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順差意味著資源錯誤配置！

貿易順差意味著資源錯誤配置！

----台灣經濟自由化的他山之玉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  余永定

經濟觀察報

    吳敬璉先生近日向中國經濟學界推薦原台灣大學校長、台灣"經建會"副主任孫震教授在今年4月"兩岸經濟論壇"上的專題報告《台灣經濟自由化的經驗與檢討》（注），本人希望借本版的一角，對孫震先生提出的問題作進一步討論，以糾正某些經濟學家對台灣國際收支狀況的誤解。

    孫震在其報告中介紹了台灣在制定發展戰略、進行匯率制度改革、實現內外經濟平衡等方面的經驗教訓。他認為，台灣的基本教訓是，經濟體制和政策應當與時俱進，隨著經濟發展而變化，推進經濟的"自由化"，即市場化。台灣的問題，出在"決策者對經濟自由化缺少認識和信心，以至躊躇不進"上。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孫震根據台灣的經驗對大陸經濟增長、內外平衡作了如下評論：

    第一，大陸雖每年接受FDI近500億美元，但實際上是資本輸出國。中國以其順差供美國消費與投資，再以順差所賺獲之外匯予以融通，而不能不憂心美元可能貶值，造成損失。過度的外匯儲備反映常年以偏低的幣值補貼出口所犧牲的經濟福利。第二，金融系統未能有效分配資金，不生產與低生產力部門獲得相對較多的資金，高生產力部門反而獲得相對較少的資金，甚至得不到資金，不僅造成過高之不良債權，亦不利於資源之有效利用。第三，經濟權力下放，地方政府各自"招商引資"，不遺餘力，導致過度投資與重複投資，終必拖累經濟之長期成長。第四，經濟發展重視成長多，重視就業少，隱藏性失業長期存在，所的差距隨經濟成長擴大，終為社會隱憂。我對孫先生的觀點深以為然。

    在對雙順差的討論中，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常以台灣為例，認為台灣也長期保持雙順差，因而大陸的雙順差並不是問題。孫震先生的文章清楚地表明，貿易順差就已意味著資源的誤配置，更遑論雙順差。

    1958年台灣進行了匯率改革，將多重匯率改為單一匯率，實行由進口替代向出口導向的戰略轉變。1961年匯率穩定於1美元兌40元新台幣左右。此後30餘年，新台幣匯率基本保持在這一水平上。在此期間，台灣並沒有很大的貿易順差。1970年台灣在執行了十餘年的出口導向戰略之後，終於實現了貿易平衡。貿易順差的迅速增長導致貨幣供應量的急劇增加。後者又導致通貨膨脹的迅速惡化。由於石油危機和因物價急劇上漲（批發物價指數上升23％）所導致的新台幣實際匯率升值，1974年台灣貿易逆差達到GDP的7.8％，台灣經濟陷入嚴重危機。

    孫震認為，台灣在20世紀60年代，如果能順應出口擴張與貿易順差的情勢，逐步取消對出口的補貼，放寬對進口的限制，調整匯率，修正偏低的幣值，一定會增進資源利用的效率，達成更穩定的物價與更高的經濟成長率，1974年的衰退也會較為緩和。1975年下半年，台灣經濟復甦，外貿由逆差轉為順差。1978年台灣貨幣當局將新台幣兌美元匯率由38：1升值到36：1，並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度。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使台灣再次陷入經濟衰退，對外貿易也由順轉逆。於是，台灣貨幣當局又將新台幣貶值。總的來說，在實行出口導向的30多年間，台灣並未長期保持貿易順差，更談不上長期保持雙順差。一個明顯例證就是：直到1980年，台灣的外匯儲備只有區區76億美元。

    1980年以後，由於島內經濟蕭條，儲蓄超過投資，台灣的貿易順差逐年增長。從1983年到1986年，台灣的貿易順差分別是48億美元、85億美元、116億美元和166億美元（從1984年起到1988年，台灣的貿易順差/GDP比一直超過10％）。同期，台灣的外匯儲備分別為119億美元、157億美元和226億美元。在此期間，台灣的資本項目是逆差。因而，台灣外匯儲備的增加完全是貿易順差造成的。1980年代中期恰逢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急劇增加，美國對日本等順差經濟體施加壓力，迫使這些經濟體實施貨幣升值。1986年台灣的外匯儲備達到463億美元，位居世界第四（居美國、日本、法國之後），因而也受到美國的巨大壓力。此時，台灣貨幣當局開始讓新台幣緩慢升值。在一段時間內，新台幣每天升值2％或3％。原台灣「中央銀行」行長許嘉棟指出：「此種升值方式引發新台幣升值之預期心理，以致投機性資金大舉流入，進出口商籍提早出口、延緩進口之方法套取升值利益之現象亦極其普遍，故更加深了新台幣升值壓力。」

    1987年第一季度末，台灣貨幣當局不得不轉而採取讓新台幣快速升值的政策。1986年新台幣兌美元的匯率是40：1；1987底匯率變成29：1；1988年匯率進一步升值到26：1。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新台幣升值三分之一，新台幣兌美元匯率也終於穩定下來。在1986年和1987年，由於投機資本的流入，台灣出現雙順差。1987年外匯儲備增加到767億美元。新台幣大幅度升值后，投機資本流入銳減。1988年台灣資本項目重新變為逆差。此後，台灣外匯儲備開始逐年減少。台灣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一直維持到1997年。1998年和1999年台灣出現資本項目順差，這兩年總的資本項目順差恐怕同亞洲金融危機有關。2001年以後，台灣再次出現資本項目順差。

    到目前為止，台灣的雙順差已保持四年，但2005年的資本項目順差已經下降到很低的水平。2002年以來的資本項目的順差同台灣的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措施有關。例如，2001年允許台灣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發行國際存款單（Internationaldepositaryreceipts）和可轉換債券、2003年取消對外國基金投資的上限等都導致大筆證券資本的流入。在1980和1990年代，台灣一直保持經常項目順差。2000年以後貿易順差的大幅度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內需不振導致的。進口增長速度的下降超過了出口增長速度的下降，故造成了貿易順差的增加。應該指出的是，過去四年來台灣出現雙順差，並非台灣經濟增長表現良好的反映。正如孫震先生所云："台灣似乎距'發達地區'日遠"。

    台灣經驗中，對大陸最有參考價值的是1986年至1987年台灣貨幣當局應對新台幣升值壓力所採取的各項政策的得失。1980年代初，台灣內需不足，島內儲蓄大於投資，貿易順差急劇增加；由於新台幣升值預期，資本項目出現順差；雙順差導致外匯儲備迅速增加；新台幣升值壓力進一步上升。由於台灣貨幣當局不希望新台幣升值，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吸收了全部多餘的外匯供給。外匯儲備的增加，使貨幣供給失去控制。1986年，M1B的增長率超過50％。資金過剩導致房地產、股票泡沫的產生。以股票為例，股票價格指數在1986年10月17日剛剛達到1000點，時至1990年2月10日股票價格指數漲到12682點，不足三年上漲12倍。儘管資產泡沫在1990年已經破滅，其影響到現在還處處可見。為了對沖由於外匯儲備增加所導致的流動性的增加，在1986年到1988年間，台灣"中央銀行"發行了大量乙種國庫券、定期存單與儲蓄券，並大幅吸收金融機構轉存款。1989年更大幅提高再貼現率與存款準備率。

    此期間台灣"中央銀行"政策中有爭議的是新台幣升值速度問題。許嘉棟反對慢慢調整匯率。他認為，台灣1980年代緩慢升值造成了相當多的困擾。這種升值方式引發新台幣的升值預期，以致投機資本大舉流入。在匯率緩慢升值的條件下，套匯活動使"中央銀行"蒙受了巨大的匯兌損失。1987年底，"中央銀行"未攤銷匯兌損失高達3720億元新台幣。孫震則指出：1987年新台幣的大幅度升值"太晚又太猛"，造成企業界適應的困難，且無法阻止資產泡沫的形成。前"財政部長"邱正雄並未批評匯率的緩慢升值。他認為，緩慢升值使得當時台灣的財富大幅地增加，資本存量的增長速度大幅度提高。儘管有資產泡沫，台灣在1994年得以把1980年代積累的財富投資通過股市投資於IT產業，使後者得到迅猛發展。漸進升值支持者的論點是：首先，很難確定哪一個匯率是均衡匯率。當初，美國財政部要求新台幣升值20％。大多數台灣企業家認為，在這一匯率下，大批台灣企業將陷於破產。事實證明，大家都錯了。新台幣升值30％以上之後才穩定下來。其次，台灣貨幣當局如果當初真的讓新台幣一次性地大幅度升值，許多企業可能確實會倒閉。緩慢升值使台灣企業得到了調整時間。

    台灣經驗告訴我們，在國際收支順差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升值是不可避免的。拒絕升值將導致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大規模的對沖是難以長期維持的（在這方面，台灣的經驗是什麼我還不太了解情況，孫震的文章也未提及），對沖將使銀行體系的運轉發生嚴重問題。看來，逐漸升值是一種可行的選擇。在目前，由於中美之間仍存在3％左右的利差，在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具有雙向浮動性，中國的資本管制也並非完全無效。因而，漸進性升值下，投機資本流入和套匯活動所造成的損失可以控制在最低限度。大陸目前面對的是經濟偏熱，而當時台灣面對的是經濟衰退。當前人民幣升值的宏觀環境優於當年新台幣升值的宏觀環境。同時，台灣和其他經濟體的升值經驗告訴我們，升值並非像人們所想象的那麼可怕。升值在台灣並未導致大量企業倒閉，相反，由於升值，台灣的高價值增值企業得到長足進步，國際競爭力得到大大提升。從根本上說，為政者必須在長痛和短痛之間做出選擇。

    台灣經驗還告訴我們，泡沫經濟不是升值之過而是拒絕升值或猶豫不定所致。孫震先生在文章中提出應通過自由化即市場化的方式解決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問題。由於所有制結構的不同，中國在資本項目自由化方面必須比在增加匯率靈活性方面更加小心從事。但是，這絕不意味大陸在自由化、市場化方面無事可做。撤銷各種扭曲價格信號的FDI和出口優惠政策，或放棄中國的出口導向戰略，此其時矣。

象中國這樣幅員遼闊、人口巨大的國家的國民經濟卻如此反常地過度依賴外資，特別是過度依賴進出口貿易，即使是對經濟學和金融學理論一竅不通的我也知道，這其中肯定存在某種嚴重問題。為今之計，加強中央集權，強力阻斷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強化對基礎性、戰略性產業領域的政策監管，厲行擴大內需，將人民群眾所創造的社會財富還於人民群眾，應當是正確、明智之舉。地方政府為一己私利而以「引進外資」之名行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之實的卑劣之舉該收場了！

用大好的資源、環境和人力換回一堆廢紙，這樣的交易多劃算啊。

不是這樣說的，我們的儲蓄無法釋放出來而已！把我們外匯儲備的30%拿出來做醫療保障的基金，同時疏通各種投資管道，內需私企很容易發展的！！

[QUOTE=millennium]不是這樣說的，我們的儲蓄無法釋放出來而已！把我們外匯儲備的30%拿出來做醫療保障的基金，同時疏通各種投資管道，內需私企很容易發展的！！[/QUOTE]

這個概念不一樣，國家每儲備一美元，就要發行一定數量的人民幣（匯率X貨幣乘數）到流通領域，所以外匯儲備的財富已經在社會上流通了。

如果美元貶值或人民幣升值，那麼這個儲備相對於人民幣就縮水了，流通於市場的人民幣數量就變多了，等於多印了鈔票，就會引起通貨膨脹。

國家為了減少貨幣的發行，會在結算美元的時候打欠條給商業銀行，叫做央行票據，這也是一種控制手段。

如果過於輕易的升值，日本是個很好的例子。在出口下降而引起恐慌致使內需也拉動不上來的情況下，人們可能又會懷念雙順差的時代了。
浮動匯率一定要做，但不能操之過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