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眼中的西太后與曾國藩：末世君臣的會面

　　

　　曾國藩與清孝欽顯皇后（慈禧）朝服像

　　文 | [日]加藤徹　

　　摘自《西太后》，社科文獻出版社2015年

　　本文已獲出版社授權

　　當代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中，西太后是特A級的壞人，光緒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清朝之所以敗於日本，是因為她把海軍的經費用來擴建頤和園。

　　而曾國藩也是個難以正確評價的人物。中華民國對曾國藩的評價是最差的。他是為了清朝而鎮壓太平天國之亂的漢奸，是西太后的走狗。或者評價說，如果太平天國之亂時曾國藩推翻北京的朝廷，就不用等到五十年後的辛亥革命，中國革命早早就成功了，等等。曾國藩受到了如同甲級戰犯般的批判。

　　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曾國藩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開始被認識，對其評價稍微轉好。進入到21世紀后，曾國藩在部下管理方法等為人處世治家方面的成功受到關注，中國的出版界掀起了不小的曾國藩熱。但是，即使現在，對他的全面評價也尚未出現。

　　關於如何評價曾國藩的問題暫且不提，在他活躍的前後，清朝的形勢出現了急劇的變化則是不爭的事實。從歷代王朝的平均壽命來看，本來即使清朝在咸豐末年滅亡也並非不可思議。但是，上有西太后，下有漢人的保守派主流，他們互相合作，支撐起將要滅亡的清朝，使其壽命延長了五十年，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

　　漢人保守派主流的譜系從曾國藩開始，后被李鴻章、袁世凱繼承。作為文官大臣的頭目，他們以在自己的地盤上所組織的半私人軍隊性質的「軍閥」為後盾，在中央政界隱然有發言權。像這樣近代中國特有的政治版圖的創始者是曾國藩，支持他的是西太后。

　　

　　慈禧與太監李蓮英（右），崔玉貴（左）等人在頤和園

　　洋務運動

　　

　　從太平天國之亂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果看，可以判定八旗和綠營（清朝從明朝繼承的漢人的軍隊）等昔日的軍隊完全起不到作用。取而代之並被證明了實力的，是曾國藩的湘勇、李鴻章的淮勇等漢人官僚在地方組織的義勇軍。

　　最初，對漢人官員的能力給予很高評價的是肅順。通過政變打倒肅順的西太後繼承了重用漢人官僚的政策。她支援曾國藩和李鴻章的義勇軍、外國人組成的雇傭軍隊「常勝軍」（名不符實，屢次輸給太平天國的軍隊），於同治三年（1864年）成功地鎮壓了太平天國之亂。她為父親報了仇。

　　在中國，從咸豐十年（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到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三十四年間，開展了被稱為「洋務運動」的近代化運動。此運動的中心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在鎮壓太平天國中非常活躍的漢人大臣和官僚。他們從西洋引進最新的武器和技術，建立工廠，圖謀將自己的軍閥近代化（當時清朝沒有國民軍）。

　　滿洲系的保守派反對引進西洋技術和增大漢人官僚的發言權，但是西太后支持洋務運動，袒護李鴻章等人。因此，洋務運動才能順利地進行到一八八〇年代初，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

　　與其他的亞洲大國，例如奧斯曼帝國相比，清朝洋務運動的成功非常顯著。清朝的兵器製造工廠，不管是技術人員還是機器，都是從西洋原封不動地引進的。與同時代的日本不同，沒有拘泥於技術的國產化。因此，在李鴻章等人的工廠生產的槍炮的性能，與西洋列強最先進的武器相比較，大約只落後十幾年的程度。實際上，到一八八〇年代清軍已經相當強大了，在中法戰爭的地面戰中就打敗了法國軍隊。

　　如「同治中興」的字面意義一樣，一八六〇年代清朝國力暫時好轉，至一八八〇年代初洋務運動也進展順利。這些多虧了西太后。但是，洋務運動從此之後就半途而廢了。那也是因為西太后的原因。最初支持洋務運動的西太后之後轉變為妨礙者，其理由是她對經營國家沒有明確的構想。

　　與曾國藩的會面

　　

　　曾國藩因鎮壓太平天國之亂立有大功，榮升至直隸總督（直隸省的長官，正二品）。

　　所謂直隸省，意思是指「距離北京朝廷最近的隸屬省（行政單位）」，相當於現在的河北省和內蒙古的一部分。總督是「綜合性地總管政務、軍務的監督官」，在清朝是省一級長官的官職名稱。順便說一下，明治時代的日本，引入了這一名稱，作為「朝鮮總督」、「台灣總督」這樣的殖民地長官的官職名稱使用。

　　在北京附近讓漢人軍閥的頭目就任總督的職位，是相當大膽的人事決定。在這一點上，西太后非常果斷。咸豐帝也曾經因肅順的建議而使用曾國藩，但只不過是讓其去遠離北京的南方鎮壓叛亂軍。

　　直隸總督曾國藩，時隔十七年再次到北京赴任，謁見西太后。那時曾國藩五十八歲，西太后三十四歲。關於這次謁見時的情景，曾國藩在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記中有如下記述。雖然很長，這裡也將其列出。

　　巳正叫起，奕公山帶領余入養心殿之東間。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後黃幔之內，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余入門，跪奏稱臣曾某恭請聖安，旋免冠叩頭，奏稱臣曾某叩謝天恩。畢，起行數步，跪於墊上。太后問：「汝在江南事都辦完了？」對：「辦完了。」問：「勇都撤完了？」對：「都撤完了。」問：「遣撤幾多勇？」對：「撤的二萬人，留的尚有三萬。」問：「何處人多？」對：「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過數千。安徽人極多。」問：「撤得安靜？」對：「安靜。」問：「你一路來可安靜？」對：「路上很安靜。先恐有游勇滋事，卻倒平安無事。」問：「你出京多少年？」對：「臣出京十七年了。」問：「你帶兵多少年？」對：「從前總是帶兵，這兩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問：「你從前在禮部？」對：「臣前在禮部當差。」問：「在部幾年？」對：「四年。道光廿九年到禮部侍郎任，咸豐二年出京。」問：「曾國荃是你胞弟？」對：「是臣胞弟。」問：「你兄弟幾個？」對：「臣兄弟五個。有兩個在軍營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碰頭。問：「你從前在京，直隸的事自然知道。」對：「直隸的事，臣也曉得些。」問：「直隸甚是空虛，你須好好練兵。」對：「臣的才力怕辦不好。」旋叩頭退出。

　　曾國藩的日記中，只寫了對話的人是「太后」，因為東太后基本上不在大臣面前開口說話，所以可以認為發言的人是西太后。

　　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巨人之間的歷史性會面。關於清朝的未來，想必他們展開了白熱化的對話，但是這樣的期望落空了。

　　

　　《曾國藩慶賀太平宴》，清末年畫。正中榻上坐著李鴻章（ 左）和曾國藩（右），左邊坐著從左至右分別是：鮑超、駱秉章、左宗棠，右邊坐著從右至左分別是：曾國荃、李續賓、彭玉麟

　　曾國藩原本就是個小心謹慎的人，即使此次會見也害怕禍從口出，對垂詢只做了最低限度的回答。如果他想借這個難得的機會闡述自己關於國家經營的構想，應該是可以的。例如，西太后詢問「你一路來可安靜？」的時候，他可以回答路途中所見的民生情況，將話題轉到富國強兵的政策上來。如果還是咸豐初年向皇帝遞交激烈奏摺的他，或許會這樣做吧。但是，此時的他已經完全變得像「欹器」那樣明哲保身了。

　　如果單看西太后的詢問，會給人一個「不愧是個女傑」的印象。但是，也不能否定她的詢問還是讓人感覺有所欠缺。她最感興趣的問題是，戰後失業的士兵們是否會引起騷亂，變成新的叛亂的火種。

　　或許曾國藩只是不敢記錄在日記中，其實兩人可能已就國家的經營方針進行了秘密的討論。曾國藩的日記中所描述的這次會見是如此低調，以至於想要做出上述推測。

　　不管怎麼說，年輕的西太后壓制了國內守舊派以及抵抗勢力的反對，支持了曾國藩等人開展洋務運動。無論是曾國藩還是李鴻章，都不是在首都北京的周邊，而是各自在屬於自己地盤的南方地區建立軍工廠，推行殖產興業，謀求自己所管轄軍隊的近代化。中國的軍閥在西太后的庇護下出現了。

　　但是，西太后並沒有理解洋務運動的本質意義。她偏袒洋務派官僚的目的在於，想培養能夠對抗宗室派政治家（像已故的肅順和恭親王那樣的人）的勢力。因此，如果洋務派的實力變得強大，下次他們就擺脫不了被西太后抑制的命運。

　　明治時代的日本，也存在舊幕府、舊薩摩、舊長州等藩閥性質的軍閥。其性質與清朝的軍閥有一點兒相通的地方。但是，明治政府通過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兩場戰爭，成功地創立了國家軍隊，形成了國民國家。從大正到昭和，日本也有軍閥，但是其性質已經與明治時代的藩閥截然不同。

　　明治時代的日本在逐漸克服藩閥之際，中國卻與其相反，培育出了與中央集權完全互不相容的地方軍閥。像這種中國式的軍閥，在中華民國時期進一步發展。他們變成了內戰的火種，還是在中日戰爭中造成中國陷入苦戰的根本原因。這些所有的責任都讓西太后承擔，大概有點殘酷。但是，她與中國式軍閥的產生有很深的關係卻是不爭的事實。

　　亡國的預感

　　

　　政治充滿了悖論。受歡迎的政治家不一定能夠長期維持政權，相反，被人憎恨的政治家意外地維持政權的情況也是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首相東條英機很受昭和天皇的器重，但是不受下面的人的愛戴。在政界，「東條英機下台」呼聲高漲時，反對東條的近衛文磨對東久邇宮說過如下的話：

　　我自己覺得讓東條繼續擔任就行。如果換人後還能萬事順利，當然也可以換人。但是，萬一換人了還被說成不好，好不容易東條才和希特勒一起成為被世界所憎恨的人，因此我想還是讓他承擔全部責任為好。（細川護貞《細川日記》昭和十九年（1944年）四月十二日條）。結果，東條內閣一直延續到同年七月的塞班島失陷。

　　預感亡國的政治家和高級官僚們的默契，相反卻帶來了政權的長期穩定。暫且稱之為「東條效果」吧。清末的西太后能夠維持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權，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也在於這個東條效果。

　　說起來，在中國本來就有這樣的經驗法則：一個王朝的平均壽命是二百數十載。建國之初，人口稀少，農民人均耕地面積很大，但隨著太平盛世，人口增加，人均可用耕地面積銳減。如果人均耕地面積少於四畝（約2400平方米），那麼民眾最低限的糧食自給都不能保證。民眾困苦，國力低下，由於內亂和外國的侵略，社會陷入混亂。因飢餓和戰爭，人口減少，王朝走投無路而滅亡。然後，下一個新的王朝開始。如此循環往複，大約有十代，二百數十載。

　　鎮壓太平天國之亂的曾國藩，深知自己生於「末世」。他留下了名言：「盛世創業重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為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其意思是：王朝盛世創業期的英雄，自由豪爽為好，拯救王朝於危機的英雄，必須小心謹慎。

　　有一個很有名的逸聞，是曾國藩在拜見西太后大約一年半之前的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的事情。曾國藩詢問幕僚趙烈文今後的前景，趙說「天下統一若是長期持續，治安必然鬆懈。現如今的情況是，皇帝還很有威嚴，王朝應該不會瓦解。但是恐怕在五十年以內，社會的基礎會動搖，國家可能會分裂。」此預言恰好應驗，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

　　趙烈文並非一個預言家，從王朝的壽命為二百數十載這一經驗法則來看，當時任何人都抱有將要亡國的預感。在那個時代，如果自己站在王朝的頂端就必須與王朝的滅亡共命運。為了能夠倖存到王朝滅亡后的下一個朝代，當然不會把自己放到頂端，努力積攢力量才是賢明之舉。清末的政界也籠罩著這樣的氣氛。

　　曾國藩並沒有自己當皇帝成為新王朝創始人的野心。因此，他創建的軍閥被李鴻章、袁世凱所繼承，並殘存到中華民國之後。

　　在理解這些之後，再回頭去讀曾國藩日記中所描寫的與西太后的會見記錄，就可能會發現與之前不同的理解。力圖將實力保存到清朝滅亡后的曾國藩，在西太後面前始終扮演著謹慎臣下的角色。西太后在看穿了他那樣的心理后，利用他的實力，謀求延長清朝的壽命。兩人的會見乍一看很低調，但其背後充滿了正在走向滅亡的國家的統治者與避免捲入其間的大臣之間的緊張感。這樣理解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