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三峽論證

2003年12月23日16:56 　  來源：[ 人民網 ]

　                            　蕭木華

　　新中國誕生以後，毛澤東不僅以新一代領袖的風采首開三峽論證的先河，而且，他的卓越治水辯證法思想正確地指引三峽論證向縱深發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驚嘆的科學成果，為三峽工程決策提供了充足依據。特別是毛澤東的矛盾辯證法思想，他尊重客觀規律、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他樂於和善於聽取下級意見甚至反面意見的民主作風，對於我們新時期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啟示作用。

　　一、治本與治標：毛澤東抓住了長江水利的要害

　　治水，是人類認識自然、利用自然、順應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項偉大實踐，是一種源遠流長的歷史責任。出人意料的是，對於新中國的締造者來講，這項任務的到來是那樣突然，那樣急迫，那樣猝不及防。

　　1949年夏季，當百萬大軍揮師南下，一個新的人民政權正在醞釀誕生的時候，萬里長江突發大洪水。這是長江對新中國領導人的第一次警告!此時此刻，中華大地飽受戰爭的蹂躪，百孔千瘡，百廢待舉。日理萬機的毛澤東已在開始考慮治水、治江和防洪的方略了。1950年2月，長江水利委員會提出在荊江大堤南岸興建荊江分洪工程的計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聽取了彙報，當聽說工程使用壽命只有20年時，毛澤東十分乾脆地說了一句：「20年夠了。」當即拍板定案。該工程於1952年動工建成。

　　因為在毛澤東看來，荊江分洪工程不過是權宜之計，是救急的過渡性治標工程；只要根除水患的治本工程建成之後，這一治標工程就可以棄置不用了。

　　長江是一條雨洪河。冬季少雨，是長江的枯水期；夏季多暴雨，是長江的洪水期。在正常年份，長江靠自身的河床泄洪入海；在大水年份，當河床不足以泄洪時，多餘的洪水就會在江堤的薄弱地段決口泛濫，造成田淹、房倒、人亡的大水災。荊江分洪工程的作用，就是用人工調度和控制的辦法，在大水年長江洪水位超過荊江大堤防禦能力時開啟荊江分洪閘，削減洪峰，將多餘的洪水蓄積在荊江分洪區內，以提高荊江大堤的安全度。因為荊江分洪是可以人為控制的，在分洪之前可以有計劃地將分洪區內的人財物轉移到高地安全區，可以盡量避免人畜傷亡和減少財產損失。但是，由於荊江分洪區並非天然水域，而是良田萬頃的居民區，一旦分洪，免不了田淹屋倒，造成很大損失；每次分洪，政府必須拿出大筆錢來補償分洪區人民的損失，還要保證汛期人民生活，組織汛后重建家園。這實際上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戰略，犧牲一部分，保存另一部分，乃不得已而為之，因而是治標的權宜之計。

　　那麼，什麼是治本之策呢？治本，就是在長江上游的峽谷地區築壩建水庫，將多餘的洪水攔蓄在山區人煙較少之地，從根本上解除洪水對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的威脅。

　　1953年2月，毛澤東為了謀划治水大業專程南下，特邀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到「長江」艦上促膝長談，探討治江良策。林一山指著長江規劃草圖上的大小水庫，介紹了長委會計劃在長江幹流及支流上逐步建一系列水庫，攔蓄洪水，綜合利用，從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脅……

　　毛澤東舉起右手，在圖上畫了一個圓圈，說：「太好了，太好了!修這許多水庫，都加起來，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峽這個水庫呢？」

　　林一山回答：這些水庫都加起來，還抵不上一個三峽水庫。

　　毛澤東又伸出手，指著三峽口上說：「那為什麼不在這個總口子上卡起來，畢其功於一役？先修那個三峽水庫，怎麼樣？」

　　這是毛澤東與林一山第一次晤談。這次談話之後，林一山立即組織專人調查研究，看看在長江上游的金沙江、岷江、嘉陵江、烏江四大河流興建水利工程代替三峽工程，究竟能否解決長江中下游的防洪問題。結果發現，四河工程只能控制長江上游的局部地區雨洪，而從四河工程到宜昌的大約30萬平方公里的廣大地區如發生雨洪則無法控制，長江中下游的洪水威脅仍然存在。結論：三峽工程對根除長江水患有不可替代的主體作用。

　　當然，對於毛澤東來講，當時還只是提出和思考三峽工程的問題，還沒有急急上馬的意圖。在他的思想上，三峽工程尚處於醞釀階段。

　　僅僅過了一年時間，1954年，長江發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使形勢急轉直下。荊江分洪工程三次開閘分洪，雖對江洪有所緩解，但中南重鎮武漢仍然危在旦夕。數百萬軍民晝夜奮戰，拚死抗爭，終於保住了武漢，免除了滅頂之災；但長江、漢江干堤仍有64處潰口，損失十分嚴重，僅湖北境內受害農田就達20000多萬畝，受災人口9000多萬，死亡3萬多人，南北大動脈京廣鐵路中斷正常營運100天。這是長江對新中國領導人的第二次，也是迄今為止最嚴重的一次警告!

　　必須儘快根治長江水患!毛澤東坐不住了。長江大水之後，毛澤東親臨武漢視察。他揮筆寫道：「慶賀武漢人民戰勝一九五四年的洪水，還要準備戰勝今後可能發生的同樣的洪水」。望著洪水消落的長江，毛澤東在思慮：三峽工程該提上議事日程了。

　　1954年12月，毛澤東的專列抵達武漢，急召林一山面談。在列車赴京途中，毛澤東與林一山主要探究了三峽工程的技術可能性問題；在座的還有劉少奇、周恩來。這表明，關於三峽工程問題，毛澤東不只是在「思考」，而是已經開始「行動」了。

　　1956年7月，毛澤東在武漢暢遊長江，用詩的語言表達了他修建三峽大壩的強烈願望和情懷：「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此時，協助編製長江流域規劃和研究三峽工程的蘇聯專家已經來華工作，三峽論證已經全面展開。

　　1958年1月，黨中央在南寧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三峽工程的造價問題。毛澤東主席提出：「少裝機，少投資，先修大壩防洪。」修建三峽工程應採取「積極準備，充分可靠」的方針。毛澤東還委託周恩來親自抓三峽工程和長江流域規劃。

　　南寧會議之後，周恩來率領有關負責幹部和科技專家共100餘人察勘了長江三峽，研討三峽工程問題。同行的有李富春、李先念兩位副總理。

　　同年3月，黨中央成都會議通過了周恩來提出的《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這是關於三峽工程的第一個「紅頭文件」。《意見》明確指觶骸叭抗こ淌淺そ婊鬧魈濉保弧按庸頁ぴ兜木梅⒄購圖際跆跫礁齜矯嬋悸牽克嗯κ切枰藿ǘ銥贍苄藿ǖ摹薄２⑻岢觶骸叭抗こ痰墓婊隕杓朴Φ閉∮?959年交出，初步設計應當在1962年―1963年交出。」從此，三峽論證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並很快取得了重要進展。

　　從荊江分洪工程到三峽工程，由治標而治本，以治本為主，標本兼治，這就是毛澤東治水謀略的基本思路。整個三峽論證都源於這一思路。

　　二、短期與長期：水庫壽命難題牽挂著毛澤東的心

　　修建三峽，決心已定；各項準備，迅速展開。毛澤東感到心寬了許多。

　　1958年3月30日，毛澤東乘「江峽」輪視察三峽。他向身旁的船員們說：「有些地方航道仍然不好，在三峽修一個大水閘，又發電，又便利航運，還可以防洪、灌溉，你們贊成嗎？」船員立即回答：「太贊成啦!修了水閘，航行就更加方便了。」毛澤東執三峽之牛耳，超脫坦蕩。

　　重任在肩的周恩來則爭分奪秒，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全面部署三峽事宜。他在率隊察勘三峽，為成都會議提出決議草案之後，又為三峽論證採取了兩項措施：

　　其一，根據中央決定，為了加強對三峽工程和長江規劃的領導，組建「長江流域規劃委員會」(未正式成立)，由周恩來兼任主任：「長江水利委員會」改組為「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簡稱「長辦」；1989年6月改回原名簡稱「長委」)，由林一山任主任。作為長江流域規劃委員會的辦事機構，「長辦」主要承擔治理開發長江的流域規劃工作和三峽工程等大型綜合性樞紐的勘測、設計工作，負責三峽工程論證和提出三峽科研計劃。

　　其二，由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學院牽頭，成立了由張勁夫任組長的三峽科研領導小組，以便組織和領導全國三峽科研工作。1958年6月，由三峽科研領導小組召集的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第一次科研會議在武漢舉行。根據所制訂的計劃，全國先後共有200多個單位近萬名科技人員參加了這一全國性的科研大協作。

　　1958年8月，在黨中央北戴河會議期間，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一次長江工作會議。會上，周恩來明確提出：要為三峽工程「1961年開工作好準備。」

　　然而，就在各項前期工作緊鑼密鼓地向前推進，三峽工程上馬指日可待的時候，毛澤東卻提出了一個令人驚詫的問題―水庫壽命問題，使興建三峽的熱潮「頓失滔滔」。

　　1958年夏天，毛澤東在武漢東湖召見了林一山，特別問到三峽水庫壽命的問題。

　　林一山依據一般演算成果，回答說：三峽水庫大約可以運行200―300年。

　　聽到這裡，毛澤東心裡一沉。稍停片刻，毛澤東不無惋惜地說：「這樣大的工程，千年大計的工程，200―300年就淤死了，很可惜。」

　　當時，國內外水利界的一個通行觀念是：水庫是有壽命的，就像人有壽命一樣。因河水都挾帶有泥沙，泥少不可避免地會在水庫中沉澱淤積；經過一定年份的運行使用之後，或幾百年，或幾十年(甚至幾年)，泥沙會逐步淤死水庫。因而，水庫的壽命，水庫的淤死，是一種必然的自然現象；雖然因不同河流的挾沙狀況不同和水庫的建築設計不同，使水庫壽命有長短之分，但是，水庫淤死的趨勢卻是必然的，不可逆轉的。這是國外水利界多年經驗的總結，對於年輕的中國水利建設者來講，我們尚無根據輕易否定這一結論，「水庫壽命」觀念的權威性就不言而喻了。當時，誰也沒有去懷疑這一結論的科學性和可靠性。

　　但是，在毛澤東看來，大型水庫應當經「千年」而不衰，可以長期使用；200―300年的使用期是太短太短了。用周恩來的話來講，三峽工程應當「千秋萬代」都能安全使用，不會出問題。既然三峽水庫是「千年大計」，要管千秋萬代，那就一定要「精心設計，精心施工」，確保長期使用，否則，寧可緩建或不建。

　　短期與長期，在這裡有完全不同的內涵。在水利專家看來，數百年已經是長期了，而幾年幾十年才是短期。在共和國的領袖看來，數百年只能算短期，千年以上才算長期。按照哲學辯證法的觀念，沒有永恆的事物，日月地球尚有壽命，何況地球上的一項人造自然工程，也必然有一個終結期限；但是，追求一個可能的長期，使這一巨大工程與山河同在，與日月同輝，也並非天方夜譚!

　　林一山在苦苦思索。毛澤東冷不丁提出了一個在水利界看來不成問題的問題，使他感到意外，又使他眼界大開；然而，要解決它，談何容易!

　　毛澤東開始猶豫了。三峽工程還上不上馬？偌大一個工程，花費巨額的人力、物力、財力，到頭來只能用200年―300年，那值得嗎？

　　林一山坐卧不寧。他決心攻克這一世界難題，為三峽工程早日上馬掃除障礙。他帶領一批高水平的工程師，對國外成百個大小水庫的淤積資料進行了大量的比較和分析，併到東北、內蒙古、西北等地區的上十座水庫作了實地勘查和研究，得到重要的啟示。例如，世界上有許多淤死了的水庫，為了延長其壽命，有的水庫採取加高大壩的辦法，結果經過一段時間后水庫照樣淤死；有的水庫則由於修了底孔排沙閘，使水庫壽命得以延長，並未在原設計的期限內淤死。經過大量的分析研究，他們將經驗材料上升到理論，提出了解決水庫長期使用的一種全新理論。這一新理論的基本思路是：

　　①事物由量變到質變，都有一個「臨界點」；泥沙的沉積與沖刷也有一個「臨界點」，這就是水流的一定速度。當水流速度大於這個質點時，就能沖刷泥沙；當水流速度小於這個質點時，就會使泥沙沉積。泥沙有粗沙與細沙之分，沖刷細微泥沙(懸浮質)所需流速較小，沖刷粗沙卵石(推移質)所需流速較大。

　　②在水流與泥沙的矛盾中，水流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解決水庫泥沙淤積問題，入庫泥沙多少並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水庫內水流的速度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許多水庫淤死，其根本原因是水庫內流速太低，致使泥沙大量沉積。因此，全部問題的關鍵是保持水庫內一定的水流速度。

　　③為達到一定的庫內流速，必須創造必要的條件。一般來講，河槽型水庫能夠達到過沙要求，而湖泊型水庫則很難達到過沙要求；因而，選擇山谷地區修建河槽型水庫是保證水庫長期使用的首要條件。

　　④為了防洪、發電等等的需要，水庫必須蓄水，蓄水就難以保護一定流速，因此，入庫泥沙的淤積將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這就與解決水庫長期使用問題發生了尖銳矛盾。從靜態看，這種矛盾是無法解決的；但從動態觀點看，矛盾便迎刃而解了，這就是：在水庫的小部分庫容(死庫容)淤滿泥沙后，會形成一個新的庫內河床；在死庫容以上部位，枯水期蓄水時發生的少量泥沙沉積，可以在洪水期初靠強大水流排出庫外，從而達到年均泥沙進出平衡，實現水庫長期使用。

　　⑤為了最充分地排出庫內泥沙，必須在水庫大壩上安排足夠的排沙底孔；同時，採用合理的水庫調度方式(如「蓄清排渾」)，達到既能有效排沙，又能有效防洪、發電，實現水庫長期綜合利用。

　　⑥解決水庫壽命難題的思想原則，就是治水辯證法的方法論原則：在複雜的矛盾體系中抓住主要矛盾；在矛盾分析中抓住主要的矛盾方面；具體矛盾具體分析，通過比較分析，找出解決矛盾的最佳方案；靜態矛盾動態思考，在變化中求發展，在運動中求平衡；一定矛盾的質、量、度關係，矛盾內部與外部的否定性、對立性和同一性、統一性，都應充分予以重視。

　　專家們認為：治水之難，就難在河流學的規律不容易掌握(其難度超過了一切具體的工程技術問題)；而最難掌握的，則是河流辯證法問題，因為河流辯證法是河流學的核心和精髓。實際上，依照列寧的觀點來看，河流辯證法不過是一種客觀存在的辯證法，即「客觀辯證法」，而治水辯證法才是主體的人在治水實踐中所掌握和運用的「主觀辯證法」，主觀辯證法是對客觀辯證法的反映、認識和掌握。從治水的實踐過程來講，掌握治水辯證法，弄清和遵循河流辯證法是至關重要的。

　　1964年，在周恩來主持下，林一山用他提出的水庫長期使用新理論解決黃河三門峽水庫泥沙嚴重淤積問題，取得了巨大成功。

　　1960年4月至1964年10月，三門峽水庫在建成后的蓄水運用期間，淤積迅速，總庫容由55.49億立米劇減至21.43億立米。經採用林一山方案擴建泄洪設施，增添排沙底孔，並在汛期降低壩前水位運用，使庫容奇迹般地逐步恢復，至1980年總庫容已穩定在30億立米左右(見下表)：

　　三門峽水庫庫容變化表

　　-

　　日期

　　建庫前

　　1964年 1970年 1973年 1977年 1980年

　　(1960年4月)

　　總庫容(億立米) 55.49

　　21.43

　　28.28 32.57 30.30 31.00

　　灘庫容(億立米) 35.49

　　13.26

　　10.76 10.76 10.73 10.76

　　槽庫容(億立米) 20.00

　　8.17

　　17.52 21.81 19.54 20.37

　　-

　　這表明，按照新的理論改建之後，三門峽水庫不僅逐步恢復了庫容，而且實現了常年泥沙進出平衡，使大部分有效庫容可以長期使用。

　　後來，葛洲壩水利樞紐也採用這一理論獲得了成功。工程實踐和水工試驗都表明，這一理論是科學的。長江三峽水庫完全可以在非常理想的狀態下實現長期使用。此後的一系列相關論證和再論證只是對這一理論的不斷確證和完善。

　　1981年，國際泥沙學術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國的泥沙專家在會上宣讀了闡發這一新理論的學述論文，得到各國專家的首肯。此後，「水庫長期使用」的新觀念取代「水庫壽命」的舊觀念，在國際上得到普遍認可。這是中國的水利專家靠治水辯證法推倒國際權威的光輝範例!

　　然而，當1966年林一山將《水庫長期使用問題》的正式報告遞達毛澤東案前的時候，毛澤東卻在考慮另一更為緊迫的問題――水庫防空問題。它使三峽工程一延再延，而三峽論證卻愈做愈精細。

　　三、葛洲壩與三峽：一對相互依存的矛盾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進入多事之秋。「三年自然災害」造成國內緊張，蘇聯撤走專家表明國際關係緊張。政治關係緊張又預示著戰爭的可能性在增長。因而，1959年，毛澤東針對防空問題，提出了興建三峽應「有利無弊」的要求。於是，成立了專門班子研究防空問題，結果均不盡人意。這樣，就由高壩型的三峽工程引出了低壩型的葛洲壩工程問題。

　　1969的9月，毛澤東視察湖北。湖北省負責人張體學向毛澤東重新提出修三峽工程，毛澤東回答：「現在不考慮修三峽，要準備打仗。」並反問張體學：「腦殼上頂200億方水，你怕不怕？」

　　無奈，張體學又轉而建議：可先建葛洲壩工程。1970年10月，湖北省和武漢軍區向中央提出了修建葛洲壩工程的正式報告，終於在年底獲准開工。周恩來解釋說：「至於三峽大壩，需視國際形勢和國內防空炸的技術力量的增長，修高壩經驗的積累，再在『四五』期間考慮何時興建。」這是符合毛澤東意圖的。

　　林一山則堅決反對葛洲壩工程先於三峽工程倉促上馬。其理由是：葛洲壩工程在長江總規劃中，是作為三峽水利樞紐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反調節電站，一個航運梯級而存在的，它的先期興建，將對三峽主體工程帶來許多困難；而且，其綜合效益也遠不如三峽工程好。林一山力主先上三峽工程。他幾次向周恩來陳述自己的意見，周恩來也猶豫了。在1970年2月全國計劃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曾表示了先上三峽的意願，但因毛澤東不同意，他只好棄三峽而上葛洲壩。

　　毛澤東的信念是：備戰、備荒、為人民；備戰高於一切。一旦發生戰爭，高壩(三峽)太危險，低壩(葛洲壩)出事則損失較小。因而，毛澤東從全局出發，認定上葛洲壩工程優於上三峽工程。但是，林一山的「反面意見」他又不能不考慮，於是，毛澤東在1970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就葛洲壩工程揮筆寫下了這樣一段頗富哲理的批示：

　　「贊成修建此壩。現在文件設想是一回事，興建過程中將要遇到一些現在想不到的困難問題，那又是一回事。那時，要準備修改設計。」

　　毛澤東這段批語，「贊成派」深感鼓舞，自然不言而喻；「反對派」亦感欣慰，也在情理之中，因為它在肯定中包含有否定的意味，並沒有將反面意見完全排斥在外。

　　在重大工程建設中注意聽取正反兩方面的意見，眼睛向下，虛心求教，尊重科學，實事求是，是毛澤東的一貫作風。

　　1958年1月南寧會議期間，當毛澤東派飛機將贊成三峽工程的林一山等人接到南寧時，有人反映：「還有反對三峽工程的。」毛澤東說：「那好，把反對三峽的工程的人也接來。」結果毛澤東認真聽取了正反兩種意見的陳述和交鋒。

　　此風一開，技術民主與科學民主得到發揚，三峽論證才得以步步深入。

　　1970年，正值「文革」高潮之中，「個人崇拜」盛行之時，毛澤東尚能在重大工程問題上聽取反面意見，並在下發中央關於葛洲壩工程上馬的正式文件時，還將林一山的反對意見一併發到全黨，以提醒人們充分重視可能出現的問題，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它表明了毛澤東一以貫之的實事求是思想和作風。

　　正如毛澤東、周恩來所擔心的那樣，葛洲壩工程開工兩年後，果然遇到重大技術難題，工程無法進展。周恩來當即決定：「工程必須停下來!」並很快組建了以林一山為主任的葛洲壩的工程技術委員會，負責全面「修改設計」；實際上是重新設計，因為葛洲壩工程開工時採用了「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的非科學方法，只有總體設想而沒有技術設計。

　　葛洲壩工程出現的重大挫折，證實了毛澤東的預言，他明確說過「要準備修改設計」；也證實了周恩來的擔憂，他說他搞葛洲壩工程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還證實了林一山的推論，他早就指出先建葛洲壩工程會遇到一系列複雜的問題和巨大的困難。

　　但是，既然受命於危難之際，得令於困境之中，林一山也就無可推委了。他親身經歷了工程的全過程，深切了解工程的問題和困難所在，儘管問題不少，難度很大，但並非不可解決。重振葛洲壩，他是充滿信心的。周恩來卻為他捏著一把汗：看來你林一山有些滿不在乎；「你要是把葛洲壩做成了，你就給黨立了大功!」

　　林一山不敢怠慢，全力以赴。他率領精兵強將，只用兩年時間就拿出了通常要5～6年才能完成的技術設計，精心指導施工，攻克了一道道技術難題，掃除了一個個施工障礙。自1974年重新開工之後，葛洲壩工地捷報頻傳。

　　1981年1月，長江截流成功。

　　同年7月，第一台機組併網發電。

　　1990年，葛洲壩工程勝利建成。

　　至1991年底發電總量已達1000多億度，創利稅40億元，基本收回了工程總投資。

　　昔日反對葛洲壩工程上馬的林一山，如今又看到了葛洲壩工程的建成對三峽工程上馬的重大積極意義。其意義在於：

　　第一，葛洲壩工程為三峽工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用周恩來的說法是，葛洲壩工程為三峽工程作了重要的「實戰準備」。

　　第二，葛洲壩工程的實踐證明了三峽工程論證的科學性、合理性(如泥沙論證，生態環境論證等等)，使各種分歧意見更趨統一。

　　第三，葛洲壩工程的勝利建成，已使國內大多數水工專家相信，「長江水利委員會」(「長辦」)這支科技隊伍完全能夠設計包括三峽工程在內的任何水利工程。而這支隊伍具有世界水平的設計能力是在葛洲壩工程實踐中得到提高的。

　　第四，人們已經看到了葛洲壩工程的巨大效益；而三峽論證表明，三峽工程的綜合效益將遠遠勝過葛洲壩工程，這樣，人們就能經由葛洲壩工程的成功而激發起對三峽工程的巨大熱情，使三峽工程建設得更快更好。

　　人們從葛洲壩工程今天的成就，看到了三峽工程明天的光輝前景：

　　――葛洲壩工程幾乎沒有防洪效益(總庫容僅15.8億立米)；而三峽工程卻有巨大的防洪效益(總庫容多達393億立米)，可使長江防洪標準由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從根本上解除長江上游洪水對長江中下遊人民的常年威脅。

　　――葛洲壩工程裝機總容量只271.5萬千瓦，年發電量141億度，而三峽工程的裝機總容量多達1768萬千瓦，年發電量840億度，約是葛洲壩工程的6倍左右；

　　――葛洲壩工程可改善三斗坪至宜昌河段約40公里的航道，而三峽工程卻可根本改善從三斗坪上達重慶600多公里的航道，它開闢了一條真正的「黃金水道」；

　　――三峽工程的巨大供水(城鎮用水、南水北調)效益、旅遊效益、水產效益、促進三峽庫區經濟現代化等等的綜合效益，也是葛洲壩工程無法比擬的。

　　總之，葛洲壩工程與三峽工程，前者以後者為主體，後者以前者為輔助；二者既相互對立、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在邏輯的進展和歷史的進程中得到了完美的統一。

　　四、興利與除弊：決定三峽壩高的多樣性統一

　　舉世矚目的大三峽工程，涉及到自然、社會和人文的方方面面，包含著一系列矛盾關係，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三峽工程矛盾體系，即矛盾的「多樣性統一」。諸如：建壩與移民的矛盾；庫區淹沒與下游防洪的矛盾；工程投資與工程效益的矛盾；工程造價與經濟承受力的矛盾；工程興利與工程負面影響的矛盾；防洪與發電的矛盾；發電與用電的矛盾；發電與排沙的矛盾；排沙與通航的矛盾；美化三峽景觀與有損三峽景觀的矛盾；新創生態環境與舊有生態平衡的矛盾，如此等等，不勝枚舉。用毛澤東的哲學辯證法思想和矛盾學說來分析這些矛盾，可以得到諸多教益。我們可以看出，這眾多的矛盾關係犬牙交錯，又通過三峽主體工程的壩高集中體現出來：

　　三峽大壩越高，則工程規模越大，投資越多，庫區淹沒越多，移民越多，整個工程難度越大；反之越小。

　　三峽大壩越高，則水庫庫容越大，防洪效益越好；越有利於通航和發電，經濟效益越好。反之越少。

　　三峽大壩越高，則發生戰爭之後的危險性越大，對下游的水災威脅越大；對庫區及下游廣大地區的生態環境影響越大。反之越小。

　　三峽大壩越高，則工程單位成本越低，工程自身效益(投入產出比)越好；反之越差。

　　三峽工程論證的本質，就是要在這複雜多變的矛盾關係中抓住最基本的關係，在眾多的利弊權衡中找出最佳適應的「度」，進行技術可行性和社會可行性論證。

　　對於三峽工程這樣事關全局，事關眾多地區人民重大利害關係，事關整個社會經濟政治乃至軍事的近期與遠期發展態勢的巨型工程，其技術和社會的可行性研究，應當由一個超然地區和部門利害關係、統攬社會全局的主體來統籌規劃。這是工程論證自身的客觀性和科學性所要求的。

　　毛澤東的治水思想和治水實踐，就鮮明地體現了這一客觀要水。

　　50年代，當三峽論證方興未艾之時，毛澤東就對周恩來明確說過：我們中央不僅要考慮內政外交大事，而且也要考慮具體的重大工程建設問題，如大三峽、鐵路通拉薩等。

　　毛澤東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自己不僅為三峽論證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責成周恩來代表中央決策層具體實施這一計劃。

　　此後，中央抓大三峽的思想和傳統一直保持下來。從80年代到90年代，從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到江澤民、李鵬等，都親自過問、指導和部署三峽論證工作，在人大通過議案之後又具體領導實施這一議案。

　　可以說，沒有中央決策層的重視和統領，就沒有新中國三峽論證的顯赫成就。

　　從另一方面看，三峽論證又是廣大專家學者辛勞的結晶，是知識界、學術界、工程技術界集體智慧的傑作。

　　因此，將三峽工程論證的總體成就看做是中央決策層和專家學術界協同完成的科學創作，應當是恰如其分的。這一點，我們只要看一看三峽論證的「三起三落」歷程，就一目了然了。

　　三峽論證的「三起三落」歷程，又恰與三峽大壩高水位的「200米方案」、「150米方案」、「175米方案」三個方案的先後出台同步，因而可以用「200―150―175」這一組數字來標誌其論證的曲折歷程。在這組簡單數字背後，深藏著天災人禍的肆虐、國際風雲的變幻、國內政治的漣漪、社會經濟的發展、未來中華的騰飛等諸多因素的變遷和考量。一部三峽論證史，實際上就是一部近40年的中國現代史。

　　1.200方案。即「高壩」方案：大壩正常蓄水位為海撥200米。

　　這是50―60年代的論證方案，考慮的重點是防洪。到70年代，三峽論證的重點轉移到葛洲壩工程上，以取得修建三峽工程的實踐經驗。

　　1958年以前，長江水利委員會(長辦)的中蘇專家曾擬定過260、235、220、210、200、190米等6個正常蓄水位方案，進行比較研究。結果表明：三峽正常蓄水位愈高，則技術經濟指標愈優越，防洪、發電、航運的效益也愈大。但正常蓄水位高於200米以後，重慶市區以及鄰近的農村都將造成較大的淹沒損失。

　　權衡利弊，毛澤東主張：三峽大壩正常蓄水位高程不得超過200米。

　　於是，1958年的中央成都會議決定：「三峽大壩正常高水位的高程應當控制在200公尺(吳淞基點以上)，不能再高於這個高程；同時，在規劃設計中還應當研究190公尺和195公尺兩個高程，提出有關的資料和論證。」

　　此後，三峽工程論證就按這一要求向縱深展開，並取得重大成果。

　　然而，只是由於社會政治而非工程技術的原因，三峽工程未能上馬，先上了葛洲壩工程。

　　2.150方案。即「低壩」方案：水庫正常蓄水高程為150米。

　　這是80年代上半期的方案，考慮的重點是發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勢頭迅猛，但電力日趨緊張，且煤炭運力嚴重不足，為實現「三步走」的戰略目標，電子能源問題必須解決。這樣，三峽工程又提到歷史的前台。

　　1981年，長江水利委員會(長辦)提出了4個候選方案：一是200米高壩一次建成使用方案；二是「高壩中用」方案，即按200米高壩一次建成，分期移民，分期蓄水；三是150米低壩方案，即分期建設方案，先期按150或128米建壩，預留加高的位置，爾後再加高至高壩程度：四是分級開發方案，即在三峽河谷地區分別建幾個低壩代替一個大壩的方案。經論證分析：分級開發方案經濟效益最差，高壩方案的綜合效益最好。但高壩方案一次性投資太大，移民較多，也有明顯的不足。

　　1982年，掂量利弊得失，鄧小平明確表態：我贊成搞低壩方案：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

　　陳雲、李先念、胡耀邦、趙紫陽等亦先後對低壩方案投了贊成票。

　　於是，三峽論證按150米方案繼續進行。1983年3月，長委會(長辦)按低壩要求提出了《三峽可行性研究報告》。1984年4月，國務院原則批准了這一報告，並最後確定：三峽工程正常蓄水位150米，壩頂高程175米。工程定於「1986年正式開工」。隨後，建立了「三峽省籌備組」；首批施工隊伍開進三峽壩區搞前期準備。三峽工程開工在即。

　　然而，就在此時，重慶市政府提出，150方案回水到不了重慶，重慶通航問題仍然不能解決。交通部支持重慶市意見。同時，人大、政協、政界、學術界、知識界的各方面反對意見也蜂擁而至。重新論證不可避免。

　　最高決策層首先提出動議的，正是鄧小平。他在接見外賓時說：三峽工程要有一個好處最大、壞處最小的方案時才會開工，不會草率從事。這才引出了175方案的出台。

　　3.175方案。即「中壩」方案：水庫正常蓄水位175米，壩頂高程185米。

　　這是1986――1992年的方案，也是最終方案。其考慮的重點是發揮綜合效益，尤以防洪、發電、通航為重，遠期還與「南水北調」相配合。與前兩個方案相比，這是一個更成熟的方案，一個真正「好處最大，壞處最小」的方案。

　　在三峽論證的漫長曆程中，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論證、再論證、審查、再審查，每一次都是超過前一次的更為嚴格的科學檢驗。而這一次再論證和再審查之嚴格，近乎苛刻!

　　――「三峽建庫後會不會因泥沙淤積而變成泥庫？」中國專家提出的水庫「長期使用」新理論和方案已在80年代初得到國際學術界的普遍認同。但理論是一回事。實踐又是一回事。那麼，三門峽水庫改建和葛洲壩工程的成功不是檢驗過了嗎？但葛洲壩是低壩、三峽是高壩；三門峽在黃河，三峽在長江，不可同日而語。於是，做了大型泥沙物理模擬試驗，並且分別在武漢、北京、南京用不同方法做，結論完全一致。然而，仍然有人持懷疑態度，要求丹江口水庫13年來泥沙運行的實測數據與試驗相對照，看看是否相吻合。對照結果證實：模擬試驗的結論是可靠的。僅這項再論證，就花費1000多萬元人民幣。實際上，三峽是世界上處理泥沙淤積最理想的河槽型水庫。

　　――「水庫蓄水後會不會誘發地震？」誘發地震也許是不可避免的，但經過抗震處理不影響大壩安全。世界上建了幾十萬座水庫，還沒有因誘發地震而垮壩的。專家組重新論證的結論仍然是：壩址適宜建混凝土重力式高壩；建庫后雖不能排除局部地段產生水庫誘發地震的可能，但影響到壩區的烈度小於設計的抗震烈度，不會對壩區安全造成威脅。實際上，三峽工程地處弱震區，其防震安全遠大於其他一些水庫。

　　――「庫區百萬移民能夠妥善安置嗎？」移民問題常常是制約水庫興建的一大難題。「文革」中，成千上萬移民上訪請願，就表明了問題的嚴重性之一斑。究其原因，主要是採用「生活安置型移民方式，只管給移民蓋房子安頓生活，不管生產發展和生活出路，造成許多移民到新區後生活無著。如採用「生產開發型」移民方式，則可從根本上解決移民生活出路問題。1985年以來，國家每年花費2000萬元用於三峽庫區「移民工程」試點。從試點情況看，試點區移民生產發展，生活改善，有些已經很快致富。因而，移民自願接受和衷心擁護這一新的移民方式，熱切盼望工程早日上馬。實踐證明：新移民方案是科學的合乎民意的。實際上，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步伐的加快，三峽工程的興建必將對三峽庫區人民的經濟現代化和生活現代化帶來明顯的改觀。

　　――「一旦發生戰爭，三峽水庫會造成滅頂之災嗎？」戰爭是無情的。但三斗坪壩址的選定卻可大大減弱潰壩造成的威脅。如果選南津關，潰壩洪水直赴長江中下游平原，後果不堪設想。現選在三斗坪壩址，則三斗坪到南津關有40公里之遙，其中有20公里為峽谷地段，還轉了3個90。的急彎，這就能夠大大削減潰泄的洪峰。大型水工模型試驗研究表明：當三峽水庫達到最高蓄水位175米時，即使大壩瞬間全潰，庫水洶湧下泄，經過峽谷擠壓減弱，並配以荊江分洪，沙市最高水位才45.75米，還低於荊江大堤1.25米。結論：三峽水庫若因戰爭潰壩不會造成長江中下游的毀滅性災害；災害是局部的，並且可以預防減輕。實際上，戰爭是有徵候可察的，可以事先開閘泄洪，降低庫水位到145米以下，從而增大安全係數。

　　這次論證的基本結論是：三峽工程的建設是必要的，技術上是可行的，經濟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參加這次論證的40個專業的412位專家中，除9位因持不同意見沒有簽字外，402位在論證報告上籤了字。至此，最後一次全國性三峽工程大論證大審查遂告一段落。

　　1992年4月3日，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以1767票贊成，177票反對，644票棄權的壓倒多數通過《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至此，三峽工程論證獲得最後批准，興建三峽工程的決策過程終告完成。

　　三峽工程論證之科學，決策之民主，處置之慎重，在世界工程建築史上也是創紀錄的!

　　今天，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的時候，我們完全可以十分自信地告慰於我們的開國先輩：毛澤東開創的新中國三峽工程大論證定會結出豐碩的社會經濟之果；「高峽出平湖」的宏偉藍圖定會變成光彩奪目的現實。三峽論證的科學成就，滲透其中的毛澤東治水思想和哲學辯證法宇宙觀，將與壯麗的三峽工程一道，成為紀念毛澤東功業的歷史豐碑，供後人景仰、緬懷和追尋。

　　(作者單位：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黨校)

長江水利委員會」(「長辦」)這支科技隊伍完全能夠設計包括三峽工程在內的任何水利工程。而這支隊伍具有世界水平的設計能力是在葛洲壩工程實踐中得到提高的。
三峽工程好象也有李鵬的一份功

三峽大壩的上馬，李鵬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文章似乎不應忽略；毛澤東長期主張建三峽大壩是事實，但晚年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文章好像有意迴避。

應該來說毛主席早期對三峽工程是很感興趣的。也促進過。但在和蘇聯緊張后，已經緩和下來。因為安全是最重要的。如果戰爭的陰影不散，三峽就難開工。因此後來一直就是研究。特別是安全問題。後來又提出了泥沙問題。因此三峽開工的想法也就緩和下來了。

促使毛主席早期推進三峽工程的原因有幾個。三峽工程是孫中山先生提出來的。在30年代美國公司也作了很多研究。如果不是當時的財政特別是戰爭的原因，三峽也許已經開始建了。當然那時會是美國公司投資。後來50年代長江流域的那次特大洪水對毛主席的震動很大。加上發展四川和西南需要貨運線路。這些都是三峽工程的原因。四川的運輸之難大家都應該了解。鐵路建設之難超乎想象。為了解決寶成線，幾乎每公里的鐵路建設就有一個人犧牲。那一代就是靠那種獻身精神，在原始條件下完成很大基礎建設的。因此靠長江來作航運，當然是大家都想到的出路。

後來三峽工程的設計規則就是：防洪、航運、和發電。並且按這個優先順序來主導設計。發電功能要為前兩者讓路。三峽工程之前長江上游的航運能力最大隻能有1千萬噸/年。因此三峽的設計能力是5千萬噸/年。在當時認為是很大的了。可現在5千萬噸的航運翻壩能力已經飽和。現在正在考慮新的翻壩措施。這也說明了三峽工程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