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仁政與法家的暴政

      當我要寫這篇文章時，我必須聲明，本人擁護依法治國，反對人治，反對暴政，反對殺戮。從古至今中國不是法制的社會，總是人治起到很大的作用；法制(治)在中國總是依附在人治，為皇權的利益服務。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出現了文化繁榮的大好局面，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思想活躍，學術民主。能出現這一大好局面，一是群雄爭霸，不是大一統的社會；二是社會環境比較寬鬆，思想比較自由分不開的；諸子百家的思想都有優點和不足，漢朝的董仲舒為什麼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為什麼就採納董仲舒的建議了呢?漢朝借鑒了秦朝苛政經驗教訓，吸取了商鞅、韓非子和李斯的所謂王道樂土，其實就是寡人政治，建立的法律制度是為了保護獨裁暴政統治服務的。
我們今天再回顧一下儒家和法家有何不同，就知道民眾怎麼就接受儒家的思想了呢?
首先，儒家宣傳「孔孟之道」，提倡「仁政」，反對「暴政」。「為政以德」用「德治」或「禮治」教化民眾，打破了統治階級「禮不下庶民」的信條。提倡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儒家的仁政愛民的學說中體現了人道主義的精神，對於社會的任何時代，任何政府都是適用的。儒家的經濟思想是重義輕利，當人們「見利思義」的義利觀與「富民」的思想，這裡的「義」是社會道德規範，不能掙泯著良心的錢，這就叫「君子掙錢取之有道」。這裡的「道」就是「義」就是道德修養而說的。小人缺乏道德修養，見利忘義，坑蒙拐騙，制假販假，添加有毒的食品添加劑危害民眾。這就是孔子在《論語》中說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當我們從溫儒家的經典至理名言時，給我們的是向上的一種力量，修心，正身，平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遠大抱負。
當我們再回顧法家的思想時，老子的「絕聖棄知，民利百倍，民多智慧，而邪事滋生」的怪異奇解，與古希臘的先哲們民主思想背道而馳。他啟迪了商鞅、韓非子和李斯的禍國殃民奇術。就千古功罪而論，恐怕秦檜和嚴嵩都要甘拜下風。三人之中尤以精通老子的韓非子為最，我們知道，中國專制制度的獨門心術就是「百代皆襲秦制」，而秦制的終極設計者正是那位曠世奇才韓非子，商鞅只不過是韓非子的一個先驅而已，而處於同行嫉害死韓非子的李斯，恰是韓非子路線圖的忠實執行者就能看到法家提出重賞、重罰、重農、重戰四個政策。商鞅的《商君書》、韓子的《韓非子》和李斯的政治主張，都是為秦國的中央集權的寡頭政治出謀劃策。《商君書》里的第四篇去強和第二十篇弱民，就是怎麼治民的手段。「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是小人的流氓政治。「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就是用強者來攻治強民和弱民，最後剩下的應然是強民；用弱民來攻治弱民和強民，強民就會被消滅。強民存在，國家就弱；強民消滅，就能成就王業。弱民是一些什麼人呢?就是愚民、順民和流氓無產者——暴民。強民是一些什麼人呢?就是才士、才民和才商——智慧之人。去強篇「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就是說，國家以善民治奸民，國家必亂，終至於削滅；國家以奸民治善民，國家必治，終至於強。秦朝的獎勵制度主要是通過對外戰爭，看士兵殺了多少敵人，給予不同的加官進爵。通過戰爭緩解國內的矛盾。第十七篇賞罰里就有連坐。原文是「守法守職之吏中，又不行王者……周官之人，知而訐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屍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掌握法律、任職的官吏，又不執行國王的法律的人，……他周圍的官吏，有人知道他的罪行，向上級揭發出來，自己就免了罪；而且無論貴賤，便接替那個犯罪官員的官爵、土地和俸祿。《商君書》提倡的一種專制體制下的集體主義，將民眾的個體所屬的社會組織作為一個整體，並將這個整體賦予共同的利益，它產生的行政集權、君主專制，使民眾成為威權體制下服服帖帖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奴隸。泯滅人的個性，扼殺創造力的發揮。
韓子的《韓非子》五十五篇，《和氏》篇中他借用和氏之口告訴人們:腳本來就是為帝王所生，腳被砍去何足道哉?向帝王獻寶而付出再大的代價都是值得的，應該無怨無悔。韓子把自己的《韓非子》呈獻給秦王嬴政，《商君書》和《韓非子》成為中國兩千多年專制者施酷政於民的最高寶典。
李斯向秦王嬴政提出:「焚書坑儒」；不讓民眾家裡有一尺鐵器，收上來的鐵器鑄鐵人，害怕民眾犯上作亂；加重六國民眾賦稅徭役，使民眾苦不坦言。
秦國的一整套社會折騰、整治和愚民的結果，就是培養愚民、弱智民和順民，在君王的面前表現的柔弱。君王驅使弱民去強民時，他又表現為暴民，當他對外戰爭時，就表現為沒有人性的虎狼之師。君王利用小人和流氓來治理國家，就會產生沒有公正的社會，必然產生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一個社會沒有了活力，就像死水一潭，一元社會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發。秦朝統一后短短十幾年中，帝國大廈迅速土崩瓦解。
    中華傳統文化表面上弘揚孔孟之道，骨子裡則沁透了韓非子的陰冷思想和殃民謀略，法家的反智論從來不是什麼玄學，也不是什麼情緒，它是從戰國(特別是中晚期)的政治經驗逐步發展提煉而成的；韓非子則運用他的冷酷的理智總結了以往經驗教訓，加以系統化，使它變成了專制政治的最高指導原則之一。秦始皇和李斯則又根據韓非子所總結的原則而在全國範圍內開創了一個反智的新專制傳統。商鞅、韓非子和李斯的思想就是愚民的邪術，包括禁絕真理、迫害知識分子、打擊異端並強行統一思想，他們的筆下得到了清晰有力的系統闡述，在他們身後得到了歷代王朝統治者的貫徹實施:貫徹的力度或有深淺。貫徹的意志則是一貫的，不絕如縷就是在沉默中爆發。秦朝統一后短短十幾年中，帝國大廈迅速土崩瓦解。現在世界思想文化的發展，要靠自由的探討和辨駁，才能得到保障和捍衛。偉大的思想從來不是易碎的瓷器，需要小心輕放；也不是成捆成捆的金錢，需要有人荷槍實彈的加以保護。以一道不容置疑的強權命令，將一種思想單獨宣布為「不得有違」的絕對真理，實際上不過是一種外強中乾的招供:等於宣稱這個思想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等於把這個思想隔離在一種重症監護室的環境里。
商鞅、韓非子和李斯為秦王呈獻的暴政策略，最後都落到自己的頭上，不得好死。現代的中國最好借鑒商鞅、韓非子和李斯暴政措施，更不能作為當代中國政治建構的思想和制度的資源。
歷史走到今天，我親眼看、經歷和古書上說的，總是感覺法家暴政若隱若現。建立公民型的法制社會，就是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國，法律要有人性化的一面，不能伸縮，一就一，二就二，權貴、富人和窮人犯法要一視同仁，不能因為權貴有權，富人有錢，就可以減刑或免於懲處，法律要在外在和內心的懲處是一樣的，這樣才能彰顯法律的公正性。柳忠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