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攻堅戰重點在哪

南都社論作者：南都社論
據媒體報道，中國政府將通過創新融資機制，五年投入6000億元，異地搬遷1000萬人口，幫助貧困人口脫貧。為了實現到2020年7000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政府將採取六大行動：教育扶貧、健康扶貧、金融扶貧、勞務協作對接行動、百縣萬村行動和萬企幫萬村行動。
按照2011年新制定的人均純收入2300元/年的標準，中國尚有7000萬人口沒有脫貧，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總規模。從分佈上來看，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相對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統計顯示，貴州、雲南、河南、廣西、湖南、四川6省區的貧困人口都在500萬以上，其中「十二五」期間劃定的14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有3518萬貧困人口。
對於中國來說，過去35年消滅了近7億貧困人口，儘管標準上調導致一定程度上統計口徑變寬，貧困人數有所上升，但通過4年時間的發展，扶貧工作還是取得了重要成果。不過，最後7000萬貧困人口的扶貧任務會更加艱難，惡劣的生產生活環境、分散的貧困人群、缺乏市場博弈能力等因素，都成為扶貧工作上的攔路虎。
從中央政府在「十三五」期間的扶貧規劃來看，教育扶貧和健康扶貧作為基礎的扶貧政策存在。的確，通過提高貧困民眾的技能和自我發展能力，努力阻斷貧困代際傳遞，這是教育的重大功能和意義。而通過完善農村醫保，特別是提高統籌層次、報銷範圍與額度，對於因病致貧的家庭更是一大福音。這兩塊政府職能的落實，將對於消除貧困土壤起到決定性作用。
金融扶貧是社會化扶貧探索出的重要亮點。孟加拉經濟學家尤努斯，曾因為成功推行針對農村婦女的小額貸款，而榮膺諾貝爾和平獎。在中國，有越來越多的非政府組織、金融機構開始學習、模仿鄰國的扶貧模式，通過小額貸款政策的推行，讓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擁有微創業的啟動資金。此次國務院扶貧辦提出的金融扶貧措施，意味著政府系統的全面介入。未來，在政府、民非和公司三駕馬車拉動下，產業化扶貧的渠道將更容易被打通。
某種意義上，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正在告別全能政府的角色，但在扶貧問題上，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主動承擔起扶貧的責任。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今年10月舉行的「扶貧日」活動期間，亦表示消除貧困是他在任最關心的問題。因此，可以看到六大措施中的后三點，都屬於政府驅動下的幫扶行為。通過勞務協作對接行動，鼓勵東部地區和大中城市吸納貧困勞動力就業，促進貧困人口通過轉移就業脫貧；通過組織中央企業幫扶革命老區1萬個貧困村，解決水電路等問題，實現率先脫貧；組織萬家以上民營企業與萬個以上貧困村，建立結對幫扶關係，不脫貧不脫鉤。
這樣一些措施的優勢在於，提供了一個對接的平台，使得改革開放初期許下的先發展地區幫扶后發展地區的「承諾」，能夠規模化地實現。在歷次大災大難之後的重建工作中，對口幫扶的政策一直被屢試不爽。一定程度上，地方扶貧類似經濟增長的錦標賽，互相競爭提供了幫扶的動力。當然，正如《人民日報》在近期推出的扶貧系列評論中所指出的：「造盆景式」的作秀扶貧，缺乏針對性的漫灌扶貧，各管一段的碎片化扶貧，以及「等人送小康」的不良思想，都構成了目前扶貧工作的重要難題，如何克服這些常規問題，也是接下來扶貧工作需要應對的。
很顯然，來自中央的統一規劃固然重要，來自對口幫扶的發達地區實力雄厚，但假如貧困地區的政府和民眾缺乏內生性的動力，或對上級政策感到怪異，或因為輸血過程較為簡單，效果不達預期，並不令人意外。對於貧困地區的人群來說，觀念的落伍可能是最糟糕的，但挖掘本土性的產業潛能、樹立可持續的造血樣板，可能比一陣風式的資金幫扶更為重要。畢竟，扶貧的具體過程，金錢不是最重要的，樹立樣板，發掘貧困人口深藏內心的脫貧動力才是最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