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關係進入反思與調適期

　　薛力：古人言，小事大以智、大事小以仁。新加坡的應對方式不夠「智」，中國的做法在「仁」上也有改進空間。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戰略室主任 薛力稿

　　（本文為作者「一帶一路與中國外交轉型」系列評論之十九）

　　1月18日，中國與新加坡達成協議，2月份舉行雙邊合作聯委會（JCBC）會議。這個始於2004年的最高層級年度雙邊會議，2016年破例沒有舉行。會議恢復舉辦且提早到2月份進行，對於雙邊關係具有建設性作用。但中新關係未來如何走，已經不是聯委會能解決。需要雙方都進行反思（這方面新加坡需要做的更多一些），爾後就處理與對方的關係確定新的指導思想。

　　2016年中國東盟關係的兩大看點是：中菲關係急速升溫，兩國政治關係正常化並帶動了經貿關係的快速改善；中新關係急劇變冷，從長遠看，可能成為中新關係的轉折年。

　　

　　從6月份玉溪舉辦的中國-東盟國家外長特別會議、到9月份在委內瑞拉瑪格麗塔島舉行的不結盟運動會議、再到11月的香港裝甲車事件，中新關係不時起波瀾。迄今為止，兩國公開表態的官員級別都有限（新加坡方面國防部長最近首次發聲，中國方面則限於外交部發言人），但這些事件對兩國關係的影響卻要大得多。中新兩國都沒有示弱的意思。古人言，小事大以智、大事小以仁。按照這個說法，似乎表明新加坡的應對方式不夠「智」，中國的做法在「仁」上也有改進空間。

　　對新加坡來說，「不夠智」之一：身為南海爭端非聲索國，又擔任中國-東盟關係協調國，卻在中國希望南海問題儘快降溫、翻頁的情況下，不時推動東盟在南海問題上與中國對抗，事實上承擔了阿基諾時期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的角色。小國挑頭對抗大國，這是國際政治中的罕見現象，卻發生在新加坡身上，針對的又是自己的「文化母國」。在「南海仲裁案」裁決出來后，李顯龍在8、9月份分別訪問了美國與日本，卻沒有訪問中國，並在美國發表被中國認為帶有施壓味道的言論。這顯然不是成熟的大國平衡外交，也沖銷了「習馬會」在中新關係上給他的加分。

　　「不夠智」之二：不重視文化特性在外交中的作用，拋棄了「舒適度」這個東盟方式（ASEAN Way）的精髓，以及面子文化在中國外交中的作用，傾向於用西方的思維與方式與中國打交道，如偏好公開應對、輕視私下溝通，突出理性與法律、忽視情感與政治，對「公開表態議題」與「私下溝通議題」把握不當。在中國人看來，這就有點「非我族類」的味道了。這可能是此次中國「左右中」都對新加坡表示反感的深層原因。

　　「不夠智」之三：不注重培育與台灣海峽兩岸中國領導人的交情，卻試圖發揮李光耀的角色作用。李光耀能扮演兩岸諍友乃至「導師」（mentor）角色，是因為已經獲得這些領導人的尊重與某種信任，在此前提下，他以柔軟的姿態、直率地表達出來的建議與批評，是兩岸領導人所能接受的。公開表達批評意見的，或者是一些枝節問題，或者是一些抽象問題。他絕不會讓中國領導人覺得他是個外人、試圖挑頭對抗中國，儘管他被英國前外交大臣喬治·布朗評價為「蘇伊士運河以東最英國的人」（the best bloody Englishman east of Suez）。

　　「不夠智」之四：外交官言行有欠考慮。綜觀過去幾年，李顯龍最後一次訪問中國是2013年，而且，這幾年來他在公開講話中不時流露出對中國的不滿與批評。在他的「定調」下，新加坡外交官紛紛效仿，就2016年而言，至少出現了外長拒絕出席聯合記者招待會，兩個高級外交官指責中國分化東盟等事件。按照約定聯合主持會談后的記者會，這是基本的外交行為規範，拒絕履行這一職責所傳遞的信息非常負面，完全不是協調國應該做的。而指責中國分化東盟，是典型的小國中心主義，把自己極力倡導的「東盟統一立場」，看作高於成員國國家利益，並忽略了中國的重要國家利益。對於小國聯合採取的不友好行動，大國難道不能採取反制行動？東盟成員國應該把「東盟統一立場」置於自己的重大利益之上？有許多證據表明，這連新加坡自身也做不到。

　　「不夠智」的單子還可以列下去，但似無必要。

　　不管李顯龍先生是否希望成為「夏威夷以西最美國的人」，我們看到的是，新加坡在安全問題上一直是東盟國家中與美國關係最密切的兩國之一。這種情況很可能會繼續下去。這是新加坡的權利。但在南海問題上挑頭與中國對抗，而且處處以真理在握的姿態行事，乃至指責中國分裂東盟，不顧禮儀拒絕出席記者招待會，這就有點過頭了。

　　從裝甲運兵車事件看，新加坡方面依然沒有展示出任何反思與調整的意思，不服氣、責怪中國的意味依然明顯。最新的進展是，國防部長黃永宏認為九輛裝甲運兵車屬於新加坡國家財產，享有主權豁免。這裡存在幾個問題：第一，主權行為可以豁免，商務合同不能豁免，此次運輸是一次商業行為。第二，主權豁免並非無條件的，如果申領了轉運許可證（license），港口所屬國必須執行主權豁免，即使貨物已經上岸。如果沒有申請，則取決於港口所屬國的法律。如果沒有法律限制，將可能導致一種情況：任何國家都可以依據「主權豁免」大規模利用其它國家的港口轉運武器。第三，香港對於戰略物質有嚴格的法律規定，扣押已經上岸的裝甲車是正常執法行為。第四，中國大陸始終反對新加坡與台灣之間的軍事與安全合作，新加坡長期明知故做。

　　坦率地說，國際法只是調整國家間利益的手段之一，其本身不嚴密之處甚多，因此，國家間的政治關係與政治意願經常成為豁免權操作化的必要前提。在現況下，新加坡打法律牌的行為可以理解，但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如果新加坡繼續目前的對華政策思路，很可能導致一種結果：中國在處理對新關係時，盡量剔除情感與文化因素，盡量本著理性與利益行事。現在的中國，可以有多種方式與途徑影響新加坡。依據筆者的觀察，現在還沒有怎麼用。

　　整體上，新加坡的對華政策還停留在李光耀時代。但時空條件已經大不相同，而且，現在的新加坡領導層，深諳歐美文化，但對中國文化的了解與重視、處理對華關係的技巧以及與中國領導層的交情，都不能與李光耀那一代人相比。這就需要新加坡反思，而不能說「中國動不動就生氣」了。也許，已經到了制定「后李光耀時代」對華政策的時候了，包括對華心理、行為方式、調整途徑等等，以便更為均衡地處理與美國、中國等大國的關係。或有必要重視對中國文化的研究與應用，強化與中國領導人的私交，區分公開表述與私下提議的議題。杜特爾特的做法或有借鑒意義：在適當拉開與美國的關係、強化對日關係的同時，通過擱置仲裁結果、示弱、套近乎、走親情路線等，迅速實現了中菲關係正常化。杜特爾特的大國外交玩得相對均衡，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運用相當到位，知道面子文化與實用主義是中國外交的兩大特性。

　　不管新加坡最後的選擇是什麼，有必要注意一點：1965年前後的李光耀可以大力反共，2017年前後的李顯龍不宜大力抗華。

　　對中國來說，國家實力在提升，全球影響力在擴大，中國政府也很清楚民心相通的重要性。但幾年來對周邊國家的整體吸引力並沒有明顯增加，懷疑、擔憂、害怕的情緒在潛滋暗長，一些國家的民心在變疏遠，這甚至出現在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與地區：韓國、日本、新加坡、泰國、中國台灣與中國香港。這同樣值得反思。國家崛起的過程中引起周邊國家的不適乃至害怕，系普遍現象。但中國的一些政策行為是否加劇了這種傾向？為什麼中國在處理南海問題時克制的一面很少被注意與承認？ 如何增加對周邊國家的吸引力？

　　在做傳統大國方面，中國有2000年的歷史經驗，但在做現代大國方面，中國還處於學習階段。如果說在處理與大國的雙邊關係上中國已經有一定的經驗，但在如何處理好與周邊中小國家關係方面，還需要大量補課，特別是在「一帶一路」背景下。

　　為了更好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或許有必要把2017年確定為「反思年」。筆者的研究體會是：周邊外交在2016年已經成為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現有的許多外交措施是有效的，表現為政治交往頻密，經濟合作成果大量湧現，人員往來大幅度增加，一些安全合作也在推進。但以下幾點似有進一步改進的空間：更多地使用對自己具有約束力的多邊框架、制定周邊外交政策過程中強化「換位思考」意識、官民並舉實施讓鄰國普通民眾有感的「民心工程」。李顯龍等新加坡官員的相關公開言論中，也能讀到這方面的希冀。 「傾聽天下廣議、謙納八方希冀」本就是中國歷代明君治理國政的「要訣」之一，將之發揚光大將助益中國的崛起。

　　中新關係密切且層次豐富。過去幾年雙邊經濟合作、人員往來依然頻密。政治關係出現一些波折亦屬正常。如果雙方處理得好，化「危」為「機」是大概率事件。謹祝中新政治關係早日度過低谷、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