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里姆林的陰影里寫作

　　Masha Gessen 東方歷史評論

　　

　　

　　撰文：瑪莎 • 葛森（Masha Gessen）

　　翻譯：朱瑞翼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我的祖母曾告訴我：「沃爾特 •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和其他那些」美國駐莫斯科記者們的弊病在於他們只會反覆咀嚼蘇聯媒體上的內容。在她眼裡，唯一例外是《紐約時報》的哈里森 • 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他總能從《真理報》之外找到一些信息和故事。我的祖母當時在莫斯科擔任外國記者的新聞審查員。她不能和記者們有直接接觸，但是他們的身影在她的想象里變得明晰可見，而她之於外國記者們亦然。她尤其鍾愛索爾茲伯里的故事，因為它們有內容，這也給她增加了工作量：每當遇到不是從蘇聯報紙里直接截取的文章，她就得翻譯成俄文，交給斯大林的秘書。什麼要刪，什麼要留，都由克里姆林宮直接做出決定。

　　索爾茲伯里比我祖母預想的還要有創意：熟悉了審查制度后，他想了個辦法使報道變得有血有肉。他會把審查制度當作一種採訪，在報道里補充一些合理和不太合理的關於政策的猜測：要是一段內容被保留，那麼該內容就得到了證實。雖然這種暗中摸索的報道方法很機智，但索爾茲伯里還是感到很挫敗，勸說他的編輯們在他的文章里加上一句聲明，好讓讀者知道他的報道是經過蘇聯審查的，但幾經嘗試，他的想法都沒有被編輯採納。他沒有意識到的是，擔任他新聞審查員的時常是斯大林本人。

　　所有記者都依賴信息來源。在一個信息高度受限的國家進行報道，對於記者來說意味著特殊的挑戰和艱難的學習過程。一直以來，駐俄羅斯的外國記者依賴的即便不是斯大林本人，也是集中了信息的權力寶座。雖然1950年晚期對外國記者的直接審查制度廢除，但五花八門的規定還是讓駐莫斯科的記者們為了保險起見傾向於官方信息。在（80年代）改革時期，變化不斷從頂端向下滲透，當時的新聞故事即是現實的最佳寫照。最好的記者抓住這個開放的時機，比他們的前任們在蘇聯社會裡走得更遠，挖得更深。「蘇聯的最後一代外國記者是最幸運的」， 大衛 • 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這位《紐約客》未來的主編就他的書《列寧的墳墓》這樣寫道。他這本書成為了日後俄羅斯紀實類寫作的標杆。

　　二十年後的駐莫斯科記者可以說是最不幸的一代。不像見證國家逐漸開放的前輩，2000年後駐俄羅斯的記者們被迫記錄一個國家走向封閉的過程。這是悲哀又沒有絲毫優雅可言的任務：人的視野逐漸被他們想要看清的過程蒙蔽。這也意味著現如今和索爾茲伯里的年代一樣，信息又在暗中收歸到克里姆林周圍。不管是敘利亞和烏克蘭的戰事、過去幾年政治的鎮壓，還是與此同時普金受歡迎程度的提升，甚至是2011-2012年領導參與俄羅斯抗議的人的命運，西方媒體對這些事件的報道口吻，很大程度上都由克里姆林定奪，即使寫作的記者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這古老的俄羅斯城堡是一尊邪惡王座也於事無補。

　　在這個背景下，讓我們來看看史蒂芬 • 李 • 邁爾斯的書《新沙皇：弗拉基米爾 • 普金的躥升和統治》。普金在任16年間，邁爾斯作為《紐約時報》的記者覆蓋了七年之久，與其他嘗試理解過去十五年俄羅斯生活和政治的作家們為伍。這個領域的其他新近出版圖書均著筆於普金主義的某一方面，例如彼得 •波梅蘭采夫（Peter Pomerantsev）的《無事為真，萬事可能》（Nothing Is True and Everything Is Possible）關注政治宣傳，安德烈 • 索爾達托夫 (Andrei Soldatov)和伊琳娜 • 勃羅甘 (Irina Borogan) 的《紅網》（The Red Web）研究審查，凱倫 •達維沙 (Karen Dawisha) 的《普金的盜賊統治》（Putin』s Kleptocracy）追蹤借權偷竊和移花接木術。通過細節勾勒的故事，這些作者為解決信息來源不可靠、不可證的問題提供了局部方案，但有時免不了盲人摸象，以偏概全。

　　

　　和這些書不同的是，邁爾斯儘力覆蓋方方面面，從普金權力的躥升到梅德韋傑夫任總統的四年間奏，到2011、2012年的抗議，再到索契冬奧會和烏克蘭的戰爭。縱觀全局，他認為普金遵循了經典的獨裁者之路——從心懷善意到權力無限膨脹，而後孤立，再者進犯。

　　廣闊的視角既是此書的優點也是一些不足的根源。邁爾斯將一些議題置於之前的書常忽略的國際視野下，尤其是不斷變化的俄美關係之下。邁爾斯作為面向美國觀眾報道俄羅斯新聞的記者身份，如今看來尤為可貴，畢竟克里姆林的許多一舉一動都牽動著俄羅斯與美國的關係。例如，邁爾斯提醒讀者2011年，在梅德韋傑夫的任期內，俄羅斯停止了對美國插手利比亞的反對，因為這恰好可以作為普金對敘利亞總統巴沙爾 • 阿薩德堅定不移的支持的有效對比。

　　但新聞記者傾向於把信息來源對與事件的解讀作為事實呈現也是本書最大的弱點。例如，邁爾斯在描述2011-2012年俄羅斯總統之位從梅德韋傑夫過渡回普金時，他選擇了部分克里姆林觀察者支持的理論——即普金和他更傾向自由主義的門徒真正地經過了一場競爭，最終普金獲勝，迫使梅德韋傑夫心服口服地放棄了總統之位。但這兩位都曾公開宣布過：他們數月或數年前就對這次權力交接達成了共識。而邁爾斯亦沒有提供可以駁倒兩位又令人信服的證據。在這幾章節中，邁爾斯把視角從普金轉向梅德韋傑夫，描寫這位初級政客的感受和想法，並賦予他相比普金對「西方，民主，人性」的觀念缺少懷疑的態度。讀者無從知曉作者如何獲取這些信息。作為本應客觀的記者，他潛入角色大腦中寫作的聲音非常刺耳 。

　　即便是經過深入調查，這種基於猜測的寫作在缺乏不同論調時，通過不斷重複很容易三人成虎，把一個假設變成廣為接受的事實。因為長期主要接收克里姆林及周圍的信息，已經產生了好幾篇廣為傳播但無法考證的報道。其中一些並無害處，但其他的卻阻礙人們對俄羅斯生活和政治更深入的理解。書的開篇，邁爾斯起筆於對一個故事非常詳細的敘述：1941年涅瓦河畔，靠近列寧格勒，弗拉基米爾 • 斯皮里多諾維奇 • 普金，未來總統的未來父親，受傷了：

　　「他接到的命令近乎自殺式。他得監控德國的排兵布陣，再儘可能抓到一個『喉舌』，也就是暗語里對一個用來審問的士兵的代稱……沒有選擇，只能遵命。他和另一位士兵沿著前線的地道靠近了散兵營，周邊戰壕密布，表面彈坑累累，血跡斑斑。一個德國人突然站起來，把他們仨都嚇了一跳。畫面靜止了一刻后，什麼都沒發生。德國人最先反應過來，拔了一顆手榴彈的引線，扔了過來，落在了在普金身邊，炸死了他的戰友，炸得他的雙腿嵌入了許多彈片。德國士兵逃跑了，留下普金等死。」

　　老弗拉基米爾 • 普金去世至今已經十六年，未曾發現他對這場戰役的親口講述。但邁爾斯卻把俄羅斯國家新聞社（RIA）和小普金授權的傳記作為依賴。這些不過是製造迷思的工具罷了，應該被反思，不應像邁爾斯那樣將它們作為事實推而廣之。

　　宣傳最有效的時候就是當它成功主宰描述事件的語言和口吻。邁爾斯自然不是普金的辯護派——他把普金比作「沙皇」絲毫沒有褒揚之意。但讓人遺憾的是書的後半部分多處印證了克里姆林宣傳的有效性。邁爾斯在形容普金2012年反對抗議者的運動時，寫道：「其中一個抗議者，列昂尼德 • 拉茲沃茲哈耶夫（Leonid Razvozzhayev）逃到烏克蘭后，被便衣拘捕遣送回莫斯科。他自稱被綁架而且受了虐待」。事實上，俄羅斯的執法力量沒有權利在俄羅斯境外實行逮捕，所以在烏克蘭發生的事情是一次綁架。但邁爾斯的遣詞造句就顯得拉茲沃茲哈耶夫的「逮捕」是事實，而綁架卻成了「一家之言」。

　　在另一處，邁爾斯認為2011和2012年的大規模抗議涉及到了俄羅斯各地，各個社會經濟背景的人——這是一個俄羅斯列瓦達中心（the Levada Center）及其周邊（波茨坦愛因斯坦中心的米查 • 賈波維茲Mischa Gabowitsch）研究認可的現實。但他進而採用了克里姆林的論調來評價抗議者，將他們稱為 「不滿的精英分子」。邁爾斯也選擇了使用克里姆林對「系統」（融入政府機構的）和「非系統」（受克里姆林排斥的）的對立定義。除了這個句子里的二元對立值得商榷——文明和諧的抗議和野蠻上街的抗議——「對立」這個詞本身就詞不達意，因為它所暗示的組織規模和影響力是當今在俄羅斯辦不到的。

　　克里姆林對於影響敘事的努力是和我們直覺相反的。我們也許認為宣傳主要影響俄羅斯國內的觀眾——沒錯，但是當地觀眾也可以選擇關掉電視，對新聞不以為意。但駐莫斯科的記者就沒那麼幸運了。他們需要以收集到的信息來工作，如果他們認為最好和最重要的信息來源是那些擁有最多信息的人，那麼他們就不可避免地將自己置於官方宣傳高頻率的轟炸之下。或許再多批判性思考都不夠抵禦誤導的信息：不僅是事實，基調和基本前提假設都需要質疑。但如果任何信息都不能被信任，那還有什麼信息可以使用？

　　哈里森 • 索爾茲伯里對這個問題有很深刻的認識。在信箋中，他常常抱怨每況愈下的報道環境，告誡他的編輯們他的「新聞靈敏度很不達標」。他尋求外界視角，並在1950年為了清理思路請假離開。他的編輯們在這兩件事情上都幫不上忙。索爾茲伯里比起現在的記者們更謙卑，更善於自我質疑。或許這得益於他與克里姆林宮的溝通並非直接，而是需要通過中間人，也就是我在幕後工作的祖母，這使得他免於因為靠近權力核心或者所謂的權力核心而自恃甚高。畢竟在一個萬物皆衰，渠道閉塞的社會，靠近權力是件很誘人的事。

　　（本文受權譯自《紐約書評》，原文http://www.nybooks.com/daily/201 ... he-kremlins-sha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