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五疑案　張宏　張晨怡　中華書局

sujie_alex · 發表於 2006-8-22 08:38

[COLOR="Navy"][SIZE="3"][B]一. 佛堂喋血：施劍翹刺殺孫傳芳之謎[/B]

　　1935年11月13日下午2時，天津市佛教寺院居士林的殿堂里，幾聲槍響，原北洋軍閥、前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中彈倒地，登時斃命。由此爆出一條特大新聞，當日報紙發出「號外」，平津轟動；次日滬寧各報也刊出了這條「血濺佛堂」的特大消息。事發之後，女刺客施劍翹自稱是為父報仇，並從容地打電話向警察局自首。一時間，好奇的人們忍不住紛紛打聽：施劍翹究竟是什麼來歷？她和孫傳芳之間到底有什麼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想要回答這些問題，不妨首先從大軍閥孫傳芳談起。

　　[B]「五省聯帥」孫傳芳[/B]

　　孫傳芳（1885—1935），字馨遠，民國時期直系軍閥首領之一。山東歷城人。
　　孫傳芳祖輩務農，家境貧寒，少時歷盡坎坷。後來，他的姐姐嫁給袁世凱武衛右軍執法營務處總辦王英楷當二房夫人，從此，他的人生才出現轉機，很快踏上了一條青雲直上的仕途之路。
　　1902年，孫傳芳由姐夫王英楷推薦，進入北洋陸軍練官營當學兵，不久，又轉移到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就讀。1905年，孫傳芳赴日留學，后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第六期學習軍事，1908年畢業，期間加入同盟會。次年，孫傳芳學成回國，同年經清政府陸軍部考核，授步兵科舉人，並擔任北洋陸軍第二鎮第三協第五標教官。中華民國建立后，孫傳芳任第二師第三旅第五團的輜重營營長。1913年至1921年，孫傳芳一直駐守湖北，期間深受湖北督軍王占元賞識，屢屢升職，由第五團團長、第三旅旅長、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直至湖北第十八師師長，一度還任長江上游警備總司令，軍銜也從少將升至中將。1921年，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控制了湖北軍政大權。吳佩孚對孫傳芳非常欣賞，任命他接任第二師師長。從此孫傳芳一躍變為直系軍閥的一員大將。
　　1923年，孫傳芳率領軍隊進入福建，出任福建軍務督理。1924年，直系軍閥齊燮元討伐皖系的盧永祥，江浙之戰爆發，孫傳芳奉曹錕之命出兵援助齊燮元，夾擊盧永祥，佔據浙江，並乘機大肆擴軍。隨後，他被大總統曹錕任命為閩浙巡閱使兼浙江軍務督理。同年授銜恪威上將軍。10月25日，「北京政變」爆發，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聯袂組建「臨時執政府」。張作霖統率大軍，舉兵南下，大肆擴張奉系實力，直逼長江流域。孫傳芳為保全自己利益，多方聯絡反奉勢力，對張作霖軍隊進行反擊。1925年10月10日，孫傳芳對奉軍突襲得手，佔領上海、南京，並將奉軍逐步逐出江蘇和安徽。其中，在皖北固鎮的一次戰役中，孫傳芳打敗奉系軍閥、山東督辦張宗昌的部隊，並俘獲了張宗昌的部下、山東軍務幫辦施從濱。隨後，得意忘形的孫傳芳將施從濱梟首於蚌埠車站，以振軍威。這就是十年之後施從濱的女兒施劍翹為父報仇的緣由。
　　孫傳芳對奉系軍閥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東南各省。隨後，鄂、皖、贛三省直系將領公推吳佩孚、孫傳芳共主大計。1925年11月25日，孫傳芳從徐州凱旋，成立浙、閩、蘇、皖、贛等五省聯軍，自任聯軍總司令兼江蘇總司令，聘日本軍官岡村寧次為高等軍事顧問，開辦聯軍軍官學校，自兼校長，成為直系後期最有實力的軍閥。其鼎盛時總兵力達20多萬人，並同時擁有海軍和一支航空隊。
　　1926年6月，北伐軍北上，反對軍閥反動統治。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是革命的三大對象。9月，北伐軍進入江西，孫傳芳以「保境安民」為口號，親自赴九江督戰。經過數月激戰，孫傳芳損兵折將，被迫「放棄閩贛、退保江浙」，與北伐軍進行對壘。北伐軍多次奉勸孫傳芳投降，孫傳芳卻堅持「討赤」立場，拒絕談判。11月，孫傳芳微服簡從，密潛天津，和張作霖捐棄前嫌，化敵為友。在孫傳芳的慫恿和擁戴下，張作霖組建「安國軍政府」對抗北伐，孫傳芳被任命為安國軍副司令，兼五省聯軍總司令。1927年8月，在南京龍潭一帶，孫傳芳的部隊與北伐軍展開激戰，幾乎全軍覆沒。1928年春，孫傳芳被張作霖任命為魯西前線總指揮，與蔣介石、馮玉祥的部隊作戰，失敗后逃回濟南。6月初，張作霖在瀋陽皇姑屯被炸死，孫傳芳的部隊殘部撤至河北灤州一帶，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宣布解體，所部被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收編。
　　1928年底，孫傳芳退至關外，寓居東北瀋陽，被東北軍張學良禮遇為「客卿」，後來，又託辭躲到大連。12月，東北易幟，孫傳芳、張學良關係日漸疏遠。1930年，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孫傳芳喜出望外，秘密加入反蔣同盟，但是，隨著閻錫山、馮玉祥在「中原大戰」的失敗，孫傳芳東山再起的美夢也徹底破滅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孫傳芳舉家由東北遷至天津隱居。孫傳芳初寓天津
　　，開始很不習慣，這位在勢力強大的時候曾經狂妄地宣稱「秋高馬肥，正好作戰消遣」的軍閥，一直視血流成河為人間美景，以草菅人命為天下尋常兒戲。他曾經公開標榜替天行道的殺人主義，說什麼：「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一口氣七個「殺」字，並屢次搬出曾國藩麾下大將彭玉麟的聯語「烈士肝腸名士膽，殺人手段救人心」為自己辯解。現在，閑居天津，孫傳芳自然不甘寂寞，便轉向在政治上與蔣介石政權較量。當時國家主義派黨魁曾琦、李璜、左舜生、張君勱等時常和他聯繫，不斷以政治輿論給國民黨製造麻煩。孫傳芳的這些舉動也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
　　1932年，日本帝國主義支持反蔣勢力，不斷挑起事端，藉此排擠國民黨地方政權。日本軍界「精英」土肥原賢二、岡村寧次等也和孫傳芳多有往來，並把孫傳芳作為華北偽政權的首選人物。為防止「華北政權特殊化」進一步發展，蔣介石指令國民黨在津特務組織加強對反蔣分子和北洋政府下台政要的監控。孫傳芳自然是重點受控人物之一。
　　面對如此複雜的政治局面，孫傳芳深知自己的處境，所以公開聲明不被任何政權利用，並且閉門謝客，深居簡出。
　　這個時候，同樣居住天津的原皖系國務總理靳雲鵬看出孫傳芳心緒煩亂，無所適從，遂勸其皈依佛門，藉以超脫凡念。1933年，靳雲鵬聯合孫傳芳，兩人共同出面，將座落在東南城角草廠庵的清修禪院，改名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雲鵬任林長，孫傳芳任副林長，並規定每星期日居土們來林念經，由富明法師主講。靳雲鵬、孫傳芳這兩個曾經顯赫一時的人物親自領拜，在佛教居士中產生了很大的號召力，信徒們輾轉相告，陸續參加活動的達三千多人。
　　孫傳芳皈依佛門之後，法名「智園」，開始到處宣揚「英雄到老終歸佛，名將還山不言兵」的思想。他讓家人炎夏時在家門前放置綠豆湯，免費供應過往行人消暑解渴。1933年中秋夜，孫傳芳抓獲了一名入宅行竊的盜賊，卻大發慈悲，讓家人給盜賊施捨了一些糧米，將其放歸。孫傳芳的善舉被傳開后，新聞界即以《孫公館緝賊賞米，中秋夜樂善好施》為題加以報道。正當世人對「孫聯帥如今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的猜測議論紛紛，不知道這個殺人魔王是真心悔悟還是逢場作戲掩人耳目的時候，1935年11月，居士林的殿堂里，隨著刺客施劍翹的幾聲槍響，孫傳芳立即斃命，也讓對他進行觀望的人們失去了繼續考察的對象。
　　[B]居士林的槍聲[/B]
　　這個敢於刺殺五省聯軍統帥孫傳芳的女子施劍翹，是個什麼人呢？
　　施劍翹（1905—1973），原名施谷蘭，安徽桐城人。其生父施從雲，辛亥革命時期和馮玉祥、王金銘等參加灤州起義，結果，施從雲和王金銘與另外14名起義者被清廷通永鎮總兵王懷慶處死，馮玉祥亦被囚禁。施劍翹自幼被父親過繼給他的弟弟施從濱。1925年，施從濱擔任山東軍務幫辦兼奉系第二軍軍長，在當年11月的直奉大戰中兵敗被俘。五省聯帥孫傳芳下令處斬施從濱，並梟首於安徽蚌埠車站。死訊傳來，施劍翹悲憤不已，立誓為父報仇，並且寫詩一首，以明心志：
　　戰地驚鴻傳噩耗，閨中疑假復疑真。
　　背娘偷問歸來使，懇叔潛移劫後身。
　　被俘犧牲無公理，暴屍懸首滅人倫。
　　痛親誰識兒心苦，誓報父仇不顧身！
　　但是當時，一個毫無背景的孤單弱女子，要想殺死孫傳芳這樣的軍閥梟雄，實在讓人難以想象。因此，施劍翹起先是將復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誠身上。施中誠自幼喪父，全靠施從濱夫婦對他的盡心呵護與大力栽培才長大成人，並從保定軍官學校畢業，以後又得到施從濱的暗中扶助，在仕途上平步青雲。施從濱遇害時，施中誠已經擔任煙台警備司令的要職，憑藉他的力量，尋覓時機刺殺孫傳芳還是很有可能的。但是，當施劍翹提出要施中誠為自己的父親復仇時，卻被眷戀錦繡前程和榮華富貴的施中誠拒絕了。施劍翹因此倍感失望，隨後，她寫了封長信，與施中誠斷絕兄妹關係。
　　幾年之後，施劍翹又認識了施中誠在保定軍校的同學，時任山西軍閥閻錫山部的諜報股長施靖公。當施靖公得知施劍翹因父仇未報而悲憤難消之時，立刻表達深切的同情，並且義憤填膺地表示，如果有機會，自己願替施劍翹去報仇雪恨，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施劍翹對施靖公的豪言壯語充滿感激，並最終以身相許。但是，結婚後，施靖公完全沉迷於溫柔之鄉，把先前為施從濱報仇的承諾忘得一乾二淨，甚至，當施劍翹提醒他時，他也百般推託。
　　1935年6月，施劍翹忍無可忍，毅然帶著孩子離開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娘家。行前，她再次賦詩明志：
　　一再犧牲為父仇，年年不報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結果仍須自出頭。
　　此後的施劍翹，不再幻想有某位好心的仗義俠士替她出面報父仇，她決心要親自動手，以了卻自己的心愿。從此，施劍翹特別留意孫傳芳的行蹤，凡是關於他的消息，事無巨細，她都要思考半天。
　　1935年中秋節，施劍翹在法租界大光明電影院門口認出了孫傳芳那輛牌號為1093的黑色轎車。散場后，她還首次近距離地見到那位戴著墨鏡、依然趾高氣揚的前五省聯帥。但是，因為散場時觀眾太多，不便出手，她只能眼看著殺父仇人登上汽車，絕塵而去。此後，施劍翹多次到孫傳芳位於英租界的豪宅周圍探察，發現那裡戒備森嚴，實在無法下手。情急之下，施劍翹甚至想到了化名到孫傳芳的家裡當傭人，這個時候，昔日叱吒風雲的五省聯帥已經決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和靳雲鵬搖身一變，分別成了天津居士林的林長和副林長。施劍翹經過多方探詢跟蹤，最終摸清了孫傳芳的動向。1935年10月，施劍翹取名「董慧」，潛入居士林充居士，打算尋找時機刺殺孫傳芳。
　　1935年11月13日，正是講經日，靳雲鵬與孫傳芳都應該到居士林誦經。這一天下雨，寒風裹著冷雨，街上行人稀落。孫傳芳早晨醒來，明顯感到精神有些不濟，但還是勉強起床，按時趕到居士林。孫傳芳的妻子不願他冒雨外出，曾一再勸阻，但孫傳芳執意冒雨趕來，靳雲鵬卻反而因雨未到。居士林的男女居士們在禮佛聽講時，是男女分坐的，男居士行列之首座是靳雲鵬，女居士行列之首座是孫傳芳。主講人富明法師坐在正中座上。梵鈴一響，孫傳芳默默地盤坐在前排的蒲團上，開始屏聲靜氣。
　　這天下午，施劍翹也來到了居士林。此前的三期道會，她每一次都參加了，每一次也都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可是因為與會的居士眾多，場面混亂，不便下手。今天，施劍翹身穿青色大衣，青色長裙，再次神態自若地坐在居士林里。因為下雨天冷，今天趕來的居士比以前少了許多，往日熱鬧的居士林也顯得冷清和空曠了一些。施劍翹看在眼裡，心中暗自歡喜。她眼看孫傳芳身穿僧袍，走進居士林，心想，他活不了多久了，且看他神氣什麼？
　　這天，富明法師領誦《大佛頂首楞嚴經》。施劍翹本來坐在後面，離孫傳芳較遠，後來，她借口後面的爐火太熱而轉移到前面。當眾居士跟著富明法師齊聲奉誦的時候，孫傳芳也閉目盤坐在前排的蒲團上一起吟誦。施劍翹看到機會來臨，就悄悄地從皮包里取出勃朗寧手槍，小心翼翼地打開保險，然後，抬起手來，對準孫傳芳的腦袋迅速地扣動扳機。隨著「砰砰砰」三聲槍響，孫傳芳的腦髓和血漿四濺，立即斃命。眾居士被這突如其來的槍聲嚇得魂飛魄散，一個個面無人色地癱坐在原地，竟然沒人想到往寺外奔逃。施劍翹倏地站起身，大聲疾呼：「各位朋友不要怕，我為父親報仇，決不會傷及無辜！孫傳芳是我打死的，一人做事一人當，不會連累大家。」說完這話，她從小包里掏出一大把已經準備好的傳單，散發給大家，只見上面寫道：
　　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劍翹（原名谷蘭）打死孫傳芳，是為先父施從濱報仇。二、詳細情形請看我的告國人書。三、大仇已報，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濺佛堂，驚駭各位，謹以至誠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報仇女施劍翹謹啟（紅色手印）
　　傳單的背面並非空白，還有兩首絕句，在詩中施劍翹表明了她為父報仇的心跡：
　　父仇未敢片時忘，更痛萱堂兩鬢霜。
　　縱怕重傷慈母意，時機不許再延長。
　　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遷。
　　常到林中非拜佛，劍翹求死不求仙。
　　和傳單一起分發的還有《告國人書》和一張身穿將校服的軍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施劍翹的父親施從濱。
　　眾居士看了傳單，頓時議論紛紛。施劍翹用電話給家中報告了大功告成的喜訊后，便找到寺中的知客僧東海和尚，讓他去通知警察局趕快來人，自己決意自首，不想趁亂逃脫。
　　這時孫傳芳的隨從也跑了進來，見孫傳芳已經氣絕身亡，施劍翹手持手槍大義凜然地站在原地，也不敢唐突行動。警察來后，問明情況，即迅速將施劍翹帶走。然後，富明法師披上法衣，對孫傳芳的遺體作了一個「送往生」的儀式，孫傳芳的隨從向居士林借了兩床棉被，將屍體包裹后，用汽車送回家中。
　　當天下午六時，《新天津報》發出號外，標題是：《居士林內昨日駭人慘案：施從濱有女復仇，孫傳芳佛堂斃命》。次日，天津、北平、上海各報都以頭號字標題刊載了這一消息，全國轟動。
　　[B]無罪釋放[/B]
　　施劍翹刺殺孫傳芳一案，迅速被當時的全國各大媒體報道，引起了強烈的轟動和廣泛的關注。
　　第二天，案件被移送到天津地方法院檢察處。在偵訊中，施劍翹不諱事實，直陳殺人經過和原因：
　　我父親施從濱，原任山東省軍務幫辦兼第二軍軍長。1925年，孫傳芳為擴張地盤，興兵北犯。父親奉督辦張宗昌命令迎擊孫部，因孤軍深入，斷了後援而被俘。孫傳芳下令梟首示眾，將人頭懸挂多日。當時人已二十，聞訊痛入肺腑，決心為父報仇。
　　就在今年，我得知孫傳芳兵敗下台寓居天津，我毅然隻身離開太原回到天津，伺機報仇。農曆九月十七日是我父親十年忌辰，我一早就到觀音寺去為亡父燒紙、念經。和尚見我念經后仍跪哭不止，就勸我說：「善女節哀，親人故去，哭也無益。不如皈依佛門，多念經以超度亡靈。你看靳雲鵬、孫傳芳這些名人，不是都信佛了嗎？」聽到這裡，我急忙追問下去，得知靳、孫都是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居士，孫還是該林的理事長。第二天，我化名「董慧」，經一位姓張的女居士介紹入了林。此後，我就通過各種途徑了解孫的身貌、口音、汽車號和活動規律，知道他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聽經，隨即做了刺殺他的具體安排。我讓弟弟將母親接到了南京。我買來油印機，寫印出《告國人書》等傳單。11月13日星期三，是我預定下手的日子，但一早就陰雨綿綿，直到午飯後還未停止。我估計孫傳芳可能不去聽經了，便空手前往觀察，果然未見孫到來。後來我正與別人談話時，忽然見孫身披袈裟走進佛堂入座。我租了一輛小汽車趕回家，取出手槍、傳單等物，返回居士林。少坐片刻，心神稍定，見孫傳芳的座位距我很遠，便向看堂人說：「我的座位離火爐太近，烤的難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得到許可后，我緩步走向孫傳芳座后，掏出手槍，對準他的左耳開了一槍，緊接著又向他後腦和背後各開一槍。這便是全部的經過。
　　當人們聽完施劍翹的陳述后，無不感慨萬分，並為她的勇氣和毅力讚賞不已。但是，人們也提出了一些迷惑：施劍翹哪裡來的槍？跟誰學的射擊技術？有沒有共犯和更深的犯罪背景？對於這些問題，法庭進行了詳細的追問，施劍翹面對詢問，從容不迫地一一答對。她說：「我為父報仇，蓄謀已久，並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別的背景。父親如果戰死在兩軍陣前，我不能拿孫傳芳做仇人。他殘殺俘虜，死後懸頭，我才與他不共戴天。我的本家兄弟和我丈夫都是有槍有勢的人，卻忘恩負義，不肯為我父親報仇，我不可能再去找別人。再說，要刺殺像孫傳芳這樣的人，關係極為重大，如果不小心謹慎，連我的命也會搭上。所以買油印機，刻寫印刷品，都只能由我一人擔任，連母親也不知道。手槍就由太原我丈夫那裡帶來的。至於射擊技術，我在幼小時就常拿父親枕頭下的手槍玩，很知道如何裝子彈，怎樣放槍。」檢查官再傳訊當時在現場的證人，都不能證明行兇時有第三者介入，於是就向地方法院提起訴訟。
　　檢查官卻認為：「所謂自首，應是被告犯罪事實在未經發覺前或無人知情時，由其本人向有關偵察或審批的機關的人員主動陳明、承認，方能成立。本案被告殺人於大庭廣眾之中，在眾目睽睽之下，雖然直陳犯罪事實，但這隻能說是自白，不能算自首。」孫傳芳家屬也宣揚和狀告施從濱軍隊紀律極壞，危害地方，孫傳芳是為民除害，施劍翹預謀殺人，應從重處罰。於是，孫、施兩家代表在法庭上展開「法」、「理」辯論，數月之後仍未了結。
　　當時的天津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施劍翹為有期徒刑十年，經辯護律師代為申訴，念其事出有因，天津高級法院的二審判決改為有期徒刑七年。
　　關於施劍翹行刺一案的議論，當時，社會各界較為一致的說法是，施劍翹刺殺罪惡累累、劣跡斑斑的大軍閥孫傳芳，其志可嘉，其情可憫。對於有人提出的關於孫傳芳已經皈依佛門、理應既往不咎的說法，當時的《大眾生活》雜誌曾經在1935年11月23日發表文章進行反駁。文章說：
　　中國許多軍閥官僚們在屠殺了一陣人命刮飽了民脂民膏以後，往往跑上念佛學禪的一條路上去，這自然有兩重意義：一是想仗佛力來洗脫染滿身上的血跡，二是想藏在佛幡後面來進行各種卑劣的賣國分贓的陰謀，中國有一句俗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是很可以為許多「屠戶」們解解嘲的。不過另外也有一句跟這針鋒相對的俗話，是「黑心人念阿彌陀佛」，這話是很有心理學上的和事實上的根據的。例如有人一面念佛吃素，一面作踐女人（玩弄了一陣之後，便馬上一甩）；一面做和尚，一面當間諜（替帝國主義當鷹狗）；一面入空門，一面做強盜。至於那些在野的「屠戶」們更不消說了，他們今天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也可以「放下佛經，立地復屠」，「有刀則屠，無刀成佛」，是很可以替這些寓公們寫照的。孫傳芳就是這當中的典型屠戶。大家當然不會忘卻他從前做五省聯帥的時候，屠殺了許多青年，製造了無數炮灰，到後來一敗塗地，便卷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天津租界當寓公，興緻一來，又要坐汽車到「居士林」學佛聽禪。然而他積欠下來的血賬是一筆一筆寫在老百姓的心頭的。
　　當時的全國婦女會，江寧、揚州、江都婦女會，旅京安徽學會，安徽省立徽州師範等團體則尤其同情施劍翹，紛紛通電呼籲，希望最高法院能對施劍翹援例特赦。電文中有「況孫傳芳曾南拒革命之師，又北窺齊魯之境，今施劍翹之事，直接以復父仇，間接即除國憝」的話，深入人心。另外，此案還驚動了大名鼎鼎的馮玉祥將軍。馮玉祥不認識施劍翹，但辛亥革命時期，馮玉祥曾與施劍翹的生父施從雲一起奮勇戰鬥。他聞訊后立刻聯合民國元勛李烈鈞、張繼等人，呈請南京政府特赦為父報仇的孝女、為民除害的俠女施劍翹，以敦化人倫，弘揚正氣。有的報紙還披露了馮玉祥曾單獨向蔣介石請求特赦施劍翹的消息。
　　結果，在施劍翹入獄不到一年的時候，也就是在1936年10月14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國發表公告，決定赦免施劍翹。此後，由中華民國最高法院下達特赦令，將其特赦釋放，重獲自由。
　　但是，也有人認為，蔣介石接受了馮玉祥等人的請求，以南京政府的名義，將施劍翹特赦了。這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孫傳芳早就是蔣介石想要殺掉的人，而施劍翹刺殺孫傳芳正中其下懷，因此，蔣介石樂得對馮玉祥賣個人情，將施劍翹特赦了。
　　那麼，蔣介石為什麼要殺孫傳芳呢？據說，這和孫傳芳密謀勾結日本人策動北平駐軍叛變一事有關。1933年5月7日，當時的軍統局北平站站長陳恭澍、天津站站長王天木夥同軍統局北平站工作人員白世維，將曾任湖南督軍的張敬堯刺殺於北平東交民巷六國飯店。
　　多年以後，陳恭澍在回憶中透露：刺殺張敬堯，是執行當時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的制裁令，因為張敬堯受日本人坂垣、土肥原的指使潛入北平，策動駐軍叛變，妄圖製造暴亂，而和張敬堯一起策劃這次叛亂的，據說就有孫傳芳。因此，孫傳芳當時雖然逃脫，但是也早已經成為蔣介石的眼中釘和遲早被清除的對象。只是，因為孫傳芳發現了自己的危險處境，故此深藏於天津租界內，閉門不出，韜光養晦，暫停漢奸活動，蔣介石才沒有急於下手，使他又多活了兩年。
　　施劍翹被赦免不久，抗日戰爭爆發。施劍翹隨即奔赴南方，先後輾轉到長沙、重慶等地，籌措慰勞品，並興辦小學，做了不少有益於國家、人民的工作。新中國建立后，施劍翹於1952年因病移居北京，病癒后一直以居士身份在碧雲寺修行。1957年，施劍翹還當選為北京市政協委員會特邀委員，直到1973年病逝。
　　孫傳芳被刺之後，他的外甥程登科特意請他的結盟兄弟何毓華監修孫傳芳墓地，歷時三載。1939年3月7日，孫家子女將孫傳芳及其二位夫人（張夫人、周夫人）合葬於北平市西山墓地。民國社會名流章太炎和陳陶遺、孫思孚、郭則禨、顧祖彭等分別為其撰寫了「孫君神道碑」和「孫君墓志銘」。
　　居士林血案發生后，在天津影響巨大。當時引退的軍政界要員對居士林從此避而遠之，林長靳雲鵬即使偶爾前去視察，也都戒備森嚴。一般居士們更認為居士林是個兇殺之地，不敢問津。昔日車水馬龍的佛門勝地，從此冷冷清清，門可羅雀。[/SIZE][/COLOR]

sujie_alex · 發表於 2006-8-22 08:44

[SIZE="3"][COLOR="Navy"]　　

sujie_alex · 發表於 2006-8-22 09:07

[SIZE="3"][COLOR="Navy"]　　岱山村坐落於南京西南方向、距離板橋鎮大約10公里的江陰縣馬鞍山之中。1946年3月17日下午，雷雨剛過後的天空顯得格外陰沉壓抑，烏雲瀰漫在草木覆蓋的丘陵之上。午飯後不久，岱山的村民們聽見低得罕見的飛機引擎聲，盤旋在布滿了三丈高的樹梢的地面上。不久，附近的居民就看見一架飛機撞在一棵樹上，又隨著慣性沖了200來米，撞在山頂上，一聲爆炸巨響后，火焰萬丈。
　　1946年3月21日，《中央日報》、《大公報》、《申報》等多家報紙同時刊出消息：國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將軍乘飛機從北平途經青島飛往上海，因飛機在南烈士陵園。京西南郊外撞到馬鞍山山頭墜毀而死亡。據悉，他燒焦的屍體已被確認，並於22日裝殮。
　　消息傳出，中外震驚。儘管在媒體的對外報道中明確指出，因為惡劣天氣原因影響，戴笠死於飛機失事。但是在民間，卻存在各種各樣的傳聞：一些人認為，戴笠並非死於飛行事故，而是被人謀殺的；而另外一些人則相信，那天戴笠根本就沒有上那架飛機，而是假造了自己的死來挫敗他的敵人。
　　那麼，戴笠——這個有「中國的希姆萊」之稱的軍統特務頭子，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他的死因到底為何？事隔多年，直到今天，圍繞著這個神秘殺人魔王的一生，人們仍然津津樂道，談論著形形色色的傳說。
　　[B]中國頭號特務頭子[/B]
　　戴笠，原名戴雨農，1897年出生於浙江江山縣一個普通家庭。1913年，年僅16歲的戴笠第一次來到有著國際冒險家樂園之稱的上海，開始了他生命中第一次賭博。他終日浪跡在魚龍混雜的上海灘十里洋場，由於精於心計，竟然很快與上海灘著名的黑社會老大杜月笙結成了拜把子兄弟，隨後又認識了日後中國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當時也在上海灘尋覓機會的蔣介石。
　　廣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1928年，已經在上海站穩腳跟的戴笠決定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雄心壯志。他毅然南下廣州，投奔昔日上海灘的舊交，此時黃埔軍校的校長蔣介石，從此成為黃埔軍校第六期學生。戴笠的命運也因此青雲直上，成為國民黨政治集團的風雲人物。
　　不久，由於國民黨內訌，蔣介石被迫第一次下台，當時很多人疏遠蔣介石，但是戴笠卻對蔣介石始終抱有信心，在蔣介石下台期間，他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地為蔣介石提供各種信息。
　　果然，事實證明了戴笠的遠見，下野后不到一年，蔣介石再度復出。東山再起的蔣介石，從遇挫的經歷中，深感信息和情報工作的重要性，他決定成立一個特務機構來對抗所有敵對的勢力。但是，由誰來負責這項複雜而重要的工作呢？蔣介石想到了危難時期對自己忠心不二、一直追隨左右的戴笠。
　　於是，蔣介石在當時的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下面設立了一個調查統計局，這就是在中國現代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軍統」。當時的軍統局長是賀耀祖，但是他僅僅是挂名，而戴笠才是實際上的軍統負責人。抗戰初期，國民黨的特務組織得到空前發展，戴笠也搖身一變成為中國頭號特務頭子。從此，戴笠開始了自己人生征途最關鍵的旅程，同時也開始了千夫所指、罪惡深重的情報生涯。
　　戴笠一生負責特務組織達20多年，期間幹了很多傷天害理、讓國人深惡痛絕的事，包括策劃和製造了很多社會影響很大的案件，例如暗殺楊杏佛、史量才、吉鴻昌等等，讓世人聞之色變而又憤恨不已。
　　[B]神秘失蹤的專機[/B]
　　1945年，抗日戰爭的勝利，對中國的老百姓是一個絕好的消息，對戴笠和他的特務組織卻是一個壞消息。當時，整個中國都在期盼著即將迎來的久違的和平，迫不得已，蔣介石也於這年8月力邀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和平建國大事」，恢復和談。雙方通過共同協商，簽定了一個「和平建國」的協議，協議中明確提出，要取消國民黨特務機關。這就意味著戴笠和他統率下的軍統組織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將成為在政治上被革除的對象。
　　由於軍統罪行累累，臭名昭著，在重慶談判的提議發出后，打倒特務、撤銷特務機關的呼聲在全國此起彼伏，一時間戴笠和他的軍統組織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狼狽不堪。殺人如麻的戴笠此刻心中也不禁恐懼萬分，那種恐懼並不僅僅來自於全國民眾對他的抗議，還有國民黨各派的政敵，更有順水推舟，想把他當替罪羊供奉出來迎合國民的蔣介石。就連戴笠自己也承認，蔣介石在當時做出取消特務組織的決定，確實比較高明：第一可以應付輿論，在政治上對自己有利；第二可以解決軍統勢力尾大不掉的問題；第三還可以解決戴笠個人實權的問題。因此，此時此刻，昔日威風八面、萬人驚恐，今日窮途末路、萬人唾罵的戴笠，也不得不絞盡腦汁地籌劃一下自己的後路。
　　一時間，社會上流傳著許多關於戴笠將來計劃的說法：有些人相信他會度過危險，東山再起，繼續他的政治生涯；有些人則認為他會急流勇退，回家孝敬母親，陪伴家人；而第三種傳說則認為他會從事業餘愛好，去領導一個疏浚黃河的工程；還有一種說法認為，他會被送上軍事法庭接受嚴厲的審判。其中沒有一種說法可以得到證實。但可以肯定的是，蔣介石準備召集他的高級官員們開會，以確定戰後政府保密組織的各種角色和作用。在這一點上，不止一次幾乎被蔣介石允許「自殺」的戴笠陷入了深深的憂鬱和沮喪之中。根據戴笠自己的理解，他肯定蔣介石想利用召開這個會議來廢除軍統組織。正如他對一個親信說的那樣：「伴君如伴虎。」
　　面對眾說紛紜的社會輿論，戴笠表面上採取了以不變應萬變、拖延時間的辦法，一邊假裝無事，一邊尋機觀望。剛好抗戰勝利以後，一些漢奸案件、敵偽財產案件需要處理，所以他當時以此為借口，在全國各地巡視檢查情況，遲遲不回重慶。
　　1946年3月，借解決軍統特務組織的問題，蔣介石親自發電，催促戴笠速回重慶。看完電報，已如喪家之犬的戴笠心底越發不安，他似乎已經可以看到回到重慶后的結局。
　　一定不能回重慶。走投無路的戴笠決定鋌而走險，進行最後一搏。3月16日，戴笠從北平乘專機出發，不過，目的地並不是重慶，而是青島。此刻的戴笠，已根本無暇顧及蔣介石的命令，他首先必須考慮的是自己的身家安全，為自己的未來作充分的準備。
　　因此，在蔣和他的情報頭目們舉行高級會議之前，戴笠大肆活動，在全國甚至國外爭取同盟。從1946年2月12日開始，戴笠乘坐一架C－47式飛機離開重慶，先後去了上海、蘇州、南京、北平、濟南等城市。表面上是為了「肅奸」，實際上則是去鼓動何應欽這類軍界要人共同對付即將面臨的攤牌局面。
　　戴笠為什麼不顧蔣介石要他儘快去重慶的命令，先去了青島呢？其中有兩個原因：首先，戴笠深知蔣介石遲早要打內戰，內戰需要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幫助來完成運兵、搶佔戰略要地和交通要道的軍事任務，要是利用自己的個人關係做成這件事，戴笠覺得蔣介石肯定會改變主意，對他重新重用。其次，要是戴笠真的幹不成特務頭子了，他當時考慮想當中國的海軍司令。當時，美國海軍是戴笠在國外的主要支持者。美國海軍的一些高級將領甚至希望將戴笠提升為中國海軍總司令。1946年3月，美國第七艦隊的柯克上將在北平受到戴笠問候時含蓄地表達了這個意思。而戴笠也在柯克的身上花了大量的功夫，他甚至命令部下特意為他去上海精心定製專門的中國海軍制服。
　　十分不巧的是，戴笠在青島要見的美國客人已於當日飛往上海，戴笠撲了一個空。筋疲力竭的戴笠決定在青島休息一夜，與此同時，他給3月17日上午，戴笠踏上青島飛往上海的飛機。此時此刻的戴笠，的確運氣有些不佳，飛機剛剛從青島起飛，天氣就開始變壞。不久，通訊員接到了上海機場發來的消息，因為大雨，飛機無法在上海機場降落。戴笠無奈，只好臨時決定，改飛南京。
　　當天下午，戴笠的專機飛抵南京上空。然而，南京同樣也是烏雲密布，雷電交加，大雨如注，無法降落。
　　1點13分，南京機場突然收到一條自稱是「222號飛機正在降落」的神秘電訊后，再無音訊。
　　下午4點，重慶軍統總部突然接到上海發來的一封絕密電報：「戴笠和他的專機神秘失蹤。」
　　毛人鳳，軍統少將秘書，戴笠指定的留守軍統總部負責人，接到電報后，馬上命令重慶電訊總台向上海、青島、南京等地的軍統特務發出緊急指令，盡全力尋找戴笠和他專機的下落。
　　從3月17日下午4點到3月18日凌晨，尋找的結果表明，戴笠真的失蹤了。
　　很快，蔣介石知道了消息，他立即命令毛人鳳迅速擴大搜索範圍，並且一再強調：「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3月19日凌晨，人們在南京西南江寧縣板橋鎮岱山村附近，一座海拔只有200米的小山上面，發現了一架失事的飛機。軍統一幫人馬趕到以後，發戴笠專機墜毀南京岱山，緊急電報迅速發到重慶軍統總部。毛人鳳得到消息，再一次趕到蔣介石官邸，把戴笠的死訊稟告蔣介石。蔣介石聞訊後半晌沉默不語，過了良久，終於吐出了一句話：「戴笠生也為國家，死也為國家。」
　　[B]莫衷一是的死因[/B]
　　很多人對戴笠的死因表示懷疑。
　　戴笠當年乘坐的是一架美製DC－47飛機，它是美國道格拉斯公司生產的DC－3民用運輸機的改進型，也可以作為客機來使用。自1946年，DC－47飛機先後有70多種改進型，一共生產了10928架，是歷史上生產製造最多、使用範圍最廣的運輸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美國在戰場上廣泛運用C－47運輸機。它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歐州盟軍的主要運輸機。因此，它的質量應該是當時世界一流的，它的機體、發動機以及無線電通訊系統等等，在當時也都是性能卓越。所以從飛機的本身來說，因為DC－47飛機的性能故障，而造成戴笠機毀人亡的可能性極小。
　　那麼，是不是因為天氣惡劣，或者是因為駕駛操作失誤，從而導致飛機墜毀呢？
　　專家認為，一般來講，這兩種情況同樣不會發生。一是因為當時的飛機已經具備了在惡劣氣象條件下的飛行能力，二是因為事先有地面的調度和指揮人員，他們可以告訴飛行員如何在複雜條件下的飛行、起飛和著落。
　　而且，戴笠事先就有因天氣不好、飛往其他地方的思想準備。因此，飛機在青島起飛前，他就叫飛行員多加了油，如果南京天氣也不好的話，飛機完全可以轉到別的地方去著落，根本不需要在南京複雜的氣象條件下強行著落，所以這也是人們認為不是天氣原因的依據之一。
　　另外，當時國民黨的空軍人員，都是經過選拔的優秀人員，完全是在美國接受的全面技能訓練，似乎也不可能犯操作失誤那麼低級的錯誤。而駕駛戴笠專機的飛行員更應該是經過嚴格篩選的，具備在各種氣候條件下飛行的能力，一般不會發生操作失誤、導致飛機墜毀的情況。
　　如果把天氣惡劣，飛行員的駕駛技術，飛機的性能，這些客觀原因都排除在外，那麼又會是什麼原因，導致了DC－47飛機的墜毀呢？難道，正像很多人猜測的那樣，戴笠的死亡並非簡單的飛行事故，而是有人謀殺？
　　戴笠長期從事特務工作，殺人無數，仇家自然大有人在。那麼，究竟又是誰謀殺了這個素以暗殺聞名的「戴老闆」呢？又是誰有這麼大的本事製造了這起天衣無縫的墜機陰謀，並把這場彌天大案掩蓋得如此巧妙呢？
　　最有機會下手謀殺戴笠的是他的隨行人員。但是，在戴笠飛機上的隨行人員，都是他的手下，有軍統的官員，有他的保鏢和翻譯，還有他的好朋友。這些人跟戴笠的關係非常好，他們無緣無故，自然不會去冒險刺殺戴笠，更不會為此同歸於盡。
　　那麼究竟是誰最有可能，最有機會謀殺戴笠呢？
　　[B]蔣介石？[/B]一種說法認為，最有可能、最有機會對戴笠下手的人，正是他的頂頭上司蔣介石。
　　堅持這種說法的人認為，想要搞明白戴笠的死因，首先要回顧一下他和蔣介石之間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
　　起初，戴笠追隨蔣介石，希望從蔣介石那裡得到政治依靠，為自己的飛黃騰達提供一個有利的保護，蔣介石則想利用戴笠的這種忠心和才幹，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因此，蔣介石對戴笠的重用，戴笠對蔣介石的忠心不二、言聽計從，應該說都是事實。
　　戴笠素來行蹤詭秘，為人低調，在公眾場合幾乎很少露面，但是到後來，蔣介石卻發現戴笠的勢力越來越大。1942年，煞費苦心的戴笠特意邀請蔣介石參加軍統特務組織成立10周年紀念大會。戴笠的本意是通過大會，展示軍統的龐大實力，從而向蔣介石邀功。然而，戴笠卻沒想到，結果適得其反，引來的卻是蔣介石對他的猜忌。從此，蔣介石對戴笠始終心存防範，戴笠至死也不過是個軍事委員會下屬的調查統計局局長，在國民黨眾多高級官員和高級將領之中，僅僅獲得一個區區的少將軍銜。同時，蔣介石派了他的一個親信叫唐縱，到軍統局做幫辦，實際上是監督戴笠。
　　蔣介石和戴笠的矛盾激化發生在抗戰勝利以後，欲取消國民黨特務組織這個時期。當時，蔣介石為了迎合輿論，要取消特務組織，這樣戴笠的去處問題就突顯出來了。戴笠為了個人前途，先謀求警政部長這個位置，但是蔣介石沒同意，后又想當海軍司令，這更引起蔣介石的不滿。而戴笠利用私人關係去跟美國拉關係，更增加了蔣介石對戴笠的猜忌。蔣介石擔心戴笠會採取強硬的反擊措施，所以先下手為強。在他看來，戴笠確實是實力強大卻又野心勃勃，他掌握著重要的軍事力量，同時又和美國打得火熱，這些都讓蔣介石非常擔心。
　　當時，戴笠的勢力的確非常強大。他的軍統特務們，只聽「戴老闆」的，不聽蔣介石的，任何人都不放在眼裡。這個時候戴笠的隊伍人數已達到數十萬之眾，而且青一色美式裝備，所向披靡。除此以外，戴笠還掌控著國民黨高層統治集團的黑幕。戴笠呼風喚雨的能量在蔣介石政府中，沒有誰能與他相比。而戴笠和美國人的關係，更是蔣介石的一塊心病。如果真有一天，戴笠想要成為中國的太上皇，超過蔣介石，那麼蔣介石擔心美國人會支持戴笠。
　　戴笠也感覺到了蔣介石對自己的不滿，所以他有一句話：「如果不死在共產黨的手裡，早晚會死在委員長手中。」儘管戴笠利用各種手段力圖改變自己的被動局面，但是他的努力並沒有收到明顯的效果，反而隨著時局的發展，導致了矛盾的激化。
　　當蔣介石得知美國人要支持戴笠出任海軍司令的消息后，更加惱火。他認為戴笠聯合美國人，目標無疑是要來對付自己。此時的蔣介石深深感到，戴笠的存在，已經對他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也許是蔣介石擔心養虎遺患，於是乾脆製造一起天衣無縫的飛機墜毀事故，讓戴笠永遠地消失。這是一種看似合理的解釋。
　　戴笠死後，他的兒子多次上書，要求追查謀殺戴笠的兇手，但每次上書都被蔣介石擋了回去。
　　[B]馬漢三？[/B]幾年以後，對戴笠死因始終心存懷疑的軍統少將特務沈醉，再一次來到岱山飛機墜毀現場，重新調查收集飛機墜毀的情況，並尋找現場遺失的物品。這一次，沈醉得到了新的線索，當地老百姓把一個鞘柄燒毀，但劍體依然寒光閃閃的寶劍交給了他。
　　這柄寶劍的出現，讓眾說紛紜的戴笠死因變得更加耐人尋味。人們不禁要問：這把寶劍究竟屬誰所有？為什麼會出現在戴笠的專機上？它和戴笠的死因究竟有沒有關係呢？
　　據說，因為這把寶劍的發現，1948年，也就是戴笠死後兩年，國民黨保密局在一份呈送蔣介石的絕密文件中，指控戴笠是被北平軍統站站長馬漢三所謀殺。
　　馬漢三，軍統的一員幹將，長期在北方從事情報工作，成績卓著，因此深得戴笠的信任，地位也越來越高，擔任過蘭州工作站站長、寧夏緝私處處長，抗戰勝利以後，又被戴笠任命為軍統北平站站長。
　　多次受到戴笠提拔重用的馬漢三，難道會恩將仇報謀殺他的頂頭上司戴笠？
　　1946年，為了躲避面見蔣介石，戴笠不得不借各種名義拖延時間，在全國各城市上空飛來飛去。這年3月，戴笠來到北平，他特意來到北平第一監獄，提審大名鼎鼎的東洋魔女川島芳子。戴笠本想通過川島芳子原來在北方的情報關係，加強北平的特務組織。卻沒想到，在獄中的川島芳子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說出了一個令戴笠震驚的秘密：原來，軍統北平站站長馬漢三在抗戰的時候曾經被捕叛變，前不久，馬漢三還從川島芳子家中搜走了一把叛變時獻出的九龍寶劍。
　　這把寶劍就是沈醉在墜機現場找到的那把寶劍，它本來是東陵大盜孫殿英盜竊慈禧墓時得到的寶物。1928年7月2日，剛剛被蔣介石收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第十二軍軍長的孫殿英，一夜之間將慈禧和乾隆兩座墓掘開，將墓內陪葬的金銀珠寶等洗劫一空，這就是著名的東陵盜寶案。
　　在孫殿英所盜得的寶物中，最珍貴的當數乾隆墓中的一柄九龍寶劍。這柄劍長5尺，劍柄特長，上雕9條紫金龍，象徵「九九歸一」。劍鞘用名貴鯊魚皮製成，嵌滿紅藍寶石及金剛鑽。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蔣介石任命孫殿英為冀察游擊隊總司令。但由於他出身於臭名遠揚的雜牌軍，因而始終難得蔣介石的青睞。於是，他想到了蔣介石身邊的紅人、軍統特務總頭目戴笠，通過關係與戴笠成了拜把子兄弟。后經戴引薦，受到了蔣介石的接見和任用。
　　1939年春，為表示對戴笠的謝意，孫殿英將從乾隆墓中盜得的九龍寶劍交給戴笠，由戴轉獻給蔣介石。但是由於當時戰亂，戴笠就托馬漢三替他暫時保管。
　　馬漢三深知這把九龍寶劍價值連城，所以他想利用戰亂的形勢，尋覓機會擁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1940年，馬漢三在張家口活動的時候，被日軍逮捕。
　　馬漢三落到日本特務機關手裡以後，為了活命，不僅供出了所有知道的情報，而且獻出了價值連城的九龍寶劍，結果他後來被日本特務機關秘密釋放，重新回到國民黨軍統工作。日本人投降后，時刻關注寶劍下落的馬漢三，得知寶劍此刻藏在大間諜川島芳子在北平的家裡以後，迅速逮捕了川島芳子，並從她家中搜出了寶劍。
　　戴笠從川島芳子口中獲得這個意外消息以後，馬上進一步對馬漢三進行了秘密調查，他發現這位一直頗受自己重用的下屬，對自己並不忠心，竟然還有貪污的劣跡。此刻的戴笠對馬漢三已經心存不滿，但是自己既要對付蔣介石，又要和一心要置自己於死地的政敵對抗，同時還要處心積慮地與美國人拉上關係，為自己的前途鋪路，他實在無法分身來收拾馬漢三。
　　馬漢三發現事情敗露以後，也很聰明，他主動把寶劍交出，並且為了迷惑戴笠，也給自己留有退路，他還給戴笠送了好多金銀財寶、古董、字畫。
　　為了穩住馬漢三，戴笠將計就計，故意把自己留給馬漢三上司的一封信，托馬漢三轉交。戴笠估計馬漢三將會偷看信的內容，因而在信中露出將重用馬漢三的口風，以穩住馬漢三。
　　不出戴笠所料，馬漢三果然偷看了戴笠留給他轉交頂頭上司的信。但是，馬漢三在特務機關混跡多年，十分狡猾，他已經看出戴笠在演出一場欲擒故縱的緩兵之計，回過頭來，戴笠早晚要收拾他。為了不被殺死，馬漢三決定先下手為強，殺死戴笠。
　　向來飄忽詭秘、神出鬼沒，對自己行動路線十分保密的戴笠，為了安撫馬漢三，故意把自己將去青島的消息透露給他。沒有想到，正是因為這個信息，卻最終為戴笠引來了機毀人亡的滅頂之災。
　　1946年3月16日上午，戴笠從北平出發，登機趕往青島，隨行還特意帶上了那把價值連城的九龍寶劍。曾經實施過無數次暗殺行動的戴笠，此時竟然毫無覺察，死亡的陰影正一步步向他走來。
　　馬漢三和戴笠共事多年，知道戴笠風流成性，於是將自己的機要秘書、年輕漂亮的軍統特務劉玉珠送給戴笠，美其名曰照料戴笠的生活。戴笠一看劉玉珠漂亮的樣子馬上就非常喜歡，認為是馬漢三想戴罪立功才這麼做的。再加上劉玉珠也是軍統的人，戴笠覺得比較可靠，就帶著她從北平到天津到青島。
　　「影后」胡蝶不巧的是，戴笠在青島沒有遇到他約見的美國客人，於是決定在青島過夜，次日趕往上海。有人認為戴笠急於回上海，是想看看情人胡蝶的離婚證書是否已經報到法院，好跟這位影星結婚。但是，事後有人發現，在青島乘機的時候，劉玉珠並沒上飛機，因此，就有人懷疑，很有可能劉玉珠在青島機場上，對戴笠的飛機動了手腳。
　　人們推測，戴笠啟程當天，劉玉珠一大早就悄悄來到機場，以她軍統華北督導員的身份作掩護，以檢查「安全」為借口，很容易地登上了戴笠的專機。乘周圍無人之際，劉玉珠迅速將一顆高爆力定時炸彈隱秘地安置在戴笠的專機上，隨後，便悄無聲息地消失在茫茫的晨曦里。
　　3月17日，222號專機在空中飛行時，設有雷達的飛行員獲悉上海機場正值暴雨如注。於是他轉飛南京，但是那裡也是滂沱大雨，雷電交加。空軍派出了4架飛機導航，但云層太低，他們無法與222號專機取得聯繫。飛行員向地面發出了兩次信號：第一次，222號專機準備返回；第二次，仍擬在南京降落。13點13分，該機發出信號說，他們正在降落。接著一聲爆炸的巨響，聯絡中斷了。
　　3月17日下午，當毛人鳳發出「戴笠和他的專機神秘失蹤」的查詢電報后，馬漢三才長出一口氣，放下心來，一個無比強大的對手終於被自己閃電般一擊，打翻在地。
　　戴笠死後，蔣介石並沒有撤銷軍統特務組織，只是把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名為保密局。
　　1948年9月，馬漢三、劉玉珠在南京被秘密處死。耐人尋味的是，處死的罪名不是謀殺，而是貪污。
　　[B]美國特工？[/B]關於戴笠的死因，還存在這樣一種說法，認為戴笠是被美國特工謀殺的，是美國戰略情報局在飛機上安置了炸彈。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國戰略情報局探聽到，戴笠要對過去所有與日本人合作過的中國人進行一場大清洗屠殺，情報局所有的人都認為，這將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大流血，必須制止這場愚蠢的屠殺行動。
　　美國戰略情報局得到戴笠將在青島過夜、次日飛往上海的情報后，迅速指示在青島的美國特工，秘密在戴笠乘坐的專機氣壓計的保險絲上做了手腳。這種看法認為，飛機里一種氣壓計的保險絲被做了手腳，它被調成在5000英尺的高度上爆炸。戴笠墜機摔死後，一位美國間諜用品發明專家斯坦利·拉維爾（Stanley Lovell）認為，戴笠乘坐的飛機里有一種氣壓計的保險絲被做了手腳，這位美國專家堅信，戴笠是這麼被謀殺的。他說：「在蔣介石政府中最招人恨的是戴笠將軍，這位殘酷的秘密警察頭子，連中國人都管他叫中國的希姆萊。暗殺與處決是家常便飯，以至於人們只能耳語他的名字。日本人投降后，戴笠及其部下在重慶上了他的飛機飛往北平，去組織一場對所有據說與日本人合作過的中國人進行的大清洗。所有的人都感到這將是一場沒有正義的大流血。有人告訴我，戴笠的飛機在飛到5000英尺高度時尾部爆炸了。」
　　萊司特·沃克（Lester Walker）在《哈珀斯》雜誌（Harper's）撰文，把戴笠作為「中國的間諜王」介紹給美國公眾。關於戴笠的死亡，他寫道：
　　這個故事天衣無縫，但沒人相信。新聞簡報是4月1日發出的，也就是愚人節。那天你只要問任何一個中國人他今天的看法，他只會笑，說「這不可能」，也就是說，中國人認為這不可能，相反，他們相信，這位世界上最大的「間諜王」仍在享受著迷人的生活，而不可能被殺死。
　　但大量的證據表明，在飛機殘骸中發現的那個渾身燒焦、失去右手和右腿的遺體，就是軍統頭子戴笠的屍體。軍統自己的調查人員根據特別的牙板、羊毛內衣殘片以及梅樂斯4年前在重慶送給他的38口徑的短管自動手槍，已經確定了他們上司的身份。不過，時至今日，60年前發生在南京上空的那次神秘的墜機事件，仍然是個未解的懸案，關於一代殺人魔王戴笠的死因之謎，至今仍然沒有準確的答案。[/COLOR][/SIZE]

寧磊 · 發表於 2006-8-22 09:17

一個中國人 · 發表於 2006-9-4 00:51

期待後續。

sujie_alex · 發表於 2006-9-5 11:37

[SIZE="3"][COLOR="Navy"]　　川島芳子（1906—1948），又名金壁輝，真名叫愛新覺羅·顯紓。這個被稱為「東方魔女」的男裝女間諜，作為日本策動偽滿獨立、與國民黨居間調停、互相勾結的「秘密武器」，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她曾參與「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滿洲獨立」等重大秘密活動，並親自導演了後來引起震驚中外的「一·二八」事變的一系列賣國活動，成為日本諜報機關的「一枝花」，受到特務頭子田中隆吉、土肥原賢二等的讚賞。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把她作為第一號女漢奸處決。但是，很多人卻認為川島芳子並沒有死，被處死的只是她的一個替身。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帶著這個疑問，讓我們再一次走進那段動蕩不安的歷史長河。
　　19世紀20年代，在日本松本高等女子學校的林陰大道上，人們常常會看到一位英姿颯爽的女子揚鞭策馬，絕塵而去。這位騎馬上課，我行我素的女學生，就是日後聲名狼藉的川島芳子。
　　川島芳子，出生於1906年，是清皇室肅親王善耆的第十四位公主。其生父肅親王家在清王朝的八大世襲皇族中地位舉足輕重。肅親王的曾祖是武肅親王豪格，乃皇太極的第一王子，是開創200多年大清基業的元勛。由此可以想象顯紓家世的顯赫與權勢。身為肅親王第十四公主的顯紓，為親王的第四側妃所生。在顯紓的童年時期，正值中國內憂外患、革命風潮驟起、清王朝統治日薄西山的多事之秋。身為股肱大臣的肅親王，眼看著老祖宗的社稷不保，心中焦急萬分。他在聯絡日本浪人川島浪速遊說日本軍部出兵干涉南方革命黨「叛亂」的同時
　　■　肅親王善耆（右）與川島浪速，又策動蒙古王公喀喇沁王與慣匪巴布扎布組織蒙古義勇軍，企圖製造「滿蒙獨立」的既成事實。然而，排山倒海般的辛亥革命使肅親王的美夢很快就破滅了。為了實現「匡複清室」的心愿，肅親王將自己的幾個兒子分遣滿洲、蒙古和日本，讓他們伺機而動，為滿洲獨立而「殫其力，盡其心」，甚至不惜將自己最鍾愛的小女兒顯紓也送給川島浪速作養女，以圖日後「有所作為」。於是，作為東方公主的愛新覺羅·顯紓便於1912年跟隨養父飄洋過海，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日本。
　　為了適應日本的生活，川島浪速不僅給顯紓起了一個日本名字——川島芳子，還專門為她請了家庭教師，幫助她學習日語以及日本的各種風俗習慣。
　　多年以後，川島芳子已長成了一個身穿和服，口操地道日語、見人即大大方方地打躬行禮的日本姑娘。在松本高等女子學校中，她也因面容姣美、行為開放而著稱。她常穿水兵式服裝，頭髮有時梳成辮髮，有時又隨意飄散在兩肩。由於年齡漸長，加之其生父和養父的事業急需有才華的後備軍，川島芳子開始接受有關政治事務、軍事技能、情報與資料的收集等方面的專門訓練。這種「額外」的學習使她不得不經常性地休學一二個月，以至被學校勒令退學。但是，退學對川島芳子來說，非但沒有任何失落感，反而使她能無所顧忌，全力投入到那種令她痴迷的「男人的運動」中去。川島芳子首先下定決心剪去一頭青絲，女扮男裝，用她的話來說，這是「永遠清算了女性」。接著，這位喜歡身穿黑色禮服，戴著太陽帽和墨鏡的女子，便開始和養父的徒弟們一道，學習騎馬、擊劍、柔道、射擊。據說川島芳子的騎術精湛，槍法超群，她策馬疾馳中連續擊落百步開外的蘋果的故事被廣為流傳。就在這時，早已發現川島芳子作為一名優秀間諜所具備的天生稟賦的川島浪速，開始著手訓練她收集資料、使用諜報通訊器材、製造陰謀、散布謠言以及利用美色獲取情報等技巧，為她日後成為全日本「軍中之花」般的超級間諜作必要的準備。面對養父的悉心栽培，川島芳子的心中早已種下了「成大業、立殊功」的日本武士道思想的種子。很快，一個如鮮花般嬌艷美麗的天真少女就用纖嫩的雙手敲開了日本諜報機關的大門。

　　[B]「東方的瑪塔·哈麗」[/B]

　　一身男人扮相的川島芳子，很快獲得日軍特務機關的重視。這個時候，奉系軍閥張作霖同日本關東軍屢屢發生摩擦，於是，日本軍部派員到東北集結，著手準備暗殺張作霖，由於行動不便，急需有中國國籍的可靠人士「協力共進」。於是駐紮在東北三省的日本關東軍特務處便派與川島浪速有師生之誼的倔田正勝少佐回國，遊說川島浪速，希望他為了日本國的利益，派養女川島芳子到奉天協助關東軍完成一項「秘密任務」。后經直接參与皇姑屯事件的關東軍少佐掘田正勝、岩原一夫、大村駿證實，所謂「秘密任務」即為刺殺張作霖事宜。出於幫助肅親王完成「匡複清室」大業的宏願，川島浪速很快就答應了關東軍的「邀請」，並作為交換條件從陸軍大臣岩崎男爵那裡弄到了一筆巨款，供川島芳子及寄居旅順、生活日漸窘迫的肅親王之用。於是，川島芳子以「省親」為名到達東北，但是她並未急於到旅順看望生父，而是滯留在大連。川島芳子一面向父親打電報說自己因患風寒不能如期到達，一面又四處活動，搜集有關北京的消息。這位男裝「紳士」的舉動非但沒有引起奉軍有關部門的懷疑，而且，其諜報機構的幾個年輕人還同川島芳子建立了「熱烈親密」的友誼。
　　很快，張作霖軍遭到國民革命軍重創。北伐軍逼近北京，張作霖倉皇逃竄到東北等消息傳到了日本陸軍參謀總部，引起軍界的一片恐慌。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緊急授意關東軍稽查處採取果斷對策，命令他們「如果戰亂波及到滿洲，為了維持治安，有必要採取適當的措施」。關東軍稽查處根據川島芳子提供的奉軍調動情況以及張作霖近期召開的幾次秘密軍事會議的內容，斷定張的後撤對關東軍在滿洲的利益存在致命的威脅，必須阻止「北伐的任何可能性」。於是，稽查處命令川島芳子儘快弄清張作霖返遼的具體路線和日程安排，準備實施「秘密任務」。
　　在接到上峰的指令后，川島芳子隻身來到奉天張作霖的私邸，要求與少帥張學良密談。當時張學良又要處理後方事務，又要迎接父親安全抵奉，正忙得不可開交，於是便派侍從貼身副官鄭某與這位頗有艷聞的公主相見。見面過程中，川島芳子施展自己與生俱來的魅力，使鄭某對之垂涎不已。川島芳子見有機可乘，便約定下次與鄭某見面的時間、地點。經過短期然而頻繁的接觸，拜倒在川島芳子石榴裙下的鄭某，將自己了解到的絕密消息和盤托出，使川島芳子順利地知悉張作霖為掩人耳目、瞞天過海對外界公布自己將隨軍返遼實則先于軍隊乘坐慈禧花車回到奉天的具體事宜，並立即向總部做了彙報。雖然在收到川島芳子的情報之前，日軍已通過潛伏在張作霖身旁的日本特務先一步獲得了這一消息，但關東軍稽查處也因此對川島芳子的諜報才能大加讚賞，稱她為「東方的瑪塔·哈麗」，其名聲不脛而走。

　　[B]棺材送活人[/B]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前，東北掀起了排日運動。與日本人有著不共戴天之仇的東北保安部隊總司令張學良也制定了旨在打擊日本對華勢力滲透的「盜賣國上懲罰令」，並支持青年學生營黨結社，反對日本軍國主義。面對中國人民的抗日風潮，日本軍部建立了反動的滿洲青年聯盟，作為應付民間性反日活動的機構，網結了一批狂熱的日本青年和賣國漢奸，企圖挑起事端，為日本入侵東北製造借口。作為軍部「骨幹青年」的川島芳子也被派往大連負責調度滿洲青年的活動。在川島芳子的影響下，這批人由原來的蠻幹逐漸發展為有步驟地竊取中國方面的情報，並製造一些不大不小的摩擦，使關東軍掌握了大量有關張學良所部的駐兵情況、武器裝備等方面的重要情報，為「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作了大量的諜報組織工作。
　　此時，日本在瀋陽的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正密謀策劃擁立清朝的廢帝愛新覺羅·溥儀建立偽滿洲國，並設法把他從天津靜園弄到旅順大和旅館。但由於風聲太緊，走得又太過匆忙，溥儀只能撇下皇后婉容，攜同鄭孝胥父子等人在關東軍的護送下來到滿洲。皇后婉容起先對皇帝的出走一無所知，後來當她知道溥儀已經離開天津后，鬧得天翻地覆，一定要追趕前去，終於患了歇斯底里症。消息傳到旅順，溥儀內心愧疚不已，連夜派人懇求日方將皇后婉容接到滿洲來。
　　為了完成建立偽滿洲國進而侵吞全中國的「大東亞共榮圈計劃」，日本軍方決定同意把婉容接到滿洲來，但卻苦於沒有合適的人去接。正這個時候，愛新覺羅·顯紓——川島芳子的名字出現了。憑著她在「刺殺張作霖事件」、「滿洲青年聯盟」以及「九·一八」事變等一系列重大活動中的表現，使她成為非常合適的人選。
　　1931年11月的一天，一位著裝時尚、窈窕嫵媚的漂亮女人來到了天津日本租界靜園溥儀的住宅。這就是秘密來津的川島芳子。她帶來了一個病人似的身體虛弱的朋友，把「她」安排在裡面一間屋子住下。這個生病的友人，其實根本不是女子，而是一個男扮女裝的美男子。於是，一出「棺材送活人」的好戲便上演了。
　　幾天以後，靜園裡放出風來，說是肅親王十四格格帶來的朋友不幸病逝。川島芳子擦眼抹淚，作出一副悲切之態。皇后婉容也在假的靈前致哀，僕人們跟在後頭鞠躬長拜。依中國的傳統習慣，人死了要運回老家，於是裝著皇后婉容的棺材便堂而皇之地運出了靜園，一路暢通無阻，很順利地運到了目的地——白河河畔，然後成功地坐上了一艘經過偽裝的日本兵艦，經過激烈的顛簸，終於平安地到達了大連。皇后婉容「對這次可怕的成功的冒險」深感滿意，於是便把母親遺留下來的翡翠耳墜贈給了川島芳子，以示感謝和紀念。由於川島芳子巧施妙計，把皇后婉容平安地護送到旅順，讓她跟溥儀團圓，為「滿洲帝國」的創建立下了「汗馬功勞」，日本關東軍特別嘉獎川島芳子，授其陸軍少佐軍銜。此後的川島芳子，可謂春風得意，她不僅與日本軍部取得了更為牢固的聯繫，並且不費吹灰之力地從一些舊財閥和滿清遺老手裡籌集了一批軍餉。她的行李中有做得十分考究的軍服、純金三星肩章、華麗的軍刀、裝在牛皮套里的嶄新毛瑟槍、柯爾特式自動手槍，為日後成為安國軍總司令撈足了資本。

[B]　　上海灘諜影[/B]

　　1932年1月10日，日本東北方面佔領軍以關東軍參謀長板垣的名義給上海的特務總長田中隆吉發去一封長電，同時通過橫濱正金銀行給他匯去2萬元經費。電文的大意是：「滿洲事變」已按計劃取得了進展，但考慮到日本政府和軍部懼怕聯合國反對滿洲獨立，希望你在上海挑起事端，把各國的注意力吸引過去，屆時關東軍則趁機實現滿洲獨立。
　　早在「九·一八」事變之時，田中和川島芳子就蠢蠢欲動，想在上海製造事端，一鳴驚人。見此良機，兩人很快便相機而動，加緊了製造「一·二八」事變的陰謀行徑。首先，身為上海公使館武官輔佐官的田中大佐，從關東軍提供的經費中拿出1萬元交給川島芳子，指使她用金錢運動一些日本人，以圖讓這些日本人排斥日貨，他自己便藉機製造事端。
　　當時上海有個毛巾廠叫三友實業分公司，據說是個屬於共產黨系統的抗日據點，田中命令川島芳子用金錢誘使這個公司的工人去襲擊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侶和信徒等5人。1月18日午後4時左右，幾十名工人按照川島芳子的旨意，在三友實業公司門前突然襲擊了這幾個日本僧侶。
　　日貨的海報。
　　事件發生后，田中又通過川島芳子，把一筆經費交給由僑居上海的日本人組成的「支那義勇軍團」，委任重藤千春憲兵大尉，指揮這批僑居上海的30名青年同志會會員，到襲擊日本僧侶的工人所在地三友實業公司，進行報復性的回擊。從表面上看，這似乎純粹是群眾性的報復行動，與日本軍方沒有任何關係，而那個全廠有千名職工的三友實業分公司，卻在這次事件中被放火燒毀，雙方都出現了一些死傷者。這樣一來，日中兩國間在上海的對立，已達到一觸即發的危險狀態。世界各國的注意力隨即轉移到上海，因為上海有著他們各自的租界和僑民。
　　儘管後來上海市長吳鐵城曾就日本僧侶遭受襲擊一事照會日本在上海的總領事館，做出書面道歉，並無條件地答應了日方提出的各項無理要求，但日本第一外遣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少將還是在1月28日當夜給陸戰隊下達了戰鬥命令，開進日本警備區域外的上海閘北區，並與當地守軍第十九路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一·二八」事變。
　　在「一·二八」事變發生之時，川島芳子隻身潛入吳淞炮台，查清了該炮台的炮數，然後向田中的上司——上海臨時派遣軍參謀長田代皖一少將作了報告。據說這對日本的作戰計劃起了很大作用。與此同時，川島芳子又女扮男裝，每夜都在上海百老匯的俱樂部狂歡亂舞。通過這種表面的燈紅酒綠生活，川島芳子又完成了一項「額外但卻十分重要」的任務，即通過舞會得以接觸到孫文的長子、行政院院長孫科，搶先捕捉到蔣介石下野的消息。這樣一來，關東軍事先就得到了來自川島芳子的絕密情報，這對於軍部制訂對華侵略政策、調整戰略部署意義十分重大，川島芳子也因此越來越博得了日本軍方的信任。
　　此外，為了摸清中國方面的抗戰動向，第九師團的植田謙吉少將曾派川島芳子設法到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摸底。川島芳子受命后，秘密地來到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的住所與之攀談，結果弄清了蔡的抗日意向非常堅決，並把這一情況報告給植田師團長。後來，事實證明，川島芳子的情報是正確的，因而使日軍能主動地採取迂迴戰術，避免了更大的傷亡。事後，植田謙吉對川島芳子的諜報才能讚不絕口，說她「可抵一個精銳的裝甲師團」。
　　由於各國使團出面調停，日本關東軍迫於國際壓力，不得不儘早結束戰爭。在具體活動方面，川島芳子也為結束「一·二八」事變，締結停戰協定主動承擔了一些任務。據田中隆吉回憶說，川島芳子通過田中的介紹，由認識而接近了國民政府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唐有壬，並從唐處得悉上海國民黨的中央銀行業已瀕於破產的消息以及國民政府希望停戰的迫切願望。川島芳子認識到這一情報的戰略意義，便連忙把這一情況報告了田中，田中又通過田代參謀長電告日本政府，結果使日本得以在優勢下結束了戰爭。事後，唐有壬以泄露情報罪受到追究，在他面臨生命危險之際，川島芳子又遵照田中的指示，將唐隱藏在家中達兩周之久。與此同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孫科在「一·二八」事變后，據說也因向日本方面泄露情報罪而受到蔣介石的彈劾。田中根據日本軍部的指示和孫科的要求，命令川島芳子承擔保護和援助的任務。於是，川島芳子便讓孫科悄悄溜到停泊在上海港的日本客船，巧妙地使孫科逃離上海到了廣東。另外，田中還命令川島芳子去探聽英國對「滿洲國」獨立問題的意向，而川島芳子也沒有辜負田中的厚望。她不僅沒費吹灰之力便從英國記者那裡獲知英國政府將在國際聯盟上對這個問題使用否決權等情報，並且最大程度地拉籠了上海的英國僑民，使他們對日方在「一·二八」事變中的侵略行徑能夠施以「諒解」。
　　由此可以看出，這個繼承了清室血統、既懂中日兩國語言又會一些英語的川島芳子，作為一名出類拔萃的超級間諜，為日本的「戰爭機器」添補了不少有用的零件。
　　偽滿洲國成立后，出於穩定時局的考慮，日本關東軍在偽滿政府安插了許多親信及本國人員，其中便包括川島芳子。
　　有一天，川島芳子找到養父的得意門生崛田武勝，希望他幫助自己招兵買馬。
　　原來，有一天，曾在張作霖的拜把弟兄張宗昌麾下當過參謀的方永昌，跑來向川島芳子提出：願組織一支安國軍，擁戴她為總司令，去參加剛爆發不久的熱河戰役。聽了這個建議以後，川島芳子的心不禁怦然一動，她想：如果把各路土匪聯合起來，由一個能幹的滿洲人指揮，那麼，大多數反滿抗日的匪徒也會欣然倒戈反擊，這對於維護滿洲帝國的統治、進而恢復清室在全中國的帝制一定十分重要啊。川島芳子的大膽想法，使崛田大吃一驚。他壓根兒也沒想到昔日師傅膝下嬌姿萬千、而今被譽為「軍中一枝花」的川島芳子有自己拉杆子搞部隊的念頭。驚愕之餘，崛田還是按照川島芳子的意思為她東奔西走，招募人馬去了。經過多方努力，1933年2月，身穿特製的軍服、以「安國軍總司令」身份參加了熱河作戰的川島芳子，又在偽滿洲國的上空釋放了一顆「原子彈」。日本《朝日新聞》就此用了兩個版面刊出了一篇「男裝麗人川島芳子小姐，被任命為熱河自衛團總司令，威風凜凜地站在討匪的第一線」的報道。
　　在這篇報道的正中，還登載了一張川島芳子身穿軍服馬褲，頭戴軍帽的姿態颯爽的全身照片。這張照片後來常被各方面所引用。而川島芳子這時候卻自稱金壁輝，據說此名的來由是因思念她遠在日本的二哥憲立而順，其化名金壁東。以金壁輝為總司令的「滿洲國」安國軍，就像一陣風似地在前線及日本本土傳開了。關東軍也不失時機地在形式上採取了同意川島芳子參加熱河作戰的措施，並利用這個事件作資料，對日軍進行大肆宣傳。一時間，川島芳子成為日軍士兵崇拜和嚮往的女性偶像。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在兵源、戰爭物資等問題上很快陷於捉襟見肘的困窘境地，因此迫切希望與國民黨政府締結和約。此刻，川島芳子正在東京閑居，她一聽這個消息，便急忙打電話給當時的日本首相東條英機的夫人勝子，說：「有一件重要事情，請一定要我見東條閣下。請一定把我護送到日軍的最前線。關於蔣介石軍隊方面，有許多將軍是我的熟人，你就不用擔心了。我一定要使日中和談早日實現。」於是，勝子便把川島芳子的意思傳達給了東條英機。
　　東條為川島芳子掌握消息的準確性感到吃驚，同時又十分讚賞她的計劃。接著，一份日本軍部的命令將躍躍欲試的川島芳子派到北京，讓她以東興樓飯莊女老闆的身份與國民黨在京要員廣泛接觸，搜集有關和談動向的情報。
　　川島芳子來到北京之後，便有條不紊地著手進行「和談」之事宜。首先，川島芳子利用自己過生日的機會大事鋪張，遍請在京朝野名流。緊接著，川島芳子又通過大漢奸周佛海、陳公博等人，與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搭上了線，希望戴笠能助她一臂之力。作為答謝，川島芳子將負責把南京偽政府的特務分佈網和北平諜報人員名單送給戴笠。戴笠早就十分仰慕川島芳子的諜報才華，欣然同意雙方進行初步的接觸，並派親信唐賢秋扮作北京大藥商行的老闆與川島芳子直接磋商有關事宜。
　　但是，川島芳子的社交手腕和「美女政策」最終沒有取得成功。隨著日本軍國主義在太平洋戰場和東南亞戰區的節節敗退，這位昔日權柄炙手的「東方魔女」已經漸漸失去了自己的表演舞台，在掙扎和孤寂中等待著歷史對她的懲罰。

[B]　　走向末日[/B]

　　隨著投放在日本廣島、長崎的兩顆原子彈的爆炸，蘇聯出兵我國東北，日本帝國已經徹底走向了末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川島芳子這個時候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有人曾勸她逃回日本或逃往內蒙古，但她沒有同意，仍然與她的秘書小方八郎等人住在北平東四九條三十四號的家中。
　　1945年10月10日，也就是在日本投降還不到兩個月的時候，川島芳子被捕了，隨後她被押往位於北平北城的民國第一監獄，也就是原來的日本佔領軍陸軍監獄。作為第一號女漢奸，川島芳子被捕后當局卻對她禮遇有加，不僅是一人一室，而且也未給她戴手拷，據說是北京軍統局特意關照這樣做的。在關押時，川島芳子很想見到日本人，所以裝作不會說中國話，她甚至要求找一個日本人來給她作翻譯。
　　川島芳子在第一監獄一直住到了第二年的7月，此後她被移送到了河北省高等法院羈押，等候審訊。1946年7月3日，南京《中央日報》刊登了對川島芳子的起訴書，主要內容如下：
　　金壁輝，即川島芳子，亡清肅親王之女，成長於日本；「九·一八」事變后返國，往來於平、津及敵國、滿洲之間，從事間諜活動；曾任偽滿皇宮女長官及偽滿留日學生會總裁，溥儀游東京時負責接待；組織偽安國軍；「七·七」事變后，向敵建議利用汪精衛組織偽南京政府，反抗祖國，延長戰禍；在日本用文字和廣播，發表我軍政內情；圖謀復興滿族，統一中國，唆使偽帝溥儀遷都北平。
　　這份起訴書意味著，川島芳子將會被依據《懲治漢奸條例》和《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而審判，也就是法庭會把她當成一個中國人來審判。起訴書刊登之後，圍繞川島芳子的相關報道便頻頻見於各種報刊，川島芳子的名字短時間內聞名全國，她複雜的身世和經歷吸引了人們大量的目光。1947年10月8日下午2時，在北平天安門西側的司法部街，也就是今天人民大會堂所在地的北平地方法院大法庭，國民政府對川島芳子進行了第一次公審。由於公眾的好奇心太過強烈，致使法庭無法控制秩序，只得將公審改期。
　　10月15日，在北平地方法院後花園開設的露天臨時法庭上，對川島芳子進行了第二次公審。川島芳子在幾千雙眼睛的注視下，被押解到了被告席上。目擊者說，川島芳子當時略施脂粉，中等身材，體態豐盈，宛如一個中年男人。在法庭上，自命不凡的川島芳子對審判充滿了蔑視，似乎對判決的結果並不在乎，甚至經常讓人感到狂妄和自傲。
　　在公審時，川島芳子當庭承認了自己的身世和過往經歷，但堅決否認自己叛國。川島芳子明白，如果承認叛國，那麼她將會被以漢奸罪而處死。1947年10月22日，河北省高等法院在第一監獄準備對川島芳子進行宣判。人們看見，川島芳子穿著黑呢子大衣，綠色西裝褲，黑色皮鞋，面施脂粉，短髮光亮，顯然經過了精心的修飾。她還刻意地左顧右盼，頻露笑容，來掩飾自己內心的不安。法庭的判決是這樣的：「金壁輝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以死刑，剝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全部沒收。」據說，當川島芳子聽到了對她的判決后，「面容陡變，眼淚盈眶，然猶故作鎮靜，低頭乾咳不已」。
　　為了不以漢奸罪被處死，川島芳子開始否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她不斷地給養父川島浪速和秘書小方八郎寫信，要求他們儘快為自己搞到日本國籍的有效證明，這樣她就可以再通過律師的辯護，把自己從漢奸的法庭拉到審判日本戰犯的法庭。
　　對於川島芳子的求援，川島浪速等人也做了一些努力。川島家鄉長野縣的村民們甚至還向北京寄回了「請願書」，以證明芳子自小就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希望能夠給她重新審理的機會。但是，他們也的確沒能拿出證明其日本國籍的有效證明。這是為什麼呢？
　　有一種說法認為，川島芳子一直認為自己在日本有戶籍。她6歲時作為川島浪速的養女來到了日本，最初是在東京赤羽生活，但是因為1923年發生了「關東大地震」，當時區政府所有的戶籍資料都在大火里燒毀了。那以後他們搬到了松本市來住，但不知什麼原因，他們沒有進行戶籍登記。
　　川島浪速在給川島芳子辯護律師的信中進行了解釋，並說：「親王與我情勝手足，因為同情我家中無子，所以親王才在1912年將當時僅有6歲的幼女芳子送至東京，從此芳子就成為了我家的孩子。」
　　實際上，也正是因為這份由其養父提供的材料，才使得川島芳子在法庭上再也無力為自己辯解了，即便她曾委託律師提起上訴，請求再審，但她的上訴最終還是在1948年3月14日被河北省高等法院駁回，法庭依舊維持原判。

[B]　　行刑后的爭論[/B]

　　這起國內外矚目的川島芳子案件，在執行槍決的那一天，國民黨當局並沒有通知新聞局及諸多報社，事後解釋的理由竟是忘了通知。這也引起了人們對川島芳子死亡的懷疑。
　　槍決川島芳子的日期被定在1948年3月25日上午6點45分。儘管當局百般遮掩，還是被不
　　少消息靈通的記者打探到了，說死刑屆時將在德勝門外的第二監獄進行。然而，當記者到達后，監獄大門卻緊緊關閉，除了允許兩名美聯社的記者進入外，其他的記者全被拒之門外。
　　大門關上后，行刑便開始了。槍響過後，監獄的大門突然大開，在外等候多時的記者們蜂擁而入。記者們在地上看到了一具剛被執行了死刑的女屍。有記者後來描述道：「該屍頭南腳北，彈由後腦射入，由鼻樑骨上射出，頭髮蓬亂，滿臉血污，已不能辨認。」
　　這樣一來，記者們更加懷疑了，他們認為，槍決選擇在監獄內秘密進行，並且違背諾言，不讓記者觀看行刑過程實在可疑，再加上屍體已經面目全非，根本無法判斷是不是川島芳子的正身，因此，很難相信川島芳子真的死了。這些情況一經記者報道，社會輿論立刻沸沸揚揚。
　　中國《大公報》立即刊發了報道，對川島芳子是否已死做出了大膽猜測。他們認為，川島芳子的死刑實際上並沒有執行，被處死的只是她的一個替身。報紙上刊登的女屍照片留著女士長發，而據川島芳子的秘書小方八郎說，川島芳子歷來剪的都是男士短髮，所以被處決的絕不是芳子本人。除此之外，人們還對川島芳子的死提出了更多疑點。
　　有人提出，川島芳子在日本戰敗之後肯定知道自己有危險，她至少可以有兩個地方可去——日本和內蒙，但是她最後選擇了留下，究竟是出於什麼原因呢？這讓人們猜測不已。另外，川島芳子在受審的法庭之上公開藐視法官，其平時放蕩不羈的性格沒有絲毫收斂，似乎有恃無恐，確信自己不會被判處死刑，莫非自己真的有很強大的後台？為什麼對川島芳子進行了公審，但是公審后卻沒有公開槍決，難道只是為了做表面文章？諸多疑問，讓人們議論紛紛。事後不久，就有人公開承認川島芳子被調包，一家報紙甚至發表某人聲名說自己的姐姐被買來替死，後來因為錢款未付足，所以才把這件事情公布。
　　還有更離奇的說法。一些人認為，川島芳子被關押后，表面上不動聲色、視死如歸，暗地裡卻又通過各種關係為自己開脫、推卸罪責。她首先派人讓胞兄憲立找到田中隆吉和多田駿，請他們出面向美國駐日本最高軍事長官麥克阿瑟將軍求情，向遠東軍事法庭說項，對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接著，又寫信給養父川島浪速，懇求他證實自己是日本人，以擺脫因涉嫌漢奸罪而判處死刑的危險。最後，川島芳子亮出了自己的王牌——北平和南京方面日偽的諜報網，請軍統局頭子戴笠幫助營救她。此外，她還通過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向國民黨上層人物疏通關係，企圖逃脫罪責。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南京政府開始注意這個「卓越的」日軍「一枝花」。蔣介石秘密電令北平方面將川島芳子押送到南京接受審查。
　　與此同時，軍統局也想盡一切辦法保護這個有重大利用價值的超級女間諜。一天夜裡，軍統局的一位年輕少校秘密地到禁止男人去的女牢里探望了她，來人溫和地對川島芳子說：「金司令，明早檢察官將攜帶處決執行證來這裡。死刑的執行將在本監獄的澡堂和廚房前面的廣場進行。屆時由我指揮……士兵的槍是空槍，沒有彈頭……士兵並不知道……但是，請你應槍聲倒下。驗屍由我來做。」少校接著說道：「我們已準備了一口特製的棺材。運出監獄以後，我們的同事會把你送到安全地點的。」
　　川島芳子對此衷心地說了聲「謝謝」后，那位軍官也就形消影遁了。
　　新聞界對各種傳說大肆渲染，有人甚至認為川島芳子並沒有死，被處死的只是她的一個替身。有人說她本人早已潛返東瀛。甚至傳聞說某國民黨權貴因迷戀川島芳子的絕代風華，不惜違犯國法，用偷龍換鳳手法，耗費重金買通獄吏將川島芳子救出，將川島芳子秘密納為外寵……諸多傳言，不脛而走。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今天，我們已經很難再得知川島芳子被行刑時的真相。然而，對於這個曾經在歷史上興風作浪的「東方魔女」來說，無論是被以漢奸的罪名處死，還是被秘密營救后苟且偷生，都已經失去了往昔呼風喚雨的「女諜風采」。[/COLOR][/SIZE]

sujie_alex · 發表於 2006-9-5 11:55

[SIZE="3"][COLOR="Navy"]　　上海灘，在近現代的中國歷史上一直有「東方樂園」的稱號。這裡的十里洋場，風雲變幻，機會與風險並存，成為冒險家施展自己的能量、實現飛黃騰達的理想場所。「流氓大亨」，是1949年解放以前，舊上海灘里的特有產物。一些善於投機的流氓頭子，利用幫會勢力，網羅門徒，成為上海灘秘密勢力的霸主，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橫行霸道，無惡不作，被惟恐躲閃不及的老百姓稱為「流氓大亨」。而在舊上海的「流氓大亨」里，排名第一的，當推黃金榮。

　　[B]上海灘第一「大亨」[/B]

　　黃金榮的家族沒有一點顯赫的背景，他們世代居住在浙江餘姚，父親黃炳泉年輕的時候是餘姚衙門的捕快，後來來到上海的漕河涇種地。黃金榮6歲跟隨父親來到上海，住在南市張家弄，黃金榮就在附近的廟宇孟將堂內的私塾讀書。他從小頑皮，不喜歡讀書，頭腦卻很靈活。當時，張家弄內住有不少當過清朝武官和捕快差役的人，黃金榮從小和這些人接觸，耳聞目睹，也學習了不少江湖訣竅，對他後來在法租界捕房起家發跡，打下了伏筆。
　　1881年，黃金榮14歲時，父親因病去世，留下母親鄒氏和姐弟四人，只能依靠母親給人洗衣服勉強維持生活。於是，鄒氏就把黃金榮送到附近的廟宇內做些零碎事情，混口飯吃，因此周圍的人就叫他「和尚」。後來由於上海流行一種傳染病，黃金榮也被感染，雖然僥倖地活了下來，臉上卻生出麻皮，因此後來就有了「麻皮金榮」的綽號。
　　黃金榮在廟宇內做和尚雜活之後，僅僅勉強維持自己的溫飽，後來，他母親又託人把他送到城隍廟一家裱畫店當學徒。這家裱畫店開設在豫園路環龍橋下，名叫萃華堂裱畫店。黃金榮做了三年學徒，每月只拿月規錢四百文（四十個銅板）。滿師后，他又站了兩年櫃檯，因為不肯吃苦，沒多長時間就不幹了，從此在法租界和一群地痞流氓鬼混，成為一個上海灘的小混混。
　　1890年，為了加強租界內的治安，當時的法國駐滬總領事白早脫和公董局總董白爾研究決定招募120名華人巡捕。這時，22歲的黃金榮正窮困潦倒，走投無路，便決定去碰碰運氣。結果，巡捕房看中了他那強壯的身體，居然錄用了，從此黃金榮成為法租界捕房的三等華捕。黃金榮從此否極泰來，天天跟在法國巡捕的後面，挨家挨戶去徵收「地皮捐」、「房屋捐」，還參與鎮壓那些不願意動遷的農戶、墳主和抗議加捐的活動，表現得格外賣力。由此，他再次獲得上級的欣賞，一下就由華捕提升為巡捕房便衣警察，俗稱「包打聽」。提拔后的黃金榮被派差到十六鋪一帶活動。由於他在萃華堂學藝期間，常到城隍廟得意茶樓喝茶，結識了城隍廟一帶的地痞流氓和青洪幫分子。當了「包打聽」后，為了管理十六鋪碼頭的治安和破獲盜竊案件，他進一步有意識地和這些人廝混，在社會黑暗面中的關係逐漸多了起來。在此期間，黃金榮用「黑吃黑」、「一物降一物」的手法，網羅了一批流氓混混給他提供各類情報，破了一些案子。為了繼續迅速地升遷，黃金榮甚至製造假案，用賊喊捉賊的辦法來提高自己的聲名和身價。有一天，法國巡捕房的街對面，有一家咸貨行的一塊金字招牌突然被偷盜，老闆急得六神無主。有人就對他說，對面巡捕房的黃金榮破案子「靈光」。老闆半信半疑，進了巡捕房就直接點名找黃金榮破案。誰知，不等黃金榮跑出巡捕房，一班小流氓就敲鑼打鼓地將那塊招牌給送了回來。由此，黃金榮的名聲不脛而走。後來，人們才發現，這全是黃金榮在幕後一手策劃、自導自演的一出騙局。
　　不久，黃金榮果然再次獲得提升，擔任探目，即刑事出外勤股和強盜班二個部門的領班，后又升為督察員。在黃金榮在任期間，也曾經真的破過一些大案子。有一次，法國總領事的書記官凡爾蒂偕同夫人去太湖遊覽，結果被那裡的土匪綁架。法租界聞訊后，就派黃金榮設法營救。黃金榮通過黑勢力的關係，很快找到了太湖土匪的頭領「太保阿四」、「豬玀阿美」，隨後將凡爾蒂夫婦安全地營救了出來。還有一次，福建省督理周蔭人的參謀長楊知候帶了六箱古玩、字畫到上海來，不料，一出碼頭就被人盜走。為此，淞滬護軍使何豐林特請黃金榮協助追查。結果，不到半天黃金榮就查明真相，將原物如數追回。
　　最使黃金榮得意的，是他後來破獲的一件法國天主教神甫被綁架的大案。
　　當時，這名法國天主教神甫與法國駐滬領事、法捕房總巡等關係密切。他為了開闢傳教基地，由上海乘火車趕往天津，打算去開辦教堂，結果在山東臨城被軍閥張宗昌的部隊攔車搶劫，把他綁架到臨城鄉下看管起來，準備敲詐一筆巨款。
　　法國天主教神甫被綁事件發生后，轟動國內外，法國駐滬領事限令法捕房火速破案，救出人質。捕房動員所有的偵緝人四處打聽、搜索，都沒得到任何消息，只得採取高價懸賞的辦法，凡通風報信這名法國天主教神甫下落的，賞銀洋三千元，如能救出人質，賞銀洋一萬元。黃金榮得知此事，認為是升官發財的大好機會。於是千方百計尋找線索，但過了許多日子，仍然一無所獲。
　　這個時候，一個名叫韓榮浦的山東人，從臨城乘火車到上海來買東西，結果在上海車站附近的旅館登記住宿時，發現裝在衣服里的一百元錢不翼而飛。韓榮浦不甘心錢被偷，忽然想起有個姓隋的同鄉在法租界里當巡捕，於是就前去求助。隋巡捕聽了他的遭遇后，就替他報了失竊案，並介紹他和黃金榮見面。
　　黃金榮和韓榮浦閑聊，隨口向他打聽法國神甫被綁架的事件。恰巧韓榮浦當時正是吳佩孚手下的副官，消息非常靈通，而且吳佩孚的部隊和張宗昌的部隊都駐在天津附近，雙方的所作所為，彼此都有所聞，所以韓榮浦就告訴黃金榮一些法國天主教神甫被軍隊綁架的消息。聽到消息，黃金榮非常高興，立即付給韓榮浦150塊錢，要他回到臨城去詳細打聽人質藏在什麼地方，一有下落趕快到上海來報信，再給他500元賞金。如果破案，更有重賞。
　　韓榮浦見錢眼開，立即回到臨城，很快就發動關係，打聽到法國神甫被關押的地方。隨後，韓榮浦再次來到上海，告訴黃金榮情況。黃金榮當即給了韓榮浦500元，另交他一千元，叫韓榮浦設法買通看押法國神甫的人員，並告訴韓榮浦，等到他帶人到達關押法國神甫的地點時，再付二千元，並讓這些看守人員事後逃往外地。
　　韓榮浦返回臨城之後，按照計劃行事，結果一切順利。黃金榮在約定日期親自帶領幾十個便衣到達臨城。當天夜晚，他們化裝成張宗昌部隊的官兵，把人質悄無聲息地營救出來，隨後安然返回上海。
　　由於黃金榮不斷立功，法國東正全權大臣授予他一枚頭等金質獎章，法國巡捕房還破例提升他為警務處惟一的一個華人督察長，委派了8名安南巡捕給他當保鏢。從此以後，黃金榮平步青雲，成為上海聞人。
　　黃金榮初到上海，僅僅是一個不入流的街頭混混，並沒有加入當時有名的黑幫幫派，後來勢力壯大以後，為了今後更好地發展，他就拜當時的青幫「大」字輩張仁奎為師，列「通」字輩。黃金榮一生涉足賭、娼、盜，大發不義橫財，只要能掙錢，他從不問行當，下三濫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他憑藉勢力聲威，廣收門徒，靠販煙土、設賭場、開戲園和敲詐勒索等手段聚斂財物，此外黃金榮還和杜月笙、張嘯林組織三鑫公司，從事走私鴉片、軍火買賣等活動，聚斂財富，成為擁有巨萬家產的大富翁。黃金榮對金錢貪得無厭，他曾經不無得意地宣稱，自己的人生嗜好是「賺銀子睡女人」。他對金錢的法力充滿迷信，認為有錢能讓鬼推磨，因此，狂妄地叫囂：「天大官司，磨盤大的銀子。」在黃金榮的勢力更加強大之後，目空一切的他開始自稱為「天字輩」青幫老大，意思是比當時上海灘青幫最高輩分「大」字輩更高一尺，並建立有忠信社、榮社等幫派組織，收徒上萬人，其中就包括後來的蔣介石。
　　20世紀20年代初期，當時名叫蔣志清的蔣介石正在上海灘四處投機。為了賺錢，他和周駿彥等人在上海開辦證券物品交易所「恆泰號」，幻想以此實現自己的發財美夢。
　　初期，交易所的業務還算可以，孰料1921年上海爆發金融危機，一時交易所紛紛倒閉，股票值如廢紙。勉強支撐到1922年，「恆泰號」徹底倒閉，眾多股東拿著股票要求兌現。交易所的監察人周駿彥被逼得兩次要跳河自殺。債主們還僱用一些打手來強迫蔣介石等還錢。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經過當時上海的商界大亨虞洽卿的介紹，蔣介石來到當時正如日中天的黃金榮門下尋求「保護」。
　　1934年，上海灘的顯赫人物。左起：鉅賈杜月笙、蘇聯大使鮑氏、外交官蔣廷黻、上海市長吳鐵城、上海保安處長楊虎。蔣介石拜黃金榮為師后，黃金榮在酒店招待「恆泰號」的債主們。酒席中，他指著蔣介石說：「現在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債，大家可以來找我要。」債主們聞聽後面面相覷。大家眼看著錢要不回來，只好順水推舟，給黃金榮一個面子。於是，把蔣介石逼得走投無路的事情，黃金榮一句話就擺平了。
　　1927年三四月間，身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親自來到黃金榮公館，再次向他當年的救命恩人行師徒之禮。1927年，黃金榮與杜月笙、張嘯林等積極支持並參與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政變，黃公館是主要活動地點。因反共有功，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后，蔣介石授予黃金榮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少將參議及行政院參議。
　　1927年底，黃金榮從督察長的位置退休閑居，開始將位於漕河涇鎮附近的黃家祠堂擴建為自己以後養老的家園，並於1935年建成黃家花園（即今天的桂林公園）。該園佔地80多畝，中有「四教廳」，壁上懸挂黎元洪、徐世昌、曹錕、宋子文等軍政要人和社會名流所送匾額，還有蔣介石手書「文行忠信」的紀念碑。
　　1947年，黃金榮過80壽辰，蔣介石曾經大張旗鼓，親自來黃家花園為其祝壽。

　　[B]提拔杜月笙[/B]

　　在黃金榮的一生里，他和杜月笙的關係最為複雜。他曾經一手提拔了杜月笙，但是後者的勢力後來卻一天一天地超越了他。他們彼此心存忌憚，但是卻為了共同的利益互相勾結和利用，在兇險的上海灘彼此依靠，一起叱吒風雲。
　　杜月笙（1888—1951），原名月生，發跡后改名鏞，號月笙，1888年8月22日出生於江蘇川沙（今屬上海市浦東新區）高橋南杜家宅，這一天，正好是農曆七月十五日，民間俗稱的鬼節。杜月笙的父親杜文卿，曾在茶館當過跑堂，在碼頭做過丁役，后又與人合作在楊樹浦開過一家米店，慘淡經營。母親朱氏則時常幫人漿洗衣物，補貼家用。
　　杜月笙剛過周歲時，由於連年天災和疫病到處流行，母親朱氏在高橋鎮無以為食，只好抱著杜月笙步行幾十里，到楊樹浦投奔丈夫。後來，朱氏和丈夫商議，進紗廠做工。
　　1890年夏天，上海流行霍亂，朱氏卻在這情況危急的歲月里又生下了一個女兒。產後，她由於極度的衰弱而死亡。杜文卿悲痛萬分，無奈之下，他把杜月笙和女兒一同抱回楊樹浦，三人相依為命，最終無法支撐，把女兒送給了別人。
　　多年以後，杜月笙歷盡滄桑，成為名聞全國的上海大亨之後，曾高價懸賞、千方百計尋找這位早年送人的妹妹，結果杳無音信。
　　1892年冬天，上海一帶天降大雪，氣溫陡降，杜文卿突然染病，很快離開人世。這個時候杜月笙還不到四歲。此後，杜月笙由繼母張氏撫養。張氏性格堅強，視杜月笙如己出，她起早貪黑為人洗衣服，賺幾分錢，聊以度日。不料，災難再次降臨，1895年，張氏突然神秘失蹤，從此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杜月笙也從此徹底成了孤兒，流落街頭，整天在茶館賭棚流走，撈到什麼便吃什麼。14歲的時候，杜月笙到上海十六鋪鴻元盛水果行當學徒，日夕與當地的一些流氓痞子鬼混，又因為嗜賭成性，不久便被水果行開除，轉到潘源盛水果店當店員。後來，杜月笙為了在上海灘立足，便拜青幫「通」字輩的流氓頭子陳世昌門下，按輩分排在「悟」字輩。由於陳世昌等人的關係，杜月笙獲得機會進入黃金榮公館。
　　當時的黃金榮在上海法租界捕房內步步高升，已經成為租界當局中惟一的華人督察長。他利用這個勢力在上海東新橋附近開了一家「聚寶」茶樓，廣收徒弟，為租界作耳目。同時，他也經營了戲院、浴室等各種財源流暢的生意。
　　黃金榮第一次見到杜月笙就非常欣賞，覺得這個人很有點氣派，就收容了他，從此，杜月笙成了黃金榮的隨從。黃金榮每天早晨要到「聚寶」茶樓，以喝早茶為名，處理各種官司，杜月笙總是拿著大衣、皮包，隨侍在旁。
　　杜月笙是個很有心計的人，他不動聲色地觀察著周圍的一切，暗地裡卻把上自黃金榮，下至一般聽差，每個人的生活習慣，脾氣性格，揣摩得清清楚楚，並且針對不同的人投其所好，見機行事。
　　當時，黃金榮的夫人是林桂生，人稱桂生姐。她雖然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但卻精明能幹，是黃金榮的得力助手和高參，深得黃金榮的喜愛。杜月笙對這一切心知肚明，因此也處處找機會討桂生姐歡心。
　　有一次，桂生姐得了一場大病，杜月笙在旁盡心照顧。病癒后，桂生姐對杜月笙另眼相看，常在黃金榮面前誇獎杜月笙。隨後，杜月笙又抓住機會幹了幾件讓桂生姐和黃金榮讚賞的事情，漸漸地，他就成了桂生姐的心腹，並參與了黃金榮最機密的工作——搶奪鴉片。
　　當時的煙土鉅賈人稱「潮州幫」，他們經常利用英租界和法租界從事鴉片走私，因這是外國人管轄區，中國法律鞭長莫及。「潮州幫」煙土商利用租界大搞鴉片走私之事，雖然隱秘，但仍然為上海灘的那些地痞流氓千方百計地打聽到信息，他們便採用各種手段，巧取豪奪，半路搶劫走私的鴉片。
　　當年上海灘上搶奪鴉片最厲害的八個人物，按照出道時間的先後，被人稱為「大八股黨」。「大八股黨」成名已久，並因此積累了萬貫家產，已經不再想去拿腦袋作賭注，開始選擇一種穩妥可靠、不冒風險的斂財方法。於是，他們的頭目如沈杏山、季雲青、楊再田等人，先後投效上海的緝私機構，並倚仗手中有的是金銀錢鈔，上下買通，很快就鑽進了這些緝私機構的核心部門，佔據了高級職位，逐漸地控制了這些部門。
　　當「大八股黨」把水陸兩途，以及英租界的查緝煙土之大權抓到手之後，不但自己公然販賣和走私鴉片，並且向煙土鉅賈收取大量的保護費。而「潮州幫」煙土商也自願奉獻，因為從此以後，有緝私部門的槍杆子保護，他們的買賣就合法化了。
　　當時的鴉片商和煙土行多半開設在英租界，「大八股黨」和煙土商們並沒有把法租界的黃金榮放在眼裡。因為在他們看來，法租界總共只佔地一千多畝，地小人少，力量微不足道，只要事先打個招呼，就不會有事了。於是，「大八股黨」的頭領，這個時候已當了英租界巡捕房頭目的沈杏山，就派人向黃金榮傳話。
　　誰知黃金榮和杜月笙一聽完來人的話，就沉下臉來，一口回絕。沈杏山惱羞成怒，利用軍警的力量，對煙土實行武裝接運，斷了黃金榮和杜月笙的一條財路。黃金榮怒氣衝天又無可奈何。杜月笙卻老謀深算，向黃金榮和桂生姐提出搶劫鴉片的主意，並得到兩人的贊同。
　　杜月笙說做就做，立即招兵買馬，網羅亡命之徒，很快就建立起一支搶劫鴉片的隊伍，後來被人稱為「小八股黨」。第一次搶劫鴉片得手，就弄到一船煙土，等於搶到幾十萬銀洋，通過這次「搶土」，他們也看出「大八股黨」在護送煙土過程中的種種漏洞。從此，伴隨著一次次布置周密的搶劫鴉片事件的發生，大量財富流進了黃金榮和杜月笙的腰包。1925年7月，黃金榮和杜月笙又聯合另外一個流氓頭子張嘯林，在租界與軍閥當局庇護下，成立了主要做鴉片生意的三鑫公司。不久，英國在上海的租界開始禁止鴉片生意，而三鑫公司乘機壟斷法租界鴉片生意，因此大發橫財。杜月笙擔任三鑫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同年，擔任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稅華人會監察，勢力日大，地位逐漸與黃金榮、張嘯林並列。他們三個人成為上海灘上顯赫一時的「流氓大亨」。
　　在上海三大「流氓大亨」中，有「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的說法。和黃金榮、張嘯林相比，杜月笙更善於協調黑白兩道各派勢力之間的關係。他通過販賣鴉片、開設賭場等活動，大肆聚斂錢財，又用這些不義之財，籠絡社會上各種人物，從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幫會骨幹，無所不有。由於杜月笙在上海善待當時已經下台的北洋軍閥黎元洪，黎元洪的秘書長特地撰寫一副對聯贈予他：「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杜月笙對這副對聯愛如拱璧，專門請名家雕刻為黑底金字，懸在他家客廳的兩楹。杜月笙因此被其黨羽吹捧為「當代春申君」。杜月笙還附庸風雅，廣結名流，大學者章太炎、名士楊度、名律師秦聯奎都是他的座上客。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和上海「八·一三」事變相繼爆發。上海人民與全國人民一樣，投入到英勇悲壯的抗日鬥爭中。在全國人民抗日要求推動下，杜月笙參加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任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任。他參與勞軍活動，籌集大量毛巾、香煙、罐頭食品，送到抗敵後援會。他還通過自己的關係，弄到一些軍中急需的通訊器材、裝甲保險車送給抗日將領。上海淪陷后，杜月笙拒絕日本人的拉攏，於1937年11月遷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幫會的關係，繼續活動。他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和上海
　　黨政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從事情報、策劃暗殺漢奸等活動。1940年他組織人民行動委員會，這是在國民黨支持下的中國各幫會的聯合機構，杜月笙為主要負責人，由此實際上成為中國幫會之總龍頭。
　　在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成為上海叱吒風雲的人物之後，他們之間的關係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特別是杜月笙，運用高超的手段廣交天下名流，織成了一張盤根錯節、無所不在的龐大勢力網，被人們稱為上海灘的「厚黑教主」，其勢力發展到巔峰時期，甚至已經超越了一手提拔他的黃金榮。而恰在此時，圍繞著當時走紅的坤伶露春蘭的爭鬥，引起了一場風波。
　　■　上海四大舞台之一——黃金榮的「榮記」大舞台露春蘭本是黃金榮門生張師的養女，常來黃公館串門，平日也喜歡去聽戲。她生得聰明伶俐，沒多久就學會幾句老生戲和青衣。當時已經50多歲的黃金榮對露春蘭一見傾心，決定讓年僅14歲的露春蘭在舞台登場演出，捧她出道。黃金榮對此不遺餘力，一連兩個月，親自下戲館為她捧場，又甩出大疊銀洋，要各報館不惜工本地捧露春蘭。他還親自為她張羅演主角、灌唱片。一時間，上海各大小報紙上紛紛刊出露春蘭的俏影玉照。她的名聲壓倒了上海紅伶小金玲和粉菊花。
　　浙江督軍、軍閥盧永祥的大兒子、上海灘出名的四公子之一盧筱嘉，最愛聽戲，他看到報紙上大篇幅介紹露春蘭，就一襲青衫，輕車簡從，專程前往榮記大舞台。戲尚未開場，盧筱嘉就讓跟班給露春蘭送去一枚鑽戒，約定戲散后同度良宵，被露春蘭推說有約拒絕了。
　　偏巧這天露春蘭一不留神，將一段戲文唱走了板。盧筱嘉在台下正沒有好氣，就陰陽怪氣地喝了聲倒彩。黃金榮正坐在正廳包廂里看戲，一聲倒彩傳來，氣得他暴跳如雷，馬上派人過去給了盧筱嘉兩個大嘴巴。盧筱嘉見打手人多勢眾，自己只有兩個保鏢，就悻悻地走了。
　　過了幾天，黃金榮吃罷晚飯，又帶了四個貼身保鏢耀武揚威地踏進了包廂。就在這時，盧筱嘉帶領十幾個便衣悄悄溜進了正廳包廂，用手槍頂著黃金榮的光腦袋，隨後架了他就走。
　　後來，還是杜月笙和張嘯林出面，打通了盧府內部關係，花了三百萬款子，總算把黃金榮贖了回來。
　　黃金榮一手捧紅露春蘭之後，就想據為己有。但是他明白自己的老婆林桂生不會輕易答應，因她當年為自己發跡立下過汗馬功勞。他知道林桂生非常信任杜月笙，於是就讓他去遊說。不料林桂生回答得非常乾脆，要娶露春蘭可以，除非自己出門。讓杜月笙、張嘯林等人沒有想到的是，黃金榮真的提出了離婚。他給了林桂生一大筆生活費作為補償后，就迫使她搬出了黃公館。露春蘭名正言順地成了黃太太。黃金榮驅趕林桂生出門之後，杜月笙對黃金榮內心裡非常不滿，也對林桂生的遭遇感到不平。不過黃金榮的新婚並沒有維持多長時間，不到三年，露春蘭就堅決地提出和黃金榮離婚，據傳是與德孚洋行的買辦薛恆產生戀情。隨後，兩人在法國律師魏安素事務所協議離婚。
　　一個買辦敢奪在上海呼風喚雨的黃金榮之愛，很多人都推測是杜月笙在台後支撐。而在經歷了這場風波之後，黃金榮和杜月笙在內心裡也都彼此忌憚，不過，為了共同的利益，他們在表面上仍然相好如故。

[B]　　大亨末日[/B]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杜月笙於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拾舊部，重整旗鼓。這時，由於租界已被收回，國民黨勢力可以公開活動，幫會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麼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參議會選舉議長，杜月笙經過多方活動，雖然以最高票當選議長，但因國民黨不那麼支持他，他當選后馬上辭職。
　　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去了香港。據說，在1949年4月，離開上海前的杜月笙曾經來到黃金榮家辭行，並勸黃金榮也去香港，但是被黃金榮拒絕了。
　　流落異鄉的杜月笙心情憂鬱，朋友甚少，幾乎整日呆在家裡喝茶聽收音機看看報紙，不久，就患了嚴重神經衰弱、心臟病。1951年7月，杜月笙中風偏癱，他拒絕進醫院治療，對家人說：「苦難流離，備受刺激，生不如死。再說中風後遺症難愈，不要讓我過手足不能動的
　　活死人日子了。」8月7日，杜月笙口述了遺囑，將所有財產，包括不動產、債券、現金分配給各房夫人及子女，訓勉兒女努力守成創業。8月10日以後，杜月笙進入昏睡狀態，水米不進，彌留期間，他曾對家人交代：「把我的屍骨帶回上海，葬在浦東高橋老家。」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撒手西去。
　　與杜月笙不同的是，黃金榮選擇了留在大陸。1949年，上海解放以前，黃金榮的夫人李志清席捲了黃金榮的金銀珠寶離開上海往香港，后又到了台灣。這時，有人勸黃金榮也到香港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準備渡江解放上海前夕，蔣介石特別召見杜月笙，讓其帶信給黃金榮，囑咐他「抓緊時機」到香港或台灣去，「以免遭種種不測」。
　　但是，82歲的黃金榮最終決定留了下來。他對人說：「我已經是快進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屍骨不想拋在外鄉，死在外地。」實際上，此刻的黃金榮，在上海還有難以割捨的東西。黃金榮一生，利用自己特殊的社會背景，腳踏黑白兩道，苦心經營上海「大世界」遊樂場十幾年，使其成為名噪一時的滬上名勝。1948年春夏之交，他以巨資與沙遜洋行簽訂了「大世界」10年的租地合同。他擔心，自己離開上海，一生心血經營的「大世界」將會成為無主財產，即使由養子繼承，也極可能被共產黨沒收。
　　上海解放初期，黃金榮蟄居在家，深居簡出，不問外事，也過了一段安逸日子。黃金榮每日享受三樣東西：吸大煙、搓麻將、下澡堂。解放后，政府雖有明令禁止抽大煙，但是黃金榮早已經在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煙土，據說足夠他後半生吸食。
　　當時黃家上上下下20多口人，都住在龍門路均培里一號。這是黃金榮發跡后造的一幢三層洋房，有幾十個房間。黃的居室在二樓東端，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門徒租住，可以互通聲氣，方便走動。除夏天避暑去漕河涇黃家花園住一段時間，黃金榮一直居住於此。上海市人民政府這時還允許黃金榮照常經營他的產業，如大世界、黃金大戲院、榮金大戲院等，每月都有一筆不菲的收入。
　　1951年初，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后，黃金榮的日子開始難過起來，市民甚至自發涌到黃宅門口，要求他接受批鬥。一封封控訴信、檢舉信，如雪片般飛進市政府和公安機關，懇請政府為民報仇雪恨。在嚴峻的形勢面前，連黃金榮的一些門徒也起而揭發，要求靠攏共產黨，與黃金榮劃清界線。
　　1951年5月20日，迫不得已的黃金榮在上海的《新聞報》、《文匯報》刊出了《黃金榮自白書》，他在「自白書」中，自稱「自首改過」、「將功贖罪」、「請求政府和人民饒恕」，並表示要「擁護人民政府和共產黨」，「洗清個人歷史上的污點，重新做人」。上海灘第一大亨的「懺悔」，在當時轟動一時。隨後，黃金榮響應政府的改造號召，開始掃大街，由於此刻的黃金榮已經是風蝕殘年的老人，這項象徵性的「改造」措施並沒有持續下去。
　　1953年，上海市政府按照「大世界」的複雜形勢，決定對黃金榮的殘餘勢力再行打擊，將「五虎將」、「四大金剛」等殘渣餘孽一網打盡，使「大世界」的舊貌徹底換了新顏。黃金榮病倒了。一天，他將養子黃源濤喊到家中，口傳了遺囑，最後感嘆道：「我的一生，都風掃落葉去了，唯有留下這個『大世界』。不過，斷氣瞑目后，『大世界』不可能再屬於我的了。」幾天之後，這個曾在上海灘顯赫一時、叱吒風雲的黑幫老大，一個從小癟三起家跨越黑白兩道的「流氓大亨」，便突然高燒不止，在昏迷了幾天以後，閉上了眼睛，時年86歲。[/COLOR][/SIZE]

sujie_alex · 發表於 2006-9-5 12:08

[SIZE="3"][COLOR="DarkGreen"]兄弟鬩牆：魯迅周作人何故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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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冬天，魯迅與周作人結束長期的寄居生活，買下了北京八道灣11號。經歷了多年的骨肉分離，魯迅終於兌現了青年時代的誓言，兄弟三人大團圓，有錢同花，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一同贍養辛苦了一輩子的老母親。此時，三弟周建人雖無收入，但是魯迅和周作人都已是思想界明星，兩人的月薪加起來，超過500塊大洋，相當於今天的5萬元。此時周氏兄弟都處在自己人生道路的關鍵時刻。在這樣的時刻，他們本應互相支持、補充，攜手共進，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兄弟二人卻於一天早上宣布決裂。這樣的結局，無論是魯迅，還是周
　　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說，是他們所不願意接受的。
　　但事情畢竟還是發生了，而且來得那麼突然。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兄弟失和
　　魯迅是1881年9月出生的，他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最小的弟弟妹妹早夭，只剩下兄弟三人。魯迅12歲那年，祖父因為考場行賄，被光緒皇帝判了死刑。魯迅的父親變賣家產，保下祖父，卻使周家急速敗落。
　　1898年，周作人在杭州監獄服侍祖父，魯迅卻向母親磕了一個頭，去南京求學。1902年，魯迅又飄洋過海，去了東京。在異國他鄉，他更加懷念家鄉兄弟，除了給在南京讀書的周作人寄去自己的照片，還給在紹興的周建人買了數不清的書。
　　在日留學期間，魯迅曾經回來參加母親給他包辦的婚禮，妻子名叫朱安。但是，結婚後的第4天，魯迅就帶著剛剛通過公費考試的周作人啟程，東渡日本，一走又是3年。
　　在魯迅和周作人的留學過程中，他們的感覺是不一樣的。魯迅覺得充滿屈辱，例如，在他後來的文章中寫道，他因為成績優異，被日本同學寫信辱罵，因為他們覺得中國人是不可能取得好成績的，一定是因為討好老師，預先知道了考題。但周作人就不一樣，因為一些與日本留
　　■　1909年的魯迅學機構交涉的事情，都是魯迅代辦的，在周作人的記憶里，根本沒有受日本人欺壓的事情。相反，周作人的《日本的人情美》等文章里充滿了對日本文化的讚美和嚮往。特別是殘留在民間的漢唐遺風更讓他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另外，周作人在1908年就開始和他們的日本侍女羽太信子眉目傳情，並終於兩情相許，在1909年商定了結婚日子，更覺得日本是自己的第二故鄉。周作人後來當了漢奸，和早年留學生活的感覺多少有些關聯。
　　周作人留學的開銷主要來自公費，一旦成親，官費根本不夠。為了成全弟弟的學業和家庭幸福，魯迅回到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做生理和化學教師，每月收入甚微，不足自養，但他還是節衣縮食，給周作人寄錢。
　　1912年，魯迅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北上北京。魯迅北上的同時，周作人夫婦也從日本回到紹興。這個時期，魯迅和周作人在事業上開始合作，一起以「周綽」的筆名發表作品。1917年，原來的民國教育總長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學校長。魯迅便向他推薦周作人，蔡元培欣然應允，聘周作人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周作人也不負眾望，寫出了《歐洲文學史》。可以說，這是中國第一部像樣兒的西方文學史專著。
　　1919年冬天，周氏兄弟終於結束長期的寄居生活，買下了八道灣11號。這個地方在今天的新街口。經歷了多年的骨肉分離，兄弟三人終於實現大團圓，他們還把辛苦了一輩子的老母親接到北京一同贍養。
　　正當魯迅與周作人都在事業和生活上蒸蒸日上的時刻，他們卻在1923年的夏天，忽然斷絕來往。從此，正如一位研究者引用《詩經·小雅》里所說的那樣，「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兩星永不相見」。這讓人們想起魯迅母親魯瑞曾經對許欽文四妹許羨蘇說的一段話：「龍師父給魯迅取了個法名——長庚，原是星名，紹興叫『黃昏肖』。周作人叫啟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兩星永遠不相見。」原來，魯迅與周作人在小的時候都曾經由家鄉的法師給取過法名，魯迅叫長庚，周作人叫啟明，當兄弟失和的時候，他們的母親回憶往事，才發現冥冥中似乎早已註定。
　　莫非，魯迅與周作人失和竟是天意？如果不是，又是怎麼回事呢？
　　查周作人與魯迅日記，直到「失和」事件發生前夕，他們兄弟的感情都極為融洽。1923年1月，他們曾經共同邀請沈士遠、沈尹默、張鳳
　　同年的3月8日，周作人還在《晨報副鐫》上發表《綠洲七·兒童劇》，文章憶及童年時代與魯迅一起在桂花樹下自編自演兒童劇的情景，充滿手足之情和對往事的美好回憶。此後，他們還曾經共游中山公園，一起出席北大學生許欽文、董秋芳等組織的文藝社團春光社集會，並共同擔任該社指導。
　　6月，兄弟兩個合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署周作人譯，內收魯迅譯作11篇，周作人譯作19篇。
　　7月3日，周作人與魯迅還同游東安市場，又至東交民巷書店，在日記中留下「買雲岡石窟佛像寫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寫真三枚，共六元八角」的記載。
　　但是，在1923年7月19號，周作人卻突然把一封絕交信丟給魯迅。這封信很短，是這樣寫的：「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據說，這天晚上細雨霏霏。周作人曾經在《苦雨》里訴過深夜聽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仗以外，夜裡總還安靜，那樣嘩啦嘩啦的雨聲在我的耳朵已經不很習慣，所以時常被它驚醒，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粘著麵條似的東西，睡得很不痛快……」那麼，這一夜，魯迅是否也被幾度驚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記中有「寄喬風、鳳舉函，魯迅函」一句。魯迅日記中也只簡單的一句話提到此事：「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后邀欲問之，不至。」啟孟即周作人。顯然，當魯迅想和周作人溝通的時候，被自己的弟弟拒絕了。於是，魯迅從當天開始就和周作人家分開吃飯，不久魯迅就搬出了八道灣，並把朱安和母親一塊接到新家。
　　8月2日，周作人在日記里記載：「下午L夫婦移住磚塔衚衕。」L即指魯迅。顯然，在周作人的日記里，已經不願再提到魯迅的名字。同日，魯迅也在日記里寫下：「雨，午後霽。下午攜婦遷居磚塔衚衕61號。」簡單的一語帶過，讓人們今天已經無法知曉，當年魯迅從八道灣里搬出去的時候，心裡在想什麼。
　　1924年6月11日，魯迅、周作人的關係惡化到了極點。當天魯迅在日記里憤怒地記下了下面的幾句話：「……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據說，當時周作人曾經拿起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打去，幸虧別人接住，搶開，才不致擊中。而周建人也曾經聽母親說過，魯迅在西廂隨手拿起一個陶瓦枕（一種古物），向周作人擲去，他們才退下了。
　　魯迅、周作人兄弟一場，竟發展至「罵詈毆打」，旁觀者看來，簡直難以置信。
　　到底發生了什麼？真是誰也說不清楚。
　　關於個中情由，作為當事人的魯迅和周作人在生前基本保持沉默。對於這件事，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辯解。」他在《知堂回想錄·不辯解說（上）》里表白說：「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作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傖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
　　於是，當年在八道灣里發生過的事情，就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眾說紛紜
　　關於周氏兄弟的反目，從1923年8月開始社會上就流傳著各種各樣的猜疑，有的說是魯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發現了，造成了「五四」雙星的失和；也有人說是魯迅趁周作人不在，調戲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絕後，兄弟失和；也有人說周氏兄弟因為文化上的觀點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從中挑撥，造成了那樣的結果；更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學說來套魯迅，說他本來對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性壓抑得不到釋放，所以試圖勾引弟媳，被拒絕後，便惱羞成怒，與周作人夫婦打了一架后離開了八道灣。諸如此類，讓世人好奇不已。
　　今天，對於魯迅兄弟失和這件事，學者們根據有關材料，進行了許多各不相同的推測。但是有一點研究者們卻看法一致，那就是，魯迅與周作人的斷交，不是出於政治立場和為人原則不同之類的大問題，而是因為一些雞毛蒜皮卻又糾纏不清的家庭矛盾所致。
　　正如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認為的那樣，魯迅與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現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是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周建人1923年5月14日離京赴滬，
　　未能目擊這場家庭糾紛，但是，他作為魯迅與周作人的弟弟，看法自然不會太錯。不過，人們接下來還是情不自禁地要問：這所謂的家庭糾紛又是些什麼事呢？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研究者們眾說紛紜。但是，這些形形色色的說法，卻都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關。
　　魯迅的好友、與周作人在日本有同住情誼的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胡塗，輕信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衚衕。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
　　曾經是周氏兄弟學生的俞芳也回憶說，朱安夫人曾「很氣憤地」向人說過：「她（信子）大聲告誡她的孩子們，不要親近我們，不要去找這兩個『孤老頭』，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兩個『孤老頭』冷清死。」
　　顯然，在知情人看來，羽太信子對魯迅和他的元配夫人朱安是非常不滿的。關於這點，魯迅、周作人雖聲明「不說」，但暗示卻是有的。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鑄劍》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復仇者「黑的人」。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對這筆名有過一個解釋：「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也就是說「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這個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關於這點，周作人在自己的晚年也有承認。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寫給香港友人鮑耀明的信中曾明確表示：1964年香港友聯出版公司出版的趙聰的《五四文壇點滴》，「大體可以說是公平翔實，甚是難得。關於我與魯迅的問題，亦去事實不遠，因為我當初寫字條給他，原是只請他不再進我們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他在給鮑耀明的信里又說：「魯迅事件無從具體說明，惟參照《五四點滴》中所說及前次去信，約略已可以明白。」但是，翻閱趙聰《五四文壇點滴》中有關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證魯迅日記中有關兄弟失和的記載外，也僅有如下幾句：「許壽裳說過，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說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不願同他一道住。」看來，周作人肯定了一點：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願同魯迅一道住。但是，為什麼「不願」呢？周作人卻沒有說。這就為研究者們的各種猜測提供了空間。
　　一種說法認為，魯迅兄弟失和，起因於經濟上的糾紛。持這種觀點的人羅列了一些與魯迅、周作人關係密切者的看法。
　　■　魯迅、周作人的母親魯瑞周建人回憶說：「在紹興，是由我母親當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當家。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儉的美稱，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是個例外。她並非出身富家，可是派頭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家中有僕人十幾個，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沒有這樣眾多的男女傭工。更奇怪的是，她經常心血來潮，有時飯菜燒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裡趕緊另包餃子；被褥用了一兩年，還是新的，卻不要了，賞給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換過。這種種花樣，層出不窮。魯迅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甚至弄得夜裡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和點心。魯迅曾感嘆地對我說，他從外面步行回家，只見汽車從八道灣出來或進去，急馳而過，濺起他一身泥漿，或撲上滿面塵土，他只得在內心感嘆一聲，因為他知道，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請的都是外國醫生，這一下又至少得十多塊錢花掉了。」
　　俞芳在《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魯老太太曾對人說：「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這真出於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對二太太（信子）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
　　■　1930年1月4日，魯迅、許廣平與百日幼子海嬰。許廣平則在《魯迅回憶錄》「所謂兄弟」一節中說：「魯迅在八道灣住的時候，起初每月工資不欠，不夠時，就由他向朋友告貸，這樣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個得力的助手。」這時，家庭關係是好的，「後來，由於欠薪，加以干涉別的人事方面」，就妨礙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權威，「『討厭起來了』，於是就開始排擠魯迅」。許廣平回憶，魯迅還對她說過，「我總以為不計較自己，總該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給二太太，連同周作人的在內，每月約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來，過日子又不節約，所以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候借到手連忙持回家，就看見醫生的汽車從家裡開出來了，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運走的呢？」魯迅還說，周作人「曾經和信子吵過，信子一裝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經說：『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許廣平還回憶說，周作人「惟整日捧著書本，其餘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費精力之內，不聞不問。魯迅曾經提到過，像周作人時常在孩子大哭於旁而能無動於衷依然看書的本領，我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魯迅惟一的兒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里也曾說：「房子整理安定之後，父親為全家著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養全家。他們兄弟還約定，從此經濟合併，永不分離，母親年輕守寡辛苦了一輩子，該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識字，能力不足以理家，這副擔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親自己除了留下香煙錢和零用花銷，絕大部分薪水都交給羽太信子掌管。沒想到八道灣從此成為羽太信子稱王享樂的一統天下。在生活上，她擺闊氣講排場，花錢如流水，毫無計劃。飯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廚房重做。她才生了兩個子女，全家僱用的男女僕人少說也有六七個，還不算接送孩子上學的黃包車夫。孩子偶有傷風感冒，馬上要請日本醫生出診。日常用品自然都得買日本貨。由於當時北平日本僑民很多，有日本人開的店鋪，市場上也日貨充斥，應該說想要什麼有什麼。但她仍不滿意，常常托親戚朋友在日本買了捎來。因為在羽太信子眼裡，日本的任何東西都比中國貨要好。總之，錢的來源她不管，只圖花錢舒服痛快。對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許的。他要的只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還有『苦雨齋』里書桌的平靜，別的一概不問不聞。當然他對信子本來也不敢說個『不』字。苦的只是父親，因為他的經濟負擔更重了。但這一切仍不能讓羽太信子稱心滿意。她的真正目標是八道灣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就這樣，在建人叔叔被趕走10個月後，她向父親下手了。」
　　同為魯迅、周作人朋友的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中說：「據（與周作人關係密切的張）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是魯迅生活不檢點，偷窺弟婦沐浴，這種說法因為涉及到一些隱秘問題，故此也流傳很廣。
　　針對此種說法，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里進行了解釋：「對於這段歷史，某些魯迅研究者的推測，是他看了一眼弟婦沐浴，才
　　■　周作人編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導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據當時住在八道灣客房的章川島先生說，八道灣後院的房屋，窗戶外有土溝，還種著花卉，人是無法靠近的。」周海嬰還進一步反駁說：「不過，我以20世紀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卻有自己的看法，這裡不妨一談。我以為，父親與周作人在東京求學的那個年代，日本的習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進出出，相互都不迴避。即是說，我們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的所謂『男女大防』，在日本並不那麼在乎。直到臨近世紀末這風俗似乎還保持著，以致連我這樣年齡的人也曾親眼目睹過。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訪問，有一回上廁所，看見裡面有女工在打掃，她對男士進來小解並不迴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間有門的馬桶去方便。據上所述，再聯繫當時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對方的住處原是尋常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偶有所見什麼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退一步說，若父親存心要窺視，也毋需踏在花草雜陳的『窗檯外』吧？」
　　當時與魯迅、周作人雙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謙（川島）也曾對魯迅博物館工作人員說：「魯迅後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卧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鮮花。」說到周作人夫人與魯迅關係緊張的原因時，川島則說：「主要是經濟問題。她（羽太信子）揮霍得不痛快。」
　　近年來，還出現了一種更加離奇古怪的說法，認為魯迅與弟媳關係曖昧，甚至認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魯迅的妻子。這種說法認為魯迅與二弟周作人突然失和，而雙方都沒有公開失和的真相，想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1991年，《明報月刊》第1期發表了千家駒的文章《魯迅與羽太信子的關係及其它》，裡面提出了一個聳人聽聞的猜測：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經是魯迅的妻子，證據是魯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則日記。原文是：「午前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東京羽太家信並日銀十元。」千家駒解釋說，「羽太」即羽太信子，魯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稱為「家信」，可知他們是夫妻關係。更有好事之人據此解釋，「魯迅」這個筆名中的「魯」字取其母魯瑞的姓，而「迅」（xùn）與「信」（xìn）在南方是諧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魯迅」這個筆名反映了魯迅內心深處母愛與性愛的衝突。
　　事實是：魯迅一生手足情深，特別對於周作人，因為年齡相近，愛好相同，更為關切。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里回憶，魯迅曾經對他說：「你回國很好，我也只好回國去，因為起孟（即周作人）將結婚，從此費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謀事，庶幾有所資助。」1911年5月，周作人夫婦歸國。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攜妹羽太芳子來紹興，照顧產婦。魯迅7月10日寄「羽太家信」，並不是寄給羽太信子的信，而是寄給日本羽太家的信。當時羽太信子在浙江紹興，6月12日、6月29日曾兩次給魯迅來函，估計是向魯迅要錢。魯迅「寄羽太家信並日銀十元」，顯然與羽太信子來信有關。魯迅也曾復羽太信子信，日記寫明是「與二弟婦信」，而不是「寄羽太家信」。由此可見，認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魯迅的妻子一說完全是望文生義和牽強附會的結果，不足為信。
　　綜上所述，關於魯迅與周作人的失和，並不是出於政治、思想、人生選擇上的分歧，而純屬家庭內部的糾紛。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對於當年周氏兄弟家庭內部的恩怨與糾紛，是是非非，就連當事人自己也無法說得明白，旁觀者更是無法定論，實際上，也無須下定論，特別是時過境遷，到了80多年後的今天，更沒有必要進行捕風捉影、牽強附會的想象與猜測。
　　各走一端
　　也許魯迅與周作人在兄弟失和后的各自反應與不同發展，才是我們更應當關注的。
　　1923年8月，魯迅從八道灣搬出，母親魯瑞也跟隨她的長子一起搬出，過簡樸的生活，即使魯迅逝世后，她也沒回八道灣。她為魯迅抱不平，對俞芳講過，八道灣的住所是魯迅親自買進、設計改建，還把一家老小接到北京，倒反而沒份住，想起來都替他心酸。不過，她因此也對周作人完全失望了，所以她對俞芳說：「只當我少生了他這個兒子。」
　　■　紹興城的著名私塾「三味書屋」
　　不過，魯迅卻受到極大的精神打擊。1923年10月1日，他在從八道灣搬出不久之後，即大病一場，前後達一個半月之久。然而，這並沒有泯滅魯迅的手足之情，他在青少年時期如此，晚年也是如此。魯迅沒有講過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對周作人有一個字的評價，那便是「昏」。有幾次他對周建人搖頭嘆氣，說：「啟孟真昏！」1932年11月20日，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也說：「周啟孟頗昏，不知外事。」1925年，在被逐出八道灣兩年之後，魯迅發表了小說《弟兄》。在小說里，他回憶了自己當年幫助周作人看病，請醫生來診治的往事，還表示了「鶺鴒在原」的意思。鶺鴒原作脊令，是一種生活在水邊的小鳥，當它困處高原時，就飛鳴尋同類。《詩經》：「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比喻兄弟在急難中要互相救助。魯迅希望通過小說，向周作人傳達出自己的心愿，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難，他還願像當年周作人患病時那樣救助。
　　儘管如此，魯迅表達救助的熱心卻並沒有得到周作人的響應。雖然魯迅一直希望能夠兄弟和解，但一直到他逝世，也沒有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
　　在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又如何表現呢？從表面上看，他比魯迅平靜得多，他照樣地作文，上課，出席各種會議。但是，在1923年7月25日所寫的《自己的園地·舊序》里，他重複了7月18日給魯迅的字條里所說的「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這樣的話，表達了自己對理想中美好人生的幻滅感。
　　1924年6月，在兄弟間大打出手后的第二年，周作人寫了一篇《破腳骨》。據章川島說，這是針對魯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魯迅是個「無賴子」，並且作了一連串的「考證」：「破腳骨官話曰無賴曰光棍，古語曰潑皮曰破落戶，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屍曰青皮，日本曰歌羅支其，英國曰羅格……《英漢字典》中確將『流氓』這字釋作劫掠者，盜賊等等也。」從一向溫和的周作人筆下流露出這樣惡毒的咒罵，足見他心中怨恨之深。
　　不過，兄弟二人雖然絕交，但並不妨礙向同樣的敵人開火。1925年早春，魯迅收到女師大學生許廣平的第一封信。當時，正值女師大驅趕楊蔭榆校長風潮，魯迅是學生崇拜的文學講師，許廣平便懷著崇敬的心情向他求援。於是，魯迅起草了《關於女師大風潮的宣言》，以女師大前任校長許壽裳的名義發表，周作人明知道是魯迅執筆的，卻也毫不猶豫地簽上了名字。最終，學生們獲得勝利，魯迅也獲得了許廣平的愛情。
　　1927年，張作霖軍政府絞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周作人一邊悲憤地寫下《偶感》，捍衛李大釗的名譽，一邊把李大釗的大兒子李葆華藏在八道灣，轉送日本留學。對周作人的這種勇敢精神，魯迅大加讚賞，並把它寫在給周建人的信里。
　　而周作人的情緒此後卻一落千丈，他日益遁入散淡閑適的書齋生活，提倡「閉戶讀書」，主張「苟全性命於亂世」。漸漸地，京派作家群誕生了，周作人便是這個群體的精神領袖。
　　在對待日本的態度問題上，周作人處在日本人的包圍之中，依然把日本視為第二故鄉。苦於無法與周作人直接溝通，魯迅只好給八道灣的門客章廷謙（川島）寫信，請他勸說周作人南下。章廷謙看完來信，感慨不已。然而遺憾的是，周作人卻沒有絲毫反應。於是，魯迅對周作人的又一次眷顧，被無聲無息地撞了回來。
　　而此時的魯迅已是病入膏肓。1936年10月19日清晨，魯迅與世長辭，享年55歲。
　　消息傳到北京，周作人並沒去上海，卻在北大法學院禮堂參加了紀念會。魯迅病逝第2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課，他沒有請假，而是挾著一本《顏氏家訓》緩緩地走進教室。在長達1個小時的時間裡，周作人始終在講顏之推的《兄弟》篇。下課鈴響了，周作人挾起書說：「對不起，下一堂課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裡去。」這個時候，大家才發現周作人的臉色非常難看。
　　1937年7月7日，日軍圍攻北京。8月4日，胡適勸周作人不要捲入政治漩渦，但周作人不願意隨北大南遷。1939年夏天，周作人正式下水，從此，淪落為漢奸。
　　抗戰勝利后，周作人因為賣國罪被判死刑。胡適等人使盡渾身解數，把周作人從槍口下奪回來。1947年，周作人由14年徒刑改為10年。
　　949年，周作人從老虎橋監獄提前釋放，暫住上海，開始了黯淡的餘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周作人就被「紅衛兵」關在一個小棚里，叫他交代問題。這時，周作人已經站不起來了。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八道灣猝然死亡，終年83歲。[/COLOR][/SIZE]

sujie_alex · 發表於 2007-2-11 14:59

　　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位學者模樣的老者，身著中式服裝，鼻樑上架著深度的近視眼鏡，雇好洋車，從清華大學出發，一直到達頤和園。他購好門票入園，步行到排雲殿西的魚藻軒前，面對著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態度異常鎮定，還從懷裡掏出煙盒，取紙煙一支，吸之至盡，然後向湖內縱身跳下。管理人員聽見有人落水，連忙跑去，把他救了起來，卻又不懂急救之法，於是，兩分鐘以後，老者氣絕身死。
　　入殮時，人們在老者的裡衣中，發現他寫給第三個兒子貞明的遺書一張，紙已濕透，但字跡完好。遺書非常簡短，只有122字。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這個老者就是王國維。清華四大導師之一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又字伯隅，號禮堂，晚年改號永觀、觀堂，浙江海寧人，是我國近代最富創見性的學術奇才，享有國際盛譽的大學者。他學貫中西，在哲學、文學、戲曲史、甲骨文、漢晉木簡、敦煌文獻、西北地理、蒙元史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並在諸多學術領域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梁啟超因此稱他是「學界重鎮」，郭沫若稱他為新史學的開山人物，並譽之為中國現代文化的「金字塔」，就連一向苛以譽人的魯迅先生也認為：「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回顧王國維短暫的一生，人們不禁發現，這位清末民初的匆匆過客居然留下了讓人嘆為觀止的輝煌成果。
　　1903年，年僅26歲的王國維任通州、蘇州等地師範學堂教習，講授哲學、心理學、邏輯學，從此踏上治學之路。在王國維的早期著作中，他從哲學入手，寫了《叔本華之教育及哲學學說》、《叔本華與尼采》、《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論近年之學術界》等篇什，開天闢地地將西方哲學引入中國。雖然王國維曾說過「哲學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的話，但叔本華、尼采、康德的哲學思想，幾乎已經融入他的血液，成為他立於哲學高地分析中國文化的「基石」。
　　1907年起，王國維任學部圖書局編輯，從事中國戲曲史和詞曲的研究，著有《曲錄》、《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等，重視小說戲曲在文學上的地位，開創了研究戲曲史的風氣，對當時文藝界頗有影響。特別是他的《人間詞話》，首先提出了「境界」之說，從而把古典詩論引入到一片全新的美學視野，為中國詩學、中國美學研究做出了「里程碑」式的偉大貢獻。
　　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王國維隨著名學者羅振玉東渡日本，旅居京都。1913年起，王國維在京都轉治經史之學，專攻古文字學、古器物學、古史地學，先後致力於歷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齊魯封泥、漢魏碑刻、漢晉簡牘、敦煌唐寫經、西北地理、殷周秦漢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釋研究，還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註疏工作。王國維的後期著作，包括《說商》、《殷周制度論》、《敦煌所出漢簡跋》、《魏名經考》、《唐寫本失名殘書跋》、《水經注跋》等，對從商周到元明，兩千年的中國歷史中許多疑難處都作了周密的考證，尤其是對於甲骨、竹簡、鐘鼎的辨析詮釋，貢獻卓著，填補了古代史研究的一片空白。王國維治史嚴謹，考證精湛，信而有徵，不囿成見，主張以地下史料參訂文獻史料，多能發前人所未發，對史學界有開一代學風的影響。其獨到的治學方法，更被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歸結和評價為：「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而「移一時之風氣，示來者以軌則」。
　　■　清宮南書房在京都期間，王國維常常到東山腳下的永觀堂散步。1916年元月，王國維踏上回國的路程，為紀念他在日本的這些歲月，他從此便改號觀堂。1921年王國維自編並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觀堂集林》。
　　1923年春，當時溥儀小朝廷要選海內碩學之士，王國維經推薦，到北京充任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為文職五品。
　　不久，馮玉祥「逼宮」事件發生，王國維結束了「南書房行走」的工作。胡適、顧頡剛等人邀約他出任新成立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王國維堅辭不就，僅同意擔任清華大學教授。在清華大學期間，王國維以其精深的學識、篤實的學風、科學的治學方法和樸素的生活影響了清華學人，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方面的專家學者，並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並稱清華四大導師，成為「教授的教授」。

　　自沉昆明湖

　　1927年，正值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開始不久，北洋系統的馮玉祥、閻錫山先後易幟。北洋政府分崩離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時，王國維任教的清華校園也失去往日寧靜。其實，王國維雖然日常言行無異常，但言及時局，輒神色黯然，有「避亂移居之思」。而當時，他的知音羅振玉已攜眷東渡，好朋友梁啟超也正在津門養病。生性孤僻的王國維與他人少有交往，惟與清華研究院主任吳宓過從頗密。
　　6月2日，王國維像往常一樣，吃完早飯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后，他先記起自己忘了把學生們的成績冊帶到辦公室，於是就讓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此後他遇到研究院辦公室秘書侯厚培，便與侯聊起下學期招生安排的話題，他談了許多自己的設想和建議，過了許久才與侯分手。臨別時，王國維向侯厚培提出借三元大洋，但侯厚培正好未帶現洋，只能借給他五元錢一張的紙幣。王國維從沒有帶錢的習慣，這是眾所周知的，所以大家對此並不以為怪，也就沒有人詢問他幹什麼去。王國維拿了錢走出校門，叫了一輛由清華大學組織編號為35的人力車，徑直要車夫將他拉往離清華園不遠的頤和園。到頤和園時，大約是上午10點左右。王國維給了車錢，並囑車夫在園門口等候，便徑直走進頤和園。初夏時節，頤和園青山綠水，鬱鬱蔥蔥。不過臨近中午，園內遊人稀少。王國維來到排雲殿西面的魚藻軒駐足許久，這時，他點燃一支紙煙，慢慢地抽完后掐滅了煙頭，便從魚藻軒的石階上猛然縱身躍入湖中，此時大約11時左右。當時有一園工正距王國維投水處不遠，聽到落水聲后，急忙跑來解救，撈出來后約一二分鐘的時間，王國維就斷氣了。儘管魚藻軒前的湖水深不過二尺，但湖底滿是鬆軟的淤泥，王國維自沉時頭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聞聲而來的園工們又不懂急救之法，王國維最終因窒息而死。當園工們將王國維從水中救出時，他的內衣還未濕透。
　　一代國學大師就這樣匆匆離去。
　　時至中午，王國維雇傭的那輛人力車仍等在頤和園外。下午2時許，家人等他吃飯卻久久不見人歸，就去學校詢問。於是侯厚培到校門口問車夫們，得知載王國維的那輛車去了頤和園，還沒有返回。侯厚培立即騎上自行車，前往頤和園找人。此前，王國維的兒子貞明在校門口已打聽到情況，趕去頤和園，並於中途遇上那個送他父親去頤和園的車夫，此時車夫的車上坐著警察，他們正要去學校稟報。因為車夫在頤和園外等候王國維直至下午3點，聽說園內有人投水，進園一看，死者正是他要等的王國維。等貞明到了圓明園，證實死者就是他父親，這時已是下午4點了。
　　■　昔日清華園噩耗直到當晚7時才傳到清華大學。經過緊急商討，8時許由校長曹元祥、教務長梅貽琦親自帶隊，20餘名教職員和學生分乘兩輛汽車趕赴頤和園，其中有王國維的好友陳寅恪教授和吳宓教授。當時，由於北京的政治氣氛較為緊張，負責頤和園戒嚴的守兵不許師生進入，經過反覆交涉后才容許校長和教務長等少數幾人入內。由於屍體未經檢驗，學校當夜不能將王國維的遺體運回，於是眾人回到清華大學后便組成了治喪委員會，商定第二天辦理喪事。次日，清華園教職員工、學生及王國維家屬眾多人又齊赴頤和園。這時王國維的遺體仍停放在魚藻軒亭內，上面覆蓋了一張破舊的篾席，篾席四周用磚塊壓上，景象煞為不忍，使觀者人人面呈慘淡之色。當時天氣漸熱，陰雲四布，雷聲頻作，學生們齊候遺體旁3個小時以後，檢查官才匆匆趕到，於是移開草席，只見死者面目紫脹，四肢蜷曲著匍匐在地，真是慘不忍睹。下午4時，家人和檢查官從王國維的衣袋中尋出一封遺書和剩下的四元四角錢。這是一份布滿昆明湖水漬的絕筆，16開白紙寫成，用墨良好，因此字跡依然清晰。從墨跡的浸染，還可推知入封時的疊法。據當時人們的回憶記載，遺書發現於內衣袋中，外有封，封面上書寫著：「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王貞明為王國維三子，是當時在京最年長的兒子。最後落款時間和簽名是：「五月初二，父字。」顯然，遺書是王國維在死前一天就寫下的，臨行前裝在自己的衣袋內，其內容條理清晰，考慮周密，足見王國維早有此意，絕非倉促尋死。
　　凡研究王國維之死者，無不提及他的遺書，敘述自殺理由的僅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一句，另外幾行字，和死後安葬及家事安排等寥寥數語而已，其具體死因則隻字未提。王國維之死，因此幾成千古之謎。
　　今天，關於王國維遺書的函封已不知何往，遺書原件卻完好地保留下來，被裱入一個四開對摺紙版內，珍藏在國家圖書館善本地庫里。另有兩個相同紙版，一個上面裱有羅振玉的
　　題款：「海寧王忠愨公遺墨，后公完大節后逾月。上虞羅振玉署」，並鈐「羅印振玉」方章；另一為白折，當備題詠之用。
　　王國維去世后，人們將王國維遺體移送到園西北角門外舊內庭太監下處三間小屋中入殮。當天傍晚7時，王國維的靈柩被送到清華園南部的剛秉廟停靈。這一天到場送行的除王國維家屬和清華研究院的學生外，還有清華的教授吳宓、陳寅恪、梅貽琦、陳達，北京大學的馬衡教授，燕京大學的容庚教授以及梁漱溟等人。
　　一代大師的自沉之舉震驚了清華園，更震動了學術界，人們無不為失去這樣一位卓有建樹的國學大師而感到痛惜。王國維自盡的當日，梁啟超已離開了清華大學，得到噩耗后又奔回清華，親自參與料理其後事，並為王國維撫恤金一事向學校、外交部力爭。他對王國維之死悲嘆至極，並對自己的女兒說，王國維「治學方法，極新極密，今年僅五十一歲，若再延十年，為中國學界發明，當不可限量」。當時的青年學者顧頡剛感慨地把王國維的死和同年3月康有為的去世相比較，他說：「康長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學問上受他的影響不亞於靜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為什麼對於他的死倒不覺得悲傷呢？因為他的學問只起了一個頭，沒有繼續加工。所以學術界上的康有為，三十六歲就死了。至於靜安先生，確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進步的。他的大貢獻都在三十五歲以後，到近數年愈做愈邃密了，別人禁不住環境的壓迫和誘惑，一齊變了節，唯獨他還是不厭不倦地工作，成為中國學術界中惟一的重鎮。今年他只有五十一歲，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壽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麼高。」
　　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后的第5天，他生前最敬重的良師益友、兒女親家羅振玉得知了噩耗。於是，正跟隨在溥儀身邊謀划投靠日本人的遜清遺老羅振玉，從天津急忙來到北平清華園進行弔唁。同時，他還帶來了末代皇帝溥儀的一道「詔書」。
　　正是由於有了溥儀的這道「詔書」，使王國維之死順理成章地被認為是「殉清」。特別是在這道「詔書」中，溥儀所提到王國維臨終前的「遺章」，也就是後來羅振玉出示的所謂王國維的「遺折」，更加鐵證如山，讓人百口莫辯。然而，後來證明，王國維的「遺章」是偽造的，羅振玉得知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后，唆使其子模仿王國維的筆跡，以凄楚哀怨的語氣偽造了所謂王國維的「遺章」，以致感動溥儀下了那道「詔書」。後來，溥儀在他的那本自傳《我的前半生》中，揭露了這件事情的真相。他說：「王國維死後，社會上曾有一種關於國學大師殉清的傳說，這其實是羅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覺中，成了這篇文章的合作者。」
　　王國維自殺后，人們在北京下斜街全浙會館為他舉行了悼祭大會。當時，人們紛紛送上輓聯，表達自己對死者的哀悼之情。梁啟超在輓聯中特別推崇王國維的學術研究，尤其提到了王國維在甲骨文研究中所做出的突出成就，他寫道：「其學以通方知類為宗，不僅奇字譯，創通龜契；一死明行已有恥之義，莫將凡情恩怨，猜擬鵷雛。」陳寅恪的輓聯有著更深一層的感情：「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纍寧與俗同塵。我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凈水，年年鳴咽說靈均。」吳宓則在輓聯中表達了自己對王國維自沉的看法：「離宮猶是前朝，主辱臣憂，汨羅異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國瘁，海宇同聲哭鄭君。」
　　此外，當時北京的《國學月報》、《國學論叢》以及天津《大公報》等各地報刊也先後刊出《王靜安先生專號》、《王靜安先生紀念號》、《王靜安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等專輯，以示紀念。王國維的死在海外學術界同樣引起了震驚，日本學者在大阪市召開王國維先生追憶會，王國維的日本友人、學者紛紛到會追憶或著文寫詩憑弔。1927年日文雜誌《藝文》的8、9兩期全部用來追憶王國維的學術工作。法國學者伯希和也寫有多篇文章，向讀者介紹王國維的成就。他曾經撰文說：「作為王國維的老朋友，我經常提到他的名字，並很多次引用他如此廣博而豐富的成果，現代中國從未產生過走得這般前面又涉獵如此豐富的博學者。」由此可見，王國維以他那巨大的學術成就贏得了人們的普遍尊敬。
　　王國維自殺后，清朝遺老們也震動不已，溥儀賞兩千元為其喪葬費，又賜謚號曰「忠愨」。當時的一些清朝遺老甚至把王國維比作屈原懷忠而自沉汨羅。《清史稿》還為他立了個「忠義傳」。

[ 本帖最後由 sujie_alex 於 2007-2-10 23:03 編輯 ]

sujie_alex · 發表於 2007-2-11 15:00

　　眾說紛紜話死因

　　1927年，王國維沉湖事件牽動了當時及後世眾多學者的諸多情思，人們紛紛撰文闡述己見，至今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一個人的死因受到學術界如此重視，也是歷來少有的奇事。
　　對王國維的死因，其親屬自始至終諱莫如深。而後世臆測大致又分以下幾種：
　　一為「殉清」說。
　　中華民國成立以後，王國維始終不肯剪去辮子，不僅自稱「亡國之民」，而且其著作及書信對清室始終以「我朝」、「本朝」、「國朝」、「大清」相稱，無一例外。可見，他始終以清朝遺老自居，其忠於亡清的態度極為堅定。
　　1917年，王國維曾經熱切期盼張勳等復辟成功，並為清朝的復辟做過詳細的謀划。此後，他又在其《庫書樓記》里明確表達了「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的期望。1924年，王國維在其《籌建皇室博物館奏摺》和《敬陳管見折》里，又分別要溥儀「益崇聖德，務廣聖學……以俟天心」，再次流露出對溥儀「得國」，成為「中國將來之共主」的希冀。
　　清朝被推翻時，王國維曾感嘆「漢土由來貴忠節，而今文謝安在哉」。其中的「文謝」指文天祥、謝枋得。後者於抗元失敗后拒不出仕，絕食而死。張勳復辟事件失敗時，王國維曾認為參與張勳復辟事件的康有為、沈曾植等「北行諸老」恐「只有以一死謝國」，「如再覥然南歸，真所謂不值一文錢矣」。既然如此，王國維自己身為人臣，便必然守忠貞之節，如果需要，自然「以一死謝國」。而在王國維自殺以前，也曾經不止一次地流露過「殉清」的念頭，例如，他在1924年「甲子之變」時曾「援君辱臣死之義，欲自沉神武門者再」。在1925年8月，他又曾說到「事到艱危誓致身」。
　　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的時間，正是馮玉祥軍隊逼溥儀搬出故宮，避居「日使館」，又轉天津「張園」之後。而王國維為清朝遺老，此前還曾「奉召入宮」，做了溥儀的「五品銜南書房行者」，實即溥儀的「老師」兼「圖書館館長」，如此種種，完全可以說明王與溥儀的關係之密。其至死仍留一條辮子的舉動，更表達了對溥儀的國士知遇之感。由此推論，王國維死於「殉清」，也並非捕風捉影。其思想基礎和遺老心態，導致最後以自殺而「完節」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更有人進一步考證，認為王國維遺書所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一典故，出於《宋史·范質傳》。范質為後周世宗所重，曾於世宗臨終時「受顧命」，輔佐年僅七歲的恭帝，但他卻在趙匡胤奪取後周皇權、建立宋朝時未作反抗，「降階受命」，有負重託。故宋太宗趙匡義對他有如下評語：「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王國維在遺書中用了這一典故，足以說明其死是為了忠於前朝，即為了殉清。另外，顧炎武於明亡后拒絕仕清，也曾經說過「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耳」。顧炎武號「亭林」，辛亥革命以後，羅振玉對王國維曾「以亭林相期」，王國維自己也以「可幾於亭林先生」自許，故「只欠一死」的思想對他無疑具有啟示作用。他選擇象徵清王朝的頤和園昆明湖自沉，說「今日乾淨土，唯此一灣水耳」，更是出於對清王朝的眷戀，對亡清盡其忠貞之節。
　　所以王國維自殺后，梁啟超以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比之，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和羅振玉、吳宓等也均持「殉清」一說。魯迅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稱王國維「在水裡將遺老生活結束」，可見也為此觀點論者。
　　前期的陳寅恪也同意這種觀點。其《王觀堂先生輓聯》之上聯「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余剩水殘山，留與纍臣供一死」就包含了這個意思。其中「十七年」指辛亥革命之1911年至王國維自沉之1927年。「家國」指被辛亥革命推翻之清朝政權。「剩水殘山」指頤和園。「纍臣」則借稱王國維。顯然，輓聯認為王國維以纍臣自居，眼見復辟無望，故而選擇象徵清王朝的頤和園昆明湖自沉。這就是關於王國維死因的「殉清」說。
　　然而，也有人反對此種說法。反對此說者認為，若作深層次的剖析，溥儀之重於王國維，在於彼時之「用」也；而王國維之依於溥儀，在於宮中有藏書、讀書的環境，當然也不能排除由此而發的「師生」之情、「知遇」之情含在其中。因此，王國維與忠於清室的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等人有別，鄭孝胥等人效命清室復辟，不惜委身於日本政客，而王國維卻選擇了擔任清華大學教授一職，心無旁騖，潛心學術。僅僅是這樣一種關係，就能促成為溥儀而赴死，似尚不足為信。至於對清朝的看法，王國維曾經在史詩式長詩《頤和園詞》中，
　　對明、清兩朝興亡何其類也，感慨不已，對慈禧太后專政給以無情的嘲諷，如此等等，均看不出對清室的感情濃度幾何，倒像是一位冷靜的觀察者。因此，如果硬要以「殉清」一語，囊括王國維死因的話，過於牽強。
　　二為「逼債致死」說。
　　當年溥儀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說：內務府大臣紹英委託王國維代售宮內字畫，事被羅振玉知悉，羅振玉以代賣為名將畫取走，並以售畫所得抵王國維欠他債務，致使王國維無法向紹英交待，遂愧而覓死。當時報紙還傳說，王國維曾與羅振玉合作做生意虧本，欠羅振玉巨債。羅振玉在女婿——王國維長子潛明死後，和王國維關係破裂，羅振玉令女兒回娘家為夫守節，逼王國維每年供其生活費2000元。王國維一介書生，債務在身，羞憤交集，便萌生短見。此說經郭沫若宣揚，幾成定論。
　　但反對者認為，王國維之所以為大學者，根緣於羅振玉。是羅識其才，全力資助王國維赴日本留學，並一再薦王國維選擇職業。後來羅振玉把女兒嫁給王國維的兒子，聯姻為親家，更表明二人關係密切。王國維乃重情知義之士，恩尚未報，焉能因為一時區區瑣事，自殺泄憤？而從王遺書對後事的安排看和事後其他一些證據表明，王國維生前並無重債足以致其自盡，因此有無「逼債」其事，尚系疑點。正像陳寅恪所言：「金錢關係」之議，乃「委瑣齷齪」之說。
　　三為「驚懼」說。
　　1927年春，北伐軍進逼北方，而北洋系統的馮玉祥、閻錫山先後易幟，京師震動。趙萬里在《王靜安先生年譜》中記述：「去秋以來，世變日亟，先生時時以津園為念。新正赴津園覲見，見園中夷然如常，亦無以安危為念者，先生睹狀至憤，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魯間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數驚。先生以禍難且至，或更有甚於甲子之變者，乃益危懼。」戴家祥《記王靜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記述：「今歲四五月間，黨軍下徐州，馮玉祥引兵出潼關，敗奉軍於河南，直魯危急，北京大恐。是時清華研究院評騭成績方畢。……涉及時事，先生神色黯然。」又云：「先生曰：『聞馮玉祥將入京，張作霖欲率兵總退卻，保山海關以東地，北京日內有大變。』嗚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謂時局無關也。」
　　也有人認為，王國維自殺是怕自己這個前清遺老落入北伐軍手中，蒙受恥辱；又因為王國維腦後留有辮子，當時傳言北伐軍入城后將盡誅留有髮辮者，所以與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斷。但這種說法當時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為不合王國維立身處世方式。
　　四為「諫阻」說。
　　有人認為王國維投湖與屈原投江相類，有「效屈原投江」之說，因為二人死的方式相同，死的時間相近（陰曆五月初五與五月初三），而王國維又寫過《屈原文學之精神》，所以可能是以自殺來勸阻溥儀聽從羅振玉等人主意，東渡日本避難，並認為王、羅兩人最後決裂的原因也緣於此因。
　　但是反對者認為王國維之死，和效法屈原自殺完全無關，而僅僅因為二人選擇自殺的形式和時間相似就推定其自殺原因必然相同，也顯得過於簡單。
　　五為「殉學術」說。
　　堅持這種說法的人認為，民國初期，戰亂四起，權力紛爭，持槍的人異常活躍，而平民百姓心神不安，學者王國維更是無法應付得了這種場面。當北伐軍步步逼近，清華園裡傳單雪飛，漫畫張貼攻擊研究院，各路學者各尋後路，也有逃往國外者，只會握筆杆子的王國維，面臨槍杆子，說無所畏懼，是不近情理的。據說，他曾經悄然問他的學生——山西籍的衛聚賢：「將何以為之？」衛聚賢回答，可以到山西去，先生每周授課一次，每月百元大洋酬金。當時晉祠正籌辦「興賢大學」，而衛聚賢是籌辦者之一。這不能不說也是一條去路，但王國維只說了這麼一句「山西無書」，就於當晚寫好遺書，次日赴昆明湖。可能在他心裡，只有這裡才有一片凈土，一泓清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國維死前一日，兩次提到一個「書」字。其中一次是口說「山西無書」，一次是手寫「遺書」：「書籍可托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生死關頭，猶只念一個「書」字，正如他早年說過：「餘生平惟與書冊為伍，故最愛而最難捨去者，亦唯此耳。」他視書如命，在有書中生存，於無書中去世，這便是王國維光輝而慘淡的短短一生。假如社會是一片包容各路人才、允許各獻其才的社會，王國維之奉獻，將絕不止此。可是他卻生不逢時，於是釀成了大師之死的悲劇。
　　六為「文化殉節」說。
　　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先是以「殉清」論王之死，后又在《〈王觀堂先生輓詞〉序》中認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
　　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雲。」此即所謂「文化殉節」說，是對「殉清」說的明確否定。陳寅恪的詮釋在同類者中立即得到共鳴，並在文化界產生重要影響。
　　但反對者認為，陳寅恪的觀點，與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他強調王國維之死的「殉文化」意義，用以否定「殉清」說，是因為他與後期王國維在文化問題上有著強烈的共鳴——他們都有一個無限眷戀中國舊文化的情
　　七為「爭自由」說。
　　此說也為陳寅恪提出，見於其《紀念碑銘》一文：「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也見於其《〈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世之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於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人所能共喻，然則先生之志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耶？嘗縱攬吾國三十年來人世之劇變至異，等量而齊觀之，誠庄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則彼此終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於一時間一地域故也。嗚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後更有來世，其間儻亦有能讀先生之書者乎？如果有之，則其人於先生之書鑽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見先生之人，想見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遺恨於一時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歟？」此即為「爭自由」說，認為王國維是因為思想和學術不自由才選擇自殺的，是對「殉清」說的進一步否定。
　　但是，也有人認為，陳寅恪提出的「爭自由」說，是以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即借王國維紀念碑表露自身的心志——對獨立人格的嚮往與頌揚，也是想要拔高王國維之死的意義，把為亡清、為舊文化、為綱常名教而死說成是為抽象理想而死，說成是獨立自由精神的體現。
　　八為「性格所致」說。
　　堅持這種說法的人認為，王國維「體素羸弱，性復憂鬱」，思深而言寡，內心存滿矛盾，卻不形於言表，便是於死前數日，依然工作如故，從容自若。而其內在情緒的波擊，卻無人察覺。王國維選擇「自沉」卻不露聲色，這是他個性的集中顯現。
　　而反對者則認為，性格可能是造成王國維死因的一個原因，但不會是他自沉的必然因素。
　　時至今日，距離王國維自殺已經過去近80年了，關於他的死因依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今天，更多的人認為，王國維的死因研究牽涉到中國近代政治、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說，王國維是一種文化人格的代表，他的自沉而死，如同他的遺著一樣，充滿了中國文化的玄奧，令人思之不盡。
　　也許，王國維之死，它的悲劇價值，正在於給後人以永久的思考。

sujie_alex · 發表於 2007-2-11 15:05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新感覺派一直是人們非常好奇的一個文學流派：它橫空出世卻又曇花一現，當紅一時卻又被褒貶不一。它的兩個代表作家穆時英和劉吶鷗，年輕而富有才華，卻又先後走入歧途，最終陸續被暗殺身亡，這到底是因為什麼？背後的主謀是誰？都讓人們猜測不已。特別是被譽為「新感覺派聖手」的穆時英，有人說他是漢奸賣國被殺，有人說他是中統特工卻被軍統誤殺，其身份和死因至今尚未定論。
　　「鬼才」作家
　　1928年9月，劉吶鷗創辦《無軌列車》半月刊，標誌著中國新感覺派小說實踐的開始。他的短篇小說集《都市風景線》也是現代中國第一部新感覺派作品集。不久，施蟄存和穆時英也先後發表作品，成為新感覺派代表人物。
　　穆時英（1912—1940），現代小說家，筆名伐揚、匿名子，浙江慈溪人。父親是位很富有的實業家，后因經營股票而破產，家道中落。在穆時英10歲那年，父親把他接到了上海求學，並開始按中產階級的趣味打造他的性情與生活，希望他以後能成為一個銀行經理或者精明的買辦。但是，穆時英在讀中學時卻愛好上了文學，後來就讀於光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大學期間穆時英的考試成績並不是很好，特別是在光華大學上錢基博先生的語文課時，幾乎每學期都不及格。根據施蟄存後來的回憶敘述，穆時英的古典文學和文言文知識有時還不如一名中學生。但是這並沒有影響穆時英對文學的熱情。他潛心研究外國新文學流派，並在1929年，他17歲的時候開始小說創作。第二年，穆時英在《新文藝》上發表第一篇小說《咱們的世界》及《黑旋風》，不久，又經施蟄存推薦，在當時著名的文學雜誌《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小說《南北極》，從此一舉成名。施蟄存後來回憶他和穆時英相識的經過時說：「他在光華大學讀書時跑來水沫書店，給《新文藝》送來了他的小說《咱們的世界》，那時他只有17歲。讓我非常驚異。這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無論什麼一學就會。」
　　1932年1月，穆時英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南北極》由上海湖風書局初版，其內容反映上流社會和下層社會的兩極對立。一年以後，此書改訂增補本由上海現代書局重新推出，引起很大的反響。當時的文學評論家們對穆時英描寫階級對立視角的獨特、形式的新穎和藝術手腕的巧妙，紛紛給予肯定，並把穆時英視作當年中國文壇的重要收穫。據說，當時在上海的大街上，隨意邁進一家書店，便會在書架上發現穆時英的小說《南北極》，經常有痴痴迷戀穆時英小說的讀者給他來信，甚至有崇拜者專程從千里之外的南洋趕來敲他舊宅的大門。而此時的穆時英年僅20歲。
　　但是，正當人們對穆時英寄予厚望，期待他沿著《南北極》的方向有所突破時，穆時英卻在創作上來了個意想不到的大轉變。1933年，他出版了第二本小說集《公墓》，轉而描寫光怪陸離的都市生活，其描寫的對象，也都是在充滿誘惑的都市背景下，迷戀於聲色之間的都市客。在技巧上，穆時英著意學習和運用日本新感覺派橫光利一等人的現代派手法，還嘗試去寫作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小說，其內容和風格都迥然有別於《南北極》。此後，穆時英又出版了小說集《白金的女體塑像》、《聖處女的感情》、《夜總會裡的五個人》、《上海的狐步舞》等代表性作品。在這些小說中，穆時英聚焦上海的夜總會、咖啡館、酒吧、電影院、跑馬廳等娛樂場所，追蹤狐步舞、爵士樂、模特兒、霓虹燈的節奏和色彩，捕捉都市人敏感、纖細、複雜的心理感覺。他以圓熟的蒙太奇、意識流、象徵主義、印象主義等表現手法，反映20世紀30年代大上海廣闊的社會生活場景，開掘都市生活的現代性和都市人靈魂的喧嘩和騷動，特別是把沉溺於都市享樂的摩登男女的情慾世界描繪得有聲有色，刻畫得栩栩如生。同時，在這些小說中，也流露出明顯的頹廢感傷氣息，不過，穆時英的小說卻因此風靡一時。穆時英本人也因為其年少多產又風格獨特，被當時的人稱為「鬼才」作家。自此，他與劉吶鷗、施蟄存等共同形成了中國文壇上的新感覺派，穆時英也為後人譽為「新感覺派聖手」、現代派的健將。

　　上海街頭的槍聲
　　20世紀30年代初期，春風得意的穆時英，渾身上下瀰漫著十里洋場上的浮華氣息。他獨自一人住在北四川路上的虹口公寓，這座公寓在30年代的上海，也算得上高級了。他住的房間很窄，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室內整潔，絕不紊亂，環境安靜。這麼一個房間，每月租金要付四五十元，但穆時英毫不在意。自《南北極》、《公墓》一炮打響后，《現代》雜誌
　　幾乎每期都有一篇他的小說，良友圖書公司又不斷出版他的《被當作消遣品的男人》、《黑牡丹》等小說集，稿費收入豐厚，讓他生活非常富裕。年紀輕輕卻已經名利雙收的穆時英很快就日益墮落起來。咖啡館、跳舞廳、電影院、高爾夫球場……是當時的穆時英經常涉足的。施蟄存後來回憶穆時英時也說：「他的日子就是夜生活，上午睡覺，下午和晚飯才忙他的文學，接下來就出入舞廳、電影院、賭場。」而當時有份雜誌甚至戲稱穆時英「未結婚以前，差不多跳舞場是他的丈母家」。就連穆時英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在小說里發出「一個都市人」的哀嘆：「脫離了爵士舞、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車、埃及煙……我便成了沒有靈魂的人。」不久，穆時英又迷戀上了回力球賭博。日復一日，以致無法自拔。從此以後，穆時英幾乎再沒有什麼像樣的作品面世。而隨著1935年施蜇存、杜衡退出《現代》編輯部，新感覺派分崩離析，穆時英的作品也漸漸無處發表，賣文謀生變得十分困難，以前的那點財產也幾乎被他揮霍殆盡。
　　1933年前後，窮困潦倒的穆時英為了改善收入，參加了為正直文人所不齒的國民黨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因為那裡雖然聲名狼藉卻收入頗為豐厚，從此，他那輝煌而又短暫的文學生涯便在審查所謂的「赤色」書籍中消磨掉了。後來，他又參加編輯《文藝畫報》。抗日戰爭爆發后，穆時英赴香港，應大鵬影片公司之邀執導電影《夜明珠》。影片敘述了一個舞女遇上了一個真正愛她的男人，可是這段情愛卻不為社會所容，最後舞女含恨而終的故事。這期間，穆時英本人也迷上了一個大他六歲的舞女，並最終娶了她。然而，香港並未給穆時英帶來太多幸運。不會講廣東話的他找工作十分困難，生活也處處不便。他和他的舞女妻子一起住在九龍的一條僻靜的街上，一幢兩層樓的房子里。房子里十分簡陋，連床都沒有。白天，穆時英到處找人、謀職，晚上，疲憊的他就靜靜地站在窗前，眺望香港島上的萬家燈火，聽海上傳來的汽笛聲。期間，穆時英曾託人在《星島日報》的副刊上尋了一個編輯職位，但不知何故，幹了沒多久就不幹了。1939年，穆時英應他的朋友劉吶鷗相邀，攜妻子回到上海，這個時候，劉吶鷗已經是汪精衛偽政權的一個要員。穆時英回到上海后，主辦汪精衛偽政權的《中華日報》副刊《文藝周刊》和《華風》，並主編《國民新聞》。1940年，日偽政府下的上海風雨飄搖，正是國民黨政府的特工人員與汪偽特務機關之間的「特工戰」愈演愈烈之時，設在租界里的日偽系統報社也成了國民黨特工人員襲擊的主要目標之一。6月20日，《國民新聞》社就收到一封恐嚇信，租界巡警房獲報后便派人員在報社周圍實行了警戒。這個時候的穆時英，正準備接管偽政權下的一份報紙並出任「國民新聞社」社長一職。1940年6月28日傍晚，穆時英破例沒有乘坐日本人為他配備的「凱迪拉克」高級防彈轎車，往日形影不離的兩名保鏢也未隨其左右。他隻身一人招呼了一輛人力車上路。其時，天色昏暗，當車途經福建路的豐泰洋貨號門口時，突有兩條黑影從街邊迅速衝出，攔住去路，未等穆時英反應過來，對方立刻出槍，向其射擊，幾聲槍響過後，穆時英從人力車上一頭倒在血泊中。
　　穆時英只活了短短的28歲，在他被暗殺后的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內，人們都認為他是一個「漢奸」而罪有應得，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卻有人在香港撰文為穆時英辯誣，說他是中統特工而被軍統誤殺。從此，關於穆時英的身份和死因人們議論紛紛卻又各執一詞，成為一宗迷案。

　　死後的爭論
　　穆時英死前一年內的活動主要是投靠汪偽政府，效力於偽政府的新聞宣傳。但是，具體到當時穆時英擔任何家報紙的總編，則說法各異。施蟄存先生回憶說他當過《中華日報》的總編並因此而被殺。
　　但是，研究者考察當時的上海新聞史料發現，《中華日報》是汪偽在上海的機關報，1939年7月9日復刊。當時準備由林柏生任社長，葉雪松任總經理，郭秀峰任總編輯。而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1年出版的《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彙編》一書，則收入了郭秀峰自己的回憶。他回憶說，《中華日報》正式復刊后，「先後由劉石克、劉靜哉、殷再緯任總編輯」。回憶並沒有提到穆時英。那麼，穆時英作了什麼報的總編呢？有學者認為，當時，穆時英從香港回到上海后投靠了汪偽政府，具體的投靠對象就是胡蘭成。根據郭秀峰的回憶，當時的汪精衛親信林柏生當上了偽政府的新聞宣傳部長后，「在上海積極擴大宣傳，設立小型報《民族日報》，社長穆時英……」。1940年2月21日，汪偽的國民黨中宣部下令停辦《民族日報》。利用該報的機器設備於1940年3月22日改出一張的小型報《國民新聞》。同時，《國民新聞》的全班人馬甚至設備都來自穆時英任社長的《民族日報》社。開始，《國民新聞》社社長是偽江蘇省省長李士群，暫時由黃敬齋代理社長，但由於總主筆胡蘭成的推薦，穆時英很快當上了總編輯，不久，又取代了黃敬齋，正式任社長。
　　也有學者認為穆時英任過《文匯報》社長一職。但是，根據《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彙編》一書的記載，《文匯報》是英國人克明出面註冊、由嚴寶禮經營的。具體由徐鑄成、柯靈等進步人士主持，是一份進步抗日的報紙。它「創刊於1938年1月上海『孤島』時期，1939年5月被日偽逼迫停刊，抗戰勝利后，1945年9月在上海復刊。」而穆時英在抗戰全面爆發后不久就到了香港，這個時候，《文匯報》還沒有創刊，等到他1939年返滬后，《文匯報》已經停刊了，所以，在1938年1月至1939年5月間，穆時英不可能當《文匯報》社的社長。這是怎麼回事呢？有一種說法認為，1939年5月，《文匯報》被汪偽政權停刊后，汪偽政權想奪取該報的陣地來宣傳自己的主張，因此派人收買克明，想把《文匯報》改造成他們的報紙，穆時英當時就是籌備中的偽《文匯報》社社長。
　　由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上海特工站》一書，對這一內幕做了披露。
　　該書記載：1939年5月初，汪精衛一夥群集上海，籌組偽政府。上海的《中美日報》、《大美晚報》、《文匯報》、《申報》、《新聞報》等，無不對汪破口大罵，盡情抨擊。在這十里洋場內，「漢奸傀儡」臭不可聞，「弄堂政府」傳為笑柄。這使李士群恰如骨鯁在喉，必須一吐為快。一天，李士群、丁默邨等開會，商討對策。
　　他們認為應該來個雙管齊下：一是立即自己辦報；一是打掉那些報紙，使它從此說不出話來。
　　關於辦報人選，他們選中了人稱「鬼才」、頗有名氣的穆時英和劉吶鷗，他們認為這兩個人既和中統勾勾搭搭，又和他們暗通關節。
　　當時，《文匯報》的負責人徐鑄成等人知道汪偽政府的陰謀后，抱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聯合英方，成功地粉碎了汪偽政府的企圖。汪偽政府想迅速接管《文匯報》的陰謀失敗后，在進行《中華日報》的復刊和《國民新聞》創刊的同時，也仍然由穆時英在籌備《文匯報》，但尚未出版，他就被暗殺身亡。所以，所謂穆時英任《文匯報》社社長一事，僅僅是籌備時期的社長，而非正式的社長。
　　關於穆時英其人的研究，至今最大的分歧還是他被刺殺的原因。從史料上可知，穆時英先後曾經擔任汪偽政府控制的《民族日報》社社長、《國民新聞》總編、《國民新聞》社社長和偽《文匯報》的籌備社長。從這些情況來看，他被冠以「漢奸」的罪名可以說是名副其實，而其被懲罰的命運似乎也在劫難逃。實際上，他被殺的確是重慶國民黨軍統所為。根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新聞研究資料》記載，在29日「汪精衛就穆時英被刺一事打電話給《中華日報》編輯部，表示要堅決殲滅國民黨在上海的特務人員」。

　　■　《申報》館但是，1973年香港10月份的《掌故》月刊上發表了嵇康裔的文章《鄰笛山陽——悼念一位30年代新感覺派作家穆時英先生》，卻讓穆時英的身份和死因再次變得撲朔迷離起來。該文章說，穆時英真正的身份其實「是國民黨中央黨方的工作同志」，他是被軍統誤殺的。作者自稱是穆時英在中統的上司，穆時英返滬任職於汪偽報界是他親手安排的。如果嵇康裔的回憶屬實的話，那麼，穆時英真正的身份應該是重慶方面卧底的軍統特工。汪偽政府完全有可能不知道穆時英的真實身份而誤認為穆時英是自己人，正因為如此，汪精衛才打電
　　話給《中華日報》，揚言要報復暗藏在上海的重慶國民黨特務。認為穆時英是被軍統誤殺的人還以當時的新聞界反應為旁證。自從1940年6月29日《申報》報道穆時英被刺殺后，接下來的幾天內，上海幾十家大大小小的親重慶方面的報紙對此事卻沒有任何報道。而劉吶鷗被刺殺后報界的反應卻很熱鬧，這顯然是極端反常的。惟一可能的解釋就是國民黨自己的特務機關協調出了問題，發生了自己人暗殺自己人的醜聞，而避免家醜外揚的最好辦法就是保持沉默。另外，穆時英被刺殺那天坐的是人力黃包車，並沒有乘坐日本人為他配備的「凱迪拉克」高級防彈轎車，往日形影不離的兩名保鏢也未隨其左右，這在暗殺頻繁的偽上海時期是非常奇怪的。而比較合理的推測就是他之所以敢隻身一人乘坐黃包車，也許他正自恃是中統特工，國民黨方面不會襲擊他，但未想到還是被軍統誤殺了。
　　認為穆時英可能是中統特工的另外一個證據來自他的身世、早期經歷和作品。和在日本長大的劉吶鷗不同，穆時英並非一直都是遊戲於舞場和賭場的紈絝子弟。他的父親曾經是位很富有的實業家，后因經營股票而破產，家道中落，這讓他很早就體會到了上流社會的黑暗和下層人民的溫暖，從而在他的心靈里播下良知的種子。他早期的文學創作也證明了這一點。小說《咱們的世界》、《偷麵包的麵包師》等都反映了他對窮苦大眾的悲憫和對上流社會的憤恨，帶有濃厚的左翼文學色彩。因此，有些人認為，與劉吶鷗相比，穆時英不太可能真心情願地走上漢奸的不歸路。相反，他鼓吹「和平文學」，靠近汪偽政府和日本人，不過是為他日後成功地打入汪偽政府、為國民黨服務取得資本。
　　1940年，一個戰火紛飛的年代。穆時英被殺以後，關於他的卷宗和一大堆發生在戰時的偷竊、綁架、謀殺、失蹤、車禍、欺詐等案件材料和大事記、物資供應清單等一起被堆放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雜亂的檔案架上，隨著政治局勢的迅速變化，很快就被人們遺忘了。今天，由於證據的不足，關於穆時英的身份和死因儘管眾說紛紜，真相卻恐怕只能是一個迷。

sujie_alex · 發表於 2007-2-11 15:09

　　郁達夫是「五四」時期浪漫抒情小說的巨匠。1938年底，他離開戰火紛飛的祖國前往新加坡，1942年，與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蘇門答臘，化名趙廉。1945年8月29日晚，郁達夫在南洋的一個小市鎮突然失蹤。他的出走南洋和海外蒙難成了震動中國文壇的要聞，也讓人們至今猜測不已：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郁達夫的倉促出走和悲慘結局呢？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不妨讓我們首先回顧一下，這位名作家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

　　文學巨匠

　　郁達夫（1896—1945），名文，字達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於浙江富陽滿洲弄（今達夫弄）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7歲入私塾受啟蒙教育，後到嘉興、杭州等地中學求學。由於聰穎好學，郁達夫少時已有中國古典文學的深厚基礎，正如他在回憶中自豪宣稱的那樣：「九歲題詩四座驚，阿連少小便聰明。」1911年起，年僅15歲的郁達夫開始創作舊體詩，並向報刊投稿。1912年，他考入之江大學預科，不久就因參加學潮被校方開除。1913年9月，郁達夫隨長兄赴日本留學，從此開始了長達9年的異國漂泊。
　　在日本，郁達夫廣泛涉獵了中外文學和哲學著作，同時飽受屈辱和歧視的異國生活，也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使他憂傷、憤世，需要寫作來抒發情緒，漸漸地，郁達夫從研究經濟學轉而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1914年7月，郁達夫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后，開始嘗試小說創作。1919年，他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繼續文學創作，其才華和勤奮都贏得了廣泛好評。
　　郭沫若發表在1946年9月《人物雜誌》第3期的文章《論郁達夫》回憶說：「我和郁達夫相交遠在1914年。那時候我們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學同班。」「達夫很聰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國文學的根底也很深，在預備班時代他已經會做一手很好的舊詩。我們感覺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歡讀歐美的文學書，特別是小說，在我們的朋友中沒有誰比他更讀得豐富的。」
　　郁達夫的好朋友、藝術大師劉海粟在《漫談郁達夫》一文里也說：「達夫感情飽滿細膩，觀察深切，才思敏捷，古典文學、西洋文學根基都雄厚。從氣質上來講，他是個傑出的抒情詩人，散文和小說不過是詩歌的擴散。他的一生是一首風雲變幻而又蕩氣迴腸的長詩。這樣的詩人，近代詩史上是屈指可數的。在新文藝作家的隊伍中，魯迅、田漢而外，抗衡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氣壯，新詩是一代巨匠，但說到舊體詩詞，就深情和熟練而言，應當退避達夫三舍。這話我當著沫若兄的面也講過，他只是點頭而笑，心悅誠服。」郁達夫後來述及自己在
　　■　《創造》文藝季刊日本的生活也說：「在（日本）高等學校里住了四年，共計所讀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說，總有一千部內外。」
　　郁達夫珍視友情，和郭沫若相交幾十年，兩人自稱為「孤竹二君子」。1921年6月，他與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等人在自己的寓所醞釀成立了新文學團體——創造社。7月，郁達夫出版了新文學最早的白話短篇小說集《沉淪》，以其「驚人的取材、大膽的描寫」而震動了文壇，引起了上海文藝界劇烈的攻擊，也引起了當時文學批評界的最高權威周作人的注意，並曾寫文為他辯護。1922年3月，郁達夫自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后歸國。5月，由他主編的《創造季刊》創刊號出版。7月，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發表。1923年至1926年間，郁達夫先後在北京大學、武昌師大、廣東大學任教。1926年底返滬後主持創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編《創造月刊》、《洪水》半月刊，發表了《小說論》、《戲劇論》等大量文藝論著。
　　■　《創造周報》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郁達夫是一位富有才情和悲劇性色彩、影響深遠的作家，他的「自敘傳」小說開了我國現代抒情小說的先河。郁達夫在小說中大膽刻畫「零餘者」形象，大膽暴露主人公內心深處的種種扭曲、行為上的種種變態和病態，大膽展示時代的憂鬱病，從而抨擊封建禮俗對人性的扼殺，表現出人們對正常人性的嚮往與追求，抒發因新舊文化衝突而造成的心靈苦悶。
　　郁達夫一生著述宏富。1928年起，郁達夫陸續自編《達夫全集》出版，其後還有《達夫自選集》、《屐痕處處》、《達夫日記》、《達夫遊記》、《閑書》、《郁達夫詩詞抄》、《郁達夫文集》，以及《達夫所譯短篇集》等。郁達夫的創作風格獨特，成就卓著，尤以小說和散文最為著稱，影響廣泛。

　　三次婚姻
　　郁達夫一生風流倜儻，浪漫多情。據郁達夫的《水樣的春愁——自傳之四》和《自述詩》記載，當他13歲還在富陽高等小學堂讀書期間，就與比鄰的「趙家少女」有過一段「水樣的春愁」的初戀之情，時間長達兩年之久。後來郁達夫去了日本，又曾經與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兒等日本少女產生過戀情。后藤隆子被郁達夫昵稱為「隆兒」，是郁達夫下宿處附近
　　的「小家女」。郁達夫每次從學校到市上去，都要從她的家旁經過，遂產生相思之情，並為她寫下了四首詩。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館的侍者，郁達夫與她交往數月，同樣也為她寫有詩詞。玉
　　■　郁達夫與王映霞兒也是侍女，郁達夫為她所寫的情詩「玉兒看病胭脂淡，瘦損東風一夜花，鍾定月沉人不語，兩行清淚落琵琶」至今為人稱道。
　　郁達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舊式婚姻。1917年，當時的郁達夫從日本回國省親，在母親的安排下與同鄉女子孫荃訂婚，1920年兩人正式結婚。由於郁達夫的堅持，沒有舉行什麼儀式，也沒有證婚人和媒人到場，甚至沒有點燃喜慶的蠟燭和鞭炮，孫荃只是在夜色降臨的時候，悄然乘上轎子，就算過了郁達夫的家門。簡單的晚飯後，新郎、新娘即獨自到樓上上床就寢。1921年以後，孫荃隨郁達夫到他所供職的安慶、上海、北平等地居住，度過了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1926年12月15日，郁達夫自廣州上船，趕往上海。1927年1月14日，他在留日同學孫百剛家邂逅了王映霞，從此一見鍾情。王映霞年輕美貌，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師範就讀時，一向都有「校花」之譽。郁達夫傾心之下，向王映霞發動了狂熱的愛情攻勢，最終如願以償。
　　1927年6月5日，郁達夫和王映霞在杭州宴客訂婚，次年2月在上海結婚，3月遷入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居住，正式組建了小家庭。婚後郁達夫和王映霞過著雖然清貧但卻平靜充實的生活，據郁達夫1936年日記：「晚上獨坐無聊，更作霞信，對她的思慕，如在初戀時期，真也不知什麼原因。」說明即便結婚十年之久，他們之間的感情生活依然完好如初。
　　■　1936年，郁達夫在福州青年會。
　　不久，因為戰亂，郁達夫到福建任職，王映霞偕其母與三個兒子避難富陽、麗水、漢口時，兩人之間卻出現了婚姻危機，並最終演變成為一場公開的感情風波。1938年7月5日，郁達夫在漢口《大公報》第四版公然刊登《啟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搬去之細軟衣飾、現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達夫謹啟。」
　　根據後人考證，《啟事》中的「某君」指當時的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的許紹棣，許此時剛剛喪偶，也攜三個女兒在麗水遊玩，與王映霞關係曖昧。郁達夫聞聽有關兩人的傳言，心中鬱悶不已，又在自己家中發現了許紹棣的信件，終於勃然大怒，夫妻爭吵，王映霞離家出走。后經友人調解，兩人又各自表態要和好如初，一場風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卻自此愈來愈深，最終為郁達夫出走南洋、夫妻公然反目埋下伏筆。
　　郁達夫的第三任夫人是何麗有，原籍廣東，遇見郁達夫的時候年僅20歲，生父姓何，幼時為一姓陳的人家收養，取名叫陳蓮有。她相貌平常，沒有什麼文化，而且不懂中國話。郁達夫給她取名為何麗有，意思即「何麗之有」。當時郁達夫為躲避日本人迫害，化名趙廉，在印尼與朋友經營一家酒廠。一直到郁達夫遇難，何麗有才知道郁達夫是中國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尋常的酒廠老闆。

　　出走南洋
　　1938年12月28日，郁達夫應新加坡《星洲日報》社長鬍昌耀的邀請，決心到新加坡去作海外宣傳。郁達夫在中國抗戰正激烈的時期出走南洋，引起了人們的許多猜測：有人認為郁達夫是為了抗日需要，到南洋去作海外宣傳；有人認為郁達夫出走南洋是為了挽救他即將破裂的婚姻；也有人認為郁達夫是因為當時國民黨某要員的迫害，無奈出走；還有人認為郁達夫出走南洋，是為了尋找創作靈感；更有人認為郁達夫此舉，是為了經商發財，等等。現將諸種說法分述如下：
　　1?抗日宣傳說
　　持此種說法者認為，1938年3月，時任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郭沫若邀請郁達夫任第三廳少將設計委員。郁達夫去武漢就職，從此投身於抗日宣傳的道路。此後，他輾轉於台兒庄、徐州、山東、江蘇、河南、浙江、皖南各地慰問視察。8月1日，郁達夫在戴望舒主編的香港《星島日報·星座》創刊號上發表了《抗戰周年》一文，宣傳抗戰必勝
　　。因此，1938年年底，郁達夫應《星洲日報》之邀，決心到新加坡是為了下南洋去作海外宣傳，動員更多的僑胞支援抗日戰爭。郁達夫在新加坡的三年零兩個月期間，擔任過《星洲日報》、《星檳日報》、《星光畫報》的副刊編務工作，1941年又擔任了新加坡的英國當局情報部創辦的《華僑周報》主編，可見報紙成為郁達夫在新加坡期間的主要戰鬥陣地。而3年之間，他寫了400多篇政論、雜文和散文，其中大部分是關於抗日宣傳的，也說明了這點。
　　2?挽救婚姻說
　　持此種說法者認為，自從1938年郁達夫公然在報紙上刊登《啟事》，王映霞離家出走以後，王映霞與郁達夫之間經常爭吵不休，美滿的夫妻生活已經陷入危機。郁達夫在夫妻關係最緊張的時候選擇了帶領全家人來新加坡，是為了緩和家庭矛盾的考慮，希望在新的地方重新開始生活，挽救即將破裂的婚姻。郁達夫自己在《毀家詩記》中也說到了南渡的原因：「縱傾錢塘潮水，奇羞難洗。欲返江東無面目，曳尾塗中當死。」所謂「奇羞」，據郁達夫註釋，大概在1937年八九月左右，他不在家，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乘機在一次飯後，和王映霞發生了關係。郁達夫因此感到「奇羞難洗」，於是決定投奔南洋，在遠離是非中心的祖國重新培養夫妻感情，挽救婚姻危機。
　　3?尋找靈感說
　　有人認為，作為一個作家，郁達夫當然希望以不斷創作為己任。但是1930年後，郁達夫的創作環境和狀態都每況愈下。1932年5月，他的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出版，可發行不到兩月即遭到查封，同年12月，郁達夫將它改頭換面，取名《饒了她》出版，但當局還是將之查禁。1933年，郁達夫決定離開上海，準備在杭州隱居，安心寫作，因此他計劃在杭州城東建造一間簡陋的住所，並取名「風雨茅廬」，不料卻建成了一幢十分豪華的建築物。郁達夫從此在西子湖畔過了一段時期的湖光山色、醇酒美人的平靜生活，卻很少有創作的衝動。1934年，他開始為林語堂的雜誌《論語》寫稿，但是寫作靈感明顯趨向枯竭。郁達夫意識到安逸對創作的殺傷力，他開始尋找新的創作活力。郁達夫1938底選擇南下新加坡，也許意味著他要重新開始漂泊流浪，尋找新的創作靈感。
　　4?無奈出走說
　　持此種說法者認為，郁達夫在1938年前的幾年裡，在生活和事業的各個方面都不太滿意。
　　1936年雖到福建做官，但只是一個閑職，而且工資也不能按月領取，工作了兩個月，卻只拿到一百元錢，可說是前途非常暗淡。1937年，郁達夫的家庭也開始出現危機。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一文中敘述：「我因不聽他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根據推測，這位「黨部的先生」應該指的就是國民黨要人許紹棣，當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因此，有人懷疑，在這件事上，郁達夫似乎受到國民黨要員的壓迫，無奈之際，只好出走南洋。
　　5?幻想發財說
　　有人認為，郁達夫天性浪漫、富於幻想，而南洋在當時一般中國人心中具有神秘的印象，似乎遍布黃金，許多去南洋的中國人都發大財而衣錦還鄉。這些美麗的傳說在民間影響很大，再加上每逢中國政府或革命團體在南洋募捐，都會得到華僑的積極支援，使國人更以為南洋的人都非常富有。郁達夫生長在富有經商傳統的江浙一帶，也一直把發財看作自己的奮鬥目標。他在隱居杭州期間就曾想入非非地買過獎券，幻想發意外之財，以擺脫家庭經濟的困境。因此，很有可能他當年到南洋是懷有發財的念頭，而他後來隱居蘇門答臘，自願承當酒店

　　敵後抗日
　　儘管關於郁達夫出走南洋的原因至今眾說紛紜，但是他在南洋旅居期間，參與了眾多抗日活動，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從郁達夫到南洋后所發表的作品來看，他已不能再被稱為一位作家，而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抗日宣傳工作者。郁達夫在新加坡期間，主編的刊物幾乎成了宣傳抗戰的陣地，如提高群眾的抗敵意識、激發民眾的抗敵熱情以及提高民眾的政治認識和覺悟等等。
　　當時的新加坡成立了由新聞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組織的「華僑文化界抗敵工作團」，郁達夫被選為團長，胡愈之任副團長。張楚琨先生在《憶流亡中的郁達夫》中寫道：「在
　　這戰火紛飛的日子裡，我和郁達夫天天見面。一起開會，一起對群眾演講，一起慰問星華抗日義勇軍。這位發表《毀家詩紀》的詩人團長，不是挂名，而是實幹，熱情洋溢地負起領導責任來。」「我記得，晚上熬夜編三個副刊的郁達夫，白天眼裡掛著紅絲，用沙啞的聲音，對青訓班作朝會講話（他兼青訓班大隊長）。敵人轟炸加劇了，第二期青訓班100多人不得不分為四個中隊，散布在四個地方；他在轟炸中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從不畏縮。他那瘦弱的軀體爆發著火一般的生命力，我彷彿看到一個在為希臘自由而戰的拜倫。」
　　而郁達夫的女兒郁美蘭，在2001年5月16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也發表文章回憶，1941年12月，郁達夫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就積極投入抗日的實際工作。他曾經擔任新加坡文化界戰時工作團主席，戰時工作幹部培訓班主任，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執委，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等職務，成為新加坡華僑中的抗日領袖之一。這一時期，郁達夫為了抗戰宣傳的需要，每一天都早起晚睡，非常辛苦。有人曾回憶郁達夫上夜班在報館看最後的新聞電稿，然後下筆到完成發稿，再看大樣，一直忙到清晨，而白天還要編副刊和參加社會活動，他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要10小時以上，寫稿、改稿、寫信、寫啟事、按語等，每天筆耕總要四五千字。
　　1942年2月4日，日軍開始進攻新加坡，郁達夫與胡愈之、沈茲九、張楚琨、汪金丁、高雲覽等一批在新加坡從事抗日宣傳的文化人，乘坐難民船離開新加坡，渡過馬六甲海峽，撤退到當時荷蘭殖民地——印尼的蘇門答臘島。不斷的流亡生涯讓郁達夫原來珍藏的書籍遺失慘重，據說，他當時拎了兩隻手提箱，對同伴們苦笑著說：「又把萬卷藏書丟了，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風雨茅廬』的三萬卷書！」
　　幾經周折，郁達夫等人最後在蘇門答臘島中西部的巴耶公務（Payakumbu）鎮落腳，開始了他的生命旅途中最後三年的流亡生活。他開始蓄鬚，學習印尼語，準備長期隱蔽。1942年3月初，郁達夫與王紀元在當地開設了一個小雜貨店，以作掩護，郁達夫化名趙德清，任店主。
　　5月的一天，郁達夫到蘇門達臘西部高原小市鎮巴雅，同戰時工作團的幾個負責人會面，討論如何在這個沒有日本駐軍的巴雅隱蔽下來，各找職業作掩護。此後，郁達夫化名趙廉，租了一幢荷蘭人住過的別墅住下來，很像是個富商。他在這裡開辦趙豫記酒廠，很快出了「雙清」、「初戀」兩種酒。他和張楚琨、胡愈之等人以此作掩護，潛伏下來暗暗做抗日工作。酒廠由郁達夫出面做老闆，張楚琨任經理，胡愈之任會計。一段時間后，酒廠銷路猛增，生意興隆。酒廠於是每月提取一部分盈利給逃難的文化人分用，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困難。
　　一次，郁達夫去訪問鎮上的一位華僑領袖蔡承達，正好同時也有一個日本憲兵來和蔡承達交涉些事情，結果雙方由於語言不通，溝通非常困難。蔡承達知道郁達夫會講日語，就請他臨時翻譯。從此駐在當地的日本憲兵就知道巴耶公務有一個名叫趙廉的華僑，精通日語，不久后郁達夫就被脅迫充任日本憲兵部的翻譯。為保持頭腦清醒和見機行事，郁達夫在這期間毅然戒酒。
　　郁達夫在充任日本憲兵部的翻譯期間始終保持著貫穿他一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氣節，在翻譯時暗中做了許多幫助印尼人民和華僑的事情。比如：當日本憲兵審問印尼人時，郁達夫把印尼人的供詞翻譯時故意減輕罪證，因此開脫了不少印尼人；有時憲兵部接到暗探報告，有關於華僑的，郁達夫探悉后就暗中通知當事人，設法逃脫。因此在郁達夫當翻譯的7個月中，當地憲兵部沒有殺害過一個中國人，即使被拘禁的人，不久也會經郁達夫的巧妙周旋和暗中營救而獲釋。
　　為了更好地掩護自己的真實身份，在友人介紹下，郁達夫與一位原籍廣東台山的華僑姑娘何麗有結婚了。郁達夫雖重新成了家，可是他內心深處仍舊牢記著國恥家恨。在此期間，他賣給日本人的酒都是專門特製的高度酒精酒，他說：「讓這濃酒精慢慢毒死這些強盜。」為了擺脫給日本憲兵隊當翻譯的差事，郁達夫也想了許多辦法，後來他想盡辦法弄壞自己的身體，證明得了肺病才得以成功。
　　因為有郁達夫與日本憲兵隊周旋，並不斷地送酒、送錢，日本憲兵隊很少來酒廠找麻煩，巴爺公務鎮因而成為許多文化界人士和抗日人士的聚集地和避難地，酒廠也成了抗日人士活動的中心。為了維持眾多人的生活，後來，郁達夫等人又想辦法開了肥皂廠和造紙廠，還是由郁達夫當名義上的老闆，但因銷售不景氣，不久關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郁達夫終於度過了漫漫長夜，看到了勝利的曙光。然而正當郁達夫為抗戰勝利興奮不已的時候，日本憲兵卻向他伸出了罪惡之手。
　　1945年8月29日晚8時左右，郁達夫吃完晚飯後，正在家中和三位華僑閑談，忽然來了一個講印尼語的當地青年，說有事請郁達夫出來商談一下。郁達夫隨這個青年出去了幾分鐘，又回來對客人們說：「我出去一下就回來，你們請坐一下。」說完就出去了，當時他身上還穿著睡衣和木屐。但此後郁達夫卻再也沒有回來，從此神秘地「失蹤」了。
　　後來，朋友們從棉蘭的聯軍總部獲悉，郁達夫已於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於武古丁宜的丹戎草岱荒野中，也有人說是在武吉丁尼秘密隧道中被推下後面的萬丈懸崖而亡。殉難時僅50歲。

　　「失蹤」之謎
　　抗戰勝利后，郁達夫神秘地「失蹤」曾經引起海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由於缺少足夠的資料，在很長的時間裡，關於這位文學巨匠的最終結局一直眾說紛紜。儘管大部分人都普遍相信，郁達夫是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但是，曾駐紮蘇門答臘的日本人卻認為，他可能因為替日軍做事招致印尼人怨恨以致被殺。下令殘殺郁達夫的那個人究竟是誰？郁達夫的遺骨究竟埋於何處？幾十年仍未水落石出。
　　1985年8月30日，胡愈之在紀念郁達夫烈士遇難4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郁達夫是日本憲兵為了掩飾他們的戰犯行為而加以秘密暗殺的。他說：「中國現代第一流的詩人和作家郁達夫『失蹤』已經整整40年了。『失蹤』兩個字是我加上去的。1942年新加坡淪陷以後，他和我們一道，隱姓埋名，流亡在蘇門答臘。他本可以回國，但不願意回國。不幸他被當地日本憲兵發現懂得日本話，就強迫他當了七八個月的日語翻譯。他在暗中幫助了印尼人民，幫助了華僑。更加不幸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他被憲兵發現是從新加坡來的抗日的知識分子，知道日本的殘酷暴行很多。雖然日本已經投降了，日本憲兵一定要消滅抗日的知識分子。這種非法暗殺行為是『戰犯』乾的。戰犯這個名稱，是從反法西斯戰爭中開始。郁達夫是日本憲兵為了掩飾他們的戰犯行為而加以秘密暗殺的。」
　　同年9月27日，一則來自新華社的消息更讓對郁達夫死因關注的人們眼前一亮。消息稱：現代著名作家郁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之事已從日本學者鈴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資料得到證實。日本橫濱市立大學副教授鈴木正夫早在1966年，就開始了對郁達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閱了大量資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等地作調查，先後尋訪了上百名了解情況的日本人士。前不久，鈴木正夫經過種種努力，終於找到了當年下令殺害郁達夫的日本憲兵班長。這名憲兵班長承認，是他下達了殺害郁達夫的命令，從而證實了郁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的推測。
　　而郁美蘭，在2001年5月16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文章，更詳細地記述了郁達夫在南洋與敵周旋，最後因為叛徒告密，慘遭日本憲兵秘密殺害的史實。
　　文章記載，1944年，日軍憲兵總部機關移到了離巴耶公務不遠的武吉丁宜鎮，並大大加強了在這地區的統治力量。當時憲兵總部里有不少人是從新加坡調來的，有些人對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形十分熟悉。其中有一個叫洪根培的，曾受過日本法西斯的訓練，也在憲兵部充當譯員。他了解到巴耶公務的酒廠老闆趙廉就是郁達夫，但他並沒立即告發。後來他托郁達夫為他做媒，但被他看中的那位華僑姑娘已有心上人，更不願與日軍走狗結婚。當姑娘的父親來求郁達夫幫忙時，郁達夫毅然親自當主婚人，立即為那姑娘與她心愛的人舉行婚禮，洪根培因此懷恨在心。同時，巴耶公務原中華學校校長被校董會解聘后托郁達夫去為他說情，郁達夫沒答應，因而也心懷不滿。於是，洪根培去憲兵部告發郁達夫的真實身份，並誣陷他是聯軍間諜，中華學校校長則出面作證。
　　洪根培告密的消息傳開以後，當時有人勸郁達夫到別處躲難，但郁達夫知道自己已被日軍監視，若企圖逃離，勢必會立即被捕，於是對胡愈之等人說：「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憲兵每天到我家來喝酒閑談，雖沒說穿，顯然已被監視了（實際當時日本憲兵一邊監視郁達夫，一邊開始對他進行嚴密的審查，併到東京、上海等地調查『趙廉』的真實身份）。但你們應先離開。不然，事情怕牽連太大。」胡愈之等人都認為郁達夫的分析和建議頗有道理，於是分頭疏散。在這同時，有兩位與郁達夫來往較多的僑商先後被憲兵部傳訊；在巴耶公
　　務附近市鎮的十多個華僑被捕，都是與趙廉案有關的。郁達夫意識到自己難以逃脫敵人的魔掌了。他開始做好隨時犧牲的準備，甚至在1945年農曆正月初一這一天，寫好了自己的遺囑：「余年已五十歲，即今死去，亦享中壽。天有不測風雲，每年歲首，例作遺言，以防萬一。自改業經商以來，時將八載，所有盈餘，盡施之友人親屬之貧困者，故積貯無多。統計目前現金，約存二萬餘盾；家中財產，約值三萬餘盾。『丹戎寶』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長百二十五米達，寬二十五米達，共一萬四千餘盾。凡此等產業及現款金銀器具等，當統由妻何麗有及子大亞與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紙廠及『齊家坡』股款等，因未完，故不算。……」

[ 本帖最後由 sujie_alex 於 2007-2-10 23:16 編輯 ]

sujie_alex · 發表於 2007-2-11 15:21

　　■　霍元甲
　　霍元甲（1868—1910）是清朝末年的一位武術大師，在國內外享有盛名。他曾經讓俄國大力士貝洛尼加登報認錯，灰溜溜地取消「世界第一大力士」的稱號，也曾經讓英國大力士奧匹音懾於其威名，臨陣不戰而逃，還曾經帶領弟子擊敗過十多個日本武士和柔道高手，其事迹在天津至今被人們傳為佳話。而當年李小龍主演的電影《精武門》以及電視劇《霍元甲》的公映，更是在海內外掀起一股霍元甲熱潮。但是，就是這樣一位享譽世界的武林奇人，卻在壯年之際突然與世長辭，年僅42歲。有人據此推想，霍元甲是被日本醫生借給他看病之機毒死的。也有人認為真正導致霍元甲死亡的原因是肺病。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霍元甲，字俊卿，天津靜海縣小南河村（在今天津西南15公里處）人，生於1868年，有弟兄十人。其父霍恩第，武藝高強，常出入關東，為客商保鏢，在江湖中頗有名望。霍元甲幼年身體單薄，常受鄉里頑童欺負，在弟兄十人中也常被取笑。霍恩第也對霍元甲的瘦弱體質非常失望。他怕有損家風，便禁止霍元甲練武，而讓他去讀書。這大大刺傷了性情剛毅的霍元甲的自尊心，他便偷著練武，暗中和兄弟們比賽。
　　小南河村西有個棗樹林子，是一塊墳地，平時人跡罕至。霍元甲每次偷偷向父親和兄弟們學個三招五式，便到棗林深處練習，邊練邊揣摩。夏天一身汗水，冬天一身風霜，進步很快。後來，他練武的事被父親知道了，招來一頓訓斥，但霍元甲決定堅持到底，他答應父親不與任何人較量，不丟霍家的面子，方被批准和父兄一起習武。
　　1890年的秋天，霍家來了一個武林好漢，說是久仰霍家「秘宗拳」的大名，其實是來比武挑釁。言語之間，他侮辱了霍家父子，霍元甲的三弟元卿便與之較量，哪知三個回合便敗下陣來。霍恩第迫不得已，正要親自上場，只聽一聲：「看我的！」霍元甲旋風般地一躍而出。霍恩第一看是他，氣得不得了，生怕他不知道天高地厚，給霍家丟人現眼，也怕他被對手打傷。但擋阻已經來不及了，兩人已經動起手來。只見霍元甲進攻快如閃電，馬步穩如泰山。幾個回合過去，霍元甲趁對手收腿未穩之際，俯身一腿掃去，對手一下子跌倒塵埃。霍元甲一步向前抓起對手，扔出丈余遠，把對手的腿都摔折了。
　　這出人意料的一幕，使大家又驚又喜，霍元甲「武藝高強」的名聲也從此傳揚開去。霍恩第見元甲天資聰穎，毅力驚人，功藝長進，在兄弟之中出類超群，就一改舊念，悉心傳藝於他。後來霍元甲以武會友，融合各家之長，將祖傳「秘宗拳」發展為「迷宗藝」，使祖傳拳藝達到了新的高峰。
　　轉眼幾年就過去了，霍元甲已娶妻生子，只是日子過得有些窘困。1895年的臘月，霍元甲挑著一擔柴到天津衛去賣。他的柴擔可與眾不同，一條特製的榆木扁擔又長又厚，柴擔足有三四百斤，可他挑著卻輕鬆自在，這使行人議論紛紛，讚不絕口。
　　霍元甲來到西門外的西頭彎子，生意還未開張，一個當地的地痞流氓就前來討保護費，要什麼「過肩錢」、「地皮錢」。兩人由口角到動起手來。這個地痞流氓自然不是霍元甲的對手，他看勢頭不對，便一溜煙地跑了。一會兒功夫，一夥地痞流氓拿著刀槍棍棒前來報復，霍元甲見勢也抽出扁擔嚴陣以待。等到那一幫人包圍上來，他突然大喝一聲，揮舞著扁擔左突右刺，前掃后掄，只聽見風聲呼呼響，地痞流氓們手裡的武器紛紛落地。接著，他又來了個「古樹盤根」大掃膛，把扁擔沖著地痞流氓們掄了一圈，地痞流氓們哇哇大叫著抱頭逃竄。
　　時間不長，又來了40多人，把霍元甲團團圍住。霍元甲也紅了眼，他把扁擔「咔嚓」一聲斷為兩截，一手拿著一截，準備應戰。就在這劍拔弩張的時候，忽聽有人大喝：「住手！」原來是當地地痞流氓的頭目馮掌柜到了。他把霍元甲邀入家中，設宴款待，並想讓他接手腳行，維持這塊地盤。霍元甲答應回去和家人商量再定。
　　第二年的春天，霍元甲因生活窘迫，便到天津衛投奔了馮掌柜。他接手腳行以後，陸續取消了勒索農民和商販們的「苛捐雜稅」，招致了腳行里地痞流氓們的不滿。此後，他辭去了腳行的差事，來到北門外竹竿巷懷慶葯棧做了搬運夫。
　　■　天津鼓樓
　　一天，葯棧進了一批生地，每捆重五百斤。有一個大漢身強力壯，想和霍元甲較量較量，便一個人扛起這五百斤重的生地捆，一連扛了三趟，然後當著眾夥計的面說：「霍師傅，人們都說你武藝高強，力大無比，今日你何不當著眾哥們的面露一手，也讓我們開開眼？」霍元甲早就聽說他在葯棧里逞強稱霸，便想藉此機會掃一掃他的威風，於是就向他笑了笑，
　　找了一根最粗最沉的木杠，挑起兩大捆生地，不慌不忙地走進庫房。夥計們見他力挑千斤，神態自若，無不嘖舌喝彩。那大漢羞得滿面通紅，第二天就辭職不幹了。
　　過了不久，又出了一件事。一天早晨，懷慶葯棧的夥計去挑水，只見兩個大青石碌碡斜靠著立在井口上，那形勢，稍有觸動，碌碡便會墜入井中。夥計無奈，只好回去請霍元甲。這時，井台周圍已圍了不少看熱鬧的人。霍元甲來到一看，笑著說：「這人真有本事，我佩服他。這分明是沖我霍元甲來的。」說著，他來到井台，貓下腰來，用兩手捧住碌碡，只聽「嗨」的一聲，就把兩個碌碡同時推了出去。圍觀的人齊聲喝彩。霍元甲也從此名聲大震，人們給他送了一個綽號叫「霍大力士」。

　　洋人敗北
　　1900年初春，懷慶葯棧掌柜農勁蓀趁活計不忙，邀霍元甲出去閑逛。二人來到海河邊，找了一個茶館，邊喝茶邊聊天。農勁蓀曾留學日本，知識淵博，他常給霍元甲講一些古今中外的事，使霍元甲大開了眼界，明白了不少道理，也激發了霍元甲愛國報國之心。
　　二人談興正濃之時，忽聞河邊有一陣喧嘩之聲，原來是運皇糧的船隻要在這裡停泊。押糧的保鏢李剛跳上岸來，轉了一圈，沒找到打樁的地方，他有些著急，抬腳把一個席棚的立柱踢斷了。席棚的主人是山東逃荒的，靠炸果子為生，席棚倒塌，便趕緊跑出來，向李剛求情。李剛不容分說，扯掉席棚，把木樁尖頭朝下，以臂做錘，打起樁來。只見木樁一寸一寸地被打進地里，一下子驚呆了不少人。那果子鋪的主人跪求李剛給點賠償，李剛不耐煩地一腳把他踢開，在木樁上拴好纜繩，揚長而去。
　　就在這時，只聽霍元甲對著李剛一聲大喊：「那黑小子，回來！」
　　李剛自恃是皇家糧船的保鏢，根本沒有把霍元甲放在眼裡。他迴轉身來，對霍元甲說：「混小子，你是活膩了，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當他得知對面就是霍元甲時，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但他表面上不甘示弱，便說：「姓霍的，別不識好歹，這事你還是別管的好。」二人言語不合，終於動起手來。霍元甲見李剛身手不凡，便使出家傳「迷蹤藝」中的「閃步擗攔掌手雷」的式子，跳到李剛的背後，在其背上猛擊一記「鐵沙掌」，只見李剛朝前踉蹌幾步，「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一頭栽倒。
　　■　大學士徐桐像這時，船上的運糧官見保鏢被打倒在地，大喊大叫，叫人捉拿霍元甲，不一會，清兵把霍元甲捆了起來。農勁蓀急得頓足捶胸。他見當朝大學士徐桐恰巧在此下船換轎，便去喊冤，徐桐問明情由，慨嘆霍元甲是條好漢，又得知霍元甲是鄉親，便讓人放了霍元甲。
　　1900年夏天，八國聯軍攻陷了京津。北京源順鏢局的「大刀王五」在與洋鬼子的鬥爭中慘遭殺害，被八國聯軍梟首示眾。霍元甲與弟子劉振聲潛入京城，盜回「大刀王五」首級，並取得《老殘遊記》作者劉鶚協助，將其身首合葬，盡了朋友之義。霍元甲耳聞目睹了不少洋鬼子血淋淋的罪行，這使他種下了對侵略者的仇恨和對清政府的憤懣。他回到家鄉招眾練武，以圖報效國家。
　　1901年，霍元甲33歲。有一天，他的徒弟劉振聲拿來幾張廣告傳單，上面印著俄國大力士貝洛尼加在戲園賣藝的事，聲稱：「打遍中國無敵手，讓東亞病夫們見識見識，開開眼界。」霍元甲看后拍案而起：「真是欺人太甚！」他立即帶著劉振聲趕往天津衛。
　　他們先找到懂外語的農勁蓀，然後到戲園說明來意。戲園管事知道霍元甲了得，不敢怠慢，安排他們在頭等席坐定，便去向俄國大力士通報。
　　戲台上俄國大力士出場了。他身材高大，體壯如牛。他先打了一套拳來活動渾身的肌肉，然後仰卧台上，兩手各舉起一百磅的啞鈴，雙腿再夾住一個，在三個啞鈴上放一塊木板，木板上放一張八仙桌，四把椅子，然後有四名大漢上去坐在椅子上打牌，而木板毫不動搖。接著，他又表演拿手絕活「平卷鐵板」。他先拿一塊厚鐵板讓人用大鎚砸三下，鐵板毫無變化，然後他動足氣力硬是將鐵板捲成了筒。最後是斷鐵鏈。他把一條粗鐵鏈一頭用腳踩住，然後繞身幾周，另一端從肩上回過來用雙手拽住，只聽大喝一聲，鐵鏈咔嚓掙斷，落在台上發出巨響。這些表演，使台下的觀眾驚嘆不已。表演過後，他吹噓自己是世界第一大力士，並揚言表演三天，歡迎「東亞病夫」的挑戰者上台較量。
　　霍元甲哪裡還坐得住，他一個箭步跳到台上，大聲說：「我是『東亞病夫』霍元甲，願當眾與你較量，怎麼樣？是君子斗還是小人斗？隨你挑！」
　　俄國大力士事先已經知道霍元甲的利害，怕當眾出醜，便讓翻譯向霍元甲解釋說他剛才那番話都是誇張宣傳，為的是掙錢，請不要當真。霍元甲再三叫板，他始終不肯比武，最後答應在報上承認錯誤，灰溜溜地離開了天津。
　　1903年，大內高手李侍衛慕名前來找霍元甲，邀請他前去比武。霍元甲應邀赴約。比武開始了。第一項是表演輕功，每人在空簸籮的邊上走三圈。霍元甲此功不深，只走了兩圈半便把簸籮踢翻了，引起了李侍衛和門徒的嘲笑。第二項是每人各擊對方三掌。李侍衛第一掌出去，霍元甲好像沒事一樣，只是腳下的青磚裂開了。第二掌下去，霍元甲紋絲不動，腳下的青磚碎成了小塊。李侍衛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他拼出全身力氣擊出第三掌，只見霍元甲的雙腳陷進青磚地里三寸多深，而身體卻穩如泰山。霍元甲拔出雙腳，微微一笑說：「老師傅請了！」李侍衛哪知他「鐵沙掌」的厲害，只一掌，他就經受不住了，晃了一晃，一頭栽倒在地。
　　李侍衛笑臉相陪，承認失敗，並邀霍元甲住下，以後再比。誰想到他居心叵測，竟把霍元甲鎖到了小閣樓里。霍元甲在天黑以後使出神力把鐵窗整個推了出去，牆壁也塌了一塊，方才脫身。
　　1909年，上海來了個名叫奧匹音的英國大力士，在張園設擂，並在報上大登廣告，自吹自擂，侮辱中國人為「東亞病夫」。當時上海苦於無人對敵，便來函邀請霍元甲。

　　■　上海張園
　　霍元甲一到上海，便也在張園設擂，並在廣告上寫著：「世譏我國為病夫國，我即病夫國中一病夫，願與天下健者一試。」並聲言：「專收各國大力士，雖有銅皮鐵骨，無所惴焉。」這在社會上立即引起了轟動。奧匹音感到事情不妙，便以一萬兩銀子做賭注要挾霍元甲，沒想到胸有成竹的霍元甲一口應承。奧匹音不得不簽訂了賽約。可是，在比賽的那天，奧匹音卻再也不見蹤影，連公證人、操辦者也逃之夭夭，原來奧匹音已溜到南洋去了。
　　■　張園內部1910年6月1日，霍元甲在農勁蓀等武術界同仁協助下，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精武體操會，這也為霍元甲贏得了「精武大俠」的美名。
　　這年9月，日本柔道會得知霍元甲挫敗英、俄大力士，很不服氣，便精選了十幾名柔道高手和日本武士，來找霍元甲一試高低。
　　霍元甲先讓他的徒弟劉振聲上場，劉振聲依照師傅的囑咐，開始時紋絲不動。日方武士見狀就猛撲過去，抓住劉振聲的衣服想把他摔倒，哪知劉振聲的站樁功夫很深，紋絲不動。日本武士使出多種招數，都無濟於事，連敗對方多人。
　　日領隊非常惱火，便親自上陣與霍元甲較量，他自恃技藝純熟，但一交手便知道霍元甲的厲害。他企圖黑手傷人，被霍元甲識破，虛晃一招，用肘急磕其臂，日領隊骨斷肋折。日方承認失敗。
　　賽后，日方設宴招待霍元甲，席間，日本人知道霍元甲還患「熱疾」，也就是肺病，就介紹一個叫秋野的醫生為之看病。哪知服藥后，病反而逐漸惡化，僅月余，一代武術大師就含恨離開了人間。霍元甲卒於1910年9月14日，年僅42歲。國人聞此噩耗，無不深感痛惜。
　　霍元甲逝世后，他親手創辦的「精武體操會」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墓地在上海北郊，碑上刻有「大力士霍元甲之墓」。
　　1910年，在霍元甲創辦的精武體操學校的基礎上，成立了精武體育會。該會成立十周年時，孫中山先生讚揚霍元甲「欲使國強，非人人習武不可」之信念和將霍家拳公諸於世的高風亮節，親筆寫下了「尚武精神」四個大字，贈給精武體育會，並擔任該會的名譽會長。後來，上海精武會由霍元甲之弟霍元卿、次子霍東閣任教。各地分會相繼紛起，十數年後，海內外精武分會達43處，會員逾40萬之眾。
　　至今，在小南河村經過整修的霍元甲故居內，仍然掛著霍元甲的遺像，遺像兩側掛著其子霍東閣在霍元甲遇害后所寫的唁聯「一生俠義，蓋世英雄」，昭示著這位愛國武林大師的一生功業。

　　死因之謎
　　霍元甲是怎麼死的，大致有兩種說法。一說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據說，霍元甲去世后，朋友們拿著日本醫生開的葯拿去化驗，發現這是一種慢性爛肺毒藥，這才知道是日本人暗下了毒手。
　　持這種說法且影響最大的，是當時的武俠小說作家平江不肖生（向愷然）筆下寫到的霍元甲之死。1912年，著名武俠小說家平江不肖生先後出版《拳術》和《近代俠義英雄傳》兩部作品，在這兩部作品里，平江不肖生栩栩如生地描寫了霍元甲是如何被日本醫生秋野暗害死的。
　　平江不肖生描寫的情形如下：
　　嚇跑奧皮音，成立精武體育會後，霍元甲的胸痛加劇了，只得再到秋野醫院去就診。秋野道：「霍先生不聽我的勸告，此刻這病已深入，不易治療了。」便要霍元甲住院，並說：「要完全治好，大約須兩個月以上。」秋野診治得非常細心，常在霍元甲身邊。
　　過了一個星期，療效很好，預料還有幾個星期可以出院。誰知日本柔道講道館來請霍元甲，秋野便陪同霍元甲前往。講道館中與眾人寒暄過後，日本柔道高手便與劉振聲交了手，一一都敗了北，一個叫常磐虎藏的，露出那駭人的赤膊，不找劉振聲握手，卻直撲霍元甲而來。霍元甲既不情願打，又不情願躲避，只得急用兩手將他兩條臂膀捏住，不許他動，一面向秋野說話，要求秋野勸解。不料常磐被捏得痛入骨髓，用力想掙脫，用力越大，便捏得越緊，一會兒被捏得鮮血從元甲指縫中流出來。霍元甲一鬆手，常磐已痛得面無人色，在場的人，誰也不敢再來比試了。
　　霍元甲托秋野解釋，秋野只管說不要緊，便一齊回了醫院。到了夜間八點鐘，秋野照例來房中診察，便現出很驚訝的神氣說道：「怎的病症忽然厲害了呢？」霍元甲道：「我此時並不覺得身體上有什麼不舒適，大概還不妨事。」
　　秋野含糊應是，照例替霍元甲打了兩針，並沖藥水服了，拉劉振聲到外邊房裡說道：「我此刻十分後悔，不應該勉強歡迎貴老師到講道館去，如今弄得貴老師的病，發生了絕大的變化，非常危險，你看怎麼辦？」並且說：「貴老師用力過大，激傷了內部，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我實在是不能治療。我看你還是勸你老師退院，今夜就動身回天津去，或者能趕到家鄉。」劉振聲剛待回答，猛聽得霍元甲在房中大喊了一聲，那聲音與尋常大異，慌忙拉秋野跑過去看時，只見霍元甲已不在床上，倒在地板上亂滾，口裡噴出鮮血來，上前問話已不能開口了。秋野又趕著打了一針，口裡不噴血了，也不亂滾了，仍抬到床上躺著，不言不動，僅微微有點鼻息。
　　霍元甲已失了知覺，劉振聲只好獨自趕到精武體育會，把農勁蓀找來。農勁蓀雖比劉振聲精細，看了種種情形，疑惑突然變症，秋野不免有下毒的嫌疑，但是得不著證據，不敢隨口亂說。奄奄一息地延到第二日夜深，可憐這一個為中國武術爭光的大英雄霍元甲，便脫離塵世去了，時年才42歲。
　　支持以上說法者很多，主要有上海精武會的史料記載。有關霍元甲逝世前後的情況，上海精武會的史料上是這樣說的：「在（上海）王家宅成立了精武體操會後，霍元甲擔任武術教練，名聲漸大，當時滬上日本人技擊館得知此情后，從日本挑選了十餘名柔道高手欲與霍元甲較量，霍偕徒劉振聲應邀前往日本技擊館切磋技藝。據記載：『日方突襲元甲，元甲反襲日方……乘勢一推，竟跌日人於天階中，不幸斷其右手，雖無心傷害，終不免於不悅。』從此日人與霍結下怨恨。正當霍元甲主持精武體操會，精心培養骨幹以圖大展偉業之時，卻遭日本人的陷害。因誤服了日人上門兜售的丹藥后咯血病加劇，急送新閘路中國紅十字醫院醫治二周后逝世。據《精武本紀》記載：『力士歿之翌晨，秋醫（日本醫生秋野）已鼠竄歸窟，力士門弟子大疑，檢力士日服之餘葯，付公立醫院察之，院醫曰：此慢性爛肺葯也。』霍元甲」
　　《精武本紀》是1919年為紀念精武會成立十周年而出版的。它的記載也就成為下毒說的最有力的證據。
　　下毒說影響廣泛，因此一些根據霍元甲故事改編的影視作品也普遍採取了這一說法。但是，這種說法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質疑。他們認為，「下毒說」是武俠小說、影視安排主角之死採用的最普遍的一種做法，一個武功高強、智慧過人、道德高尚的俠客和英雄，如果他非死不可的話，他的死一般來說總是對手卑鄙暗算的結果。霍元甲死於日本人的惡意下毒，這樣的劇情處理是比較經濟的選擇。一方面這樣編織劇情比較簡單、輕鬆；另一方面這樣安排可以加強霍元甲的「殉難」色彩，英雄總是以身殉義，霍元甲與日本人結仇不是個人的私事，他是為國家和民族的大義而以身相殉的，這就突出了英雄的偉大，也更容易調動觀眾的愛國情緒和同仇敵愾之心。
　　顯然，在持這種觀點的人看來，下毒說只是文藝作者空穴來風的瞎編亂造，而缺乏足夠的歷史根據，特別指出：「1912年，著名武俠小說家向愷然（平江不肖生）先後出版《拳術》和《近代俠義英雄傳》兩部作品。根據傳聞，他杜撰出霍元甲之死是被日本醫生秋野用毒藥毒死，以後人們以訛傳訛，事實遂被嚴重歪曲。」因此，他們提出了另一種說法，認為霍元甲之死並非日本人所為，而是因病而死。
　　支持這種說法的根據是，就霍元甲患病及逝世經過，早期精武體育會的實際操辦者之一陳公哲在《精武會五十年》里曾寫過以下文字：「霍先生原患有咯血病，自寓所深居時，時發時愈。日人有賣仁丹藥物者，時到旅邸，出葯示霍，謂之可愈咯血而治肺病。霍先生信之，購服之後，病轉加劇。霍先生得病之由，謂少年之時，曾練氣功，吞氣橫闕，遂傷肺部，因曾咯血，面色蠟黃，故有黃面虎之稱。自遷之王家宅后，霍先生病轉加劇，由眾人送入新閘路中國紅十字會醫院醫治兩星期，即行病逝。眾人為之辦殮，移厝於河北會館。越一年運柩北返。」
　　顯然，根據陳公哲的回憶，霍元甲原來就患有咯血病，經常會發作，日本人賣葯給霍元甲，說是可以醫治咯血、治癒肺病，霍元甲相信了，買來服下之後，病情反而嚴重了起來。陳公哲說這段話時沒有是非判斷，雖然他肯定了霍元甲購服日本人之葯病情加重的事實，卻沒有說是日本人下毒，而是推測霍元甲用藥不當。陳公哲這段話的後面，直接點出了霍元甲生病的原因，是霍元甲少年之時，曾練氣功，「吞氣橫闕，遂傷肺部」，因而導致咯血，面色蠟黃。因此，持病死論一說者不同意下毒說，而傾向於認為霍元甲是死於自己練氣功不得法而導致的病症。
　　相較於下毒的外因說，這種霍元甲死於自身病症的說法也可以稱之為內因說。這種說法涉及霍元甲是否練氣功和是否因練氣功走火入魔而得病的問題，讓人們聯想到了武俠小說里經常講到的氣功觀念。
　　持病死論一說者最後總結說：「陳公哲是邀請霍元甲來滬的發起人之一，又是霍元甲與奧匹音商量比武事宜的翻譯，直至霍病逝。他和霍元甲接觸頻繁，友誼甚篤。因此，關於霍元甲的死因，陳公哲所述應該是可信的。由此可見，霍元甲不是因為誤傷日本柔道家而被日本醫生用藥毒死，而是因原患咯血症轉劇送醫院醫治無效而死。」
　　無論是下毒的外因說還是病死的內因說，霍元甲有病都是一個事實，因為沒有病就不需吃藥，不吃藥就不會中毒。在外因說裡面，日本醫生秋野要下毒，也是趁霍元甲有病要吃藥的機會做的小動作。
　　2000年，新華網天津8月6日發過一則專電，對霍元甲是因病而死一說給予反駁，這則專電指出：「霍元甲之孫霍文廷，日前與天津市西青區文化局有關同志，經過深查細訪，進一步證實日本人是殺害霍元甲的元兇。近幾年來，社會上有人提出『日本人是霍元甲的好朋友，曾為霍元甲治病出了不少力。霍元甲是因生病正常死亡的』。霍氏家族歷來就知道他們的先輩霍元甲是死於日本人之手，在上世紀80年代給霍元甲遷墳時曾查驗過遺骨，發現遺骨全部為黑色，證明確實為中毒死亡，因此對於有人為日本人開脫，他們從家族和民族感情上都難以接受。從去年開始，霍元甲之孫、現居住在天津市西青區小南河村的霍文廷老人，會同西青區文化局的同志，多次到上海、廣東、浙江等省市霍元甲曾經活動過的武林會館，走訪調研，並翻閱了大量資料，證實所謂霍元甲的日本朋友，正是殺害霍元甲的元兇。日本人以幫助霍元甲治病為名，買通關節，在中藥中投放慢性爛肺葯，使本來可以治好病的霍元甲死於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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