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高爾基的真實死因

2006年07月20日11:10 　 漢網 　


1936年5月27日高爾基從克里米亞來到莫斯科。6月1日他去憑弔了兒子的墓地。回到家裡，他感到不舒服，體溫驟然升高。病情十分嚴重，以至3—5日之間不得不緊急舉行會診。一位專程從列寧格勒趕來的教授參加了會診。


可是，6月18日他便離開了人世。時間是2時30分。


一個至今未解之謎一直把6月1日和18日這兩個日子隔開……現在就讓我們試圖稍稍掀開這個死亡之謎的遮蓋物。


阿廖沙.彼什科夫從小酷愛捕鳥，長大后也是一個酷愛鳥兒的人。對於他這樣一個在一心渴求發財致富卻又如同被關在牢籠里的市民階層那惡劣環境中長大的人來說，與其他人相比，鳥兒更成了行動往來、快速飛馳、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象徵———自由的象徵。大概，他不止一次地回想起那隻被他堂兄掐死了的可憐的麻雀……這是他的自傳體三部曲中最具感染力的情景之一。


早在1893年，高爾基寫了一篇寓言情的東西：《撒謊的黃雀和愛真理的吸木鳥》。大約過了兩年，寫了《鷹之歌》。1899年在庫列平家裡又寫了《鷹之歌》的新篇，其中有「勇者的奮不顧身乃處世之道」的語句，後來這語句成了馳名的英雄主義的代名詞。


勇者的奮不顧身……是的，他常常表現出這種奮不顧身的精神，現在說起來也還是問心無愧的。然而，常常，是否就是永遠？特別是在最後幾年……那一幢並不合他心意的百萬富翁里亞布申斯基的豪華別墅不是變成一個鍍金的籠子了嗎？


有個時候，他喜歡在草原上生篝火。後來，在他的一生中始終保持著這個習慣。也許，他最喜歡的還是火光和鳥兒。要知道，篝火可以使他想起那隻美麗的正在飛同人所不知的地方的火鳥。可現在，他只能獲准欣賞一種篝火———一種緩緩地吞噬著煙灰缸里劃過的火柴棍和煙蒂的篝火……


他或許還想起了早在20年代初寫給羅蘭的那封信。不過一年前，他還在高爾基家裡做客呢。


他意識到自己說了不少的話，因而也漸漸地覺得冷起來，儘管說話外表上是快活的樣子，但內心變得冷若冰箱。


1936年6月，高爾基感到死神將至，仔細注視起自己，注視起死亡的進程。直到這時，他還希望「跳起來」，再一次坐到那張他已習慣了的寫字檯(比一般的寫字檯高，以免控背拱肩)旁去描述發生了的事情……


儘管他並不願意，但由於種種原因，近一兩年來還是越來越多地去想死亡這件事。有一次，他去參觀他的一位老相識———傑出的油畫家涅斯捷羅夫的工作室。他注意到一幅早在1928年畫好的肖像畫《水塘邊的姑娘》。他十分讚賞這位姑娘全新的心境———不是修道院里那種令人沉悶的心境，而是一種與個人的社會積極性緊密相連的心境。可是，涅斯捷羅夫為他的高爾基家裡畫的那幅《生病的姑娘》……多半是不可救藥的了……


更早一些時候，在詳細而關切地回復加米涅夫關於出版《思想錄》的來信時，他就對於用唯物論觀點編寫「流芳百世的思想錄」的可能表示懷疑，認為這種思想是教會思想……


但是，他並不怕死。他懂得，死亡不過是從存在到不存在的轉化。死亡不是心臟停止跳動的一剎那。死亡，實際上從不願意生存便開始了……


然而，總的說來，全球性的問題越來越使他焦慮不安。他彷彿要儘力登上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期描繪一個完整的世界。他在紙片上扼要地寫下了這樣幾點：


「存在之謎。


「人和宇宙。


「對思維能力之數量與質量的人為限制。


「有機生命在宇宙中的第一個住處。」


作家研究生命直到最後一息。當他已經完全不能從外面用新的事實來充實自己的時候，他便把視線轉向自己瀕於不存在邊緣的靈魂深處。他悄悄地放上一本E？塔爾列的《拿破崙傳》———這是他所讀過的無數的書籍中的最後一本———拿起一支用小紙片裹著的鉛筆來寫，而全然不顧標點符號的規則：「東西發沉書籍鉛筆杯子一切看起來似乎都比原來的小……」「極其複雜的感覺。兩種交替出現的反應連結在一起：神經感覺遲鈍———彷彿神經細胞逐漸衰竭———表面蒙上灰燼和所有的思想都黯然失色。

作家離開人世的許多弄不清的情況引起了他被毒死的說法。漸漸地，這種說法在同時代人與後代的腦海里紮下了根。一位很久以前、在本世紀初就和高爾基一起共事，但對俄國發生的事件在認識上存有分歧的僑民鮑里斯.扎伊采夫在50年代初曾強調指出作家死亡的離奇性：「……高爾基？海燕？伊里奇的朋友？那時候，可以想象他曾那麼渴望的革命會給他敬上一杯毒酒嗎？」


這「一杯毒酒」的概念從此不僅深入俄國百姓，而且深入世界各國人民的意識之中。這正如一位著名的美國問題專家說的，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當代美國讀者對高爾基所懷抱的崇敬心情。


但流傳得最廣的說法，彷彿是斯大林派人給高爾基送去了一盒有毒的糖果。這是被判了25年勞役，后又被流放到北極地帶的普列特涅夫教授披露的。


這種說法看起來還真是那麼回事(這是作者從著名畫家、1966年在紐約出版的《我的會見日誌：悲劇系列》一書的作者尤里.安年科夫的途述中摘引出來的。順便說說，這本書還收入了一篇以極為友善的筆觸描寫高爾基的特寫)。


「1936年高爾基在蘇聯猝然死亡之謎至今未解，尤其是在關於醫生未遂『犯罪陰謀』被揭露出來之後……


「我相信……普列特涅夫教授的坦白詞，他是個有名的醫生，曾經和另外幾位醫生給高爾基治療……」「我們給高爾基治的是心臟病，可他所感到的與其說是肉體上的痛苦，不如說是精神上的痛苦：他一再以自我責備來折磨自己。在蘇聯，他覺得沒有自由，強烈地渴望回到義大利。其實，高爾基在力圖迴避自己———他已沒有更大的反抗能力了。然而，克里姆林宮那個疑心重重的暴君最擔驚受怕的是著名作家公開反對制度。因此，他同平時一樣，在必要的關鍵時刻想出了最有效的法子。這一回，他的做法就是贈送一隻精美的糖果盒。是的，一隻用鮮艷的絲綢帶裝飾得非常精美的粉紅色糖果盒。總而言之，是美的誘惑！直到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糖果盒擺放在高爾基床前一張夜間用的小桌子上。高爾基熱情好客。這一回，他慷慨地把糖果分送給兩位在其身邊工作的護理員，自己也吃了幾粒。一小時后，三人開始胃痛，痛得撕心裂肺，又過了一個小時，三人一起死亡。立即作了解剖。結果？不出我們最壞所料，三人均因中毒身亡。


「我們幾個醫生緘默不語。即便在克里姆林宮官方人士對高爾基的死因作出純屬欺騙的解釋時，我們也沒有予以反駁。然而，我們的緘默並救不了我們。高爾基被謀害的傳聞迅即在莫斯科傳開，說斯大林把他毒死了。斯大林聽到這些傳聞心裡很不痛快。必須轉移人民的注意力，把它置到別的方面。一定要找到別的罪犯。最簡單的辦法自然是把罪責歸咎於醫生。醫生們因被指控毒死高爾基而被投入了監獄。醫生毒死高爾基圖個啥？愚蠢的問題！不消說，是受了法西斯分子和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指使。結局嗎？結局你們都知道了。」


普列特涅夫的證言最先見諸於德國女記者勃里基塔.格爾蘭發表在1954年《社會主義通報》雜誌上的文章。她是1948年在普列特涅夫領導下的一個營地醫院當醫士時與普列特涅夫相識的。他們相識的時間不長，只有幾個月。大概是這位年事已高的教授(那時他已78歲)對她產生了好感，也不願意把秘密帶進墳墓，便把秘密和盤托出，告訴了自己的女同事。


關於瓦克斯別格提出的第二個比較重要的論據。他援引了1941年9月2日普列特涅夫和其他許多無辜者在奧爾洛夫監獄地下室被處決的有關資料(當時有154人遇害)。


可是，我們不禁要問，在戰爭初期，在德國人快速進攻的條件下，哪能絕對地估計到在什麼時候處決什麼人？也許，在那種條件下，甚至有人想把普列特涅夫作為很有價值的見證人保上來。不過，誰又能知道，哪怕是那個貝利亞。戰爭的車輪會轉向何方？又是怎麼個轉法？……總之，有關人們悲慘遇害的日期完全是人為確定的，這種事情聽得多了。


經過對各種可能因素的思量，我們對格爾蘭提供的消息原覺得尚有可信之處，但細細推敲起來，還是感到沒有說服力。首先，方法本身就是幼稚的。派人送來糖果，而且還有兩個沒有任何人證實的護理員的死亡。這怎麼不叫人想起斯大林派人給克魯普斯卡婭送去的那隻赫赫有名的大蛋糕！


這麼一來，高爾基之死仍然是個謎。

然而，關於高爾基橫死的說法卻越來越為社會上多數人所公認。一位著名的語文學家B.B.伊萬諾夫認為，斯大林與高爾基之死有關是沒有問題的。他試圖分析迫使領袖邁出這一步的原因。因此，文章取了一個突出的標題：《斯大林為何殺害高爾基？》


這樣，便形成了兩種完全對立的觀點。人們從不同的終端去開鑿隧道。但兩條隧道錯開了，在不同的路線上立了一個固定的標記。就像我想象的，暫時沒能鑿出真理之光。那是不是說，進一步分析和把兩種材料、兩種論據接合起來的可能一點兒也沒有了？不，也許不是匯合(千萬可別是性質迥然不同的材料純聚集物的混合！)，而是它們的相互作用將產生一種能最終驅散籠罩著世紀之謎的濃煙的能量。如果說真的有人殺害了高爾基，那麼這個殺人兇手究竟是誰？完全按B.B.伊萬諾夫那篇文章的標題來理解是幼稚可笑的。


一位曾經給高爾基治療過的醫生M.康恰洛夫斯基寫道：「在死前的兩天，高爾基感覺非常輕鬆。這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這一回他的結實的身體一定能戰勝疾病的。」


結實的身體……這是不是無意中說錯了話，抑或這種說法還有些許道理？


詩人H.阿謝耶夫1927年11月在他第一次到蘇聯之前半年曾在索倫托拜訪過高爾基。他在那裡逗留的時間不是一兩天，而是兩個星期，每天都和高爾基見面。他是這樣綜述那次和高爾基見面的印象的：「高爾基還是那麼年輕，看上去怎麼敢不會認為他是40開外的人(請注意，作家那時候已經59歲———巴拉諾夫注)。我這樣說不是要恭維他，也不是想凈說一些討人歡心的話。在他身上你根本就發現不了任何好嘮叨、衰頹、皮肉耷拉等老年人的跡象。生活使他得到了很好的鍛煉，他飽經風霜，有著會見、觀察、體驗等豐富的閱歷。」

畫家.博戈羅茨基在索倫托逗留期間也不止一次地陪伴過高爾基散步。他證實：「高爾基那時候已經60歲了，但步態非常輕盈(這是不是帶有點病態的輕盈！——巴拉諾地注)我甚至可以說，他的步態很優美，很有點像運動員的步子。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儘管背有點駝，但他的體形還是很端正的……」


6月8日，斯大林本人來到高爾基家裡。他的到來完全是出人意料的……但又是合乎規律的。


說是出人意料的，是因為他好長時間沒到過這裡來了，至少也有一年了吧，雖然以前也時常隨便到這裡來。周圍的人都知道，高爾基現在甚至撥不通給領袖的電話———「斯大林同志」每次都是那樣地「忙」！


說是合乎規律的，是因為不管個人關係出現過什麼複雜情況(在生活中什麼事不可能發生！)，危難之際總該不計嫌怨吧。現在領袖以高姿態出現，就是要再一次證明，黨和政府是器重我國第一位作家的，是熱忱而衷心地祝願他康復的。


自然，高基的病情使許多人不安，其中不少是他的親屬和親近的人。這為數不少的人使斯大林大為惱怒。他以明顯威脅的口吻沖著負責放行的克留奇科夫說：「您知道，我能拿您怎麼樣？」彼得？彼特羅維奇非常了解這一點，可以毫不費勁地想象得到他的心情。


斯大林毫不客氣地下了逐客令：他讓所有的人離開(莉波奇卡護士除外)，其中也包括高爾基家裡的常客，內務人民委員雅戈達，「此人幹嘛無事走來走去？」


在雅戈達之後，斯大林緊接著讓一個身穿黑衣裳的女人離開。他身穿喪服這一不明智的做法引發了領袖尖酸刻薄的插話：「坐在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旁邊那個身穿黑有裳的女人是誰？是修女，還是什麼的？……手裡光拿蠟燭還嫌不夠！」


斯大林興奮地走到窗前，把小窗推開，一股清新空氣湧進房間……


那個身穿黑衣裳的女人就是瑪麗婭.伊格納季耶芙娜.布德別爾格，高爾基的「沒有舉行過結婚儀式」的第三任妻子。她長期以來故作貞潔姿態，被降到秘書的職位。人們不一定會把那部作者認為幾乎藝術活動主要總結的四卷本巨著(《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獻給這位秘書。


獲悉高爾基的病情后，穆拉霎時間從她和威爾斯居住的倫敦飛回俄國。


我們知道，斯大林為得到倫敦的檔案材料在此之前曾和她見過面。大概，在這種緊張的情況下只不過使他想起……領袖們畢竟也是人嘛……


彌留之際，病人是否意識到是誰看望他來了？還是在長時間的不和之後呢！作家死後，瑪麗婭？伊格納季耶芙娜定會對人說，領袖每一次到來———他探望過病人三次———對高爾基都產生過神奇的康復作用。「他8號那天實際上已奄奄一息，如果不是斯大林來探望，他不一定能起死回生哩。」


於是，8號那天高爾基出人意料地在病床上欠起身子，坐了起來，目光完全是懂事理的。他突然說起話來！他談到他的創作打算，談到要寫一部《國內戰爭史》，談到法國文學的發展……他彷彿是想以其音容使一個人相信，他根本就不打算死，所以才得了點小病。而計劃，是這樣的緊迫和龐大。


所有的人都大吃一驚，連斯大林也在內。他吩咐拿來一瓶酒，要為親愛的阿殘克塞？馬克西莫維奇的康復乾杯。


10日夜，斯大林第二次來看望高爾基。病人在睡覺。曾經迎接過客人的布德別爾格(就是斯大林把她當做「修女」趕出去的那個女人)，不許任何人來看望高爾基。


連斯大林也不許？一個絕對的獨裁者啊！但現在好像是他已經知道，迎接他的是高爾基的妻子，她正在保護他的安寧(若不是妻子，誰擁有這種全權，甚至承擔如此重大的責任？)因此也就依了她……


早在1919年，瑪麗婭？伊格納季耶芙娜就來到克隆維爾斯基大街高爾基家裡。在此之前，她是被指揮為組織陰謀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英國間諜羅克哈特的情人，1918年在莫斯科被捕，因羅克哈特是英國國民，被免予懲罰(利特文等人在倫敦可能遭了一陣子罪)。而在那個時候，像她這樣的人，隨時都是有可能被鎮壓的，誰也預料不到她的命運會怎麼樣。但不知何故，她竟能博得直接參与逮捕羅克哈特的有名肅反工作人員佩捷爾斯的好感，甚至比羅克哈特更早一些時候獲釋。


穆拉具有非凡的毅力、膽量和進取精神，懂得好幾種語言。她喜歡捉弄命運、干冒險的事。這些玩藝可以激起她的某種狂熱，就像一個賭徒，一旦遇上誘人的可以贏光莊家大把錢財的機會，便會磨拳擦掌，躍躍欲試。再者，正如別爾別羅娃所斷言的，穆拉對色情很在行，非常善於利用它……

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眼裡，高爾基看起來絕以進個「大紅人」，是列寧的朋友。所以，尤登尼奇馬上就要進犯彼得格勒的時候，大量的信件，說得更準確些，一隻只裝有打成活結的繩子的信封寄到高爾基的寓所就是預料之中的事。然而，「革命的海燕」當時向友人訴說的全都是關於布爾什維克「他們」的事，關於為被捕的知識分子張羅的事———為了他們，高爾基同蘇維埃進行不懈的鬥爭———是不能說出來的。因此，完全不能排除瑪麗婭.伊格納季耶芙娜在克隆維爾斯基大街家裡的時候就接受了肅反工作人員關於做他們的人，為他們提供必要的情報的建議。那時候是非常需要這樣的情報的。而高爾基一氣之下，1921年到了國外。1922年他在國外反對在莫斯科開始的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922年在盧比揚卡開始了對他的「專案」審查。


正如別爾別羅娃所描的，瑪麗婭.伊格納季耶娜女士正式以秘書———而實際上是以妻子的身份住在義大利高爾基家裡的時候，便定期到「愛沙尼亞孩子們」那裡去，而且一去總是呆得很久。她神出鬼沒，捉摸不定，今天你以為她到什麼地方去了，但在那時大使館根本就見不著她的影子……明天你在索倫托可能收到蓋有塔林郵戳的信件，可是發信的時候，瑪麗婭？伊格納季耶芙娜正在柏林呢……

不管怎樣，當局仍然認為有必要了解高爾基的思想趨向，了解他經常與之來往的人。誰能夠提供這樣的情報呢？在外國的環境里，只有作家最貼身的人了。逐一想想高爾基家裡所有的人，你就可以得出結論：這樣的間諜只有瑪麗婭？伊格納季耶芙娜才能充當。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生病之後，布德別爾格迅即從倫敦飛回。她是從誰那裡，又是怎麼得知高爾基的病情的呢？據說，是家裡的人叫她回來的。是誰？是高爾基的第一任妻子E.彼什科娃嗎？30多的前他們便分了手，只是保持親熱的友好關係。未必是她。此前，兒子已經不在人世了。是不是兒媳季莫莎呢？也不一定真實。那麼，主要的是，事情是否徵得了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的同意？只要回想切爾特科娃關於高爾基在克里米亞就和她破裂、甚至不願接她的電話的證言……也是非常令人懷疑的。那會不會是他9歲的長孫女呢？


再說，她是怎麼獲得英國當局批准這次旅行的呢？通常，這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有時解決一個問題得耗費幾個星期，甚至好幾個月。況且，當時和倫敦航空通信是受限制的。連別爾別羅娃都尖刻地嘲笑這一點，認為乘坐飛機回來是難以置信的……


自然，迅速飛回俄國對「男爵夫人」是極有好處的，因為她想獲得繼承作家在國外那筆稿酬的文件的簽署。但世她的到來也許對男一個人比對親屬更有好處。這不能不同意巴拉霍夫的看法。他寫道：「布德別爾格暢通無阻的往來使那些最為隔離作家一事擔心的人產生了保護的想法……」然而，大家早就知道，這種隔離對誰最為有利，這種隔離又是根據誰的旨意來實施，把屋子變成了「金籠子」的！


斯大林知道，瑪麗婭？伊格納季耶芙娜和高爾基的關係實際上已經破裂，她一定會很快就同意邁出這一步。而且，其結果對於她本人來說將是最為有利的。不是嗎，無論從正式關係還是從法律上看，她對他來說什麼人也不是。但是大家都知道，阿列克塞？馬克西墓維奇非常愛她，希望她的生活靠他國外那筆稿費得到保障。瑪麗婭.伊格納季耶芙娜若能佔有一席名正言順之地，她肯定會被吸收參加高爾基文稿審定委員會，同時為妥財務手續…


斯大林的這一次行動計劃，如同天才領導者其他所有計劃一樣，是經過周密考慮的。趕走雅戈達，是為了使特工機關免受懷疑。假裝認不出「修女」穆拉，是以防有人懷疑她參與這一勾當。為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的康復而乾杯的那一瓶酒呢？領袖是不怕任何毒藥的。至於穆拉在病人房間，要把這裡的一切安排停妥，那是再簡單不過的了。只要從斯大林辦公室打個電話給嚇得魂不附體的克留奇科夫，讓他嚴守秘密地轉告：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並不知道被他叫走的那個女人是作家的妻子。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對發生的誤會深表歉意，並且認為，正是他的妻子才有守候在病人床前的優先權，如果這能加快病人康復的話。請轉達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對尊敬的瑪麗婭？伊格納季耶芙娜最良好的祝願……


總之，高爾基離開人世了，而穆拉還過了多年無比快樂的生活，並多次到了蘇聯。我記得，作家的另一個愛過遊樂生活的孀婦柳德米拉.伊里伊尼奇娜？托爾斯塔婭曾以毫不掩飾的滿意心情對我說：「我要和瑪麗婭.伊格納季耶芙娜乘坐輪船遊覽伏爾加！」


問題是，最後幾年斯大林與高爾基的關係由於眾所周知的種種原因變得極其複雜起來。大概斯大林最為憂慮的是高爾基拒絕寫頌揚他的書。即使不寫書，為《真理報》寫篇《列寧和斯大林》的文章也好嘛。A.奧爾洛夫在《斯大林罪行秘史》中寫道：「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人深信，這一回高爾基不可能再逃避寫作的旨意了。但是，他比他們所預料的更具原則性，他辜負了雅戈達的期望。」


在高爾基這本日記落到內務人民委員部手裡之後，雅戈達仔細地了解了日記的內容，含糊不清地大罵了一句：「江山易改，秉性難移！」顯然，他在高爾基的日記中找不到任何指望實現領袖夙願的根據。


綜上所述，我想，絕大多數研究人員(包括JT.斯皮里多諾娃的最新專著《馬.高爾基：和歷史對話》，蘇聯科學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版，1994年)不同意的所謂「自然死亡論」不復存在了。其實，亘古以一它就註定是這樣的。


不過，我們可以再設想最後一種有利於這種「自然死亡」觀點的不同說法：沒有目擊者關於高爾基的病情和死亡情況的直接證言，有的僅僅是純醫療上的記錄。可是，有了我們所知道的高爾基在籠子般的屋子裡生活的情況，有了我們所知道的高爾基在籠子股的屋子裡生活的情況，有了我們所知道的他兒子被剎害的情況，有了我們所知道的他與黨內反斯大林的派別同專制制度與封鎖日益抗爭的情況，以及斯大林為徹底「打掉」那些阻礙他不惜任何代價全面殲滅各種異己思想的人而採取的策略，等等，等等，難道有了這一切還不足以令人確信高爾基必定是領袖的受害者么？


「自然死亡論」使高爾基的道德形象受到了不可彌補的損失。


顯然，在重新喚起對藝術大師高爾基的興趣之前，必須使他有機會得以恢復作為一個有道德的公民的名譽。


可喜的是，他已經獲得了，或者說他在飽經痛苦之後已經得到了恢復這種名譽的權利。

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