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場回眸】湘江戰役是中國革命的涅槃新生之戰

　　王家宏 文史天地

　　湘江戰役之前，中國共產黨人不能完全獨立自主地堅持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戰略、方針和政策。湘江戰役，中央紅軍主力折損過關，是紅軍有史以來第一次慘敗，也意味著「左」傾教條主義的徹底破產。廣大黨員幹部和紅軍指戰員迫切需要徹底清算「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錯誤，迫切需要毛澤東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重要領導崗位上來。湘江戰役直接導致了遵義會議的召開，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走向了成熟，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人真正獨立自主地選擇自己的領袖和適合中國革命國情的戰略、方針及政策。

　　一、湘江戰役之前，中國共產黨人不能完全獨立自主地堅持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戰略、方針和政策

　　20世紀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不能離開當時國際大背景下的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特別是幼年共產黨由於沒有自己的獨立經費，經費來源的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共產國際，因而中共在組織上、政治上、軍事上對共產國際都有一定的依附關係。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早年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產生，都得經過共產國際總部莫斯科的批准。中共「一大」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事先是得到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首肯，陳獨秀之後的黨的負責人瞿秋白是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庭一手操辦的，中共「六大」選舉的總書記向忠華，斯大林看中了他的工人身份（金一南《苦難輝煌》）。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掌權，也完全是出於共產國際的意志。

　　

　　▲湘江戰役情景

　　由於組織上對共產國際的依附關係，處於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就很難獨立自主地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革命戰略、方針和政策。例如，在1927年中共「八七」會議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留他在中央工作他不願意，他要求去山區開展武裝鬥爭，他領導秋收起義由於沒有遵照共產國際「攻打長沙」的指示卻拉起隊伍去了井岡山，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提議開除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負責人瞿秋白照辦，此事傳達到井岡山根據地，誤傳為開除黨籍，以致毛澤東很長時間連正常的組織生活都不能參加（金一南《苦難輝煌》）。儘管如此，毛澤東以大無畏的勇氣，獨立自主地開闢了中國工農武裝割據的最大的一塊紅色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並與朱德一道，開創獨具中國山地特色的游擊戰。後來共產國際稱毛澤東是共產黨山地游擊戰的創始人，游擊隊武裝的締造者。毛澤東認為，中國紅色政權能夠在國民黨軍閥統治的薄弱環節里得到生存。後來毛澤東、朱德領導紅軍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雄辯地證明了其理論的正確性。1930年10月，剛平定國民黨幾路軍閥混戰的蔣介石正是志滿意得，根本不把區區幾萬紅軍放在眼裡，第一次「圍剿」派出十萬大軍，由江西省主席魯滌平任總司令，結果大敗而還，著實讓蔣介石大吃一驚；1931年2月，蔣介石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二次「圍剿」，由他最得意的部下、

　　

　　▲毛澤東與參加井岡山鬥爭的部分同志合影

　　曾經在東征、北伐中都有過上乘表現的何應欽任總司令，結果二十萬大軍仍然敗下陣來；蔣介石始覺問題的嚴重性，這幫泥腿子絕不是一般所謂的「匪」，第三次、四次「圍剿」他親任總司令，在1931年7月、1932年年底兩次分別統領三十萬、五十萬大軍對朱毛紅軍進行獵捕，結果還是敗下陣來。中央紅軍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是毛澤東、朱德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靈活多變的運動戰與游擊戰相結合戰略戰術思想的勝利。朱毛領導的根據地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解決了紅軍的吃飯穿衣問題，成為中國革命的物質基礎。然而這樣的好景不長，1933年1月，當時駐上海的中共中央受到敵人的嚴重破壞，不得不遷至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由博古在中央負總責，完全執行駐共產國際代錶王明的教條主義的路線，1933年10月，共產國際派德國人李德到中央蘇區擔任軍事顧問，不懂軍事的博古在軍事上完全聽命於李德，博古、李德將沒有任何共產國際背景的毛澤東排擠出領導崗位，從毛澤東、朱德手裡奪取了軍事指揮權，他們認為朱毛領導的山地游擊戰是小家子氣，是農民小生產者習氣的體現，上不了檯面，只有陣地戰和保壘戰才是正宗，特別是對毛澤東進行了錯誤的批評和指責，他們認為山溝溝里長不出馬克思主義。這樣，作為共產國際在中央蘇區的代理人博古、李德以馬克思主義正宗自居，當時處於幼年的中國共產黨，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和普通黨員乃至廣大紅軍指戰員，還認識不到「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性，甚至相當一部分人理所當然地認為，受共產國際委派的李德、博古理應是馬克思主義的正宗，是馬克思主義的嫡傳弟子，更不可能與博古、李德等進行抗爭。真理有時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第一次證明教條主義重大危害的是中央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100萬大軍對中央蘇區進行「圍剿」，步步為營，保壘推進。博古、李德拒不接受毛澤東的正確意見，錯誤地採取「禦敵於國門之處」、全面出擊、分兵抵抗、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戰略戰術，用自己的短處對敵人的強處，進行死拼硬打，使紅軍大傷元氣，苦戰一年，不僅沒能打退敵人的進攻，反使中央蘇區的範圍越來越小，結果中央蘇區難保，不得不放棄中央蘇區而被迫長征。從第五次反「圍剿」到湘江戰役，以博古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實際掌握著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權，中國共產黨人還不能完全獨立自主地選擇自己的領袖和適合本國國情的革命戰略、方針和政策，中國革命幾乎瀕臨滅頂之災的絕境。

　　二、中央紅軍在湘江戰役所遭受的重大損失，使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完全認清了「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

　　

　　

　　▲博古（左）、李德

　　湘江戰役，使中央紅軍主力折損過關，是紅軍有史以來第一次重創，也意味著「左」傾教條主義的徹底破產。湘江戰役，李德一籌莫展，唉聲嘆氣；博古深感責任重大，難推其責，痛不欲生。廣大紅軍指戰員已深刻認識到，湘江戰役的慘敗，是博古、李德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瞎指揮招致的結果。大家認為，紅軍被迫長征及湘江戰役的慘敗是「左」傾教條主義者如下主要錯誤造成的：

　　其一，「左」傾教條主義在戰略戰術上採取陣地戰、正規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這是棄己所長自取其短，以自己的劣勢對敵人的優勢，這必然是取敗之道；不主動誘敵深入，而是全面出擊、分兵抵抗，「禦敵於國門之外」，就不可能集中優勢兵力進行各個擊破，使本來在人數和裝備上處於劣勢的紅軍再取劣勢，這更是取敗之道。

　　其二，「左」傾教條主義者在長征中採取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消極避戰，不主動爭取戰機，殲滅可殲之敵。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進攻，由於「左」傾教條主義的嚴重錯誤，中央紅軍不得不被迫離開這塊多年艱辛創建的全國最大的、最著名的紅色革命根據地。當中央紅軍突圍時，博古、李德這些「左」傾教條主義者又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在政治上，他們沒有對廣大的紅軍指戰員和工農群眾作政治動員和解釋工作，如紅軍要到哪去？為什麼要離開中央蘇區進行突圍？當前的基本任務是什麼？這些應當讓廣大紅軍指戰員了解的基本問題，「左」傾教條主義者們卻秘而不宣，甚至連黨和紅軍的一些重要領導人如瞿秋白、陳毅等開始也不了解中央的戰略意圖（李安葆《長征史》，中國青年出版社）。「左」傾教條主義者對蘇區的工作作了倉促安排后，便不告而別，拉起隊伍慌張而走；在軍事上，「左」傾教條主義者在長征之前，沒有周密的突圍計劃和抗擊敵人的方案；在長征過程中，「左」傾教條主義者總是消極避戰，每場戰鬥幾乎是被迫應戰，從未主動尋找有利戰機殲滅可殲之敵，恰如毛主席所說的「叫花子打狗邊打邊走」，紅軍處處面臨被動的局面。此外，「左」傾教條主義者不懂得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為我所有，以致紅軍喪失最佳戰機。紅軍在長征中，面對的敵情雖然嚴重，但國民黨軍閥內部矛盾重重，一方面，蔣介石與粵、桂軍閥都有深刻的矛盾，蔣想利用湘粵桂軍閥圍剿紅軍，使其雙方受損，以達「一箭雙鵰」之功；另一方面，湘粵桂軍閥除了湖南軍閥何健較賣力外，廣東軍閥陳濟棠，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與蔣皆同床異夢，他們怕與紅軍火拚后，雙方皆傷元氣，到時蔣介石坐收漁人之利，乘機剪除粵桂地方勢力，故粵桂軍閥對進剿紅軍行動遲緩，很有消極應付之態，在紅軍到達湘江之前，由於粵桂軍閥的消極態度，軍隊沒有預期到達，出現了防守的真空地帶，而「左」傾教條主義者沒有充分利用國民黨軍閥各派的內部矛盾，對其矛盾造成的有利局面不加利用，使紅軍數次喪失了進攻機會。

　　其三，「左」傾教條主義者不能進行靈活機動地戰略轉移，而是在突圍時採取了「大搬家」式的錯誤方式。在組織上，以博古、李德為首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採取大搬家式撤退的戰略方針。撤退時，部隊沒有進行精減，沒有輕裝上陣。中央軍委縱隊和後方機關龐大而臃腫，非戰鬥人員眾多，攜帶著各種「罈罈罐罐」，笨重的機械設備，印刷書報的機器，甚至七八個人抬的大炮底盤，造幣用的機器都一起帶著走，紅軍就成了一支攜帶許多輜重，幾千副擔子，一大批運載騾馬的奇怪的隊伍。誠如美國作家斯諾在其《西行漫記》所言「兵工廠拆遷一空，工廠都卸走機器，凡是能搬走的值錢的東西都裝在騾子的背上帶走，組成了一支奇怪的隊伍」。「大搬家」式地撤退，這隻幾萬人馬的中央紅軍隊伍行動遲緩，像「蝸牛」式爬行，使中央紅軍喪失了稍縱即逝的寶貴戰機——1934年11月27日，當時紅一三軍團英勇奮戰，到達了興安北的腳山鋪和光華鋪，準備阻擊從湖南來的尾追之敵，已搶佔興安以北的界首到屏山渡（腳山鋪東南）之間的湘江兩岸，這一帶有四處淺灘，適合渡江。這時，中央軍委縱隊已進入到桂北灌陽縣的桂岩、文市一帶，離湘江各渡江點只有70公里。如果當時軍委縱隊輕裝急進，完全可以一天時間到湘江邊，這是天賜良機。然而「左」傾教條主義者捨不得丟掉那些笨重的輜重，仍按每天20公里的速度作搬家式地行軍，足足走了4天才慢騰騰地到達湘江邊，錯過了最佳渡江時期，這時敵人用這4天時間完成了對湘江各渡口的合圍，以致紅軍面臨滅頂之災！

　　

　　▲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戰爭中中央紅軍在行軍

　　其四，「左」傾教條主義者在領導方式上獨斷專行，壓制民主。「左」傾教條主義者取消了軍委的集體領導，特別是李德大權獨攬，幾乎包辦了軍委的一切，像長征這麼大的事情，也沒有召開政治局會議，更沒有召開紅軍某個級別以上的指揮員會議，博古、李德兩人說了算，在這種極端個人主義的獨裁作風下，黨內生活處於很不正常的狀態。在軍事上，李德拒絕聽取不同的意見，拒絕批評和自我批評，壓制民主，對不同意見的同志採取懲辦主義的方式，壓制了廣大黨員幹部和紅軍指戰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黨的一些領導人特別像毛澤東，面對博古、李德的錯誤，多次與他們進行激烈地爭論，但他們對於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意見拒不接受，反而進行懲辦報復，給黨和紅軍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三、湘江戰役直接導致了遵義會議的召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人真正獨立自主地選擇自己的領袖和適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方針

　　湘江戰役之後，紅軍已大傷元氣，要挽狂瀾於既倒，首要的問題是解決紅軍長征行軍路線的問題。

　　從紅軍長征開始到湘江戰役之前，博古、李德不顧實際情況，一直固執地堅持紅軍往湘西方向行進，以圖與賀龍、關嚮應的「二、六軍團」會合，以開闢湘黔川根據地，但蔣介石早已料知博古、李德的意圖，即時布下幾十萬大軍的口袋陣等著紅軍來鑽，以期將紅軍一網打盡，毛澤東等多次提出了正確的意見，但都被李德斷然拒絕。湘江戰役慘敗后，博古、李德等仍做著與「二、六軍團」會合的美夢，1934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縣召開了通縣會議，12月18日又在貴州黎平召開黎平會議，兩次會議都是為了解決行軍路線問題而召開，會上，毛澤東高瞻遠矚，指出：中央紅軍經過湘江血戰後，已疲憊不堪，急於休整以待戰機，還往湘西無異於自投羅網，中央紅軍應避實擊虛，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方向前進。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得到了與會者的大多數贊同，加上湘江戰役之後，李德、博古的威信已日落千丈，幾乎沒有支持者，最後中央決定向貴州進軍。

　　1935年1月9日，中央紅軍勝利地攻佔了貴州省北部重鎮遵義城。隨之，中央軍委縱隊及黨和紅軍的主要領導人都進駐遵義。在遵義駐軍期間，紅軍得到了休整。這時黨和紅軍的領導人開始有時間對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黨的組織路線、軍事路線進行全面的總結和反省，從1933年以來，「左」傾教條主義者不僅在中央蘇區而且在全國各革命根據地執行錯誤的軍事路線，給中國革命事業帶來了巨大的損失——「是喪失了除了陝甘寧邊區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據地，使紅軍由三十萬人降到了幾萬人，使中國共產黨由三十萬黨員降到幾萬黨員，而在國民黨區域的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敗，中央紅軍損失過半，幾乎斷送中國革命的前程。在廣大紅軍指戰員中，充滿了對「左」傾教條主義者瞎指揮的質疑——「這是什麼軍事指揮？」「這是哪裡來的打法？」「是不是要把中國革命斷送掉？」「毛澤東從來沒有打過這樣的仗！」……這一聲聲的質疑，意味著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博古、李德即將受到清算，許多人轉向支持毛澤東正確的戰略方針及行軍路線，要求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的領導地位上來的呼聲日漸高漲。

　　不徹底清算「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錯誤，不重新確定黨和紅軍的領導人，中國革命前途斷難走向光明之路。因此，廣大的黨員幹部和紅軍指戰員迫切需要徹底清算「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錯誤，迫切需要毛澤東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重要領導崗位上來。他們從戰爭的反覆實踐中認識到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他們在紅軍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中認識了毛澤東，在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敗中更進一步認識了毛澤東。因此，在廣大的黨員幹部和紅軍指戰員中滋生了對博古、李德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的強烈不滿和強烈要求改變黨及紅軍領導人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劉伯承《回憶長征》，星火燎原選編之三，戰士出版社）。「為什麼不能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領導問題不解決，我軍就難以徹底地由被動變為主動。這不只是我個人思考的問題，也是當時廣大紅軍指戰員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已經提到中國革命的議事日程了！」（《聶榮臻回憶錄》，1982年版第236）廣大紅軍指戰員的呼聲和要求，為遵義會議的召開準備了組織條件和思想條件，它也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心聲——中國革命的前途不能由「所謂的共產國際代表」說了算，而是要由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地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