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利之辨，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化的大陷阱

黎 鳴
孔子之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篇》），在中國開闢了兩千多年來儒家以及中國人的對「義」、「利」之辨。圍繞著此義利之辨，從而展開了中國人自認為高妙而悠久的文化。諸如「中國乃文明禮儀之邦」之說，即大體來自此辨——中國人好義，而不好利。而我要說，正是此「義利之辨」，事實上構成了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化的大陷阱。

何為大陷阱？即人們一旦陷入，便永遠都難以爬出來的大陷坑。

為什麼這麼說？

何為義？按照義的繁體字解，即美我，換句話說，即人們的愛人以誠的道德情感。

何為利？按照利的說文解字，即用刀割下來的禾，換言之，即人們可資生活用途的財貨。

用義與利辨，無論義勝利，還是利勝義，除了兩敗俱傷，全都有害於人生之外，別無它獲。而且更糟糕的是，中國人中的君子變成了偽君子，中國人中的小人變成了真小人，除了這兩種人，中國沒有第三種人。由此，才真正可以讓我們看到，「義利之辨」之所以會造成中國文化長期以來的巨大悲劇陷阱的根源。

從今天的邏輯學的視角看，我們也已顯然知道，在一個二元論的系統內，它將永遠都不會有對自我進行正確判定的能力，也即它永遠都只能是一個不完全的系統。如何才能夠形成一個真正完全的系統呢？

今天的明眼人一下即可看出，「義」與「利」之外，尚缺一個「理」。如果有了理，義利之辨就再也不會只造成兩敗俱傷，而只單純構成對中國人的傷害了。

何為理？即真理之理、公理之理，尤其是如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談到的「三大公理」：人人在政治人格上的平等的公理；人人在經濟行為上的自主的公理；人人在文化思想上的自由的公理。

中國人缺理，不只是因為孔子不曾講「理」，更有甚者，孔子還以「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直接阻撓，乃至扼殺了上述的三大公理。

何為天命？天命即維護社會中人們貴賤等級的「禮儀」，後來的宋儒更喻之為「天理」；

何為大人？大人即老百姓的當然的主人；

何為聖人之言？聖人之言即可以完全用來取代老百姓的頭腦思維、言論，從而完全遮蔽老百姓的頭腦思維、言論的東西。說白了，畏天命，直接否定了人人在政治人格上的平等的公理；

畏大人，直接否定了人人在經濟行為上的自主的公理；

畏聖人之言，直接否定了人人在文化思想上的自由的公理。

俗話說，做人要有理、有利、有節（義），方可成人。這很容易解釋，首先要有了真理，然後才能有善利，再後有了善利，才能有美義（道德情感）。無論怎麼說，真理都必須是要打頭講，並且應打頭爭的東西。令人極端遺憾的是，中國人偏偏自孔夫子以來就把這個「頭」給丟掉了，而自漢代以來，偏偏我們還要「獨尊儒術」，這不是最要了中國人的「命」么？更又可悲的「偏偏」，中國人直到今天，也不知好歹，還又要把儒家、儒學繼續「唱」到死，把無真理之「頭」的「國學」堅持到死。我真不知道，中國人的愚蠢將到何時才能最後終止！我不信上帝，但我真還是希望能有一個上帝，求他幫幫我們，來最終清除掉中國人心中頑固的愚蠢之根。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中國人吃了兩千多年的虧，此虧非它，即全在無理，無真理，從而永遠不知道要講理，要講真理。而之所以吃此無真理之虧，其根源，即孔子早在兩千多年前便為中國人設下的義利之辨，更又以「君子三畏」遮蔽了（真）理，扼殺了（公）理，以至中國人的「義」、「利」之辨只能造成「義」和「利」，以及「君子」和「小人」全都「兩敗俱傷」的悲劇慘狀。這種悲劇慘狀一直由「獨尊儒術」之後的儒家之徒傳承到了今天，這實際上構成了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化中的巨大的陷阱。歷代的中國人全都陷入了這個文化的大陷阱，直到今天，要想從中完全爬出來，也依然是非常非常的艱難。

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