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變局——中東政治強人的宿命？

　　趙靈敏：人們一度以為，中東政治迎來了新時代。但舊強人倒下，新強人又起，這難道是中東政壇的又一個宿命？

　　

趙靈敏 為FT中文網撰稿

　　土耳其政變未遂，很多人出於對民主的信仰，對總統埃爾多安挫敗政變表示祝賀；另有一些人則因為反感總統埃爾多安的伊斯蘭化舉措而對政變未遂深感失望。這兩種態度的背後，隱藏著差不多同樣的問題：埃爾多安為什麼能多次連任？為什麼他能在土耳其這個早已確立了世俗原則的國家暢通無阻地推行伊斯蘭化？

　　埃爾多安的貢獻

　　土耳其的前身是奧斯曼帝國，一個橫跨歐亞非的伊斯蘭帝國，因為常年征伐，軍人在這個國家地位顯赫。18世紀初，為了應對來自西方的壓力，奧斯曼帝國開始了緩慢的改革，改革的重點放在能立竿見影起效的軍事領域，從歐洲軍校里出來的軍官因此成了西化改革的主要推動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斯曼帝國作為戰敗國被肢解，身為將軍的凱末爾領導了土耳其獨立運動，被尊稱為「國父」。以凱末爾為首的高級軍官認為土耳其的落後是由伊斯蘭信仰造成的，因此建國后改革的首要目標是政教分離，和傳統切割：廢除哈里發制度，關閉所有宗教法庭，下令禁止戴傳統的土耳其禮拜帽，廢除阿拉伯字母、創立新字母。

　　由於軍隊是最先接觸西方先進思想的群體之一，在建立國家的過程中又居功至偉，因此土耳其軍隊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國家的精華，負有保衛世俗共和政體的崇高職責。在1960年至1997年間，土耳其軍隊發動了4次軍事政變，這些政變一方面破壞了民主政治的平衡，另一方面，在伊斯蘭復興的大背景下，也確實遏制了激進勢力的崛起和宗教狂熱。

　　但到了2002年，伴隨著伊斯蘭政黨正義與發展黨的上台，軍方的力量開始式微。土耳其軍隊賴以扮演監國者角色的土壤已經不復存在。

　　這一變化的重要原因是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出現了一位明星般的領導人——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埃爾多安1954年出生於伊斯坦布爾一個貧寒的穆斯林家庭，其成長的經歷，是一部經典的白手起家型的個人奮鬥史。1994年，40歲的埃爾多安當選伊斯坦布爾市長，因為政績卓著，於2003年當選土耳其共和國第59任總理，並於2007年和2011年連任。2014年8月又在土耳其歷史上第一次總統全民直選中當選總統。

　　埃爾多安能多次連任，主要原因是其治國有方，深諳民心，因而廣受愛戴，這是他在土耳其政壇的最高處縱橫捭闔十幾年的最大本錢。也就是這一點，使他有別於中東那些治國一塌糊塗、事事諉過於美國以色列的傳統政治家，讓人耳目一新。

　　第一，發展經濟。在中東，經濟不振、失業率高企等是普遍存在的民生問題。無論世俗專制政體，還是伊斯蘭政黨，在這個問題上大都表現不佳。「伊斯蘭解放運動（哈馬斯）」和埃及穆斯林兄弟會雖然都曾在選舉中獲勝，但主要靠過去在社會服務和慈善事業上的優異表現，並沒有實際的治國經驗，上台後面對垃圾處理、失業、停電等錯綜複雜的具體問題時，表現自然好不到哪裡去。事實上，他們的表現甚至比不上他們所推翻的世俗政府。

　　但埃爾多安改變了這一局面，1999年和2001年土耳其連續經歷了兩次經濟危機，通貨膨脹率接近40%；埃爾多安擔任總理后，土耳其的通貨膨脹率被控制在5%左右，在近10年的時間裡，GDP年平均增長率達到7.3%，為僅次於中國的全球第二高增長率的國家；GDP總量翻了三倍，從2001年1455億美元升至2011年7722億美元，人均GDP從2001年的2100美元升到2011年的10444美元，即將躋身發達國家行列。僅這一點就足以讓人刮目相看。

　　第二，結束了土耳其政壇的混亂局面。自1923年獨立以來，土耳其政局跌宕起伏。在國父凱末爾在世的十餘年間，土耳其在其威權主義魅力的引領下實行了黨政合一的政體結構。1938年凱末爾去世后，大小黨派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建立，由於政黨林立，加上軍事政變頻繁，土耳其獨立至今換了12個總統和38個總理，平均每屆政府的任期只有兩年多。而埃爾多安自2003年當選以來，他所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經歷3次議會選舉，一直牢牢把握著議會多數，單獨執政，這使得土耳其政壇出現了難得一見的穩定局面。

　　第三，埃爾多安為土耳其贏得了國際性聲譽。埃爾多安出身寒微，靠個人奮鬥成功，身材高大，作風親民；埃爾多安拒絕為美國攻打伊拉克提供便利，又因為不同意以色列前總統佩雷斯關於加沙衝突的觀點，從達沃斯論壇上拂袖而去。這些有個性又不失原則的做法，使得埃爾多安人氣飆升。當穆巴拉克下台後埃爾多安訪問埃及時，迎接他的場面彷彿是歌迷在等待一位搖滾巨星——數千平民高呼他的名字，舉著印有他頭像的大幅海報。在他走下舷梯的一刻，許多人失聲痛哭，攝影記者的閃光燈將黑夜照得如白晝一般。2010年，美國馬里蘭大學在伊斯蘭國家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顯示，埃爾多安是最受尊敬的伊斯蘭國家領導人。2011年，埃爾多安登上了《時代》周刊封面。

　　在中東過去百年的歷史上，政治統治模式主要是這兩種：世俗的開明專制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前者打著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旗號，代表人物是納賽爾、薩達姆和卡扎菲這樣的政治強人；後者強調伊斯蘭教法的作用，以伊朗、哈馬斯統治下的加沙和穆斯林兄弟會短暫治理下的埃及為代表。在這兩種模式下，普遍存在著民主不足、經濟凋敝的現象。埃爾多安克服了這兩種模式的不足，提供了一種經濟繁榮、以民主為底色、溫和伊斯蘭勢力主導的全新政治模式，帶領國家完成了從軍事威權政治向伊斯蘭政黨主導的現代民主政治的過渡，這是一項歷史性的功勛。

　　政治強人的宿命？

　　然而，上述的美好圖景在2013年6月戛然而止。當月，土耳其政府試圖將伊斯坦布爾市中心一座公園改建為仿奧斯曼帝國時代的軍營和大型商場，引發了靜坐示威和警民衝突，警察出動水炮和催淚氣體強行清場，導致幾千人受傷，事情最終蔓延至全國，演變為自埃爾多安2003年上台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也成了埃爾多安總理生涯的分水嶺。這樣一件看似無足輕重的小事之所以能迅速發酵，是因為民眾的不滿已經不止於一項工程，對埃爾多安日益集權的管制方式和伊斯蘭化舉措積怨已久。

　　早年，埃爾多安已經表露出一定的伊斯蘭保守派傾向，比如他的夫人和女兒常年佩戴著頭巾出入公共場合；1998年，他因為在公開演講中引用隱含原教旨主義思想的詩歌而被判處4個月監禁。但總體而言，他的立場仍算溫和。上台之初，埃爾多安吸取此前多個伊斯蘭政黨接連遭禁的教訓，奉行溫和、務實的政策，在宗教和世俗之間尋求平衡。正如埃爾多安自己所說的：我是一個穆斯林，信仰安拉是我的義務，但現實需要我把安拉同政治生活分開。

　　但可能正如美國《時代》周刊所評價的：埃爾多安表面上是個世俗派，骨子裡是個伊斯蘭保守派。時機一到，后一種傾向就開始佔上風。2013年4月，土耳其航空公司規定空姐不可以使用鮮紅色唇膏，只准用淡色唇膏。2013年5月24日，土耳其議會通過一項法案，規定在全國範圍不準刊登有關酒的廣告、電視、電影和光碟中不準出現鼓勵飲酒的畫面和情節，每天夜裡10時到第二天早晨6時不準銷售含酒精飲料。埃爾多安聲言此舉只為糾正社會風氣，可是該國已經是全歐飲酒最少的國家。

　　這些背離世俗原則的舉動，讓土耳其社會憂心忡忡。更不妙的是，似乎已經沒有哪股力量可以阻止埃爾多安了。土耳其軍隊多名將領此前因試圖發動政變被逮捕，搞得元氣大傷；一直與正發黨勢不兩立的憲法法院，法官的任命權也已經被收歸正發黨控制的議會。而在正義和發展黨內部，唯埃爾多安馬首是瞻的風氣也早已形成。

　　緊接著，2014年Twitter上出現了大量埃爾多安及其家人、政府高官涉及貪腐的竊聽錄音，真假難辨，其中的一段流傳甚廣：在這段長達11分鐘的錄音中，兩名男子在商量如何通過幾名商人將家中的資金轉移。據稱是埃爾多安的男子警告其子比拉爾事先藏匿好巨額資金，以防警察進行突襲搜查，據稱是比拉爾的男子則說仍然有約3000萬歐元有待處理。對於這段錄音，埃爾多安堅持聲稱是偽造合成的，是無恥和姦詐的「剪接」，並就此屏蔽了Twitter，還威脅要封閉另外兩大社交網站Facebook和YouTube，他形容所有社交媒體都是「對社會最嚴重的威脅」，並聲稱「國際社會可以說三道四，我根本不會關心」。

　　而對於民眾要求徹查貪腐案的要求，埃爾多安一概無視，認定受賄案不過是「媒體和特殊利益集團」對土耳其日漸崛起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眼紅，因而蓄意煽動動亂，從中獲利。不僅如此，埃爾多安在第二天就對參與腐敗調查的警察進行打擊報復，500多人被解除或調離職務，其中包括伊斯坦布爾警察局長。英國《衛報》稱，埃爾多安政府還希望頒布法令，要求警方在發動任何調查之前先通知上級，但被最高行政法院駁回，因為這「明顯違反三權分立原則」。

　　2015年底，又傳出了埃爾多安的兒子是伊斯蘭國石油走私最大買家的新聞，埃爾多安同樣矢口否認。顯然，習慣了榮譽和奉承的他，已不願意聽任何的質疑和指責。面對層出不窮的問題和危機，他不但不思改進，甚至連問題的存在都不承認，而是一概斥為敵對勢力的陰謀，並不惜使用違反民主的手段進行反制。這種由極端自信逐漸演變成的剛愎自用，似乎是很多政治強人執政後期的宿命。

　　此次的未遂政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雖然不成氣候，卻是對埃爾多安的一次重大警告。但顯然，他聽到的是另外的信息。從後續的發展看，他正在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達到進一步集權和打擊異己的目的。往後，土耳其的民主體制可能會遭受進一步衝擊，日益「俄羅斯化」，這是比伊斯蘭化更嚴重和迫切的危險——畢竟，土耳其的世俗化進程已近百年，回歸伊斯蘭教法統治幾近不可能。而對外部世界來說，他們面臨的難題同樣重大：當一個領導人用民主的方式走向集權甚至獨裁時，世界該如何應對？

　　自「阿拉伯之春」以來，中東局勢持續動蕩，卡扎菲、本·阿里等政治強人紛紛倒台，人們一度以為，中東政治迎來了新時代。但伴隨著塞西將軍2014年6月在埃及的上台，中東政治出現了走回頭路的趨勢。未遂政變后的埃爾多安，也可能會步他的後塵。一個是世俗軍人，一個是伊斯蘭政黨領導人，最終卻殊途同歸。舊強人倒下，新強人又起，這難道是中東的又一個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