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張聞天：跟著真理走》

　　張聞天曾經是毛澤東的上司，後來毛澤東成了張聞天的上司。他們的關係比較特殊，大致經歷了反對—合作—分手三個階段。張聞天曾說過，「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毛澤東對張聞天的評論是「明君」，比較民主，不爭權，同時也說張聞天身上始終書生氣太重，因而對他「一直不大滿意」。三部曲不僅反映了張聞天與毛澤東關係的起伏變化，也射出中共發展史、乃至中國革命中許多事件的正確與錯誤、曲折與順利、高潮與低潮。
　　本書記載了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影響最深遠的兩位偉人——毛澤東與張聞天在歷史關頭的合作與分歧，折射出中共黨史中許多問題的是非曲直。本書史料豐富翔實，人物描寫生動細膩，兼具研究價值和可讀性。

第一章 毛澤東和張聞天從不同的起點和方向走上了相同的革命道路
2013年02月27日10:13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山溝里走出的「土包子」馬克思主義者與留過洋的「布爾什維克」——毛澤東和張聞天從不同的起點和方向走上了相同的革命道路。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係是比較特殊的。張聞天曾是毛澤東的上級，後來毛澤東成了張聞天的上級。他們之間關係的發展與變化，可以透視出中共發展史，乃至中國革命中許多事件的正確與錯誤、曲折與順利、高潮與低潮。

張聞天與毛澤東關係的開始並不像中共其他一些高級領導人那樣長、那麼早。雖然早在1920年初，張聞天就知道毛澤東的名字了，但他們真正的相識、相知卻是在20世紀30年代初才開始的。

1919年12月張聞天加入剛剛成立不久的青年進步組織「少年中國學會」，1920年1月毛澤東也參加了這個組織。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國》第1卷第8期刊登了兩人入會的消息。以後毛澤東、張聞天的行蹤，在《少年中國》上時有披露。由於會友的這一層關係，兩人早已相互知道了。只是因為毛澤東對「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並不怎麼熱心，張聞天又時去國外，所以在整個20年代兩人未緣一面。

毛澤東的出生地—韶山，在湖南省湘潭市西，位於湘潭西部，與寧鄉、湘鄉交界。相傳虞舜南巡經此，演奏韶樂，因而得名。

據清乾隆二年（1793年）《韶山記》記載：韶山為「楚南一名山」，它「祖西華，面南嶽，介三湘而遠七澤，發嶽麓而控東台」。又據清光緒七年（1881年）韶山毛氏二修族譜《韶山八景序》記載：「韶山拔起一峰、高出雲霄、為諸山之祖」，即韶峰。韶山為南嶽七十二峰之第七十一峰，古人曾賦詩讚美：「繞岫嵐光凝欲滴，長風輕裊雲煙側。山涵五月六月寒，地擁千山萬山碧。從來仙境稱韶峰，筆削三山插天空。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龍。」韶山不僅山為奇山，而且這裡也出奇人，而最偉人的，當數毛澤東。

毛澤東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韶山沖南岸上屋場，字詠芝，后改為潤之。毛澤東的祖父毛恩普，一生貧苦，勤勞厚道。父毛貽昌（字順生），原為貧農，曾因負債被迫當兵多年。由於他治家嚴謹，經營有道，使家由貧農發展成富農。母親文氏（文七妹），和善好施，樂於助人。毛澤東有胞弟毛澤民、毛澤覃，另有繼妹毛澤建。

韶山是一個封閉的小山村，城市裡發生的事情很難影響到這裡，而這裡發生的事情也很少為外面的人所知曉。

張聞天的出生地卻與韶山不同。1900年8月30日，張聞天出生在上海川沙與南匯兩縣交界的一個叫張家宅的村子（今屬浦東新區祝橋鎮）。張家宅是一個只有十幾戶人家的小村莊，從南面的祝家橋坐輪船西行六十多里，就是當代中國第一大都市上海。上海所發生的一切，這裡很快就能知道。

在這裡，張聞天受著江南水鄉清新秀麗而又繁富多變的自然景觀的陶冶。正是這交通便利、信息傳遞快捷又田園式的生活，形成了張聞天理論家、學者、藝術家的特質，還帶有那個時代有志青年所特有的反叛精神。

張聞天從小聰明好學，從六歲時就進入私塾，讀「四書」、「五經」，然而與當時的孩童所不同的是，張聞天年少時就開始接受「新知」和西方現代文化。張聞天11歲時便進入南匯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寄宿讀書，從這時起就開始學習算術、理科、英語、歷史、地理了。當時的「南匯一高」是一所新式學堂，全部採用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最新出版的課本，學校里不乏新派人物。

1915年夏，張聞天從「南匯一高」畢業，后就讀於南京全國水利局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當年8月，考入吳淞水產學校。

可以說，張聞天從小就接受了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和近代科學的影響和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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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張聞天所受到的教育有所不同，同年齡時的毛澤東更多的是接受中國傳統的文化教育。少年毛澤東不僅喜歡讀經書，更喜歡讀古代的傳奇小說，特別是喜歡讀反映反抗統治階級壓迫和鬥爭的故事。他曾讀過《精忠傳》《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隋唐演義》等，對於其中許多故事都能「背得下來」。這些書對於後來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戰爭起了巨大的作用。就《水滸傳》而言，其中就有不少例子被毛澤東在後來所寫的文章中所引用。例如：《水滸傳》中林沖打敗洪教頭的故事，他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引用，藉以論述「戰略退卻」的思想。在《矛盾論》中，他在論述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時候，也引用了《水滸傳》中宋江三打祝家莊的故事。當然，《水滸傳》中的故事，對於青少年時期的毛澤東而言，其影響主要還是在思想方面，如「替天行道、劫富濟貧」等。另外像《左傳》，毛澤東對於其中對春秋戰國時期的軍旅大事的描寫，也特別關注。在其著名的軍事論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就曾引述了《左傳》中的曹劌論戰的故事，來論證「敵疲我打」這一戰略原則。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也曾以晉楚城濮之戰，來論述主觀指導對於戰爭的影響，又以宋襄公不肯半渡而擊、結果被楚軍打敗的事例，闡述了出其不意、戰而勝之的思想。據有關資料統計，在《毛澤東選集》（共4卷）中，毛澤東所引述的成語典故和史實，屬於《左傳》的就有約40條，由此可見毛澤東對《左傳》一書在當時所讀之精。

1910年秋天，毛澤東由表兄文運昌帶路，挑著行李和書籍來到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求學。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走出封閉的韶山沖，此時毛澤東正好17歲。1911年春天，毛澤東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到長沙省城讀「新學」。

正像同時代的許多年輕人一樣，這時的毛澤東與張聞天都面臨著一個擇業的問題，並都經歷了一個選擇的過程。1912年， 19歲的毛澤東在專業的選擇上舉棋不定，變換再三。他先報考了警察學堂、肥皂製造學校、法政學堂、商業學堂、公立高級商業學校。在公立高級商業學校學習一個月後，他感到不滿意，最後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學）。在這裡，毛澤東每日到省立圖書館讀書，廣泛涉獵18、19世紀歐洲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書籍，包括俄、美、英、法等國的歷史、地理、政治、哲學、邏輯，以及古希臘、羅馬文學藝術方面的著作。

但毛澤東讀得最多、最精的還是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知識。這裡僅舉一例：毛澤東青年時代就非常喜歡古文，直至晚年終生不斷。在湖南一師讀書時，因為韓愈書的善本極貴，毛澤東買不起，於是在一家舊書店裡買了一部廉價的寶慶版《韓昌黎詩文全集》。毛澤東把這套書買回來后，發現不但頁面破損，文字也有訛誤。於是，他到學校圖書館借來了一套善本，逐字逐字校勘，改正訛誤。有一個時期，毛澤東每天早晨都誦讀韓文。

對於毛澤東的這段生活，他的同窗好友周世釗曾寫道：毛澤東讀韓文時「除開那些歌功頌德的墓志銘，……他都一篇一篇地鑽研閱讀。從辭彙、句讀、章節到全部意義，首先憑藉一部字典和註釋的幫助，進行了解、領會，使其達到融會貫通的地步。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反覆的默讀和朗讀，這樣就懂得更深，記來更熟。通過這樣持久的努力，韓集的大部分詩文都被他讀得爛熟，背得很流利」。毛澤東後來買了一套二十多冊的《韓昌黎全集》，還將國文教員袁仲謙批註過的韓愈文集善本借來校正其中的訛錯。其學習筆記《講堂錄》後面便是讀韓文的筆記，共包括七篇詩、賦、論，即《元和聖德詩》《改葬服議》《諫臣論》《省試學生代齋郎議》《感二鳥賦》《復志賦》《閔己賦》。每篇後面有許多條詞、句的釋義。關於當時讀韓文的情況，毛澤東後來在同斯諾談話時曾專門說過，並談到了韓文對他的影響：「我不得不改變我的文風，去鑽研韓愈的文章，學會了古文的用字。所以，多虧袁大鬍子（袁仲謙），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話，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古文。」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然讀韓文。

也許這些都不能不造成後來張聞天與毛澤東對中國革命一系列問題認識上的差異。

就性格而言，毛澤東與張聞天有相似之處，也有很大的不同。毛澤東從小就不是一個俯首帖耳，百依百順的孩子。他倔強、勇敢和「離經叛道」。他不僅敢於反抗父親的守舊、苛刻、自私，還敢於反抗封建的族權勢力。

1936年，毛澤東曾經與斯諾說：「我家分成兩『黨』。一『黨』是我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母親、弟弟組成，有時連僱工也包括在內。可是在『反對黨』的統一戰線內部，存在意見的分歧。我母親主張間接打擊的政策。凡是明顯的感情流露或者公開反抗『執政黨』的企圖，她都批評，說這不是中國人的做法。

「在我們家裡，辯論的鬥爭在不斷地發展著。有一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大約13歲的時候，有次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裡，我們兩人在他們面前爭論起來。父親當眾罵我懶而無用，這激怒了我。我罵了他，就離開了家。母親追上前來，竭力勸我回去。父親也趕來，一邊罵一邊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個池塘旁邊，恫嚇說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提出了停止內戰的要求和反要求。父親堅持要我磕頭認錯。我表示如果他答應不打我，我可以跪下一條腿磕頭。戰爭就這樣結束了。我從這件事認識到，我如果公開反抗，保衛自己的權利，我父親就軟了下來；可是如果我仍溫順馴服，他反而打罵我更厲害。」

毛澤東對父親最大的「忤逆不孝」，大概要算抗婚了。14歲那年，父親給他包辦娶了18歲的媳婦羅氏，實際上是為家裡添了一個勞力。但毛澤東始終不承認這樁婚事，從未與她同居。父親也無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羅氏」作為毛澤東的原配寫進毛氏家譜。

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隨著手頭的錢攢多了，發財之心也就更大了，於1903年買進了堂弟毛菊生的七畝水田。毛菊生當時家境十分貧困，祖輩交給他的七畝祖業眼看就要保不住了。毛澤東和文七妹知道這件事後，聯合起來堅決反對。儘管後來沒能阻止毛順生買田，但這件事給少年毛澤東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另一個鮮明反映出毛澤東性格的是「祠堂風波」。1910年端陽節前後，韶山出現了「吃大戶」的風潮。飢餓難忍的人們成群結隊地擁進富豪人家，打開糧倉，倒出穀米煮飯吃。正是人們缺吃少穿的時候，毛氏族長毛鴻賓卻把族上的一百多擔積穀私下高價賣給米商。族人發現后，一個叫毛承文的帶領幾個窮弟兄要開倉分谷。可毛鴻賓依仗權勢，把毛承文綁了起來，準備以「忤逆不孝」、「破壞族規」的罪名，企圖將其毒打后沉潭斃命。毛澤東知道后，非常氣憤。他和幾個窮苦農民一起，迅速跑到祠堂厲聲問道：「承文哥犯了什麼法？為什麼要打他？」毛鴻賓氣勢洶洶地說：「小傢伙，你在學堂讀書，誰叫你跑到這裡來的。他違犯了族規，該當何罪，你曉得不？」毛澤東毫不示弱，據理力爭：「我是毛氏子孫，難道進不了自己的祠堂？」毛澤東又接著說：「我已搞清楚了，違犯族規的不是毛承文，而是私自出賣族上積穀的你！」大家見毛澤東有這膽量與族長作對，也跟著鬧起來：「叫毛鴻賓把積穀追回來！」「我們到彭家鋪子吃飯去！」「我們也要吃大戶去。」毛澤東的反抗行為，得到了滿堂族人的支持。毛澤東從毛承文口裡扯出毛巾，又親自給他鬆了綁。這時，毛鴻賓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1910年4月湖南糧荒，長沙饑民成群結隊到湖南巡撫衙門示威，后遭到鎮壓。這就是長沙著名的「搶米事件」。這件事給少年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時期，他讀到了一本關於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小冊子，開始意識到努力救國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職責。

與毛澤東一樣，張聞天也經歷過一場婚姻的抗爭。所不同的是，張聞天的抗爭以失敗而告終。

1918年寒假，張聞天一回到家裡，父母就把完婚的大事突然提到了他的面前。他們已經把一切準備妥當，要他同鄰村一個善良而不識字的衛姓女子完婚。聘禮已經送過去了，吉日已經擇定，新房已經粉刷。他們覺得盡到了做父母的責任，希望看到兒子滿意的、感激的笑容，但萬萬沒有想到，得到的竟是激烈的反對。在受過民主思想熏陶的張聞天看來，這種包辦婚姻是父母設置的牢籠，是剝奪他戀愛的自由權，是蔑視他個人的人格，是不承認他是一個有意志有情感的「人」。新思想與舊傳統的衝突在兒子與母親之間引起了激烈的爭吵。爭到最後，張聞天決絕地說：「你要娶媳婦的話，就不要我這個兒子；你要我這個兒子的話，就不要娶媳婦。」母親傷心地抹著眼淚，執拗地回答：「我兩個都要！你是我養大的，你忍心不要我，不要你的娘嗎？」

在這場新舊衝突中，母親終於得勝。張聞天「家庭革命」的第一個回合沒有成功。他只得勉強收下母親給予的這個「饋贈」，而衛月蓮這個普通的農家女子，也成了「新舊過渡時代的犧牲者」，婚後生了兩個女兒。這次失敗給張聞天極大的刺激。他感到個人力量的軟弱，即使是母子的親情也無法融化封建傳統的冰塊。他痛切地感到，不反抗舊社會的道德與習慣，從靈魂到肉體都沒有自由可言。張聞天這種痛苦的、激憤的感情體驗，在若干年後他的文學創作中多有宣洩。母親硬是把違背兒子心愿的婚姻強加給兒子，其結果是將兒子推出了自己的懷抱。張聞天不久就離開家，投身新文化運動與社會革命，封建婚姻的壓迫不能不是一個直接的動因。

通過毛澤東與張聞天對婚姻抗爭的態度和結局，不難看出毛澤東與張聞天在性格上的差異。也許正是這種性格上的差異性，使得他們在日後中國革命的大潮之中，呈現不同的特質。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改變了中國的發展道路，也改變了毛澤東的發展道路。一天，一個革命黨人得到湘鄉省中學校長的許可，來到學校發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講話，號召大家行動起來擁護革命。毛澤東聽了非常激動，決定同幾位朋友去參加革命軍，為完成革命儘力。當時，湖南起義勝利后，革命軍立即招募新兵，準備派兵北上支援武昌，以與從南京南下的袁世凱反動軍隊對陣。這樣毛澤東便於10月底在長沙報名參加了革命軍，成了一名普通的士兵。

毛澤東當時只有18歲，但他對於出操上課等都非常認真，接受緊張的軍事訓練，在短短几個月內基本上掌握了軍隊中的訓練課目。後來，當毛澤東提到這段經歷時，他說：「辛亥革命的時候背過幾天（步槍），什麼立正、稍息、托四把槍還相當可以。不是吹牛，單個教練、排教練、連教練、營的野外演習也搞過。」當兵時，毛澤東把很有限的七元軍餉，除了每月的伙食外，都用來買了報刊。特別是《湘江日報》，該報討論社會主義，毛澤東正是從中第一次知道了「社會主義」這個名詞。1912年1月，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從而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同年春天，正當湘軍準備採取行動反對袁世凱的時候，孫中山與袁世凱達成了和議，南北實現了「統一」。就這樣，毛澤東結束了為期半年的早期軍旅生活。對於毛澤東而言，這半年的軍旅經歷對於他以後的軍事領導工作，不無啟發意義。

離開軍隊后的毛澤東，正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此時的中國正處在辛亥革命的社會變革時期和五四運動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中國向何處去？個人向何處去？這些都吸引著每一個有志青年去思索。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主要靠自學讀了大量的書，其中有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穆勒的《群己權界論》，赫胥黎的《天演論》，盧梭的《民約論》，斯賓塞的《邏輯》等等。同時毛澤東還研究了俄、美、英、法及其他國家的歷史地理等。這些新知識、新信息，極大地提高了青年毛澤東的認識能力和分析能力。

1913年春天，20歲的毛澤東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1914年春併入第一師範）。在師範學習期間，毛澤東在一批進步老師的影響下，認真研讀了哲學、歷史、地理、文學等課程，尤其對軍事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

其學習筆記《講堂錄》中，就曾記載了老師在講課中涉及的軍事思想方面的內容。如：

「兩軍交綏，安者勝矣，驕則必敗。」

「矛殺人，盾避敵，各當所用，此謂器使人。」

「夫兵者，國之衛也，非強悍有力者不勝其任，尤非多受教育者不能有功。吾國士人既甚弱矣，而兵出於招募，而無賴鮮識之徒充其選，驅之臨戰，不待交而先潰，歷年國受巨創者以此。」

「天下無所謂才，有能雄時者，無對手也。以言對手，則孟德、仲謀、諸葛尚己。」

「孫武子以兵為不得已，以久戰多殺非理，以赫赫之功為恥，豈徒談兵之祖，抑庶幾立言君子矣。」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無智名，無勇功。」

「蘇洵論曰，按言以責行，孫武不能辭三失：久暴師而越釁乘，縱鞭墓而荊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則吳劣於孫，用兵則孫劣於吳，矧祖其餘論故智者乎？」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天之道也。」

「荊川文武全才，弓馬擅長。」

短短萬餘言的《講堂錄》，就記下了這麼多的有關古代用兵作戰方面的知識，而且涉及的人物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曹操、孫權、諸葛亮、孫武、吳起、管仲、商鞅、漢光武帝、張良等，另外還有外國的大軍事家愷撒、拿破崙。可見，毛澤東這時對於軍事問題的研究和涉獵已較深入和廣泛了。

1918年6月，毛澤東結束了他在第一師範五年半的學習生活，和蔡和森、張昆弟等志同道合的朋友，暫寄居在湖南大學籌備處（即嶽麓書院半學齋），一面讀書，一面研究自己今後的計劃。

同年8月中旬，毛澤東同蕭子升、羅學瓚、羅章龍、陳贊東等二十多名準備赴法國勤工儉學的青年離開長沙來到北京。8月間，毛澤東作出湖南學生留法勤工儉學計劃，同蕭子升等駐京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儉學工作。10月，毛澤東在北京經楊昌濟介紹，認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並經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圖書館當助理員，負責新到報刊和閱覽室讀者姓名的登記工作，月薪八塊銀元。由於工作關係，毛澤東時常到李大釗處請教，看到一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並參加李大釗組織的研討各種新思想的學生活動。這期間，毛澤東曾與在北京的新民學會會員邀請蔡元培、陶孟和、胡適分別在北大文科大樓談話，主要談論學術和人生問題。

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學聯刊物《湘江評論》創刊，毛澤東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他在創刊宣言上極力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作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在創刊的宣言中，毛澤東以激烈的語言呼號：「時機到！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 接著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第一版上，以《民眾的大聯合》為題，連續寫了三篇文章，闡明了民眾大聯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大聯合的方法，以及民眾大聯合必定成功的道理。並且預言，俄國革命以民眾的大聯合所收穫的「社會改革的勝利，必將普及於世界」。

1919年12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往返於湖南、北京、上海期間，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馬克思主義的暴力學說，以及馬克思主義革命者的影響，使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而且能初步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分析社會問題。1920年12月，他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寫道：「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用和平方法去達共產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

1921年7月，毛澤東與何叔衡作為湖南代表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由於毛澤東對湖南情況比較熟悉，被派回湖南著手建立共產黨組織，並領導湖南工人運動。

從此以後，毛澤東開始從事中央給予的領導工人運動的工作。在組織工人運動和進行農村調查的過程中，毛澤東開始注意並研究了農民問題，並逐漸認識到了武裝農民的重要性。在農民運動講習所中，毛澤東等人給學員們講授軍事理論和進行強化軍事訓練。這期間，毛澤東寫出了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出了武裝農民、建立農民武裝的思想，主張與反動派必須刀對刀、槍對槍地進行鬥爭。面對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的嚴酷現實，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這一著名論斷。

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運動的殘酷鎮壓，中國共產黨決定武裝反抗國民黨、組織武裝起義。1927年8月12日，毛澤東被正式任命為中央特派員，與湖南省委書記一起，去領導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

9月9日起義正式開始。由於遭優勢敵人的圍攻和起義隊伍中的第四團的叛變，致使起義軍嚴重受挫。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當機立斷，指揮起義隊伍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羅霄山脈挺進。9月20日下午，起義部隊從文家市出發，向永新的三灣挺進。毛澤東的這一行動，開始了秋收起義部隊由進攻城市向進攻農村的轉變，開始了向井岡山的戰略進軍。

毛澤東的這一行動，是他自覺地運用馬列主義的科學方法分析中國客觀實際的結果，是他對當時敵大我小、敵強我弱、革命已轉入低潮所作出的科學分析的結果，同時也是他對中國社會進行多年調查的結果。可以說，這次偉大的行動是毛澤東長期思考後的必然選擇。

1927年9月29日，部隊到達永新縣的三灣。在這裡部隊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即在部隊中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並設立黨代表制度；進行組織整頓，縮編部隊，廢除舊軍隊的雇傭制度；廢除舊的軍閥作風，在部隊內部實行軍事民主制度。10月下旬，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工農革命軍到達井岡山茅茨以後，領導部隊在井岡山及其周圍地區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根據地，接著於1928年2月，打破了贛敵對井岡山發動的第一次「進剿」。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游擊戰原則，至此建立了包括寧岡全縣、遂川北部、永新、酃縣、茶陵各一部分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1928年4月中旬，朱德、陳毅和毛澤東先後率領部隊到達寧岡礱市，兩支革命軍隊勝利會師了，並成立了以朱德為軍長、毛澤東為黨代表和軍委書記的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第四軍接著粉碎了贛敵的第二、第三、第四次「進剿」，使井岡山根據地擴展為擁有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和其他一些地區，迎來了根據地的全盛時期。

從毛澤東這一時期的經歷來看，他畢業於中國當時的一流師範，教過書，組織過學生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從國共合作到拿起槍杆子，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有著豐富的實際鬥爭經驗。

與毛澤東早年革命經歷形成對比的是，張聞天雖然全身心地投入革命運動之中，成為一位革命家，但他所走的卻是一個學者式的革命道路。

當17歲的毛澤東走出韶山沖去讀書的時候，張聞天在上海的吳淞學習了兩年，1917年7月考入「全國水利局上海考區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在這裡張聞天閱讀了大量的書籍，涉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各種藝術等。進入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以後，張聞天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培養了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熟練地掌握了英文，接觸了歐美的政治思想與文化思想，受到了民主和自由的熏陶，並接觸了《共產黨宣言》（英文版）。如果不是處於革命年代，張聞天可能會成為一位著名的作家、翻譯家、學者，在中國的文化界佔有一席之地。特別是在1925年以前，張聞天曾在文學創作上走了一段順暢的道路。也正是由於這一文藝創作過程，使他堅定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的信念。1919年張聞天在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求學時，五四運動爆發，張即投身於愛國民主運動中。其實，張聞天很早就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他於1919年8月發表的《社會問題》，是五四時期知識青年中最早談論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之一。1920年，張聞天赴日本留學半年。1922年他又赴美國勤工儉學，一面在舊金山的中文報紙《大同報》當編輯，一面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自學。一年多的旅美生活和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考察，使他開闊了視野。1924年回國后，他重返中華書局任編輯。這時他創作的以中美兩國社會為背景、反映五四青年思想歷程的長篇小說《旅途》連載於《小說月報》上。

同年11月，張聞天來到四川重慶，先後在第二女子師範和川東師範擔任教員，主編《南鴻》周刊。由於積極宣傳新文化，反對封建勢力，於次年被軍閥驅逐出川。張聞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熱情戰士，在五四運動以後的五年多內，他撰寫了大量抨擊舊制度、宣傳新思想的文章，翻譯和評介了不少外國文學作品及作家，創作了一批反映時代呼聲的文學作品。

張聞天從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經歷了一個探索的過程。當他經過了一段社會和人生理想的探求，並且在實際鬥爭中深切體驗到「單靠個人的文藝活動」不能徹底推翻反動勢力的時候，就抱著為共產主義而獻身的決心，於1925年6月在上海五卅反帝鬥爭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入黨后不久，他被黨派往蘇聯學習，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后入紅色教授學院深造，前後共五年時間。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異。他後來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其理論知識基礎的奠定和理論思維的培養訓練都是與這段學習分不開的。學習期間，他從事過共產國際東方部的一些工作，並積極地參加了反對托派的革命取消主義、李立三路線等鬥爭。

張聞天曾旅日、旅美、旅蘇的經歷，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不過，這時正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把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開始盛行的時期，這自然對張聞天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也許正是早期教育及革命經歷的不同，使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的國情有著很深的理解，而張聞天對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則有較多的研究。這一點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他們對日後中國問題的理解和處理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