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習馬會"能給兩岸帶來什麼？

        今早，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宣布了兩岸領導人將於11月7日在新加坡會面的消息，引起了兩岸人民的廣泛關注。這一即將舉行的兩岸領導人會面將開啟兩岸領導人直接交流溝通的先河，在兩岸關係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關於兩岸關係問題，從大陸的角度來考量，可以分成多個層面。在規範層面，我們可以討論應當用什麼樣的方法和應當什麼時候解決台灣問題。在經驗層面，分析則是注重大陸和台灣關係的實際進程，兩岸問題實際上會得到怎樣的解決。但是「應當怎樣」的問題和「實際上怎樣」的問題往往是很難明確區分開來的。我在《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一書中聚焦於經驗層面分析了台灣和大陸的關係問題，現在和大家分享。
　　在這裡，我把兩岸關係問題置於常用的三個層面，即短期、中期和長期。在短期層面，最重要的就是危機管理;在中期層面，就是遏制「台獨」，或者維持現狀;而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就是要追求國家的統一。
　　1. 短期目標：危機處理
　　危機管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台獨」力量主導台灣政治以來，危機一直不斷。遠的如1996年的台海導彈危機。導彈危機貌似由大陸引發，但根源則在於「台獨」力量製造的危機。大陸當時也缺乏如何應對這種由「台獨」力量引發的危機的經驗。1996年導彈危機之後，大陸在危機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當時對由陳水扁廢除「國統綱領」引發的危機的管理就相當有效。使其主導台灣的實際能力和影響力大幅下降。
　　但是，隨著國民黨領袖馬英九的任職即將到期，台灣2016年領導人選舉的開始，一直以來支持「台灣獨立」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民調中勝出。其始終避談「九二共識」，認為台灣經濟問題是由於大陸崛起帶來的衝擊，在經濟上向美「討好」，在軍事上欲與美結盟，對兩岸關係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因此，如何應付各種可能出現的危機形式，還是有關部門必須面對的要務。
　　2. 現狀管理(反「台獨」)
　　與之相關的是第二層面的現狀管理。台海局勢的現狀就是台灣法理上仍然屬於「一個中國」，就是說不管台灣的實際情況如何，無論在內部法律還是國際法意義上，台灣並沒有法理上的獨立性(即獨立於「一個中國」)。但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說兩岸是個統一的政治體。
　　近年來，大陸把管理台海局勢的目標定位在反對台灣的「法理獨立」上面，這是很現實的做法。因為種種歷史原因，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存在是一個事實，看不到這個事實，任何決策會是自欺欺人，犯大錯誤。即使將來統一了，也並不見得兩岸屬於同一個政治實體。香港模式的「一國兩制」已經是一個主權政治體下的兩個行政實體。和台灣政治上的統一指的是政治主權上的統一，而非行政上的統一。如何達成主權上的統一和行政權上的獨立既是一個規範問題，也是未來兩岸關係如何客觀發展的問題。
　　現狀管理的兩個最主要因素就是中美關係和台灣島內主流政治力量的變遷。這裡先強調大陸的政策能夠如何影響台灣島內的政治走向。大陸《反分裂國家法》的出台有效地改變了過去大陸並不具有實質性的途徑來影響台灣當局的內政的被動局面。大陸比較有效地利用了兩個因素：一是島內的政治鬥爭，二是經濟的區域化，也就是台灣和大陸兩個經濟體的高度整合。
　　在後李登輝時代，因為島內權力鬥爭的加劇，給大陸創造了一個使用較為傳統的統戰方法的機會。從前，島內各派政治力量，無論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都想從向「台獨」滑行獲得政治利益。以民進黨為中心的「台獨」力量把持了「台獨」這個道德制高點，牽著各派政治力量的鼻子走。在大陸《反分裂國家法》出台以前，儘管島內也有權力之爭，但爭端的焦點就是大家互相比試著誰更能勇敢地向「台獨」滑行。在2004年的選舉中，親民黨和國民黨曾經表現出比民進黨更為「激進」。島內的這種政治競爭置大陸於一個非常被動的局面。
　　《反分裂國家法》當然是對島內每況愈下趨勢的反應。但《反分裂國家法》一旦出台，就完全改變了大陸的被動情況。《反分裂國家法》把「台獨」和戰爭之間畫上了等號，民進黨的「台獨」不再具有道德制高點，國民黨和親民黨也因此可以和民進黨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區分開來。在另一個層面，《反分裂國家法》也使得美國的一些政治力量意識到「台獨」的嚴重後果。如果美國不想就「台獨」和中國大陸公開對抗，那麼就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約「台獨」行為。就是說，《反分裂國家法》加速了台灣島內政治力量的分化，從而對島內的政治走向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台灣內部政治力量的分化表明大陸傳統統戰方法又可以起作用了。在《反分裂國家法》之前，島內任何政治力量都不敢和大陸發生具有實質性的關係，因為這樣做很容易被妖魔化，被認為是「中共的同路人」。《反分裂國家法》以後，為了台灣的整體利益，也是為了本身的未來發展，台灣主要反對黨親民黨和國民黨先後訪問大陸，和大陸展開了具有實質性的兩岸問題對話。中國共產黨和台灣這兩個反對黨就一系列問題達成了諸多的共識。很顯然，這些共識都是有利於台灣社會的。這樣，不僅兩岸的局勢穩定下來，國民黨和親民黨開始改變他們在島內本來很不利的局面。
　　另一個因素是經濟的區域化，或者說大陸和台灣兩個經濟體的高度整合。經濟的整合裡面可以分解出主要兩個因素。一是所謂的台商。台商的因素很複雜。他們往往是機會主義者。在很多年裡，一些台商甚至為「台獨」提供經濟上的支持。更多的台商是執政黨和反對黨兩邊都「押寶」。現在在大陸有那麼多的台商，但是他們有多少回去支持擁護維持現狀的政治力量，即國民黨和親民黨，又有多少支持了「台獨」?這種複雜情況以後還會存在下去。
　　比台商更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實際上是普通台灣人民，尤其是南部農民。經濟的整合有可能使得大陸直接地影響台灣農民的利益，從而間接地影響他們的投票意向。近年來，通過和台灣反對黨的互動，大陸直接向台灣開放農產品市場。台南農民是「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基礎。不過，很難假定所有的台南農民都是傾向於「台獨」的，他們中的很多人是為了自己的生計。台南傳統上是民進黨的基地，這些農民很容易被「台獨」基本教義派所動員。如果大陸的市場和他們的生計能夠發生直接的聯繫，那麼情況就會改變。正因為意識到這一點，民進黨對大陸的這一政策拚命抵抗。不過，從長遠來看，這種抵抗對民進黨的負面意義大於其積極意義。或者說，一旦當台南農民體味到進入大陸農業市場的好處后，民進黨就很難再抵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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