年明確了「邊抗、邊穩、邊建」的方針。

　　在新的財政方針下，國防費的比重增加了。1950年11月15日和27日，陳雲在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上作了《抗美援朝開始后財經工作的方針》的報告，指出：「簡單地說，就是把明年的財經工作方針放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基礎上，與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復經濟的基礎上完全不同，表現在財政上就是要增加軍費及與軍事有關的支出，同時各種收入也必然減少。」1950年國防費用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達到41．1％，次年增至 43．0％，為建國后的最高峰。直至1952年，經濟建設費才略微超過了國防費。(詳見表1)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2)》，第215、220頁，中國統計出版社，1992。

　　國防支出的增加使國家財政緊張起來。1951年的財政支出概算比1950年概算數字增加50%，其中軍費開支佔總支出的55%，比1950年增加約一倍；1951年的財政收入預計將為支出的88．5%，赤字占支出的11．5%，比1950年的赤字高2.5%。

　　為了彌補財政赤字，人民政府在財政金融方面採取了以下措施：

　　(一)短期凍結存款

　　1950年10月，隨著軍費突然增加，社會上「重物輕幣」的心理重新抬頭，遊資集中進攻棉紗。同時占國家銀行存款90％以上的機關、部隊、團體也大量提款，搶購所需物資，十餘天內已達6000萬元。根據當時的估計，11、12兩月內軍費增加約4億元，如部隊、機關、團體繼續向銀行提款，現金將短缺6�7億元，處理不好將形成金融危機。在這種形勢下，中財委於10月24日做出《關於防止物價波動》的報告，提出短期凍結存款等穩定物價的措施。報告經中央批准后，於11月5日起凍結部隊、機關、團體的存款，緩購農產品，期限一個月，並將這筆存款全部抵作1951年的預算撥款。同時，中國人民銀行及時調整了貨幣信貸政策，採取了控制現金、緊縮信用的緊急措施。由此避免了市場上最大的潛在威脅。出現了國家銀行存款增加，行庄放款減少，市場銀根呈緊，物價趨穩的良好形勢。

　　(二)增加財政收入
　　1、適當增加稅收。

　　1950年下半年調整稅收之後，人民政府為休養民力，一度減輕了農業稅負擔。在抗美援朝戰爭開始之後，政府不得不再次增加農業稅，以增加財政收入。1951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指出：「為了彌補赤字，為了國家能確實掌握一定的糧食和經濟作物，今年公糧仍以增加一成為有利」。「新解放區已經土地改革的地區，農業稅率仍采全額累進位，在最高累進率不得超過30％，最低不得少於5％限度內，由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根據各地具體情況，擬定新的稅率執行」。1951年7月8日，政務院發出《關於追加農業稅徵收概算的指示》，決定農業稅照原概算增收1／10；最低稅率由1950年的3％提高為5％。老解放區繼續實行比例稅制。1949－1952年間農業稅實徵稅額及其占農業生產量的比例如表2。

表 1949－1952年農業稅實徵稅額及其占產量的比例
年 份 1949 1950 1951 1952
農業實產量(摺合細糧,億斤) 1847.1 2195.4 2493.2 2924.2
實徵稅額(細糧,萬斤) 248.8 269.7 361.5 357.8
占農業實產量的% 13.5 12.3 14.5 12.2

　　資料來源：《中國農民負擔史》第四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年，第119頁。

　　從上表可以看出，1951年全國農業稅實征數額達到361.5億斤，比1950年增加了34％。這一方面來自政府追加國家稅收預算，還來自在查田定產中，查出了6000多畝「黑田」，使計稅產量大幅度增加。由於1952年農業實產量增長較多，農業稅實征數額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因而農民負擔有所減輕。

　　1951年4月1日，財政部開徵棉紗統銷稅，並於同日發布《棉紗棉布存貨補稅辦法》，對棉紗棉布存貨予以補稅，兩稅稅率均為6%。8月，政務院頒發《城市房地產稅暫行條例》，規定城市房地產稅由產權所有人交納，房產稅率為1％，地產稅率為1.5％；9月1日財政部公布《臨時商業稅稽徵辦法》，規定對無固定營業場所的行商和固定工商業在外埠銷售本業以外貨品的，均徵收臨時商業稅；9月2日財政部發布《關於徵收土布貨物稅的稽徵規定》，決定從11月1日起開徵土布稅；9月13日，頒布《車船使用牌照稅暫行條例》。新稅的開徵以及原有稅法的修改，為增加財政收入提供了保障。

　　2．實行專賣。1951年5月，財政部規定，對酒和捲煙用紙實行專賣。

　　3．開徵契稅。增加若干產品貨物稅和進口、出口稅等。

　　上述措施可以增加幾十億斤小米的財政收入。

　　與此同時，稅務機關加強了稅收征管力度。據調查估算，全國偷漏稅收數量約在15％－30％。針對私營工商戶偷漏稅的情況，稅務部門總結了一套反偷漏的方法：對貨物稅採用了「貨照同行」、「完稅證」、「查驗證」，在徵收上採取了駐廠徵收、起運徵收和查定徵收三種方式，並在重要口岸設置檢查站、組進行檢查緝私工作；對工商業稅，採取了自報查帳、民主評議和在民主評議基礎上的定期定額徵收的方式。稅務部門總結的反偷漏稅辦法是：宣傳教育，配合群眾檢舉，掌握材料，加強幹部力量。反偷稅漏稅也是「五反」運動的重要內容。據統計，北京、天津、上海、重慶、西安、瀋陽、武漢、南京、廣州、青島10大城市，到1952年2月中旬，檢舉材料達70萬件。在運動中，稅務部門抽調大批懂經營能查帳的骨幹參加清理工作。自1952年3月8日政務院批准北京市政府把工商戶分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戶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五種類型后，各地稅務部門依此進行定案和退財補稅。至1952年6月，上海市退財補稅戶38473戶，核對退財補稅金額3.175萬元。

　　(三)削減支出

　　在採取增收措施的同時，削減軍費以外的其他支出。除與戰爭有直接關係的軍工投資、對增加財政收入直接有幫助的投資和對穩定市場有密切關係的投資外，其他經濟建設投資「可削則削，可減則減，可推則推」。文教衛生、公用事業和軍政經常費用也大大減縮。對國家公職人員繼續實行供給制和低薪制。就是軍費開支，也要詳加審核，不能「報銷」了事。

　　(四)建立經濟核算制，開展清產核資

　　陳雲於1951年4月4日在《1951年財經工作要點》中指出：「我們針對著供給制的思想，提出一個經濟核算制。」同月，政務院作出了《關於1951年國營工業生產建設的決定》，明確指出要加強工業的經營管理，實行經濟核算制。清產核資是建立經濟核算制的基礎。1951年6月，中財委發布《關於國營企業清理資產核定資金的決定》，規定全國國營企業的固定資產與流動資金一律重新清理登記，並核定企業的流動資金，以達到用最少的物資和資金來完成國家計劃的任務。清產核資工作於1952年年底基本結束。

　　通過一系列增收節支和加強企業財務管理等辦法，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軍費劇增的情況下，中國的財政收支仍實現了平衡，從而穩定了市場物價。1951年中國財政總收入為133.14億元，比1950年增長1倍以上，財政支出達122.49億元，其中軍費為52.64億元，比1950年增長88%，經濟建設費為35.11億元，比上年增長一倍多；文教費用達13.44億元，比上年增長80%；行政管理費達17.45億元，比上年增長30%，但在財政支出中的比例由上年的19.3%下降到14.2%。在戰爭第一、穩定物價第二的原則下，不失時機地進行了國民經濟恢復所需的重點建設。1951年預算原有赤字，但執行結果，卻第一次出現收支平衡略有節餘的局面。1951－1952兩年財政均收支相抵略有節餘。

　　情況表明，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和統一財經的重大決策，是保證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的財經工作方針和稍後的「邊打、邊穩、邊建」的財政方針的順利貫徹實施的保障。

　　四、以擴大城鄉交流促進經濟恢復與稅收增加

　　各項財政金融措施均要建立在恢復與發展經濟的基礎之上。國營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并行的經濟體制決定了國民經濟運行渠道紛繁，千變萬化。國家如何相機抉擇和實施不同的運行機制，實現經濟運行的通暢和高效，需要很高的領導藝術。其中充分重視市場的作用，促進城鄉物資交流，對於開源節流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大陸經歷長期戰爭和劇烈通貨膨脹以後，道路被破壞，流通環節梗阻，加之帝國主義封鎖，導致商品交換滯塞。因此，疏通商品流通渠道，發展城鄉物資交流，成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中心環節。當時最緊要的是打開農村土特產品的銷路。因為農民只有首先出賣農副土特產品，有了貨幣收入，才能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為工業生產的發展開闢廣闊的市場，為國家財政提供稅收。1950年11月，主管中央財經工作的陳雲在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上講話時指出：「擴大農副土產品的購銷，不僅是農村問題，而且也是日前活躍中國經濟的關鍵。……擴大農副土產品的購銷，是中國目前經濟中的頭等大事。」

　　為了疏通商品流通渠道，發展城鄉物資交流，人民政府主要採取了以下五方面具體措施：1.恢復和發展交通運輸；2.鼓勵私商從事城鄉間的購運業務；3.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商業積極經營土特產品；4.舉辦物資交流會，發展農村集市貿易；5.銀行增加商業貸款，發展押匯業務，擴大通匯網點。城鄉物資交流的開展，活躍了城鄉市場，對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重大作用。正如1952年初陳雲回顧1951年財經工作時所說：「去年一年的工作重點是『城鄉交流，抗美援朝』。前年是『統一財政，調整工商業』。城鄉交流實質上就是收稅，收來的稅就是為了抗美援朝，作為軍費。」

　　人民政府還根據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實行有利於工農業發展的價格政策，解決了新中國建立初期棉花、煙葉、各種麻類等輕工業原料缺乏的問題。在促進私人投資、吸引僑匯、抵制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等方面均靈活運用了市場經濟和國際金融貿易的種種規則。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嚴格的組織紀律和高效的行政管理，與市場機制的靈活機動相結合，形成了這個時期國民經濟運行的有序和高效。

　　五、開展群眾性的增產節約運動與捐獻武器運動

　　保家衛國戰爭激起了巨大的愛國熱情，迅速凝聚民心。各個行業形成了「生產戰線」。1951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戰爭必須勝利，物價不許波動，生產仍鬚髮展」的戰略方針。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群眾性的愛國增產節約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增產節約的具體措施包括：組織生產競賽、提合理化建議與推廣先進經驗、開展核定資金與查定生產能力等。「三反」、「五反」運動，也是增產節約運動的措施之一。

　　經過清理資產核定資金，特別是生產能力的查定工作，使增產節約運動落到了實處。如華北區的查定取得了收效：首先，挖掘出了巨大的生產潛力。如太原機器廠把金工車間稍加整理，即提高生產力二至三倍。石景山鋼鐵廠、太原鋼鐵廠、天津造紙總廠等企業經過生產能力查定，都使設備的生產力提高20—100％。其次，解決了生產中許多關鍵性問題。如石景山鋼鐵廠解決了工時浪費與管理混亂的問題，高爐產量提高12.16％。龍煙鐵礦經過查定使生鐵產量提高13％。天津棉紡織廠使二十支紗斷頭率減少25％左右。華北區1952年11月完成增產節約計劃的數字比10月提高19％，12月又比11月提高25％，使1952年全區增產節約6億元的計劃，到12月底超額24％完成。

　　工農業等各業掀起了勞動競賽熱潮。在工業領域，東北齊齊哈爾機床廠馬恆昌小組率先向全國工人提出勞動競賽的挑戰。這個小組在1950年，通過改進15種工具，創造了25項生產新紀錄，提前完成了生產任務，質量達標率為99％。1950年4月，全國總工會推廣了馬恆昌小組的經驗，在全國工礦企業掀起了學習馬恆昌小組的活動。1951年初，為使抗美援朝的愛國主義生產競賽深入開展，馬恆昌小組提出五項倡議：團結技術人員，搞好師徒關係；遵守勞動紀律，注意生產安全；加強技術和時事學習，提高政治覺悟；改進操作方法；保質保量提前完成任務。這一倡議得到了全國職工的響應，使愛國增產節約運動更加深入地開展下去。 從1949年10月到1950年底，參加生產競賽的職工達到68.3萬人；1951年增長到238萬人；1952年參加愛國增產節約運動的職工人數佔到職工總數的80％以上。

　　在農業領域，1951年3月，山西省李順達互助組首先向全國互助組與農民提出豐產挑戰：1951年每畝產量要達到378斤，比1950年增產21斤，比戰前每畝平均產量增加108.4％，由此在全國農業戰線掀起一場愛國豐產運動。運動取得了顯著成績：1.豐產單位迅速增加。1950年全國只有7—8個豐產單位，1951年經農業部獎勵的豐產單位就有320個，1952年達到10萬個。2.豐產面積擴大。1950年各地豐產田一般只有幾畝地，1951年出現了豐產村，1952年出現了豐產縣。如黑龍江肇源縣1952年單位面積產量超過1951年的92.9％；湖南省醴陵全縣水稻每畝平均產量達800斤左右；山西夏縣全縣籽棉平均產量220斤。3.豐產紀錄逐年提高。1952年約有50個豐產單位突破了1951年各種作物的最高紀錄。

　　增產節約運動的持續開展，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到1952年底，國民經濟已全面恢復。1952年的工農業總產值達到827億元，比1949年增長77.5%；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都已超過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年產量。其中，糧食達到16390萬噸，超過歷史上最高年產量的17.9%，棉花達到130萬噸，超過53.6%；鋼為135萬噸，超過46.2%；棉布38億米，超過37.4%。

　　根據各部門和各地區的綜合統計，全國增產節約總值31.78億元，對朝鮮前線的物資供應提供了保障。國內不僅給志願軍送去充足的糧食，還運去了大批豬肉、雞蛋、牛肉乾、蛋粉、香腸、餅乾以及醫療用品。被服廠的職工趕在每次換裝季節到來之前，把志願軍需要的服裝、被褥及時送到朝鮮戰場。軍工企業千方百計地加緊生產武器彈藥，保證作戰需要。全國人民為朝鮮前線提供的各種作戰物資共達560餘萬噸。這是戰爭取得勝利的物質基礎。

　　1951年6月1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出了開展捐獻武器運動的號召。建議「全國各界愛國同胞們，不分男女老少，……用新增加的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購置飛機、大炮等武器，捐獻給志願軍和解放軍，來加強他們的威力，鞏固我們的國防。」6月7日，抗美援朝總會進一步強調捐獻武器運動必須與增加生產、增加收入相結合，必須貫徹自願的原則。為了各界認捐的方便，還對各項武器的折價作了具體規定：一架戰鬥機摺合人民幣15萬元，一輛坦克25萬元，一門大炮9萬元等等。

　　在捐獻武器運動中，絕大多數地區提前、超額完成了原定的捐獻計劃，出現許多感人至深的事迹。如北京市石景山鋼鐵廠的職工，通過增加產量、義務加班承包本廠施工工程、揀廢鐵、捐獎金等辦法，捐獻了「石景山鋼鐵廠號」戰鬥機1架。甘肅省玉門油礦的職工，在八天內用增產所得捐獻「石油工人號」戰鬥機1架。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市維吾爾族老人吾古尼沙汗，以103歲的高齡，堅持拾麥穗、紡線賣錢捐獻武器，被譽為「志願軍的老媽媽」。重慶市63歲的彭素貞，在臨終前特地囑咐鄰人將她一生洗衣所得的3枚金戒指、5個銀元、1棟房屋全部捐獻出來。豫劇著名女演員常香玉領導的「香玉劇社」全體人員，從1951年8月起的半年內，把義演170多場的收入捐獻了1架「香玉劇社號」戰鬥機。清華大學的學生參加了上百種義務勞動，捐獻了所得的4.5萬元等等。

　　捐獻武器自始至終堅持和增加生產、增加收入密切結合。國營廠礦企業的職工，努力增加產品數量、提高產品質量、改進生產技術、節約原材料消耗、降低生產成本，把所增加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認捐武器。私營企業的職工，同資方訂立增產捐獻合同，規定從增產增收中提取若干比例的金額，作為捐獻武器款項的來源。天津市私營恆源紗廠的職工，在捐獻武器運動中由於提高了產量，每月創超額利潤3.25萬元，其中40%用於捐獻武器，30%作為職工集體福利基金，30%留作資方發展生產之用。各地農民在捐獻武器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浙江、山東、湖南等省農民捐獻武器的款項，均占這些省份捐獻總數的40-50%。吉林省韓恩互助組抽出7台膠車搞運輸，到1951年8月底就將原定半年的捐獻款507元全部上繳。四川省簡陽縣農民精心種植棉花，1951年的棉花產量比1950年高出1倍，棉農們在兩個月內完成了捐獻兩架「棉農號」戰鬥機的繳款。由於實施了捐獻武器與增產增收相結合的方針，既支援了抗美援朝戰爭，又促進了國家的建設，改善了人民的生活。1952年6月24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宣告捐獻武器運動已經勝利結束。截至1952年5月底，全國各界共捐獻人民幣5.565億元，相當於3710架戰鬥機的價款。

　　六、改變對外經濟關係的方針與策略

　　新中國成立后，遭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朝鮮戰爭爆發之後，自1950年6月到1951年10月，美國對中國的封鎖禁運步步升級。1950年6月29日，美國頒布了「1950年輸出統製法令」，規定煤油、橡膠、銅、鉛等11種貨品除非有特別輸出許可證，不得輸往中國大陸和澳門。7月20日，美國宣布撤消和廢除美貨輸往中國的出口許可證。8月，美國頒布了「1950年特種貨物禁止輸出令」，包括金屬母機、非鐵金屬、化學藥品、化學用器材、運輸器材、電訊器材、航海設備等16類。9月，美國加強了棉花輸出的管制，禁止鋼鐵、鐵道用品等20餘種物資輸出香港、澳門。10月，美國對銅及銅製品、鋅及鋅製品、鉛等物資的出口採取限額辦法。10月28日，美國海關人員檢查停泊費城的美國商船，有駛往中國的禁止出口物資即予扣留。11月，美國商務部將對中國管制的戰略物資由600餘種增加到2100餘種。12月2日，美國公布了「有關管制戰略物資輸出」的加強命令，所有輸往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的物資，不論是否戰略物資一律納入管制。8日，又公布了「港口管制法令」，不但禁止美籍船隻開往中國，而且凡是經過美國轄區口岸轉口的外國商船，必須把運載的戰略物資向港口管制機構申請批准，凡是以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為目的地的貨物即予扣留。美國的附庸國緊隨其後，日本於12月6日宣布禁止五金、燃料、機械、器材、藥品等貨物輸往中國大陸、港澳。比利時、法國也宣布出口管制。16日，美國政府頒布了「管制外人資產法令」，凍結中國在美國轄區內的一切公私財產。1951年5月17日，美國操縱聯合國通過了對中國的「禁運」案。10月，美國國會通過了「1951年共同防禦援助管制法」，即所謂「巴特爾法案」。這個法案以停止美援相要挾，規定接受美援國家不許與中蘇等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貿易，還要求美國通過與「非美援」國家合作來執行這個法案。

　　由於財產凍結，中國在美、日的2700萬美元的公私定貨被扣留禁運，中國國家銀行在美國的500萬美元未到期匯票被凍結。中國在歐洲經日本、菲律賓運回的定貨在美控海岸被扣。在日本，一些已裝船的貨物被迫卸下，已在碼頭待裝運的貨物遭到禁運。封鎖禁運對中國國內市場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自1950年底至1951年7月，上海市場上進口原料器材價格上漲了1倍至4倍。部分過去出口英美的土產銷不出去。使中國已經及正在進行的進出口貿易造成一定損失，給進一步開展對外貿易製造了障礙。

　　面對國際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中國堅定不移地貫徹獨立自主的原則，針鋒相對地反對封鎖、禁運：1.搶運搶購物資。到1950年12月，共定購物資約2億美元，已搶運回國的約有半數。2.改變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方式。1950年12月，決定改變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結匯貿易方式，一般的暫時改用先進後出、易貨為主的方式。這使中國在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中掌握了主動，爭取了有利的物資進口。3.貿易重心以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為主，並在東南亞打開突破口。4.積極開拓與日本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關係。

　　在反封鎖的鬥爭中，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所有制結構變化加快了。國營企業在進出口貿易總額中所佔比例，從1950年的66.53％上升為1952年的93.02％；私營企業所佔比例從1950年的33.47％下降到6.98％。在進口總額中國營企業所佔比例從1950年的77.48％上升到1952年的94.96％；私營企業所佔比例則從1950年的22.52％，下降到1952年的5.04％。在出口總額中，國營企業所佔比例從1950年的54.96％，上升到1952年的90.34％；私營企業則從1950年的45.04％下降到1952年的9.66％。

　　與此同時，面對美、英等國家對中國的所謂「制裁」和封鎖禁運，中國政府針鋒相對地採取措施，對美、英等國的在華企業實行徵用或代管、管制和徵購；對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和宗教團體實行完全自辦。這使得在經濟和文化教育領域肅清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殘餘特權和影響的任務在較短的時間裡順利完成。

　　七、基本建設投資結構的變化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能夠用於基本建設的財力極其有限。1950-1952年總計78億元。在百業待興、財力供求懸殊的情況下，投資管理是否科學合理至關重要。因此，中財委主任陳雲反覆強調：基本建設投資要避免主觀隨意性，決不能以「國家投資去照顧某些人的情緒」，不能搞「情緒投資」。

　　朝鮮戰爭爆發以前，在產業選擇方面，基本上是根據當時的具體需要來分配投資，工業投資中用於煤礦、棉紡恢復的比較多；投資布局以東北、華北、華東、華中居多。朝鮮戰爭爆發后，投資政策明顯向國防工業以及與之相關的重工業傾斜，進一步強化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意識。正如1951年10月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所指出的：「鞏固國防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因而在工業建設方面，首先必須加強與國防密切關聯的重工業。……重工業，特別是鋼鐵、煤、電、重化工(如化學肥料)的恢復與建設，較之輕工業是困難得多；許多輕工業的現有設備利用率，則還低於重工業。因此在現有工業的基礎上，充分恢復與大力加強重工業是十分重要的。」 1951年和1952年，國家投資重點向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傾斜。

　　不僅如此，由於朝鮮戰爭的影響，國防意識的進一步加強，在1953年大規模工業建設的項目安排中，軍事工業在工業建設中佔了較大的比重，項目布局明顯向中西部地區傾斜，京漢（北京至武漢）鐵路以東基本未安排重點建設項目。

　　抗美援朝戰爭是近現代歷史上中國軍隊在境外打得最漂亮的仗，但是中國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戰爭中，中國軍隊共消耗各種物資560萬噸，其中彈藥一項即達25萬噸。據總參謀部1953年統計，中方軍費共消耗62億元(按當時匯率相當於26億美元)。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全部戰爭費用多達100億美元。1953年12月，中朝兩國政府發表公報宣布，中國政府決定將1950年6月25日美國發動侵朝戰爭至1953年12月31日期間，中國政府援助朝鮮的一切物資和費用，均無償地贈送給朝鮮。為了更進一步援助朝鮮，中國決定於1954年至1957年4年內，無償贈送朝鮮人民幣8億元，作為其恢復國民經濟之用。

　　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處於經濟恢復的國家和地區來說，朝鮮戰爭帶來了截然相反的機會。日本不僅得以擱置了嚴厲的戰爭賠償要求，而且戰爭帶來了特需生產和出口增大的機遇，導致日本經濟由於戰爭一舉恢復了生氣，被稱為「特需景氣」。由於這場戰爭，美國改變了對台灣地區的政策，恢復了軍事和經濟援助，使得台灣當局得以降低通貨膨脹，穩定物價，樹立信心，刺激工商業的活動。歐洲一些國家也通過這場戰爭增加了貿易額。而新中國為了保家衛國，被迫投入抗美援朝戰爭，承受的是犧牲和消耗。1950－1952年，中國的軍事國防費用支出分別占財政支出總額的41.1％、43.0％、32.8％。在朝鮮戰場上，據1953年9月志願軍司令部統計：志願軍戰鬥傷亡36萬；非戰鬥減員（包括病退、病故和事故、裁減等）38.6萬，兩項共計74.6萬人。他們在和平建設中都是最佳勞動力。此外，中國入朝參戰之後，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封鎖迅速升級。在我國財力、物力菲薄，戰爭支出浩大的情況下，封鎖、禁運無異於落井下石，危害十分嚴重。

　　這些情況表明，中國人民在這場戰爭中是受害者，它所受的折磨、屈辱和犧牲是強烈的，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

　　但是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力自強的精神，只配當人家的奴才。在實力強大的美國的戰爭挑釁面前，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不屈不撓，不僅在軍事上敢打敢贏，而且在經濟上確立與實施了正確的方針政策，成功地實現了邊打、邊穩、邊建，有效地支援了戰爭，維護與增強了民族尊嚴。同時，保家衛國的正義感，使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極大地增強了凝聚力，促進了各項經濟工作提高效率、增強效益。在軍事上，經過戰場打、會場談，贏得了基本上恢復戰前狀態的朝鮮停戰；在經濟上，雖然置於負擔戰爭以及不利的國際環境中，仍創造了三年全面恢復國民經濟的奇迹。由於工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和發展，各項國民經濟總量指標，包括工農業生產總值、社會總產值、國民收入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1952年工農業生產總值比1949年增長73.8％，年平均遞增19.47％。按全國人口平均計算，1949年每人平均工農業生產總值84.18元，1950年、1951年、1952年分別為102.00元、119.00元、140.91元。1952年為1949年的138.14％。1949－1952年間年平均遞增11.38％。1952年與1949年相比，國民收入增長了64.5％，1949-1952年間年平均遞增18.05％。1952年國家財政收入比1950年增長181.7％，年平均遞增67.85％，實現了預期三年國家財政收入根本好轉的目標。

　　這些情況表明，在這場戰爭中，中國人民又是勝利者。抗美援朝戰爭避免了中美兩軍長期對持形成僵局，避免了使中國「已經開始的經濟建設計劃歸於破壞，並引起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對我們不滿」的局面出現，使「參戰利益極大」的預言成為現實。

　　重溫半個世紀之前的這段歷史，對於新世紀的經濟發展與精神文明建設，均是頗有裨益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董志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