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否上過「屢敗屢戰」折？

　　曾國藩改「屢戰屢敗」為「屢敗屢戰」的故事流傳很廣。很明顯，兩個字換個位置，意思大不一樣。

　　

　　楊樹達先生《漢文文言修辭學》有這樣一段記載：聞諸先輩云：平江李次青元度本書生，不知兵。曾國藩令其將兵作戰，屢戰屢敗。國藩大怒，擬奏文劾之，有「屢戰屢敗」語。曾幕中有為李緩頰者，倒為「屢敗屢戰」，意便大異。

　　楊樹達此說中，是曾國藩參李元度的奏摺被幕賓將「屢戰屢敗」修改為「屢敗屢戰」。而台灣教育研究院2012年推出的「教育部」《成語典》修訂本中，則解釋為李元度替曾國藩修改：相傳曾國藩率領湘軍與太平天國作戰，屢吃敗仗，曾國藩上疏朝廷，言及屢戰屢敗，經李元度更改為屢敗屢戰，以顯示其奮勇無畏的作戰精神。

　　無論是幕僚所改，還是曾國藩自己修改，似乎都不重要。因為即使再加上小說（如唐浩明所著《曾國藩》）和無從稽考出處的網路熱帖，似乎都肯定曾國藩將改為「屢敗屢戰」的折片奏報了朝廷。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曾國藩首次參劾李元度

　　自咸豐四年（1854）正月曾國藩衡陽出兵起，李元度就出任曾國藩幕賓，幫助辦理營務。這年三月曾國藩靖港兵敗、退居長沙城外妙高峰時，曾兩度想自殺，被李元度等幕僚所救。多年來，曾國藩視李氏為莫逆，感念非常。為表謝意和誠意，曾國藩還告訴李母，想「與次青約成婚姻，以申永好」。

　　當時，因李元度的兩個兒子皆已訂婚，便約如果李元度再有第三個兒子，便以弟弟曾國荃的次女或三女許之。后因雙方兒女的年齡差異過大，此議終未得成。直到曾國藩死後，才有其孫曾廣銓與李元度之女成親。

　　至於李元度帶兵，則是咸豐五年（1855）后之事。他帶的平江勇，並非一開始就屢戰屢敗——曾於咸豐六年（1856）二三月收復過江西進賢縣、東鄉縣並於三月底進兵撫州城下。

　　撫州城下，李元度一開始還多次獲勝，由候補同知升為同知。咸豐六年七月在給弟弟們的家書中，曾國藩就曾如此評價過李元度的戰績：「李次青在撫州大小三十餘戰，小挫二三次，余俱獲勝。雖未克複府城，而東路十餘州縣賴以保全。」

　　咸豐六年九月，李元度撫州營寨被太平軍攻陷，第一次為曾國藩所參：「即選同知李元度，調度失宜，請旨革去花翎、同知，仍以知縣候補。」但其中，並無「屢敗屢戰」之語。

　　曾國藩再度參劾李元度

　　咸豐十年（1860），新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奏調李元度為安徽皖南道，命其統帶所募之三千平江勇於八月上旬趕赴自己所駐紮的祁門大營。腳跟尚未立穩，便有寧國失陷、徽州吃緊的軍情，李元度又被曾國藩派往徽州辦防。李元度十六日接防徽州，二十四日，太平軍侍王李世賢便率四萬多人圍攻徽州。李元度只堅守一天一夜，二十五日，徽州即告陷落，祁門東部防線為之喪失，湘軍糧道受到嚴重威脅。

　　

　　最初幾天里，由於太平軍包圍，音訊難通，曾國藩一直不知李元度的下落，以為其已經殉難。當時在給胡林翼和曾國荃的信中，曾國藩還後悔不應讓李帶兵：「李元度從大南門出城，至今三日，尚無確耗。殆已殉節，哀哉！此人吾用之違其才也。」

　　但很快，曾國藩得悉李元度並未殉難，逃出后遊走於「浙江衢州、江西廣信等處」，遲遲不回祁門大營。於是，曾國藩決定具折參劾李元度。據說，當時起草奏稿這類事情為李鴻章職事所屬。李鴻章拉上另一幕友，前去為李元度說情。不被採納后，李鴻章便說：「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曾國藩毫不相讓，說：「我自屬稿。」李鴻章說：「若此，門生即將告辭，不能留待矣。」曾國藩亦不挽留，發話：「聽君之便。」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果真很快離開了曾幕。

　　「屢敗屢戰」為後人附會

　　咸豐十年九月十六日，曾國藩上折參劾李元度：「至徽州之陷，皖南道李元度躁擾愎諫，既不穩修營壘，又不能堅守待援，僅守一晝夜而潰。貽誤大局，責無可辭！……相應請旨將李元度革職拿問，以示懲儆。」但通讀全折，也無「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之語。

　　得知曾國藩參奏自己之後，李元度憤而跑回湖南老家。經浙江候補道鄧輔綸引薦，浙江巡撫王有齡將其奏調赴浙。朝廷同意后，李元度並不具稟請示曾國藩，就募勇八千人赴浙，命名為「安越軍」。

　　之後，經湖廣總督官文、江西巡撫毓科奏保，以收復義寧、瑞州有功，先後被賞還按察使原銜，賞加布政使銜，同治元年（1862）二月初三日更被實授為浙江按察使。

　　對於李元度這種擅自脫離門戶的行為，曾國藩自然十分惱怒。二月二十二日，曾國藩在代新授江蘇布政使的弟弟曾國荃上謝恩折時，附《參李元度片》，第三次參劾李元度。

　　曾國藩在參折中告訴朝廷，李元度所收復的兩個城池均為太平軍先自退出，並無克城之事；而且，奉命開赴浙江之後，「六月至江西，八月抵廣信，九月抵衢州，節節逗留」，完全不顧浙江巡撫王有齡之催促和進兵哀求，使得杭州城失陷、王有齡殉難，屬於「前既負臣，后又負王有齡，法難寬宥，情亦難恕」。為此，曾國藩提請朝廷將李元度革職，交時為浙江巡撫的左宗棠差遣，對安越軍進行裁汰精簡。但此折片中，同樣也沒有「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之語。

　　也就是說，曾國藩雖然多次參劾李元度，但參折中並沒有「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之語。

　　而遍查《曾國藩年譜》、《曾國藩全集·奏稿》等史料，如咸豐四年（1854）正月岳州、四月在靖港失利，曾國藩上《岳州戰敗自請治罪折》，十一月九江兵敗，曾國藩兩次上「奏謝寬免處分恩折」時，也都沒有如傳言所說的「屢敗屢戰」之語。由此推測，曾國藩改「屢戰屢敗」為「屢敗屢戰」的說法，是後人因其用兵、做事能堅持並因此走出困厄、成就大功而附會的。

　　（ 摘自《讀書》　文/ 劉華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