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 | 二十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

　　許紀霖 薦讀

　　

　　▲ 孫中山、林白水等人的合照

　　摘   要

　　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總共有六代知識分子。以1949年作為中界，可以分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後文革一代。

　　

　　文 | 許紀霖

　　

　　歷史，總是由知識分子書寫的，然而，知識分子自身的歷史，卻常常無人書寫。個中的緣由，大概是因為知識分子在中國，一直被認為是一根依附在人家皮上的無足輕重的雜毛，連獨立的名份都沒有，何來獨立的歷史？這一情形，到80年代有所改變，在文化熱之中，產生了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反思的方法有多種，其中之一就是歷史的反思，於是，知識分子開始有了自我的歷史。

　　算起來，研究知識分子歷史的，在80年代我算比較早的一個。我個人之所以對知識分子的歷史發生研究的興趣（而非人人都有的談論興趣），起因純屬偶然。1982年我在華東師大畢業留校，系裡分配給我的教學任務是中國民主黨派史。中國的民主黨派，在其成立之初，絕大多數都是自由知識分子的聚合。一部民主黨派的歷史，也不妨讀作一部知識分子的歷史。在當時文化熱氛圍的烘托下，我試嘗以一種文化的視角來考察這些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考察他們在一個大時代中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轉型。當時，我採用了「知識分子獨立人格」這樣一個中心理念，而且將這一理念作為研究轉型期知識分子的主要依據。

　　「知識分子獨立人格」這一理念在當時的知識圈裡得到了相當普遍的回應，成為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自我反思的重要成果之一。不過，現在回過頭來看，儘管這一理念在當時具有現實反思的充足理由，但其學理和歷史上的論證依然是不充分的。何況，學術研究在起初可以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熱忱所引發，但其持久的生命力應該是自恰的、獨立的，而不是作為意識形態的工具。這是知識分子人格獨立的學術體現。而作為學術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史，就不僅僅是一部獨立人格的轉型史，它還具有社會學、知識學等多種蘊涵，應該通過思想史、學術史、文學史、心態史、社會史等多學科的方法多元化地加以研究，而且是獨立的、冷靜的、與現實有距離的客觀研究。

　　為了替以後的知識分子史研究打好基礎，從90年代初開始，我暫別這一課題，從一個更宏觀的背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的整體歷史，來觀察知識分子所憑藉的時代背景和所面臨的歷史問題。同時，通過跨學科的廣泛閱讀，調整和優化自身的知識結構，以期在一個更廣闊的歷史/知識背景下來理解和解讀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 這一調整到去年得以完成，我重新從宏觀回到微觀，回到自己原先的知識分子歷史的研究，回到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的課題。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有過幾個值得大書特書的大時代。所謂大時代，按照魯迅的說法，「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這才是大時代」。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這樣的大時代有四個：先秦、魏晉、明末清初和二十世紀。在這些大時代中，整個社會面臨著巨大的轉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不僅與政治環境發生激烈的衝突，而且自身也面臨著巨大的矛盾。大時代的知識分子是最光彩的，也是最醜陋的；是最單純的，也是最複雜的；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怯懦的。二十世紀還沒有結束，我們仍然置身於一個大時代之中，書寫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歷史，也就等於在書寫我們自身。

　　

　　▲ 魯迅

　　不過，對於學術研究來說，二十世紀畢竟太宏觀了。這短短的一百年間，發生了多少波瀾曲折，其變化動蕩的程度、周轉復始的更替，幾乎等於過去十個世紀。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一代人，而是幾代人。更確切地說，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總共有六代知識分子。以1949年作為中界，可以分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後文革一代。

　　無論是前三代還是后三代，都有自己的歷史中軸，那就是五四和文革。對歷史中軸的理解，成為理解前後三代知識分子的關鍵問題。五四和文革，不僅是一個簡單的歷史事件，而且是一種知識的和心態的分水嶺，以一種什麼樣的閱歷和身份經歷它們，足以區分幾代不同的知識分子。所謂的代溝，也往往通過重大的歷史事件而得以明晰。

　　

　　▲ 五四運動

　　

　　▲ 文革

　　最初出現在二十世紀中國舞台上的，是晚清一代知識分子：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太炎、蔡元培、王國維等人。他們大多出生於1865-1880年間，早年受過系統、 良好的國學訓練，有傳統的功名，但為變法圖強之故，已經十分重視西學的價值，但那些新知多是從東鄰日本轉手而來，常常顯得一知半解。從骨子來說，這一代人的思想模式不外乎「中體西用」。儘管如此，他們畢竟是跨世紀的一代，既是中國歷史上最末一代士大夫，又是新知識、新思想、新時代的先驅。他們中的一些佼佼者如「筆鋒常帶情感」的梁任公，影響了整整一代五四知識分子。

　　

　　▲ 康有為

　　

　　▲ 梁啟超

　　1915年以後，新的一代知識分子崛起了。象魯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梁漱溟、陳寅恪、周作人這代人，大多出生於1880-1895年之間， 是中國第一代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之所以說第一代，是因為他們不再走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士大夫老路，在新的社會結構中已經有了自己的獨立職業，比如教授、報人、編輯、作家等等，而且在知識結構上，雖然幼年也誦過四書五經，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學堂中得到的教育，後來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歐美留學，對西方文化有比較完整的、直接的認知。這是開創現代中國新知識范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態、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著中國傳統的不少特點。

　　

　　▲ 李大釗

　　到30、40年代，又一代知識分子開始展露頭角。用殷海光先生的話說，可以稱之為「后五四」知識分子。這代人實際上分為前後兩批，前一批出生於1895-1910 年之間，他們在求學期間直接經歷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是五四中的學生輩（五四知識分子屬於師長輩），這代人大都有留學歐美的經歷，有很好的專業訓練。如果說晚清與五四兩代人在知識結構上都是通人，很難用一個什麼家加以界定的話，那麼這代知識分子則是知識分工相當明確的專家，比如哲學家馮友蘭、賀麟、歷史學家傅斯年、顧頡剛、政治學家羅隆基、社會學家潘光旦、費孝通、文學家朱自清、聞一多、巴金、冰心等即是。前兩代人是文化精英，主要靠社會影響出名，而這代人的聲望主要局限在知識圈內。五四一代開創了新知識范型之後，后五四一代作出了一系列成功的範例，30-40 年代中國文學和學術的高峰主要是這代人的貢獻。「后五四」一代中的后一批人出生要晚一些，基本在1910-1930年之間，他們在求學時代接受了五四以後新知識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 卻生不逢時，在即將展露頭角的時候進入新中國的歷史，一連串的政治運動耽誤了他們整整三十年光陰，直到80年代以後步入中晚年，才煥發出學術的青春。

　　1949年以後，留在大陸的五四和后五四兩代知識分子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和改變學術觀點，相當長一段時期是由「十七年一代」（1949-1966）知識分子唱的主角。 這代人出生於1930-1945年之間，其知識底色受到《聯共（布）黨史》影響極大， 帶有濃郁的意識形態色彩。由於反覆強調與過去的資產階級學術決裂，他們在知識傳統上成為無根的一代。這代人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致力於學術研究，一直試圖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規範。但如同上代人一樣，他們的文學和學術生命被連綿不絕的政治運動所打斷。對於這一切，其中的一些人在1976年以後有比較深刻的反思，開始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吸取西方優秀的文化成果，是思想解放運動的主要參與者，直接影響了下一代人的思想成長。

　　

　　▲ 《聯共（布）黨史》

　　到80年代中期的「文化熱」，新一代知識分子崛起。這是「文革」一代人，他們大多出生於1945-1960年之間，早年有過紅衛兵與上山下鄉的經歷，通過自學和恢復高考，具備了再度面向西方、兼容並蓄的文化目光。他們以西方最新的文學和學術成果為參照和比照，開始致力於新一輪的思想啟蒙和知識范型的開拓。這代人的知識是開放、多元和博雜的，目前已逐漸成為知識界的中堅。

　　二十世紀中國的最後一代是「後文革」一代知識分子。這代人出生在1960年以後，在他們的心靈之中，文革基本上沒有什麼烙印，思想解放運動也印象平平。而文革一代知識分子擔綱的「文化熱」卻賦予了他們早年的人格底蘊。幸運的是，無論是留學西洋，還是在國內攻讀碩士、博士學位，這代人都受過系統的專業訓練，是又一輪的專家型學者，在上兩輩學者指導下，他們目前所做的新知識范型的闡釋工作，已經有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到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或學術假如有可能形成新一輪高峰的話，這代知識分子將是頗有希望的主角。

　　透過上述對二十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極為粗略的描述，我們可以發現在前三代與后三代之中，有一種有趣的歷史輪迴現象，或者說某種可比擬性。以新知識結構為例，第一代是過渡，第二代是開拓，第三代是陳述。類似的可比擬性還體現在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方面。一般說來，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現為三種不同的人生關懷：社會（政治）關懷、文化（價值）關懷和知識（專業）關懷。這是三種不同層面的人生關懷，有著由顯到隱、由外向內、由入世到出世的區別。作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這三種關懷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時具備的。然而，因為社會環境、時代風氣和士人心態的不同，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往往會側重於某個層面。對於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大致來說，第一代（晚清和十七年兩代人）更多的是社會關懷，他們處於一個社會結構轉變的前夜，考慮的重心是如何實現社會政治體制變革，因此政治意識比較強烈。而第二代（五四和文革兩代人）更多的是文化關懷，他們對文化價值和道德重建的關心要超過對社會政治本身的關心，因此特別重視文化啟蒙的工作，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化熱」都產生於第二代，並非歷史的偶合。而第三代（后五四與後文革兩代人）相對來說知識的關懷更多一些，他們已經注意到文學或學術自身的獨立價值，不是在意識形態或文化價值的意義上，而是在文學或知識自身的立場上思考各種問題，因此第三代社會的、文化的貢獻遠遠不及前輩，但其知識的貢獻卻不可限量。

　　六代知識分子的興亡更替，幾乎濃縮地折射了二十世紀中國的全部歷史。每代知識分子都是一個很大的研究課題，值得歷史學家去書寫。不過，我以為，目前真正進入「歷史」的還只是前三代知識分子，而後三代知識分子仍然參與著當今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自身還繼續處於流變之中。他們尚未構成「歷史」，仍是「當下」的一部分。后三代知識分子，遠未到蓋棺論定的時候，他們只是文化評論的對象，而非文學史、思想史、學術史或心態史的研究對象。歷史研究，總是以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一定的時空距離為前提的，而這樣的前提，暫時只有前三代知識分子已經具備。

　　所以，作為一個史學中人，我的下一部工作，仍然將圍繞著前三代知識分子展開。尤其是五四與后五四兩代知識分子的心態史，成為我個人特別關注的課題。我覺得，文學史、思想史或學術史所處理的主要是研究對象所留下的文本，是對文本本身的解讀。但一個知識分子更深層的東西，比如他的心態人格、行為模式、個人無意識（乃至集體無意識）又豈是文本自身所能解讀得了的！這就需要心態史的方法加以闡釋，將表層的文本表述與深層的心理意識、內在的思想活動與外部的行為方式綜合起來研究，進而對知識分子的歷史有一個更深層的理解，有一個現代的闡釋。這樣的工作既吸引人，也富於挑戰性，我願意繼續試嘗著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