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的新招法：在江澤民的名義下散布謊言 By 老田

美國向來有興趣為中國人立規矩，這一點美國的反華政客們從來沒有加以掩飾；而作為立規矩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為中國歷史重新提供一個權威說法，比如要寫一部新的《春秋》，以幫助中國人重新確立褒貶善惡的評價標準。筆者聽說由洋人首先寫了中國在世領導人的傳記，並且還是首先在國內發行，已經很是感到驚奇了。在讀了《江澤民傳》中間的一些章節之後，特別是看到了作者庫恩肆無忌憚地運用春秋筆法之後，就感到忍不住有些話要說了。


庫恩先生在書中大量描述了江澤民的工作調動。在新中國前三十年間，組織和人事制度是非常森嚴的，考察和任命非常慎重，手續相當繁瑣，這是一個最受精英們詬病的「僵化」部門。但是在庫恩的筆下，那個時期的任命完全是個人化的，江澤民的任命幾乎是汪道涵個人決定的，調到上海去工作是因為「他想讓江澤民離中樞更近一些」，「汪還安排江的妻子王冶坪在同一研究所擔任總務秘書」，江澤民調到武漢去工作，是因為「汪道涵建議由不到39歲卻有著動力工程領域過硬履歷的江擔任所長兼黨委副書記」。庫恩先生說的是事實嗎？這是出於無知還是刻意說謊？



一般而言，一個人的無知程度如何，自己多少是心裡有數的。對於新中國的政治，美國人總是有點興趣按照自己的知識背景和熟知的邏輯去進行研究和猜測，從西方著名專家的「研究成就」看，只能證明這些「西方腦袋」中還沒有開「中國竅」或者「聰明孔」，照說庫恩先生應該很清楚自己的閱歷和學識積累，理應知道自己是一根什麼樣的「蔥」，哪怕庫恩先生有那麼一丁點反省精神，也肯定會大大減少無知和僭妄的表現。



庫恩先生提到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表現，他寫道「他在那次會議上指表現出反常的順從，但這些批評很可能已經激怒了他。4年以後，毛髮動了對劉和鄧的鬥爭，但當打倒這兩人的時候，也幾乎毀掉了整個國家。」讀了這句話，就很讓人吃驚，因為這句話中間，庫恩先生暗指毛澤東在黨內會議上一貫表現得「不順從」，只有七千人大會是例外，同時他還猜測毛澤東「很可能」被激怒，因此在1966年發動文革去對付劉鄧，給國家帶來災難。庫恩先生沒有說七千人大會上存在什麼樣的「批評」，「這些批評」是否針對毛澤東，以及這些批評是否劉鄧自己提出或者出於他們授意，沒有這些起碼的交代，庫恩先生卻輕飄飄地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毛澤東發動文革是針對劉鄧和被七千人大會上的批評所激怒。



在新中國政治的一些關節點問題上，庫恩先生在書中的敘述確實過於不檢點，在沒有提供任何新證據的情況下，又蔑視廣為人知的老證據。不管怎麼說，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中間，批評了「全民國家全民黨」的提法，後來中蘇論戰中間的主題思想「批判三和兩全」都已經初具雛形了，這個講話不僅說不上是多麼「順從」，而且簡直就是一個不順從的「里程碑」；而且根據今天已經披露的材料，也沒有見到七千人大會上，有什麼針對毛澤東的批評言論，劉少奇兩次大會發言的主調，都是批判「分散主義」並明確針對地方幹部，完全看不到任何毛澤東被激怒的事實。庫恩先生有志於為中國人修史，又特別有興趣提供一套新穎的說法，這樣的雄心又恰恰建立在他本人對新中國政治驚人的無知上，當真是前無古人。文章中間，只要一有機會，庫恩先生就毫不吝嗇地再三表現他驚人的無知，例如接著他又說：「到了1966年3月，『四人幫』對毛言聳聽地說，『你的命令沒人理會，你的權威正被人篡奪』。」



在先前庫恩先生交代了毛澤東是為了報復1962年批評意見去發動對劉鄧的鬥爭，庫恩先生在後面又給出一個文化大革命的新定義，說「『文化大革命』卻來源於他的信念，這信念生於他動蕩的一生的晚年，即他必須再次使中國革命化。」文革發動在中國和世界上，都不算是一件小事，對於文革的目標和動力，本來是有很多的公開文件可供參照的，例如「十六條」，可是庫恩先生寧願從想當然出發。「毛則認為可以通過凈化中國的意識形態加速中國的發展」，「『文化大革命』開始是為了阻止中國走蘇聯赫曉夫式的『修正主義』道路，最終卻化為十年浩劫，幾乎毀掉整個國家。」同樣，庫恩先生在與現有統計數據完全對立的情況下，沒有給出任何新的證據，就一口咬定「毛想造福的對象――工人和農民――全都變更加貧困。」



從想當然出發去寫書的好處，是可以大量節約作者的時間和精力，壞處是要犧牲作者的信譽。按照中國農民的經驗「真人目前不說假話」，這是說謊者要時刻注意的最現實的限制，無知的敘述特別要迴避知情者，以免謊言被人揭穿，於作者麵皮上不好看。但是庫恩先生統統不顧，硬是要把自己的無知，著力推銷到中國來，這就使人不能不佩服庫恩先生作為「無知者」所具有的「大無畏」氣概了。



對於文革的發動過程，庫恩說「正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樣，毛又一次求助於人民，敦促他們譴責其領導人和被他稱為『閻王殿』的黨的中央委員會的一些部門。」毛澤東確實支持群眾的造反運動，也主張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可以起來造反，但是說毛澤東敦促人民去譴責黨中央的一些部門，則聞所未聞，這是庫恩先生的獨家發現。雖然在1967年七八月中間，發生過造反派「圍困中南海」要求揪斗劉少奇的事件，但是劉少奇從未交由紅衛兵掌握，至於說到「劉少奇夫婦受到了紅衛兵長期的肉體和精神折磨」，簡直是天方夜譚。而且在文革期間，劉少奇本人也從未被投入監獄，可是庫恩先生竟然說到「當監獄方面拒絕療劉少奇的糖尿病時，他的生命走到了盡頭。」庫恩先生在這裡也給出了全新的說法，與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劉少奇傳》完全不同，按照後者的說法，劉少奇被疏散到開封時有北京的醫生同行，劉到開封后醫療工作移交給當地駐軍，北京的醫生是在教會了駐軍醫生搶救方法之後才離開的，而劉少奇臨終前沒有發生過「拒絕救治」的事情。對於同一個事件，存在著兩個大相徑庭的說法，不知道到底是庫恩先生弄錯了，還是中央文獻研究室搞錯了。



好像庫恩先生對於文革期間的口號也很有研究，他發現了很多前人所忽視的重要材料，他說「紅衛兵呼喊著製造不和的口號：……『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筆者剛剛好做過一些文革調查，而且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大多在世，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有人自己喊過這樣的口號，或者有誰記得有別的造反派呼喊過這樣的口號。這個口號為中國人所熟知，根據筆者的記憶，最先是在揭批「四人幫」時期報章宣傳的，而且明確說這是「四人幫」的主張，沒有說是群眾運動中間出現的口號。

庫恩先生接著又給出文革後期的運動景象，說是「當『革命委員會』接管了為數不多的在辦公機構以後，運動進程告一段落。人們開始相互為敵――工人對工人、朋友對朋友、孩子對父母。隨著數百萬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掃進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毀掉了。」按照庫恩先生的說法，在革委會成立之後，運動告一段落了，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人們又開始相互揭發起來，還導致數百萬人被清洗，真是奇哉怪也！而根據庫恩先生的說法，竟然可以被掃進垃圾堆的「文明」，不知道又是一些什麼東西，叫人好生難以索解。庫恩先生隨後就引用江澤民的話來為自己做註解，「30年後，江澤民說：『貶低和破壞美好文化藝術的荒謬行為是完全錯誤的。』」就算是江澤民真的說過這句話，這句話真的跟庫恩先生描述的那些東西有關係嗎？或者能夠佐證庫恩先生的說法嗎？這些至關重要的邏輯要點，庫恩先生統統都拒絕作出交代。





二○○五年三月九日



文章的引文見羅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