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蔣介石都感羞恥的戰鬥 竟有人巨資拍攝

一個階段，曾有人大肆吹噓蔣某人的抗日，認為要重新估價正面戰場上的抗戰，看了后，不禁讓人感慨。是國軍太不禁打嗎？不是！實在是蔣某人及其弟子們德能都太差呀，在外侮面前都不忘傾軋，不知其可啊！

　　國軍無能,買辦誤國 --- 崑崙關台兒庄大捷的真相

　　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紀念日即將來臨，沸沸揚揚的輿論傳出了幾條信息：一是在1995年8月，世界各國將隆重舉行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紀念活動；二是有人為抗戰中的國民黨正面戰場評功擺好，責怪我們的歷史怠慢了國民黨；三是出品和炒熱了描寫國民黨抗戰的文藝作品……

　　中國在二戰中的反法西斯，是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團結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戰爭。很自然的，一談抗戰就離不開國共兩黨，實乃歷史使然。對輿論傳出的上述信息該如何看？我們就這個問題造訪了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抗戰史專家張宏志。

　　年逾花甲的張宏志老師，曾發表過110萬字的《中日血戰三部曲》，已由中國人民 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當我們登門時，他正左手端著放大鏡，右手執筆，伏案撰寫《中國抗日戰爭史》。據介紹，這部書預計60餘萬字，擬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聽完我們來意，張老師連手中的筆也來不及擱下，就打開了話匣子：「二戰給全世界帶來9000多萬人的犧牲，勝利來之不易，彌為可貴。所以，明年二戰勝利紀念日，世界各國都要舉行盛大的慶典，作為犧牲3500萬人的中華民族，當然更有理由隆重紀念自己的抗戰勝利五十周年，以激勵全民族的愛國主義 精神！但是……」 說到這裡，張老師話鋒一轉，給我們講述了他在一次會上遇到的一件事。

　　有一位同志發言道：「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們對國民黨抗戰肯定不夠。為此 ，我們正在研究廣西南寧戰役，準備把國民黨軍血戰昆倉關拍成電影。」 張老師聽完后便問他：「你知道不知道日本人在南寧戰役中投入了多少兵力？昆倉關上的日本守軍有多少人？」回答是：「不知道！」張老師又問：「那你知道不知道國民黨軍投入了多少兵力？」回答仍是：「不知道！」張老師再問：「蔣介石召開的柳州軍事會議你知道不知道？」回答竟然還是不知道。張老師感慨萬分：「這麼說，你什麼都不知道？！」那人面不改色心不跳：「我不知道不等別人也不知道，反正有人研究這個問題！」 張老師對我們說，你看，這人一問三不知，居然也要談史，儘管人云亦云，信口開河，可他還在喊，還要叫，還在擺一副請命的姿態，由此可見，凡談及中國抗戰，必須要搞清楚國共兩黨的功過與是非。當然對世間任何事物的評述，都是允許各抒己見的，可以各說各的理。但問題在於，誰說得更全面、更客觀、更科學！這在史學上就是歷史和邏輯的統一。

　　言及此，張老師點燃了一枝煙，有滋有味地吸起來，然後不緊不慢地說：「不是不能說國民黨抗戰，也不是不能描寫國民黨在抗戰中的犧牲，但核心問題是要尊重歷史、尊重事實，尊重人民。不能把無說成有，把敗說成勝，把瘡疤說成鮮花 ！」

　　張老師說他最不滿意的就是，最近一段時間被炒得很熱的描寫國民黨抗戰題材的東西，基本上都是有悖於史實的。

　　譬如說――台兒庄。1938年3月15日，日軍第10師團瀨谷支隊（8000人左右）進攻滕縣，拉開了台兒庄戰役的序幕。隨著日軍的猛攻，當天就把駐守在城外的川軍124師打散了。16日，日軍開始攻城，川軍122師王銘章部堅守孤城，而奉李宗仁命前來增援的蔣介石的精銳嫡系湯恩伯部卻在進至距滕縣只有15公里的官橋后，36小時按兵不動，坐待122師全軍覆沒。

　　至17日黃昏，騰縣城破。18日，日軍轉攻湯部，湯的第81軍時駐官橋，忙東撤至嶧縣。日軍繼續南下，在沙溝擊敗湯的第52軍后直撲韓庄，輕而易舉地逼近大運河。此刻，日軍前進方向的台兒庄尚無國民黨的一兵一卒，瀨谷為解除後顧之憂，又於19日北攻嶧縣。湯部的兩個軍5萬餘人又急退至抱犢崮山區避戰。

　　張老師講到這裡，起身取來紅藍鉛筆。在紙上勾了一幅草圖並解釋道，這是中日兩軍對陣態勢圖。看著圖，他比比劃劃地說，迄3月15日瀨谷進攻滕縣，國民黨第5戰區在淮河以北有9個軍17個師（不含湯部），但是卻既沒有作戰線，也沒有陣地，如散沙般分置在津浦路滕縣――蚌埠、隴海路海州――開封兩側的魯南、豫東、蘇北和皖東北的廣大地區。而蔣介石自1938年1月初率湯恩伯在商丘設置行轅。到台兒庄戰役70多天中，對魯南前線未置可否，疏於備戰，險陷台兒庄於一槍不發即失落境地。 所幸的是，瀨谷北攻湯部折回來，用20―22日3天的時間在韓庄集結兵力，做南渡運河的準備。蔣介石才在李宗仁的懇求下，急調在信陽休整的孫連仲的第2集團軍（轄兩個軍，約2.5萬人），於19日乘火車連夜趕到台兒庄，利用瀨谷渡運河準備的三天時間完成了布防。 23日，瀨谷進攻台兒庄，台兒庄戰役正式打響。

　　張老師在草圖上標出湯部、孫部和瀨谷的位置后，又取出地圖冊，用三角板量出台兒庄和抱犢崮的距離，說：「你們看，45公里！瀨谷的指揮位置距台兒庄15公里，距抱犢崮30公里，其進攻正面，是孫部的2萬餘人；其背後，是湯部的5萬精銳；實為腹背受敵！然而，瀨谷看透了湯恩伯的內心世界，僅以1個步兵大隊（相當於營）監視湯軍，而傾其全力攻打台兒庄。至4月1日，由於孫部的頑強抵抗，瀨谷傷亡慘重，索性把監視湯軍的1個大隊也轉用於攻打台兒庄。湯恩伯畏敵如虎，噤若寒蟬，始終未敢一動。4月6日，瀨谷在死傷3000餘人後終於退卻，湯軍才加入戰鬥，截擊瀨谷，但還是被跑掉了3000多名敵人。」
孫連仲心裡清楚這一仗是怎麼打的。當他艱苦戰鬥時曾請求李宗仁：給第2集團軍留幾顆種籽，命令湯部恩伯出擊，李回答：我向湯恩伯多次下命令，他只聽老蔣的！……這一仗，孫部傷亡叄萬人，蔣介石不補一兵一卒，反而藉機撤銷了他的 2軍的番號，給他只保留了一個30軍。

　　難道歷史可以把王銘章、孫連仲他們流的鮮血記到老蔣的功勞簿上嗎？

　　如果我們的歷史要把一部分愛國的國民黨將士等同於整個的國民黨，豈不是也可以說「甲午海戰」是清廷對日作戰，徒為後人落下笑柄么？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4月10日日軍佔領豫陝邊界的重陽店，14年中，國民黨共喪失國土2753254平方公里――當時全國面積11174002平方公里（含外蒙）；丟掉城市970餘座――全國城市為1200座；拋棄同胞2.57億――全國人口4.5億。

　　在這個歷史時期中，國民黨有退無進，屢戰屢敗，300多個師打了八年，唯有台兒庄一役獲勝。但是蔣介石卻不願承認這一勝利。 講到這裡，張老師無比痛心地說，自人類社會出現戰爭以來，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曾與這個怪物結緣，打仗有勝有負「乃兵家常事」，但像國民黨這樣的失敗，哪能找得出第2例？這根本就不是中華民族抗戰的主流！美國援華人員經歷了這段歷史后說，「國民黨早已威信掃地，國民黨的軍事指揮『極為幼稚無能』。中國軍人很強的作戰能力完全被浪費了。」（見《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

　　緊接著，我們的話題又引向了崑崙關。 張老師照例先畫出了中日雙方的戰爭態勢圖，然後指點著說：「日軍攻佔南寧兵力是第5師團和台灣混成旅團。鑒於作戰地區的地理條件，第5師團戰前回日本神戶將自己的機械化裝備改為馱馬裝備，全部以輕武器上陣，配備的火力有營炮24門、團炮20門、反坦克炮16門、山炮20門、野炮20門，轄步兵12個大隊，連同台灣混成旅團的5個大隊，總兵力2萬餘人。」 1939年11月15日，日軍由欽州灣（亦稱北部灣）的企沙、龍門登陸，通過十萬大山，邊修路邊前進，沿途沒遇到任何抵抗，於24日佔領南寧。隨即以台灣混成旅團擔任欽州灣――南寧之間的道路修建，第5師團布置在南寧地區。時以3個大隊控制中越邊界的鎮南關（今睦南關），以1個大隊保護南寧――鎮南關的交通線，以兩個大隊佔領高峰隘並向武鳴方向警戒，1個大隊佔領崑崙關，1個大隊擔任崑崙關――南寧交通線的守備，另以3個大隊和師團直屬部隊趕修南寧飛機場，師團長手下控制1個大隊作為機動。

　　所謂的「崑崙關大血戰」國民黨軍隊進攻的目標，就是崑崙關上那1個大隊的日軍，約800人。 1939年12月17日（日軍佔領南寧后的第25天），國民黨軍開始反攻南寧，因崑崙關在南寧以北，為前哨陣地，因而首先交戰於此。是役國民黨軍出動第16集團軍（轄1個軍4個師）、第37集團軍（轄1個軍2個師）、第35集團軍（轄1個軍3個師）、第26集團軍（轄1個軍2個師）、第38集團軍（轄5個軍13個師），另有第43、第33師和4個獨立團，約相當27個師，總兵力25.4萬人。此外，還有1個工兵團、1個通信兵團、1個高射炮連、4個炮兵營和115架飛機（重轟炸機9架、輕轟炸機26架、驅逐機80架）。擔任主攻的是第38集團軍，突擊部隊杜聿明第5軍。第5軍轄3個師：第200師（師長戴安瀾），第22師（師長邱清泉）和榮譽第1師（師長鄭洞國），還有直屬戰車團和重炮兵，共計5萬餘人。於是雙方的兵力對比就是，10萬人的主攻部隊或者說5萬人的突擊部隊對800人的守備部隊。 經過40多天的強攻，日軍又增援了1個大隊，國民黨軍好不容易佔領了崑崙關前哨陣地，但日軍仍據守八塘，崑崙關的縱深陣地仍不能突破。

　　1940年1月24日，日本援軍第18師團和近衛混成旅團到達，28日向國民黨軍反擊。與此同時，2月2日，一小股日本軍沿崑崙關腳下的邕江襲占甘棠，第38集團軍馬上後撤，國民黨軍於2月4日結束了崑崙關戰鬥。 2月22日，在柳州軍事會議上，蔣介石非常惱火，將總指揮白崇禧和中央督戰大員陳誠給予降薪留職處分，將第38集團軍總司令徐庭瑤上將以下8個將官撤職查辦。

　　張老師說，連蔣介石都感到羞恥的戰鬥，竟有那麼一些人花3000萬元去拍電影，大吹大擂。我們說這種人恬不知恥，並不過分。

　　接下來，他扳起手指頭如數家珍般將一些被今人炒熱而為國民所矚目的中日之戰一一道出：那戰前會議、來往文電、戰役部署、戰局變化、傷亡繳獲等，無不細緻具體，鑿鑿有據。

　　張老師打了一個風趣的比方：「有位賣瓜人在一個已經腐爛了的瓜上發現了一點兒好瓤，便用刀尖把它挑起來高聲吆喝：『好瓜！好瓜！』。以這種態度去談抗戰，怎能接近真理？」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張老師又給我們展示了另一部分歷史。 1943年秋，日軍全線轉入戰略防禦，中國抗占已接近勝利。為挽救頹勢，日軍1944年4月，日軍發動了豫湘桂戰役，其目的有三：一、摧毀美軍設在中國的空軍基地；二、貫通中國大陸南北交通；三、吸引美軍在中國大陸決戰。

　　該戰役於4月18日打響，至同年12月10日結束，緊接著又在1945年春發動了一系列的攻勢。日軍臨死前的一搏中，國民黨軍先後丟掉了河南、湖南、廣西和福建等4個省的省會及200餘座縣城，近8000萬人民，遺棄美軍6個空軍基地和30餘座機場。


　　在國際反法西斯鬥爭即將勝利，中國抗日軍民已經進入戰略反攻的時刻，國民黨軍仍是如此不堪一擊，使日軍想占哪裡就能占哪裡，要做什麼就能做什麼，連美國總統羅斯福也被激怒了，把視線投向了延安，擬撥出5個師的裝備送給GCD抗日。1944年7月23日，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

　　對此，有人不以為然，高彈「文學不等於史學」。但實際上，廣大群眾在欣賞有關現代題材的文藝作品時，是把它作為「史」來接受的，於是，一盤清水被攪渾了，一部分群眾的思想也被搞糊塗了。

　　張老師說，海峽兩岸和解，可以不糾纏國共兩黨歷史上的恩恩怨怨，但並不等於可以對抗戰史做出隨心所欲的解釋。歷史是客觀造就的，人工是不可逆塑的。我 們的責任就等於把真實的歷史告訴人民！尤其對抗戰史要嚴肅認真，決不可「戲 說」。 臨別時，天色已晚，繁星滿天，我們在想，張老師的忠告不是多餘的。只有廓清 對抗戰史的種種誤解，才能使明年的抗戰勝利五十周年紀念活動轟轟烈烈、健康 活潑地進行，在下一代人身上產生深遠的影響。

周恩來總理有句名言：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

政治上這樣做，解讀歷史也是這樣：從前說蔣介石消極抗日，從來不提「國軍」抗過日；後來反過來說……

　　重評1944年中國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

　　溫銳 蘇盾

　　對1944年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評價,史學界過去都持否定的態度。隨著對抗日戰爭研究的深入,我們認為對此有重新認識的必要。本文打算從1944年正面戰場的戰略意圖、戰場得失以及它客觀上對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勢力的影響三個方面入手研討,作一嘗試。

　　一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蔣介石被推選為盟軍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中國軍隊與盟軍正式開始直接協同對日作戰,中國戰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要戰場之一。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新的歷史轉折時期,歐洲、太平洋兩大反法西斯戰場同步轉入戰略反攻階段。對日實行全面抗戰已堅持和苦熬了六年多的中國戰場,這時也正處於由戰略防禦向戰略反攻轉變的過渡階段。為了迎接反攻作戰的到來,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已著手籌劃和制訂後期的戰略方針。

　　蔣介石明確談到對日抗戰轉折點和反攻的到來,是1944年2月的第四次南嶽軍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他說:「到今天,又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就是第二期抗戰已將結束,我軍向敵反攻決戰的階段——第三期抗戰開始的時候到了[1]。」蔣介石這裡所說的「反攻」,自然並非說中國戰場1944年立即就可開始戰略反攻。他指的是在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場已進入戰略反攻和英、美輕視中國戰場戰略作用的情況下,中國戰場所面臨的新局勢。但是,這裡值得重視的,是蔣介石認識到了中國第二期抗戰「已將結束」,中國抗戰已來「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上。這對中國戰場制定配合整個太平洋地區盟軍的戰略反攻和中國戰場完成向戰略反攻階段的過渡的戰略方針有重要的意義。

　　還在1943年11月,國民政府軍委會軍令部與蔣介石就提出:「國軍總反攻,以配合盟軍行動為有利」,反攻的時間,「預期當在收復宜沙及緬甸以後」,「各戰區未發動攻勢前,仍依定守勢計劃實施」[2]。這裡明確了配合盟軍反攻作戰,爭取中國戰場向戰略反攻發展的戰略方針,並指出了實現戰略轉變,開始反攻前應達到的戰役目標。進入1944年,上述戰略意圖進一步清楚。當時,雖然英、美在德黑蘭會議之後出爾反爾,改變開羅會議前後中、英、美達成的聯合作戰協議,中國方面仍以大局為重,一面增調精銳之師加強中國駐印軍的緬北攻勢,一面於5月中旬發動了遠征軍的反攻滇西作戰。6月,中國軍隊一面在滇西、緬北對日軍進行反攻作戰,一面又在湖南地區抵抗力圖全力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日軍。這時,蔣介石在給朱紹良的電文中認為:「國軍以確保抗戰基地及國際交通之目的,決以第一線兵團廣領前方要地,行戰略持久戰……見機再轉入攻勢[3]。」與此同時,軍令部擬訂的《國軍今後作戰指導計劃大綱》也指出:「國軍以鞏固重慶、昆明,確保抗戰基地及國際交通線之目的,以第一線兵團廣領前方要地,行戰略持久戰,並先機控制有力兵團於六盤山、秦嶺、巴山、鄂西、湘西、桂東、滇西各要隘,竭力加強整訓,增築工事,嚴防敵奸之侵入,見機再轉入攻勢。[4]」這裡的「確保」「國際交通線」所指,乃為配合盟軍行動的滇西、緬北反攻作戰。據此可見,正面戰場1944年所取戰略實質仍是防禦性質,處於從防禦到反攻的過渡階段,以國民政府最高領導的戰略意圖尤其是正面戰場戰局的實際發展論,正面戰場的戰略則可概括為「東守西攻」戰略態勢。這一戰略態勢的具體內容是:以由重慶為中心的西南大後方為基點,東線採取守勢,控制好各戰略要隘,行持久戰略,確保抗戰基地;西線採取攻勢,與盟軍一道反攻滇西、緬北,以求打通國際交通線,解除1942年以來國民政府所受日軍東西夾擊之苦,增加外援,增強中國軍隊作戰能力,加速反攻的到來。

　　對於1944年國民政府的對日作戰,以往史書一般概括為「保存實力,消極抗日,坐待勝利」。這一概述,除忽視了從整個中日戰局來把握國民政府的對日戰略外,尤其未能注意到事實上形成的「東守西攻」的戰略態勢。

　　首先,實施滇西、緬北反攻,實為中國戰區戰略態勢轉變的關鍵。1942年,日軍攻佔緬甸,切斷滇緬公路后,中國政府後方基地與盟軍聯繫的唯一交通要道即被日軍切斷。雖然美國隨即開闢了飛越喜馬拉雅山的駝峰運輸線,然中國外援已急劇減少,尤其是最急迫的物資如汽車、火車、大炮、戰車與其他重裝備,完全無法運到中國。日軍進而由緬甸攻滇西,侵佔畹町、隴川、龍陵、騰衝等縣市,與東線日本中國派遣軍對中國境內的正面戰場構成東西夾擊之勢,給國民政府造成極大的軍事壓力。進入1944年,中國人民已堅持了近七年艱苦的對日抗戰,若能與盟軍配合,實施滇西、緬北的反攻,擊敗滇西、緬北日軍,既能解除二年來被日軍東西夾擊之苦,又能「打通中印交通,使美國援華物資大量輸入」,從而緩解中國抗戰的嚴重困難,增強與提高中國軍隊的戰鬥力,「以便及早完成中國總反攻之準備」[5],和向戰略反攻階段的過渡。可以說,反攻滇西、緬北,成了當時中國戰區戰略轉變的關鍵。正因為這樣,蔣介石對於實施滇西反攻,重開緬甸戰場,一直非常關注,十分積極。1942年下半年即提出反攻滇西、緬北的計劃,並多次積極努力地爭取中美英共同重開緬甸戰場。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上,一項重要的議題,就是協商和制定中、美、英聯合在緬甸作戰的戰略。蔣介石在會上強調:日軍在亞洲大陸的「生死戰場有三:一為緬甸,二為華北,三為東北」。「吾人須知,敵人決不輕易放棄緬甸,蓋敵人如在緬甸失敗,則彼在華南、華中皆將不守也。[6]」在蔣介石的軍事戰略中,緬甸戰場被重視可見一斑。

　　然而,英、美本應與中國共同開闢緬甸戰場,承擔部分亞洲大陸的抗日義務,但英國出於民族利己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考慮,始終堅持反對與阻撓的態度。美國雖與英國不同,但也因「先歐后亞」戰略而犧牲中國利益,遷就英國。所以,中、美、英共同反攻緬甸,重開緬甸戰場的計劃提出之後,一拖再拖而被擱置,致使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兩年時間左右,中國仍然獨力支持亞洲大陸的對日作戰。只是由於蔣介石的一再堅持和中國軍隊在滇西的大量集結和全面投入,開羅會議終於同意重開緬甸戰場,中、美、英才達成在緬甸聯合協同作戰的協議。雖然後來又幾經周折,但中美英盟軍對滇西緬北的日軍終於形成東西夾攻之勢。中、英、美協同重開緬甸戰場,對中國戰場戰略態勢的轉變,無疑有重要影響。

　　其次,中國戰場東、西兩線敵我力量的對比情況,促使中國戰區形成「東守西攻」戰略態勢。

　　1944年初,日軍在中國大陸有130萬兵力,仍然具有較強的戰鬥力。國民政府軍隊在數量上雖佔有優勢,但綜合戰力遠遠低於日軍,而且為了準備滇緬反攻的需要,國民政府把大量美援投入西線戰場。國內各戰場的軍力與日軍相比,仍然處於劣勢,無法也不可能對日軍實施戰略反攻。但是中國西攻滇緬,給後期整個中國抗戰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隨著滇緬戰場的勝利,重慶政府擺脫了長期以來遭受東西夾擊的局面,這就為1945年春東線戰場反攻態勢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相反,在滇緬戰場上,情況卻迥然不同。自1942年6月第一次緬戰失敗后,蔣介石為推動英、美共同重開緬甸戰場,一直積極部署在滇西、緬北的反攻。在滇西經過政府整訓並用美械裝備的中國遠征軍就達40萬之眾[1],這是當時國民政府軍隊中最為精銳的部隊。在印度方面,原中國駐印軍有3萬餘人。1944年春為實施滇緬反攻,中國政府又增運2師兵力加強中國駐印軍的戰鬥力。這些部隊同樣是清一色的美械裝備和經過整訓的部隊,也是當時中國戰鬥力最強的軍隊之一。另外,中國滇西反攻,與整個緬甸作戰連為一體,是中、美、英盟軍協同作戰的地區,美、英軍隊的力量應計算在內。在這裡,英軍有第十四集團軍所轄第十五、第四、第三十三軍。美國則派有3000餘人組成的志願突擊隊「G字軍」。北非戰役結束后,美、英視線開始東移,軍隊不斷增加,到1944年4月英軍又增加第十五、第二十八、第三十三集團軍。同時,盟軍在這些地區的空軍有730架飛機,還有1000輛坦克和戰車。

　　日軍在滇緬的軍隊,到第二次緬戰前為5個師團,雖然到1944年4月增加到11個師團(兵力達30餘萬人),飛機數量220架(1943年12月),但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在滇緬戰場,以中國軍隊為主力的盟軍軍事力量實已大大超過日軍,日軍完全處於劣勢。這就促使中國戰區形成取「西攻東守」戰略態勢。在滇緬戰場與盟軍協同作戰,驅逐日軍出國門,打通國際交通線,以達到加大盟國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徹底改變中國戰場被動防禦局面,完全是可行的。

　　第三,「東守西攻」適應並配合了整個太平洋戰場的戰略要求。

　　1943年春,美軍在太平洋戰場開始轉入全面反攻。5月,美、英在華盛頓舉行「三叉戟會議」,決定在北部、中部和西南太平洋同時發起進攻。其中,中部和西南太平洋反攻預期在菲律賓會合。6月,西南太平洋盟軍開始反攻。11月,中太平洋盟軍開始反攻。到1943年下半年,美軍由於裝備了遠程航空母艦和遠程戰略轟炸機B29,已掌握了太平洋上的制海權和制空權,可以從中、南太平洋上直接攻擊日本本土。美、英在太平洋上的軍事進展極為順利。鑒於此,1943年8月,在魁北克會議上盟軍確定擊敗日本的最佳路線是中太平洋,而中國戰場的任務是「配合太平洋攻勢」[2]。1944年5月,馬歇爾致電史迪威說:「我們已經決定,在中國和東南亞的軍事行動應服從於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主要行動,我們認為你近期在中國的主要使命是指導進行最有效地支援在太平洋抗擊敵人的軍事行動。[3]」電文明白無誤地道出了盟軍戰略上對中國戰場的要求。而中國戰場「東守西攻」戰略態勢適應了盟軍遠東戰略的需要。首先,西攻滇緬,既能打破日軍「絕對防衛圈」的西部戰略支點,徹底解除日軍對盟軍反攻基地印度的進壓之勢,並威脅東南亞日軍的後路。其次,西攻和東守都可把日本南方軍和日本中國派遣軍吸引和牽制在中國東西兩大戰場,使其深陷中國抗戰的泥潭,無法增援在太平洋上與美軍作戰的日軍,從而減輕盟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阻力。

　　不應忽視的是:在「東守西攻」戰略態勢下,蔣介石及其統帥??辟經法屬印度支那與南方軍的聯繫,并力圖摧垮中國抗戰陣營。然而,當日軍已兵臨鄭州,大舉進犯之時,國民政府軍令部和第一戰區指揮官卻仍然是「依據以往豫南會戰和鄭州會戰的經驗」擬訂作戰計劃[4]。美國駐重慶武官則認為:「日軍在河南的攻勢不過是春季演習,日軍很快便可退回原防地。[5]」而史迪威則斷言:「日軍沒有具備在華大舉進攻的能力。[6]」蔣介石及中國戰區的高級指揮官們對日軍的戰略意圖遲遲「未能做出準確判斷」[7],使東守戰線出現破綻和漏洞,給日軍實施「一號作戰」以可乘之機,進而造成了豫湘桂的大潰敗。但是,我們還應看到的是,當時已是困獸猶鬥的日軍,除對美軍從太平洋直攻日本本土的戰略意圖把握不當外,在中國戰區,則未能有力應對盟軍在滇西、緬北的反攻,故亦未能挫敗中國的「西攻」。

　　二

　　1944年,國民政府軍隊在東線正面戰場和西線滇緬戰場與日軍進行了空前大戰,結果一勝一負。如何準確地認識與評價整個1944年的正面戰場,關鍵是將東西戰場視為一體,以此分析中、日雙方1944年戰略實施的成敗和對亞太戰局的影響。下面我們就此進行具體探討。

　　(一)從東西兩線得失看,整個正面戰場還是得大於失。中日軍隊在東線進行豫湘桂大戰時,也是雙方在西線滇緬戰場拼殺之際。以時間表排列出兩個戰場的戰事,則明顯反映出整個中國戰區戰局的演變和戰略的特點。

　　1944年中國戰區國民黨東、西線戰況

　　西線：1943年10月中國駐印軍(簡稱駐印軍)與美英聯合開始反攻緬北。1944年3月29日,中國駐印軍結束胡康河谷戰役,同時進軍孟拱河谷。4月1日、15日,國民黨第五十、第十四師自滇西空運緬北孟關等地,增強中國駐印軍戰鬥力。4月中旬:國民政府軍令部已制訂中國滇西駐軍策應中國駐印軍反攻滇西的作戰計劃。5月11日,中國滇西遠征軍(簡稱遠征軍)強渡怒江,發動全線反攻。5月17日,駐印軍與美軍佔領密支那機場。6月10日,遠征軍進攻龍陵。6月15日,駐印軍攻克加邁。6月16日,駐印軍攻佔卡盟。6月18日,駐印軍佔領孟拱外圍各據點。6月25日,駐印軍佔領孟拱,控制緬北整個戰局。日軍傷亡2萬6千人。7月7日,駐印軍向密支那發起總攻。7月中旬駐印軍攻入密支那市區。7月12日,遠征軍合圍騰衝,23日,掃清騰衝外圍日軍據點。8月2日,遠征軍總攻騰衝。8月5日,駐印軍攻克密支那。9月14日,遠征軍占騰衝。11月3日,遠征軍占龍陵。11月20日,遠征軍佔領芒市。12月1日,遠征軍克遮放。12月15日,駐印軍攻克八莫。12月下旬,滇西中國軍隊與緬北遠征軍連日大捷,攻克邦渣、馬王、勞文、壘允、盤康等重鎮。1945年1月20日,遠征軍克畹町。1月27日,遠征軍和駐印軍會師芒友,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東線：1944年4月17日,日軍發動「一號作戰」的河南戰役。4月22日,鄭州失陷5月26日,洛陽失陷。5月27日,日軍集36.2萬大軍開始長衡戰役。6月3-14日,在瀏陽及附近,國軍第二十、七十二、五十八軍與日第三、十三師團大戰,瀏陽失守。6月14-18日,日軍進行長沙會戰,長沙失守。6月20、21日,醴陵、株洲、湘潭、湘鄉失陷。6月23日,衡陽保衛戰開始。6月30日,日軍占衡陽機場6月28日～7月2日,日軍第一次總攻衡陽失敗。7月12日,蔣介石令第六十二、第七十九軍、第六十三師解衡陽之圍,失敗。7月中旬,日軍第二次總攻衡陽失敗。7月25～29日,蔣組織第六十二軍、第七十九軍、第四十六軍、七十四軍各一部第二次解衡陽之圍失敗。8月4日,日軍第三次總攻衡陽。8月8日,日軍攻佔衡陽。8月底,日軍開始柳桂戰役。9月14日,日軍佔領全州。11月10、11日,桂林、柳州陷落。11月24日,南寧陷落。12月20日,日軍會師綏淥,打通了大陸交通線。

　　根據東西兩線作戰的時間表,我們不難發現如下特點:

　　1.由於日軍發動「一號作戰」,中國軍隊在東西戰場都進行了空前的大戰,不僅在西線戰場向日軍不斷發起猛烈地反攻,而且在東線對日軍大舉南犯,進行了一系列頑強的抵抗。其中衡陽保衛戰,苦戰歷時47天,成為抗戰時期中國軍隊固守時間最長的守城戰例。國民政府軍隊在東線戰場是節節失利,同時,在西線則是連連勝利。

　　2.東、西戰場的一些重大戰役幾乎同時進行。1944年6月25日,日軍開始進攻衡陽,中國駐印軍攻克孟拱,打開了通向密支那的道路。中國駐印軍決定於「七七」紀念日全力以赴猛攻密支那這一戰略要地,7月12日,中國遠征軍合圍滇西重鎮騰衝;8月5日, 中國駐印軍攻克密支那;這時,日軍亦在7月8日第二次總攻衡陽,8月8日攻佔衡陽。9月14日,日軍攻佔全州,中國遠征軍同一天則攻克騰衝。12月20日,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一個月後,中國軍隊則完全打通中印公路。

　　3.通過東西兩線作戰比較,我們發現國民政府對西線戰略要地進攻的重視,超過對東線衡陽、柳桂等軍事重鎮的保守。在長衡會戰時,日軍曾設想:衡陽失守前後,在雲南的中國遠征軍,約有半數六個軍(十六個師內外)可能調往湘桂方面[1]。1而國民政府方面,則如陳誠所說,當衡陽戰事吃緊之時,國軍「不難調回緬北勁旅,以求戰局好轉,然以整個戰略所關,不願使滇緬路之打通,功虧一簣」[2],故而遠征軍堅持西線滇緬戰場對密支那、騰衝、龍陵日軍的進攻,不為所動。可見國民政府在整個戰役中,對置於戰略核心地位的西攻的重視。

　　東線的失敗與西線的勝利,對整個正面戰場而言,孰輕孰重?

　　東線的豫湘桂大潰敗無疑是正面戰場後期空前的一次慘敗,給中國抗戰以極為不利的影響。但是,從戰略上來看,東線的失敗並不是一個關係到當時中日戰爭全局戰略的失敗。雖然豫湘桂大戰千里潰退,失地20餘萬平方公里,損失五六十萬大軍;美軍西南空軍基地桂柳丟失;日軍打通了大陸交通,但這對中國軍事戰略來說,並不是致命打擊。戰役之後,中國後方基地在東線的軍事戰略要隘除桂東外,都仍牢牢地控制著。隨著中國軍隊戰役后的重新布置,它堅持住了東線戰場,與日軍形成新的相持,國民政府沒有出現日軍希望的那種衰亡的局面。

　　再看西線,由於抓住滇緬戰場對中國戰區有決定意義的戰役,全力投入,西攻成功地從全局上扭轉了緬甸戰役失敗后抗戰的不利局面,「開創了大陸反攻的新階段」[3]。首先,滇緬戰役之後,美援物資大增,從印度空運雲南的物資,由原來每月幾千噸增加到6月1.8萬噸,至11月為3.9萬噸。1945年2月中印公路通車后,公路運輸每月6000噸,地下油管每月4.4萬噸,大量戰略物資的輸入,給國民政府抗戰提供了較充足的物資補充。

　　二)東守西攻實現了配合和支援盟軍在太平洋戰場反攻的目的。首先,1944年中國軍隊在東線戰場的作戰,吸引和牽制了大量日軍在亞洲大陸,減輕了盟軍在西南和中太平洋反攻的阻力。在亞太戰場,以中國戰場日軍兵力最龐大。日軍在西南、中太平洋每況愈下之時,不斷從中國戰場調兵增援,據載,自太平洋戰爭開始到1943年秋已達13個師團[1]。然而,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的豫湘桂戰役,是日本戰史上一次規模空前的大戰役[2],其投入的部隊前後達51萬,其中,僅長衡戰役就達36.2萬。而為實施「一號作戰」,原計劃調往太平洋戰場方面的軍隊和準備作為大本營預備隊兵力的軍隊(如日軍第十一軍的第三、第十三師團計劃調太平洋戰場,第十一軍第三十九師團、第十二軍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師團和坦克第三師團作為大本營預備隊待命)[3],都不得不留在中國戰場。這有利於太平洋美軍的反攻。蔣介石在「七七」抗戰七周年紀念日闡述了中國東線豫湘桂大戰與太平洋戰場的關係,他說:「我們正應該在它(日本——筆者注)傾巢來犯的時候,發揮我們忠勇堅忍的精神,吸引它的多數兵力,盡量打擊,通過陸續增援,使它的損失增加到最大限度,我們吸引它(的)陸軍的兵力愈多,愈可便利盟軍在日本本土附近島嶼上的進攻,及早把戰爭帶到它的三島本土。所以我們今天在中國戰場上的防禦戰,其意義決不是消極的,而是最積極也是最有價值的戰爭,我們必須努力苦戰,戰到倭寇心臟部的崩潰,以促其全體的覆亡。[4]」中國東線戰場對迅速打敗日本法西斯的潛在作用,是無法估量的。沒有國民政府軍隊的「苦戰」,美軍在太平洋上的勝利,必定要經歷一番更加慘烈的苦戰和重大的犧牲。其次,以國民政府軍隊為主力在西線滇緬戰場的反攻,摧毀了日本在緬甸的戰略支點,保障了美軍在西南和中太平洋反攻作戰的側翼安全。西線滇緬戰場由於中國軍隊與盟軍的英勇作戰,打敗日本30萬大軍,這一勝利使印度、緬甸和中國西南後方連成一片,粉碎了日軍由緬甸西犯印度的企圖,壓迫著越南、泰國的日軍和深入中國大西南的日軍,使日軍無法轉身對美軍在西南和中太平洋的作戰構成威脅。

　　(三)日軍1944年的豫湘桂大戰無疑是勝利了,但其戰略目標,則是完全失敗了。第一,「一號作戰」重要目標是摧毀美空軍西南基地,打通大陸交通線,以便南方戰略資源能輸往日本。雖然它攻佔了平漢線、湘桂線和粵漢線,攻佔了美空軍的西南部分基地, 但無法阻止美空軍的轟炸。「美空軍雖然相繼喪失了前方基地,但轉換基地繼續活動,自11月份起更加大了對交通幹線的轟炸」[1],「對京漢、津浦、粵漢、湘桂各鐵路和長江航運的干擾日趨嚴重」[2]。由於美空軍對其交通線的轟炸;由於滇緬戰役的勝利,國民政府軍隊對大陸交通線側翼的威脅;由於中共軍隊在敵後攻勢作戰的加強;日軍打通的大陸交通線實際上處於癱瘓狀態,無法使用。日軍希望通過「一號作戰」,打通大陸交通「來彌補海上交通的不安全」[3]的目的歸於失敗。第二,「一號作戰」的重要方針是「擊潰」國民政府軍,「尤其是中央軍」[4],但到其作戰後期,鑒於兵力,只規定粵漢作戰以占粵漢線南部和摧毀遂贛美空軍基地為主,「其次才是殲滅野戰軍」[5]。這說明在國民政府軍的抗擊?於希望通過綜合戰果,促使國民政府衰亡,更是夢囈趨向惡化,連本土也受到了威脅,中國大陸的日軍湘桂戰役,這對本已力不從心的日軍來講,無疑增添了新包袱。日軍從中國各戰場抽調重兵,導致原佔領區兵力單薄、「治安惡化」,而日軍傾全力發動豫湘桂作戰,與中國軍隊在豫湘桂地區「惡戰」,又導致在華日軍戰鬥力下降。《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曾指出:「豫湘桂作戰結果,各兵團的戰鬥力急劇下降。」以日軍戰鬥力最強的第十一軍為例,「現在師團的戰鬥力,第一線師團,只相當於一個聯隊的戰鬥力」[6]。作戰結果,不僅日軍戰鬥力遭到嚴重削弱,而且使其在大陸的作戰重心更加偏西,戰線進一步擴大,兵力更形分散,加速了其敗亡的到來。因此可以說,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不僅沒有在實質上達到其戰略目的,且大大增加了侵華日軍自身的困難。有人以豫湘桂戰役的終結作為中國抗戰的轉折[7],我們認為確有見地。

　　正因為日軍的「一號作戰」方案在戰略上本是一種嚴重失誤,豫湘桂戰役實質上沒有也不可能實現「一號作戰」的戰略目標,所以,日本戰史對日軍豫湘桂戰役亦有微詞:「湘桂作戰對於中國一大打擊,自為不爭事實」,然而「卻因太平洋美軍已進中國東海、南海,日本支那派遣軍主力卻深入中國大陸偏西地區,面對美軍自東來攻態勢,日軍顯已入於不利狀況,故日軍突進桂林、柳州地區的意義何在?實在值得檢討」[8]。

　　總之,1944年正面戰場雖因東線戰場的潰敗而出現了危機,但「西攻東守」的結果,不僅有力地配合與支援了盟軍在太平洋地區的作戰,且使日軍當年的戰略意圖完全落空,因而,就1944年的中國正面戰場得失來看,總的說是得大於失。經過1944年的中日大戰,正面戰場的敵我戰略攻守態勢發生了質變,1945年發生的湘西會戰便是一個明證。美國《紐約日報》當年曾評論說,湘西會戰「可視為中日戰爭轉折點之暗示」。東線戰場的局部反攻亦由此展開,直到抗戰勝利。

　　三

　　1944年東線戰場的潰敗,曾造成了當時後方大西南一片混亂。東線戰場的失敗一時成了國內抗戰勢力注目的焦點,使國民黨的統治受到嚴重威脅和動搖。蔣介石驚呼「八年抗戰之險惡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1]。正因為這一潰敗,促使中國的抗日民主運動更加彭勃高漲。以中共為首的抗日民主革命力量為了使中國抗戰能朝更健康方向發展,提出了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要求。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戰中的領導地位進一步跌落,其統治陷入空前的危機之中。因此,1944年「東守西攻」的結局,我們可以說,西攻的勝利是中國戰區關係戰略全局的勝利,同時也可以說,東線豫湘桂的大潰敗對國民黨統治來說則是帶全局性的失敗。就國民黨方面來說,東線的失敗,一方面造成國民黨統治的政治危機,另一方面,其東線戰場防守戰略的失著,客觀上卻便利了以中共為首的革命勢力在中原地區的發展。它對戰後國民黨統治的影響甚大,蔣介石在這種對其不利的苗頭出現后表示反思也就不難理解了。

　　首先,日軍實施「一號作戰」,集中侵華日軍(中國派遣軍)80萬的2/3兵力於東線正面戰場[2],大大減輕了華北、華中共產黨抗日根據地的壓力,使中國共產黨終於渡過了「熬時間」[3]的苦難階段並得以迅猛發展。

　　為實施河南會戰,日軍從華北抽調了1/2的兵力:從山東調走第三十二師團、獨立第七混成旅團,共25000人,佔山東日軍兵力的一半[4];從晉冀魯豫地區調走了第六十二,第一一六師團等[5];從晉綏地區抽調了第五十九旅團,獨立第四混成旅團[6];從晉察冀地區調走了第六十三師團主力[7]。這樣,華北地區日軍數量大大減少,雖增編了新師團、旅團,但戰鬥力「大不如前」[8]。日軍為發動豫湘桂戰役,不惜「犧牲」其佔領區的治安而大抽兵的結果,給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帶來有利的時機。當時的晉察冀邊區政府就指出:「雖然敵我力量還未起根本變化……但目前敵後形勢正是一個空隙,對我十分有利,應抓緊時間,進行開展與收復新地區工作。[9]」各根據地都抓住這一「空隙」,展開攻勢作戰,使華北各根據地面貌一新。晉察冀根據地1944年作戰4400次,殲敵偽4.5萬人,拔除敵據點1600個,收復村莊5000個,形勢大為改觀,尤其是冀中的局勢比1942年「五·一」大掃蕩前還好。1944年的晉冀魯豫邊區,斃傷日偽3.8萬人,俘3.5萬人,收復縣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萬,收復國土6萬多平方公里。這一年的山東根據地,殲敵偽3.6萬人,收復縣城8座,解放同胞500萬,光復國土9.7萬平方里,使魯中、濱海兩區連成一體。

　　同樣,在華中敵後抗日根據地,由於日軍為長衡會戰,不僅集中了第十一軍全部,第十二軍的一部,連第十三軍亦進行戰略協同,除直接派遣軍隊作戰外,還在浙贛戰場進行配合行動,這樣,華中地區的新四軍乘勢展開攻勢作戰。經過一年的努力,蘇中、蘇北兩大根據地聯為一片,淮北、淮南等根據地亦有新發展。

　　其次,因國民政府軍隊在豫湘桂大潰敗和日軍對新佔領區的立足未穩與力不從心,客觀上造成了中共革命力量得以向新敵後發展的有利局面。

　　中國的抗戰開始之後,由於敵強我弱等方面的原因,日軍侵佔了中國大片國土,摧垮了國民政府在當地的統治。然而,日軍只能佔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並無力量佔領中國廣大的小城鎮,尤其是廣大農村。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及時深入敵後,尤其是廣大敵後農村,有力地開展敵後抗日游擊戰爭,打擊日軍侵略者,進而也使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得到了極大發展。可是,到1940年以後中共開展的敵後抗日游擊戰爭面臨極大困難。然而,到1944年,日軍傾全力發動豫湘桂戰役與國民政府軍隊的新潰敗,又一次給予中共發展敵後游擊戰爭和新根據地的機會。所以,在豫湘桂戰役期間,中共及時地抓住這一新的機遇,制定了向南發展的方針,基本意圖是發展以豫西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以五嶺為依託的湘、桂、粵、贛地區,以浙東為中心的蘇浙地區。7月25日,中共確定進軍河南敵後的戰略部署:以八路軍太岳、太行區派軍進入豫西,開闢根據地;冀魯豫軍區派兵南下,擴大豫東根據地;新四軍五師開闢豫南抗日根據地;新四軍四師恢復豫皖蘇邊區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迅速向河南敵後挺進,廣泛開展抗日游擊戰爭,開創中原地區抗戰新局面,先後創立了以偃師、鞏縣、新安等為中心的豫西根據地,以睢縣、杞縣、太康等為中心的豫東根據地,以及在汝南、信陽、舞陽間的豫南根據地,進而又恢復了豫皖蘇邊區。遵照中共中央新布置,11月,以王震為首的南下支隊組成,沿湘鄂贛南下,到1945年4月創立了湘鄂贛邊區。與此同時,新四軍還發展了蘇浙皖邊區與浙江沿海抗日根據地。

　　再次,由於國民政府軍東線戰場的潰敗,給國民黨戰後壟斷受降造成了戰略上的困難,而給中共爭取和保衛抗日勝利果實以有利的戰略態勢。

　　國民政府軍隊從豫湘桂潰退後,丟失了華中戰略要地。中共審時度勢,6月提出控制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周圍地區的戰略,7月下旬正式確定實行南下戰略,乘勢創造於我更為有利的戰略態勢。在河南,八路軍、新四軍密切配合,相互策應,開闢了豫西,發展了豫南,擴大了豫東,恢復了豫皖蘇邊區,使華北、華中與陝甘寧邊區的聯繫更加密切,完成了「綰轂中原」[10]的戰略任務。它和湘鄂贛邊區、蘇浙皖邊區一道,組成有機整體,實現了中共「在河南及湖南、湖北築一道堤,準備用這道堤堵住國民黨從西南面衝來的反共反人民的逆水[11]」的意圖。這些根據地對中共軍隊控制由西南通向華北、華中的戰略要道,鉗制津浦、平漢、粵漢、隴海等鐵路幹線,威脅日軍佔領的上海、南京、杭州、武漢、鄭州、徐州等大中城市與戰略要地,有極端重要的戰略價值。

　1944年,中共領導的抗日民主力量的發展和有利於它的戰略態勢的形成,與國民政府的抗日戰略實施所造成的敵我戰略態勢是息息相關的。正如中共高級將領程子華所說:八路軍的進攻是「間隙」作戰,是乘日軍兵力空虛時的進攻。日軍「如果把1月(1944年——筆者注)開始所抽調的兵力全部轉回,則我們的困難就會多些」[12]。如果國民政府戰略上不是積極實施西攻,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東線,與日本中國派遣軍在豫湘桂爭奪與周旋,這也將給中共奪取河南、湖南、湖北等省戰略要地的周圍地區,帶來更大的困難。國民黨軍隊1944年「東守西攻」,以及她抵抗了日軍戰史上最大規模的作戰,給中共敵後抗日戰爭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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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書局1982年版,第107頁。

　　[2] (日)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第四冊,張玉祥等譯,原書房發行,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361頁。

　　[3]《大東亞戰爭全史》第三冊,第1194頁。

　　[4]《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河南會戰》(上),第8頁。

　　[5]《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第1卷第1分冊,第12頁。

　　[6]《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第1卷第1分冊,第106頁、105頁。

　　[7] 胡德坤:《中國抗戰與日本對華政策的演變(1941—1945)》,載《世界歷史》1985年第9期。

　　[8] 吳相湘:《中國對日總體戰略及若干主要會戰》,載《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戰場》(史料選編)第1冊,浙江省中國國民黨歷史研究組編印,第228頁。
　　[1]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第1062頁

　　[2]《軍史資料》1987年第4期。

　　[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212頁。

　　[4] 龔古今等:《中國抗日戰爭史稿》下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頁。

　　[5] 同上,第196頁。

　　[6] 同上,第232頁。

　　[7]《華北治安戰》下冊,第417頁。

　　[8] 龔古今等:《中國抗日戰爭史稿》下冊,第232、196頁。

　　[9] 河北省社科院歷史所等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1頁。

　　[1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頁。

　　[11]《任弼時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頁。

　　[12] 程子華:《關於冀中形勢問題》,載《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1冊,(文獻選編)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9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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