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倖存者的證詞

轉載：紐約之音中文網



近20年前，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一本震撼人心的自述《牛棚雜憶》問世。如今，《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推出了這本書的英文版。此書由季羨林撰寫，英文版新增了在紐約的作家兼媒體評論人查建英為其作的序。季羨林生前是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專攻語言學。人們通過這本書可以一窺紅衛兵看管下的囚徒的悲慘經歷。書名中的「牛棚」指的是季羨林等落在紅衛兵手中的北大人員遭受關押的地方，棚屋弱不禁風，地面陰冷潮濕，床鋪是茅草做的。

「在餓肚之外增加了勞動和隨時會有皮肉之苦，」季羨林回憶。文革過後，季羨林在北大地位卓然，受到了政府與媒體界的推崇。他於2009年過世，享年97歲，生前寫下了這本書，自稱希望藉此打破有關文革的沉默。

關在牛棚的九個月里，季羨林曾被迫去運成筐的煤、去拔過草，在校園附近挖過稻田。他在書中描述了「棚友」如何見到紅衛兵不許抬頭，任他們訓斥罵人。每天上午，紅衛兵命令這些牛棚里的人抄錄要背誦的毛澤東語錄，倘若背錯一個字，「輕則一個耳光。」

查建英用英文撰寫了兩本非虛構書籍——《弄潮兒》(Tide Players)和《中國波普》(China Pop)——另用中文創作了五本作品，涉獵虛構與非虛構類。《弄潮兒》講述的是當代中國的行動者與推動者，先是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上以系列文章的形式發表，集結成書後又被《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選入2011年度最佳書籍名單。她在北京長大，就讀北京大學，目前活躍在紐約和北京兩地。在為《牛棚雜憶》撰寫的引人入勝的序言中，她指出，書中對當年暴行的描述「讓我又想起了自己在北京的童年時期的一些噩夢般的回憶」。她表示，季羨林的這些文字彌足珍貴，因為官方檔案塵封，關於那段時期的嚴肅書籍少之又少。查建英指出，出於「息事寧人」的考慮，季羨林在成書時有所淡化，並隱去了多數加害者的姓名。查建英寫到，作者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為了報復，而是想留下一份真實的歷史檔案。

問：《牛棚》1998年在中國出版的時候，想要做到廣泛傳播。現實情況又是怎樣的呢？今天在北京，文化大革命的話題鮮有提及。大家對此不以為然，基本不會想起季羨林和他當時的經歷。你怎麼解釋這種現象？

答：時間顯然是個因素。另一個不那麼明顯但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審查。這種遺忘並非自然發生的；現象的背後隱藏著一些東西。人性中希望逃離過去創傷的那一面也許普遍存在，但許多中國人現今展現出的遺忘則是非常故意地進行了選擇。比方說，如果問他們鴉片戰爭或抗日戰爭的事情，他們不會不以為然，而是很可能拉上你滔滔不絕地講下去。這些事件發生的年代要早得多，但還是記憶猶新，因為政府不斷地提醒民眾，中國曾遭受外辱。每個中國兒童都在接受這些歷史課程的訓誡。可是涉及到內部浩劫的時候呢？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起的，得到了黨的領導層的一致擁護，成百上千萬人參與了暴力與迫害活動。這是徹底的國產夢魘。同樣這個黨今天仍然在執政。所以，這個話題悄無聲息地受到鉗制令人意外嗎？對於政府為什麼想要民眾遺忘，這麼多人為什麼又會樂意遺忘，你感到奇怪嗎？

在這種背景下，《牛棚雜憶》能夠出版，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了。這得益於一段相對寬鬆的政治時期，而且作者本人是大名鼎鼎的學者。儘管被悄悄地禁止宣傳，它依然幾度再版，多次印刷，估計銷量達數十萬冊。對於有13億人口的一個國家來說，這個數字可能並不算多，但是考慮到書本身這麼灰暗，又受到了種種限制，已經表現得相當不錯了。

問：《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是本小說。不過，我讀《牛棚雜憶》的時候就想起了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的這部作品：社會的極權性質、個人面對邪惡力量時的悲慘遭遇。在你看來，談及在極權政府治下遭受的苦難，《牛棚雜憶》是否可以與其他作品相比，不管是虛構類還是非虛構類？

答：以集體的名義摧毀個人，是所有的極權社會共有的經歷。在這個意義上，《牛棚雜憶》的確可以與《正午的黑暗》和其他許許多多來自前蘇聯集團等地的虛構與非虛構類作品相提並論。但在我看來，《正午的黑暗》其實是以小說的形式進行的辯論：庫斯勒通過他筆下人物遭受的痛苦來將共產革命的核心衝突戲劇化，這個衝突就是共產革命目的的高尚與其手段的殘暴之間的矛盾。而《牛棚雜憶》的力量並不在於雄辯，而是具體的細節與豐富的事實。這是一份倖存者的證詞，帶有親身經歷或親眼所見的眾多驚人細節，生動而直觀地讓讀者感受到，在恐怖統治之下，整個受迫害的群體是怎樣苟活的。部分內容揭示了毛澤東時期的特性，比如意識形態脅迫的過程，還有群體暴力的野蠻性。不過，季羨林描述的勞改營里的非人折磨及人性淪喪，在一個封閉環境中的種種可怕行徑——這些也讓我想起埃利·威塞爾(Elie Wiesel)的《夜》(Night)這類奧斯威辛回憶錄。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倖存者對我說：「我們是這個國家裡的猶太人。這是我們的奧斯威辛。」

問：你在序言里解釋，文化大革命「逐漸消失了，彷彿一切發生得那麼自然」。你是否知道一些例子，家庭成員當年分屬不同的陣營，但直到今天也從來都不討論那些經歷？

答：其實，這種消失並不是自然發生的，所以一旦破了個口子，那些毒血就都流出來了。文化大革命撕裂了千千萬萬個家庭。我知道的例子里有夫妻反目、子女告發父母。有些家庭後來修補了裂痕，取得了和解，但另外一些就完全毀掉了。有一個例子是，一名女性在家裡對毛澤東進行了批評，遭到兒子和丈夫舉報，於是她被帶走槍斃了。這個兒子最近終於拍了一則視頻，聲淚俱下地剖白，因為這麼些年他一直受到悔恨的強烈折磨。

問：在非人待遇最嚴重的時候，季羨林曾遭受毒打，連站都困難。他爬了兩個小時才到了一個解放軍診所，那裡的一名醫生卻拒絕給他治療，於是他又爬上了艱難的回程。你是否知道一些例子，待在中國的文革倖存者在後來的歲月里與當年折磨自己的人對質？

答：我母親曾經這麼做過。那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有一天她在一個魚市裡排著一條長隊，突然她認出了隊伍前面一名男子：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名男子曾經領著一群人在深夜洗劫了我家；在一次審問中，他也曾毆打過我母親。所以我母親上前和他對質。認出她以後，那名男子非常震驚，磕磕巴巴說不成話。周圍的人都盯著他們看。我母親堅決地據理力爭，不願輕易放過他。她不停地提醒，他曾經做過哪些惡劣的事。最後，這名男子放棄排隊，躲進了人群。

問：在他於1992年為該書撰寫的序言中，季羨林問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為什麼對過去保持沉默？你覺得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

答：在有關未來的喧囂聲中，對過去的沉默更顯得一片死寂。政府想讓人們往前看，關注正面的東西。所以過去的幽魂被鎖在柜子里，你只聽到對經濟增長、民族團結、社會和諧沒完沒了的頌揚。這不僅意味著過去作惡的人得不到懲罰；還讓人們對其中的受害者產生恐懼。這項策略效果不錯：在實施這一政策幾十年之後，大多數人壓根不關心文化大革命。那些想把它當作大事對待的人，要麼被認為是惹是生非，要麼是思維不正常。

問：紅衛兵有不少後來都取得了事業上的成功，季羨林曾經寫道，「他們中有的人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沒有感到一點悔恨，豈非咄咄怪事！難道這些人都那麼健忘？難道這一些人連人類起碼的良知都泯滅凈盡了嗎？」你會如何回答他？

答：實際上，前紅衛兵的情況各不相同。他們中有不少後來逐漸產生極大的幻滅感；有些成為改革者，甚至異見人士。還有一些，我覺得他們在照鏡子的時候，並不喜歡裡面的自己，但他們不願承認這一點，因為沒人逼他們這麼做。我當然不能排除有些紅衛兵屬於「不道歉，不後悔」的，就像我不能說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邪惡。換句話說，有些人的確沒有一丁點良知。

問：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中國多個學術機構曾為季羨林在梵語領域的非凡成就授予他各種榮譽。這個過程中，他們是否提到過季羨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可怕遭遇？

答：你覺得他們會願意戳這個敏感點嗎？不會的，他們會像躲瘟疫一樣避開它。中國的學術機構是國有機構；都有一個黨委書記擔任最高領導，在政治問題上，他們都嚴格聽從官方指示。有時候，商業媒體會提到季羨林過去所受的磨難，但往往是以經過美化的輕鬆筆觸：季羨林大師曾經經歷諸多磨難，但他對祖國的熱愛不曾泯滅，等等等等。都是讓人非常噁心的東西。當然，季羨林本人也一直把愛國主義當作自己的盾牌，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也不曾丟棄。

如果那一頁歷史真地翻了過去，現在就不要再掀開，舊傷再揭，豈不是又形成新傷？但親歷者不會忘記，能淡然處之的豈不是聖人。季老可謂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