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丹：新切爾卡斯克事件的定性及其對蘇聯歷史的影響

　　

　　張丹

　　

　　

　　新切爾卡斯克事件的定性及其

　　對蘇聯歷史的影響

　　內容提要

　　赫魯曉夫執政時期發生了多起社會騷亂，新切爾卡斯克事件是規模最大的一次。1962年6月1日，蘇聯政府提高食品價格的消息引發新切爾卡斯克市工人大罷工。該事件不是官方定性的「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組織的土匪行動」，而是「工人自發性請願運動」。這一事件對蘇聯歷史影響巨大，它是蘇聯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轉折點，也促使國家加強了對社會的管理力度，還使民心發生了轉向。關鍵詞

　　蘇聯　新切爾卡斯克事件　土匪行動　請願運動作者簡介

　　張丹，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赫魯曉夫執政期間發生了多起社會騷亂，新切爾卡斯克事件是規模最大的一次。1962年5月31日，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頒布決議，從6月1日起將肉類、肉製品的零售價格平均上調30%，動物油的零售價格平均上調25%。漲價消息於6月1日向全民廣播時，引發羅斯托夫州新切爾卡斯克市電力機車製造廠工人的不滿，他們於上午開始罷工，到厂部解決生活問題未果。第二日，約8000名群眾彙集到市委大樓前再度請願，政府派出軍隊向群眾開火。事件造成23人死亡，87人受傷，死傷者大部分是18—25歲的青年。事發時政府嚴格封鎖消息，無論是當地報紙還是中央媒體均隻字不提。除個別地方有所傳聞外，國內外幾乎都不知曉。20世紀80年代末期，戈爾巴喬夫提出政治公開性、不留歷史空白點原則，一些記者、研究人員及官方機構開始介入調查新切爾卡斯克事件，真相慢慢浮出水面。

　　近年來中國已有學者涉及這一問題，重在將其作為一個群體性事件介紹經過、政府處理措施及應汲取的教訓，對事件的內容較少辨析和研究。《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的第28卷，也已將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向蘇共中央呈遞的關於事件始末及處理情況的若干文件譯成中文。在筆者看來，這一事件尚有深入探討的空間：該事件是官方定性的「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組織的土匪行動」還是旨在改善民生待遇的「工人自發性請願運動」？它對蘇聯政府解決民生問題是否有所推動？政府武力平息「土匪行動」的處理方式對蘇聯社會又帶來怎樣的影響？本文將根據俄聯邦國家檔案館的解密檔案、事件目擊者的回憶，結合蘇聯官方的表述，嘗試回答上述問題。

　　一、新切爾卡斯克事件性質再探討

　　蘇聯政府將此事定性為「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組織的土匪行動」，事關重大，本文首先來澄清這一問題。

　　食品漲價決議頒布后，國家安全委員會於1962年6月1—3日，先後向蘇共中央遞交了4份關於各地群眾情緒的報告。其中自然涉及「鬧得最凶」的新切爾卡斯克市。6月1日的彙報這樣記載：「……流氓分子開始活動，他們毒打兩名工人，號召大家進行大破壞。」6月2日的報告繼續寫道：「22名領頭鬧事的人被拘留……將近8時，第一班的工人……開始上班，但是由於受到搗亂分子的影響停止了工作。」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國家安全委員會對事件的判斷帶有一定的傾向性。他們認為騷亂是有人挑唆的，流氓搗蛋分子是挑唆者。6月3日，親臨騷亂現場的蘇共中央書記Ф.Р.科茲洛夫在新切爾卡斯克地方廣播電台發表講話，也表達了類似看法：「同志們，我們有信心查明導致如此嚴重局勢的原因。但是現在就可以斷言，一些流氓分子是騷亂的教唆者……這些行為旨在反對人民國家的利益。」「你們城市一些沒有覺悟的工人受流氓分子的挑動……」，「一小撮流氓、酒鬼和挑撥離間者帶領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講話都在闡發「騷亂是流氓分子教唆的」觀點。由此可知，在罷工尚未結束、更沒有展開深入調查之際，中央就已經「先知先覺」地對事件性質下了定論。持續了三天的騷亂結束后，7月13日，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В.Е.謝米恰斯內和蘇聯總檢察長Р.А.魯堅科向蘇共中央委員會呈遞的報告中這樣寫道：「經偵查證實……一小撮流氓刑事犯罪分子和貪圖私利者利用一些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挑起騷亂……在這次有組織的土匪行動中，最積極的教唆者和參與者有……」在同時遞交的公訴書草案中，官方明確地告訴人們，14名被告是「發生在新切爾卡斯克市的大規模騷亂、土匪行為和破壞活動最主動的參與者和組織者」。

　　綜合蘇共中央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蘇聯總檢察院大同小異的言論，可以明顯地判斷出官方的立場，即認定該事件是一起「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組織的土匪行動」，旨在損害國家利益。那麼，真相究竟是不是這樣呢？

　　這場運動是不是一起有組織的土匪行動，可以依據蘇聯政府在1960年10月27日頒布的俄聯邦刑法典進行判斷。第77條關於土匪行動的條款是這樣規定的：組織武裝團伙襲擊企業、機構、組織或個人，以及參與該團伙並採取襲擊行動，判處3—15年監禁並沒收財產，或判處死刑並沒收財產。按照該刑法第17條第1款的規定，確定犯罪團伙「組織性」的條件是「這是一個穩定的團伙，為實施一項或幾項犯罪預先聯合起來」。刑法典還解釋，把某種行為列入「土匪行動」的首要條件是被告使用武器。

　　對於官方認定的14名組織者，無論偵訊機關的偵查、本人的口供、證人證詞，均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們為策劃這起騷亂預先串聯起來、配備槍支彈藥準備採取襲擊行動，更遑論團伙的穩定性了。相反，事件的起因和進程都表明這是一場群眾自發性請願運動，旨在改善民生條件。

　　事發前，該廠工人的生活已十分困頓。1962年初，該廠的行政管理人員重新審核了工作定額，一些工種的工資下調了30%。而赫魯曉夫實行的錯誤農業政策也殃及該市，商店裡肉類短缺，買土豆要在夜裡一點排隊，甚至有人吃烤土豆皮。5月初，該廠又一次降低了計件工資並提高工作定額，這使工人特別是成家的工人無法承受。因為即使物價不上漲，他們的微薄薪水從這個月維持到下個月也已經很艱難了。6月1日這一天，不久前剛剛降低工資的工人們又聽到了物價上漲的消息，這不啻於火上澆油。正是「漲價」成為罷工的直接原因。按照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彙報材料，這一決議在全國多地都引發了不滿情緒，而電力機車製造廠的反應是最激烈的。還有兩個附加因素成了事件爆發的導火索。一是電力機車製造廠行政部門的不明智做法。他們於物價上漲的同一天宣布下調計件工資，這「一漲一降」的兩面夾擊讓工人忍無可忍。二是廠長Б.Н.庫羅奇金的官僚作風。他拒絕傾聽工人的抱怨，告訴他們：「沒有錢買肉和香腸，就吃下水餡烤餅吧！」這句冷漠且略帶嘲諷的話語激怒了工人，導致罷工規模擴大。這些消極因素在同一天疊加在一起，摧毀了工人對生活的希望。於是，義憤填膺的工人們不約而同聚集到厂部，向對自己利益漠不關心的廠長發出解決民生問題的吶喊。

　　市委大樓前的流血慘案更能反映事件的性質。由於厂部請願未果，幾名參與者隨即提議到市委集會。6月2日，陸續有群眾加入的遊行隊伍趕往市委，進行和平請願。而集會的結果卻是，政府派軍隊向這些手無寸鐵的工人開火，23名死者均是請願群眾，官方無一人死亡。因此，將這一慘案定義為武裝團伙襲擊市委實在是沒有道理的。此外，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強調這次集會的進攻性並將參與者描繪成土匪不同，多名目擊者都證實，市委大樓前的集會是一場和平請願運動。作家С.波多爾斯基將參與群眾描述成和睦友好的、可敬的、充滿自信的公民。當時還是五年級學生的В.В.康德拉舍夫證實，遊行隊伍到達市委后，幾名參與者輕鬆地走進大樓……在集會者中沒有發現一起暴力或野蠻行為。法學家С.奧格涅索夫也認為，當時沒有發生任何群眾騷亂，相反，這是一場和平行動。

　　對於官方堅決認定事件是由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組織的，並確認14名成員是「最主動的參與者和組織者」，可以藉助1962年7月13日謝米恰斯內和魯堅科向蘇共中央提交的備忘錄，為這些組織者進行身份鑒定。備忘錄中詳細介紹了這14名「主謀」的履歷，從就業情況來看，他們中有4名鉗工，2名車工，1名國營農場職工，1名學生，1名電工，1名廚師，1名保安，1名裝卸工，1名清潔工，1名拖拉機手。14人全部是普通的勞動者，且工人居多。再從是否有犯罪前科的情況來看，14人中5人有前科，其中А.А.科爾卡齊曾犯有「非法濫用職權罪」，Е.П.列夫琴科曾犯有「盜竊罪」。從以上情況可知，這些組織者中無前科的良民占絕大多數，有前科者也很少犯有極其嚴重的刑事罪行。可以說，14名組織者基本是無任何罪行的工人。在戈爾巴喬夫實行政治「公開性」原則之後，當年參與罷工的許多目擊者都證實，這些「主謀」是工人和市民。

　　將這份備忘錄與一個月前謝米恰斯內給赫魯曉夫的報告對比時發現，由同一人提交的兩份文件對3位犯人的前科記錄差別很大。如在6月份的報告中，А.Ф.扎伊采夫曾犯有「偷盜、流氓行為和酗酒」罪行，而在7月份的文件中他的前科罪行變為「侵吞社會財產罪和惡性流氓罪」；Б.И.莫克羅烏索夫由「臨陣脫逃、從勞改營逃跑、盜竊罪」變為「嚴重傷害他人身體並危及生命罪、侵佔國家財產罪」；М.А.庫茲涅佐夫由「偷盜罪」變為「侵佔國家財產罪和盜竊罪」。顯而易見，後者的罪行比前者要嚴重得多。這3人日後均遭到最嚴厲的懲罰——被槍斃，國家沒有公布3位犯人後來罪名的證據，這說明是為重判「主謀」而刻意篡改了他們的前科罪行。

　　綜上所述，在這場自發組織的運動中，連政府認定的最積极參与者和組織者也大多是沒有罪行記錄的普通工人。由於巨大的生活壓力，他們被迫到厂部、到市委大樓前請願。工人打出的「肉，奶，提高工資」、「我們要住房」的標語，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利益訴求，這場運動的目的就是為了改善生活條件。筆者認為，新切爾卡斯克事件是一場為維護民生權益自發的群眾反抗運動。官方的定性是不妥當的，其派兵、武力鎮壓請願運動，且在日後為自圓其說，聯合檢察院和法院偽造罪行、製造出14人犯罪團伙並採取嚴懲的處理方式更是錯誤的。

　　二、事件對蘇聯經濟與社會政策的影響

　　新切爾卡斯克事件規模巨大。據目擊者回憶，約有8000名群眾參與市委樓前集會，而槍殺案過後大街上聚集了約2萬人。這場因民生問題而起的事件強烈震撼了蘇聯政府，換來了罷工群眾物質生活的迅即改善。6月3日，在運動尚未結束的時候，長期空空如也的商店裡就充滿了食品和各種日用品。科茲洛夫還向群眾保證，取消剛剛實行的關於降低工資的規定。但這一事件的作用絕不僅僅局限於此，它更深遠的意義在於，蘇聯領導人從中意識到提高物質福利是人民支持制度的最重要基礎，為了穩固執政根基，必須調整社會經濟政策，向人民做出讓步。此後，赫魯曉夫及其繼任者都開始高度重視民生問題。勃列日涅夫當政后的主導思想之一，就是不斷關注勞動人民的物質福利。對此，俄羅斯學者也指出，新切爾卡斯克事件后，蘇聯社會在整整20年時間裡處於「特殊的社會妥協」時期。

　　之後，政府開始從國外進口糧食。提高食品價格雖有助於發展農業，但會引發城市居民的反抗。在這個「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的時代向農村強迫征糧又是不合時宜的，壓縮糧食供應量也是不明智的。為了解決食品短缺問題，赫魯曉夫被迫決定進口糧食。1963年，蘇聯動用黃金儲備，從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西歐等國家和地區進口糧食，從澳大利亞和南美進口肉類，從紐西蘭進口黃油，從北歐國家進口家禽。自此以後直到國家解體，蘇聯的糧食進口量逐年增加，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

　　政府還盡量控制食品價格上漲。為了保證工人的購買力，政府在進口食品的同時，還通過給予補貼將食品價格控制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上。雖然除大城市外在商店裡較難買到商品，但是市場價格的浮動始終受到官方的抑制，食品也時常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

　　國家也不再大力提倡增加工作定額。這種通過打破舊定額、創造新定額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舉措，始於二五計劃時期開展的斯達漢諾夫運動。由於工業體制改革成效甚微，赫魯曉夫政府於20世紀60年代初期重拾過去的老辦法。電力機車製造廠在1962年上半年不斷提高工作定額、降低計件工資，這成為事件中引發工人不滿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平息騷亂之後，國家在這方面也進行了調整，不再大力倡導這種競賽形式，能夠容忍相對較低的工作定額。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原因固然是複雜的，但較低的工作定額無疑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從此，直到蘇聯解體，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在不斷下降。官方資料顯示，1966—1970年，勞動生產率的增速是37%，1971—1975年是23%，1976—1980年是17%，1981—1985年是16.5%。相較於蘇聯官方的統計數據，國外學者的非官方資料和統計數據則低很多，1960—1970年年均生產率增速為1.5%—3.4%，1970—1980年為0.4%—2.4%，1980—1987年為-0.1%至1.1%。

　　總之，新切爾卡斯克事件對蘇維埃政權最後幾十年的民生環境影響頗深。雖然蘇聯政府並沒有透過請願運動認真反思自己在工農業政策上的失誤，所以也就無法從根本上推動民生問題的解決，但是，相較於之前幾十年人民的物質利益受到忽視的情形來說，這些惠民措施已是一個重大進步。國家動用黃金儲備、給予食品補貼、容忍較低工作定額，這是前所未有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新切爾卡斯克事件可謂蘇聯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一個轉折點。

　　三、事件對蘇聯政府社會調控的影響

　　在蘇聯領導人心目中，政府代表了蘇聯，新切爾卡斯克工人反對政府決議的罷工和請願行動，就是反蘇性質的，應該動用專政力量懲治。在武力平息所謂「土匪行動」后，1962年6月10日，Ф.Р.科茲洛夫向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彙報了這一事件的處理情況。會議草稿記錄顯示，Н.С.赫魯曉夫、А.И.米高揚、Л.Ф.伊利喬夫和Ф.Р.科茲洛夫都認為「我們很好地採取了行動，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大多數人都是支持我們的……這件事暴露出了我們工作中的弱點，巴索夫同志是一名軟弱的工作人員。結論是改進我們的工作，加強國家安全委員會機關的工作」。從記錄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對於鎮壓罷工運動是持完全正面的評價和充分肯定的態度的。1962年事件中參與阻止火車前進的Е.埃林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事件表明，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掌權者在任何流血面前都不會罷手的」。政府對這一事件的定性以及對處理方式的肯定，對日後調控社會矛盾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成為蘇聯當局處理類似事件的標準模式，那就是先將其定性為反蘇性質，武力鎮壓，而後開展更廣闊範圍的與反蘇分子的鬥爭。

　　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會議后，「加強與反蘇分子做鬥爭提案起草委員會」成立。1962年7月19日，該委員會撰寫的關於加強同反蘇分子及個別群眾騷亂活動做鬥爭的若干提案正式公布。從這些內容來看，國家的確是「改進了自己的工作」，它擴大了鬥爭對象，調動全部強力機器對可能危及社會秩序和國家安全的一切活動均嚴格監控。

　　首先是擴大特殊身份證區域，加強對有前科人員的管控。「鑒於近年來俄聯邦南部一些地區集中了大量刑事罪犯，而且這類判刑人員在這些地區的集中趨勢將繼續下去」，提案起草委員會建議蘇聯部長會議頒布決議，在一些南方城市推行特殊身份證制度。7月19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Н.С.赫魯曉夫和蘇聯部長會議辦公室主任Г.斯捷潘諾夫共同簽署決議，將公民身份證條例第40條中，因「犯罪被監禁或流放的人員」不予在身份證上進行居住登記的城市再添加12個，羅斯托夫州的新切爾卡斯克、塔甘羅格和沙赫特都在其列。

　　其次，改進、加強國家安全機關同騷亂和反蘇分子做鬥爭的技術手段，增加監控力量和擴大監控範圍。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В.Е.謝米恰斯內下令，要求國家安全機關「積極利用偵訊技術設備及戶外監視儀器裝置」，加強揭露並制止國內反蘇分子的敵對活動。還要求各共和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邊疆區和州國家安全委員會管理局負責人在一個月之內必須親自審查下屬機關在偵訊行動方面的動員準備情況，每個機關均應制定應對群眾騷亂的計劃。計劃要同州黨委、邊疆區黨委及加盟共和國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負責的堅決制止發生騷亂的預定具體措施協調一致，可以動用國家安全委員會、內務部機關內所有人力和財力，甚至預備役國家保安人員及人民糾察隊。為壯大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監控隊伍，中央批准其將克格勃本土部門反間諜分部現役軍人編製擴大400名。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還指示，要在一些重要的企業中「組織好情報偵訊工作」，「注意力集中在及時制止反蘇分子煽動群眾騷亂，進行公開的反蘇活動上」。第二總局，共和國、邊疆區、州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分局應加強在高校、中等專業技術學校中的情報機構的工作，特別是在那些有從資本主義國家來的留學生學習的學校。由這些內容可知，從中央到地方的安全委員會系統協調一致，動用一切刑偵設備和安保資源，全力制止騷亂及反蘇分子的敵對活動。對重要的企業甚至中高等學校都要偵察。

　　最後，提高檢察機關的主動性。蘇聯總檢察長下令，各共和國、邊疆區、州檢察長要親自去國家安全委員會各機關及內務部熟悉有關材料，共同擬定措施加強同犯罪行為做鬥爭。

　　以上三項舉措表明，平息騷亂后，政府並沒有對事件背後反映出來的政府工作失誤做出深刻的反省，相反，它大大加強了對社會的管控。

　　四、蘇聯社會出現民心轉向

　　在政府採用暴力手段處理請願運動的過程中，三個因素促使社會心理發生了變化。一是蘇聯領導幹部的官僚主義作風。從電力機車製造廠廠長Б.Н.庫羅奇金讓工人「吃下水餡烤餅」的嘲弄話語，到「軟弱的」羅斯托夫州委第一書記А.В.巴索夫照本宣科被罷工群眾轟下台，再到多位中央主席團委員親赴騷亂現場，卻自始至終沒有走到群眾中去的做法都可以證明這一點。特別是市委大樓前的槍殺案后，群眾高呼「讓米高揚到這裡來！讓他看一看這裡的血！」儘管這樣，米高揚還是沒有出現。只有「一架直升巡邏機在廣場上低空盤旋……然後飛走了」。蘇共各級官員的「不親民」表現讓罷工群眾非常憤怒，使人民認識到他們不是我們的公僕，他們與我們不是同路人。二是蘇聯政府調集坦克平息運動。當時的青年人只有在關於法西斯敵人的電影里才會看到坦克，而政府卻把坦克開到了一座和平的城市，對準自己的同胞。坦克的出現使人們感到，蘇維埃政府不是站在人民一邊，相反，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上，成為了人民的敵人。三是市委樓前請願時軍隊向人民開火。執政者槍殺的不僅僅是罷工者，他們槍殺的是蘇聯工人政權的神話。

　　在騷亂之初譴責罷工者、衷心擁護政權，後來被政府開槍的消息震驚，無法剋制自己的憤怒。人們這一普遍的心理過程揭示了新切爾卡斯克事件最重要的影響：甚至連那些從未有任何反蘇傾向且起初也譴責罷工者的人，都脫離了政權。在羅斯托夫州的澤爾諾格勒市，關於新切爾卡斯克的傳聞給機械廠磨工М.П.巴斯卡科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6月4日和6日散發傳單，譴責政府用坦克和武器鎮壓手無寸鐵的和平居民，指出只有在資本主義國家及在沙皇俄國時期才會採取這樣的做法。政府害怕自己勇敢誠實的俄羅斯人民……我們的政府應該感到恥辱和羞愧。這個污點拷問你們的良心，你們無論怎樣也無法洗刷掉它，最終將不得不向全體人民交代。能源工業國家設計院新切爾卡斯克分院的高級工程師Н.П.布列季欣也是一例。按政治忠誠度來說他是一名標準的「蘇維埃人」，工程師沒有參加騷亂。但是，在幾位同志相繼講述槍殺事件后，他「從桌子後面站起來，摘下了赫魯曉夫的畫像，把它扔到院子里」。北高加索軍區副司令員、老共產黨員、蘇聯勞動英雄М.К.沙波什尼科夫於1962年7月在自己的住宅里撰寫了反蘇內容的呼籲書。信中譴責對新切爾卡斯克的槍殺，指出必須建立布爾什維克工人黨的政治組織……用和平道路奪取政治權力。

　　由以上史料可知，政府對事件的處理做法確實觸及到了人民的內心深處，無論是普通工人還是高級知識分子、精英階層，都因此開始發生「心靈的轉向」，與政權漸行漸遠。

　　從對新切爾卡斯克事件性質及影響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在這起民生事件中，蘇聯政府對其錯誤定性，將「群眾自發性的請願運動」判定為「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組織的土匪行動」，從而將事件的主要矛盾由「人民對政府的問責」轉化為「中央及人民大眾對流氓分子的懲治」。通過這種移花接木之術，政府迴避了關鍵問題，掩蓋了自己經濟政策的失敗。而在武力鎮壓運動之後，政府同樣沒有認真反省導致騷亂的根源，相反，它充分肯定了自己的鎮壓方針，還加大了對社會的管控力度，繼續採用高壓手段。事實證明，這種方式並沒有換來社會的安寧。在蘇維埃政權以後的年代里，群眾反抗運動仍時有發生。（責任編輯 靳會新）

　　來源：《俄羅斯學刊》2016年第5期

以史為鑒。可是領導者總是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