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心能否拯救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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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18   

南方都市報　

中國觀察之秋風專欄
　　
　　對於后發國家來說，現代化就意味著城鄉出現巨大差距，城市享受著現代經濟的相對高效率，農村則在傳統經濟的低效率中忍受貧困。對於這種現象，最不能忍受的是天生敏感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文人。所以，從十九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后發國家，都出現過文人發起的各種各樣的鄉村建設運動。晏陽初、梁漱溟等先輩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從事這方面的努力。今天，也有一批知識分子從事著這樣的工作，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蘭考縣副縣長何慧麗就是一位年輕的鄉村建設活動人士。

　　對於這些知識分子，我的欽敬之情真的如黃河之水，滔滔不絕。我自己也出身農家，家人迄今仍多在農村，所以所有熱心幫助農民的人都讓我感動。我也打心眼裡希望他們的工作能夠持續下去，讓農民持久地得到好處，尤其是在他們因種種原因離開農村之後，新的社會、經濟試驗在農民手裡也能夠具有自我成長能力，並向周圍擴展，讓更多的農民脫離他們也不樂意的狀態。而最後這一點期望，也讓我不得不對何慧麗乃至對文人所發起的幾乎所有鄉村建設運動，保持一種批評態度。這看起來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嫌疑，但我仍然希望表達自己的意見。

　　容我坦率地說，幾乎所有鄉村建設努力，都帶有一種城市價值優越感。包括何慧麗教授在內，這些鄉村建設活動者來自現代城市，鄉村是他們的一個對象。他們從事鄉村建設的時候，帶有強烈的啟蒙色彩。他們預設了農民「愚昧」、農村落後的文化與政治判斷。農民不知道自己的權利是什麼，不知道該怎樣擺脫貧困，也不知道如何塑造道德觀念，甚至不知道如何安排私人生活，需要知識分子來指導他們、教育他們，安排他們的生產與生活。

　　鄉村建設活動者是充滿同情心的人，但他們的努力卻都預設了一種他們或許不願正視的權力關係:農民必須被動地接受來自城市的價值、知識、規則。舉例來說吧。何慧麗從事各種努力的一個基本依據是她的一個道德與政治判斷:組織農民不能只靠農民。為了組織農民，她搜尋了四種人，大學生、知識分子，焦裕祿式的好乾部，城裡的志願者，以及農民精英。可見，在她那裡，組織農民的人主要不是農民，而是城裡人。何慧麗之所以讓這些城裡人來組織農民，是因為她相信，農民自己組織不了自己。如果沒有城裡人的現代知識與組織技術，農民就永遠是一盤散沙。她之所以要替農民賣大米，也是因為她相信，農民不能依靠自己的知識和智慧在市場中生存，如果沒有城裡人的幫助，就將永遠陷於貧困狀態。當然，何教授找的也都是城裡的「好人」，有責任感的人，他們具有為農民犧牲自己的道德勇氣，可以花時間志願或在基金會的資助下幫助農民，也可以按照高出市場價格一大截的價格購買農民的大米。

　　尤其要注意的是，在這裡，來自城裡的這些農民的組織者，又是由「我」組織來。何慧麗的角色是雙重的:一方面是大學副教授，擁有城市的現代知識；另一方面則是蘭考縣的掛職副縣長，因而也擁有一定的權力，這種權力的淵源也是城市。

　　我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在這幅城裡人無私參與鄉村建設的感人圖景中，農民在哪兒呢？農民扮演著什麼角色呢？不得不直話直說，農民基本上成為群眾演員，甚至成為需要組織、教育的對象。何教授不相信市場，而背後的潛台詞就是不相信農民，農民必須依靠來自外部的慈善性質的幫助。問題是，基於這種預設的幫助，對農民究竟是禍是福？某一天，何教授們因為某種原因離開蘭考，那些今天在知識分子道德感召下得到了某些福利改善的農民，還能夠繼續有所改進嗎？

　　今日鄉村社會的困境，其實正是城市主導的經濟、政治結構造成的，城市為了實現強制性現代化，人為地建立了一種絕對地不利於農民的制度框架。這套制度框架的哲學基礎則是啟蒙主義。即便在這套體制把鄉村變成了城市的一種麻煩，具有同情心的城裡人在幫助鄉村的時候，也仍然無法擺脫城市對鄉村的知識、道德、制度優越感。他們通常無視鄉土社會的內部規則，無視農民的知識與智慧，以一種無可救藥的家長主義心態，代替農民作出選擇。

　　城裡人如果真的同情農民，那就最好捫心自問:你是否把農民看成跟你具有同樣的獨立意志、跟你具有同樣的自由精神、跟你一樣生活在有效的道德與文化制度中、跟你平等的公民？如果你把農民當成平等的公民，那麼，你就會知道自己的角色最多只是輔助性的，越俎代庖，不過是歧視的一種高級形態而已。

　　(作者系著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