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思想者——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知識群體的作用與境遇

文章作者：邸永君


    回首紛亂的19世紀，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前，我們卻不得不接受西方文明以炮艦和鴉片叩擊國門的交往方式，伴隨著屈辱在西方文明體系面前俯首就教。這使得東西方文明的交流演變成為衝突甚至是征戰，血與火的慘烈充斥於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之中。

    然而，在舉國昏昏，上下噩噩的黑暗年代，卻不乏肩擔道義、引領時代的智者，那便是作為中國傳統社會中堅的知識群體。尤其是作為群體翹楚的翰林官中，頗不乏先知先覺者。

    徐繼畲(1795年—-1873年)，道光六年（1826年）進士，入翰林。1848年，其所撰《瀛寰志略》問世，他寫道：「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字裡行間對大洋彼岸的新興社會制度心儀神往，遠遠超越了時代窠臼，不能不令後人刮目相看。

    再如郭嵩燾（1818—1891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進士，入翰林。光緒二年（1876年）任中國首為駐英法兩國大使，出使歐洲。抵英后，嵩燾目睹英國國內禁毒措施之嚴厲，不禁感慨萬千，兩次上疏要求嚴禁鴉片，並提出具體建議。嵩燾還從中外交涉日益廣泛的現實出發，建議總理衙門編纂《通商則例》，頒行各省並各國駐華公使，以便於處理外交事務時有所參照。總理衙門接受了建議，后雖未編成《通商則例》，但翻譯了大量西方法律規章，以備參用。出使期間，嵩燾處理了一系列具體外交事件，開始了近代意義上的外交實踐。

    另有馮桂芬（1809年—1874年），道光二十年（1840年）一甲二名進士，入翰林。尤務為經世有用之學，凡水利農田鹽漕兵刑諸大政，莫不瞭然於胸中。作《抗議》四十篇，均關係於民生國命，亭林所謂「若果見之行事，不難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者，著《顯志堂稿》十二卷，並長於治事，不為浮詞。

    社會狀況的變化，改變了不少士子的人生軌跡。使那些在科舉道路上未獲暢達的失意者另闢蹊徑。如魏源（1794年—1857年），道光二年（1822）舉人，兩次應會試不第，捐內閣中書。后見清廷和戰不定，投降派昏庸誤國，憤而辭歸，潛心著述。將林則徐主持翻譯的西方史地資料《四洲志》和歷代史志等編成《海國圖志》50卷，後幾經修訂、增補，到咸豐二年（1852）成書100卷。該書對強國禦侮、匡正時弊、振興國脈等經國大事，有深入探索。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師夷長技以制夷」等論點，主張學習西方技術，製造戰艦、火器，以及選兵、練兵、養兵的方法，改革中同軍隊，還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張。還告誡人們切勿在「英吉利蠶食東南之時，忘鄂（俄）羅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創辦民工業，允許私人設立廠局，自行創造與銷售輪船、器械等，使國家富強；主張革新，要求「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並在《默觚》中抒發「變古愈盡，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的思想。對清王朝長期固步自封的閉關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線予以犀利的批判。

    鄭觀應（1842年—1921年），在應舉失敗后，毅然從商，辦理實務，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著書立說，成為全面探索中國近代化的第一人。他在魏源、馮桂芬等人對中國近代化道路初步探索的基礎上有所進展，更加完善。魏源關心的是船堅炮利等西方軍事方面的「長技」，重在衛國保疆。而馮桂芬比魏源前進一步，已認識到「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走西方富國強兵之路。但桂芬仍持「道統不可變亦無須變」之觀點，也就不可能使中國走向政治、經濟、文化和人的全面近代化。鄭觀應則認為，設議院、達民情、實行君民共治的民主制度是中國近代化的先決條件。在1875年所撰《易言》中，觀應希望中國「上效三代之遺風，下仿泰西之良法」；在《盛世危言》中，又再次提出要使中國富強，必須首先從政治上實行改革、設立議院。認為「欲行公法，莫要於張國勢；欲張國勢，莫要於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於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於設議院。中華而自安卑弱，不欲富國強兵，為天下之望國也，則亦已耳。苟欲安內攘外，君國子民，持公法以永保昇平之局，其必自設立議院始矣。」試圖以制度層面的變革來尋求中國近代化的出路，並清醒地意識到政治變革是中國走向全面近代化的前提條件。其次，鄭觀應明確提出了工商立國、富強救國的口號，為中國經濟近代化提供了理論依據。還主張「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斂、保商務，使貨暢其流」，所有這些都是富強救國的有效方法。這實際上也為中國經濟近代化指明了方向。觀應還特別重視西學，提倡格致，注意對新式人才的培養，並設計出一整套培養人才的制度和方法，在人的近代化和文化近代化方面進行了可貴的探索。鄭觀應曾從「道器」、「本末」、「體用」等哲學高度闡述中學與西學、人才培養與國家興衰之間的密切關係。他談道：「從來講備邊者必先利器，而既有利器，則必有用此利器之人。器者，末也；人者，本也。」「今我苟欲發憤自強，必自留意人才始。」同時，他已認識到國家富強與科學技術和人才培養之間的內在聯繫，認為「按古今中外各國，立教養之規，奏富強之效，原本首在學校」，主張考試分立兩科，考試格致、化學、電學和天文、地理、醫學、種植新法等門，錄取對富強之道切實有用的人才。在當時舉國上下仍崇尚虛文、皓首窮經、渾渾噩噩、拒絕變革的大環境下，鄭觀應把興辦新式學校和培養科技工藝型的實用人才與國家富強聯繫起來，視辦新學培養實用型人才為富強的根本，顯然具有積極意義。其思想主張實際上已經觸及到人的近代化和文化近代化這兩個敏感而又極其關鍵的問題。

    要想培養人才，就必須送華夏弟子走出國門，直接汲取先進科技與文化。在這個方面，容閎的貢獻必須肯定。容閎（1828年—1912年）先在澳門接受西式教育，後於1854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是中國最早的留學生之一。他認識到中國與西方在科學、文化以及教育等多方面的差距，決心創造條件，讓國內的優秀學子也能得到在美國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他回國后，為完成自己的夙願奔走呼號，終於在洋務派首領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支持下，於同治十一年（1872年）將大清國第一批留美幼童送到大洋彼岸，開始了計劃長達15年的留學生活。儘管由於種種原因，他們未能按計劃完成學業而提前歸國，但飽受歐風美雨洗禮的他們在20世紀初年紛紛成為朝廷重臣，成為中國礦業、鐵路業、電報業的先驅。他們中出現了今天清華大學、天津大學最早的校長，中國最早的一批外交官，以及中華民國的第一任總理，第一位自行設計建造鐵路的工程師。光緒三年（1877年）清廷又派出第二批海軍留學生近百人，分赴歐洲各國學習軍事。這批學子中的鄧世昌、林泰曾、林永升、黃建勛等人在回國后成為北洋海軍將領，在1894-1895年黃海海戰中壯烈殉國。此後，大批留學生以各種途徑出國留學，又回到國內，成為古老帝國的新鮮血液，改變著中國的歷史命運。其中就包括偉大的先行者孫中山、胡漢民、黃興、宋教仁、蔡元培、廖仲愷等，他們回國后成為辛亥革命的中堅力量，為政治制度與國際接軌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國的近現代史，實際上就是一部被迫對西方文明體系應戰的歷史。西方列強的所作所為，有時像一頭赤裸裸宣洩野性的巨獸，而有時又像是一位具有「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理念的「良」師。這讓我們的先輩們的心態一直遊離於迎戰、復仇和感激、欽佩之間，剪不斷，理還亂，自相矛盾，心境難平。但無論如何，先賢們沒有坐以待斃，而是以天下蒼生為念，以江山社稷為重，篳路藍縷，前仆後繼，終於將中國帶入現代化的進程之中。他們心有靈犀，捕捉到了時代的脈搏；他們苦心孤詣，卻招得諸多世人側目。上舉各位，只是這個群體中的部分代表人物，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舉。然只要是為國事而驅馳者，便當彪炳青史，令後世永遠懷念感懷。

中國的近現代史，實際上就是一部被迫對西方文明體系應戰的歷史。西方列強的所作所為，有時像一頭赤裸裸宣洩野性的巨獸，而有時又像是一位具有「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理念的「良」師。這讓我們的先輩們的心態一直遊離於迎戰、復仇和感激、欽佩之間，剪不斷，理還亂，自相矛盾，心境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