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中國威脅論」？

　　喬姆斯基：我想，沒有人會真的認為中國會威脅世界和平。說到「威脅」也只是威脅到了美國的統治或是所謂的「穩定」。穩定是個科學術語，但這裡「穩定」的意思是由美國來定義的。所以如果你看了昨天出版的《貝克-漢密爾頓報告》，就可以發現「穩定」這個詞出現了不下500次。報告中每一個「穩定」的真實含義都是：美國霸權。

　　美國政府害怕中國，這裡的害怕並不是因為軍事上的威脅。這並不是開玩笑，國際關係多少有點像黑社會，比如黑社會老大發現有人沒有交保護費，又沒有方法脅迫他就範，美國對中國恰恰就是這種情況。美國揮舞著拳頭對歐洲揚言：停止在伊朗投資。大部分歐洲國家都很順從地撤出了伊朗；而中國偏要加強在伊朗的投資。中國才不看美國的臉色，中國的態度就是：我們在這裡待了3000多年，用得著看野蠻人的臉色么？這種態度引起了美國政府的恐慌。

　　（《鳳凰周刊》主編）瑪雅：你認為，大陸這樣的興起折射出什麼樣的制度優勢？

　　（台灣大學教授）朱雲漢：這樣一種快速的、大規模的、史無前例的興起如何成為可能？２０１２年年底我給台灣大學的學生做了一個演講，題目是「中國大陸的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我講了三個理解的切入點，其中一個是政治體制。

　　很多人以為，中國大陸從１９４９年到改革開放前的３０年都浪費掉了，是完全黑暗的時期，這個認知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摸索奮鬥３０年，這３０年並沒有白費。反而可以說，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這個基礎，其他后發國家沒有辦法去模仿，只能理解而難以複製。共產黨建立了動員能力特彆強的現代國家體制，並且樹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志。這個體制在中國的歷史上和地域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其動員滲透能力深入到社會的最底層。同時，共產黨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變為國有或是集體所有。而這個龐大的公共資產，是後來３０年經濟快速發展的資本。

　　瑪雅：根據比較政治學理論，一個政治現象的產生有其制度原因、經濟原因和文化原因。在你看來，大陸政治體制的文化背景是什麼？

　　朱雲漢：這個文化背景應該說是我們最熟悉的，它是建立在「民享」的基礎上。它的政權基礎是很抽象的，可以意會卻難以言傳，叫「民心」，而不是選票。「得民心」是中國政治傳統中權力正當性的一個核心概念。儒家所謂的「民本」其實也是試圖用精英政治手段來實現「民享」的目標。當然，不是有了這個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但是不論怎樣，這個政治體制的正當性並非沒有它的論述基礎。

　　也因為這樣，對於中國大陸以那麼快速的工業化進程全面崛起，西方學者是非常困惑的。但西方學者也發現，不能否認大陸３０年來的發展成果。他們觀察中國政府在北京奧運會、汶川地震災后重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所展現出來的領導能力和統籌兼顧能力，很多人發現，他們的政府沒有條件能夠如此快速有效地去應對那些危機，迎接那些挑戰。

　　《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地球是平的》一書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出了一本新書，其中有個章節叫「讓我們做一天中國」。弗里德曼看到美國體制存在很多嚴重問題，擔心美國會處在不斷的內耗中，沒有辦法讓這個國家真正有效地面對２１世紀的挑戰。所以他很感慨地說，我們能不能做一天中國，在這一天把所有２１世紀需要頒布的法律全都頒布了，然後第二天再回去做美國。這當然只是弗里德曼的一個夢想，但是他用戲劇性的論述說明了這兩個體制的不同。

　　喬姆斯基：《失敗的國家:濫用權利和踐踏民主》華盛頓不願把地區安全問題交給公眾討論，對此我們並不陌生，美伊衝突時常能看到這一點。在它的背後是以色列核武器問題，華盛頓禁止國際社會對以核武器問題發表任何意見，從此我們可以看到哈里森曾指出的「全球核不擴散體系的問題」:有核國不遵守《核不擴散條約》中「逐步銷毀自己的核武器」的義務——華盛頓甚至公開否定這條義務。與歐洲不同，中國不懼怕華盛頓的恐嚇，這也是美國決策者們日益擔憂中國的主要原因。伊朗已把相當一部分石油出口給了中國，中國也向伊朗提供了武器，估計這被美國看成了對自己的威懾。還有一件華盛頓更不樂意看到的事，那就是「中沙關係的快速發展」，體現在中國向沙烏地阿拉伯提供軍事援助和沙特許可中國在其境內從事石油勘探。到2005年中國石油進口中的百分之十七都來自沙烏地阿拉伯。中沙石油公司已簽訂了共同開採石油和建設大煉油廠（埃克森莫比爾公司還是它們的合作夥伴）的合同。沙特國王阿卜杜拉在2006年1月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時，雙方還可能會簽訂一份諒解備忘錄，旨在「增進雙方的合作和在石油、天然氣及礦物開發方面的互相投資」。印度分析家阿賈茲＠艾哈邁德認為，伊朗可能「在大約10年以後成為亞洲能源安全網的關鍵環節，中國和俄羅斯都已認識到這個能源網是擺脫西方對世界能源供給的控制和保障亞洲大規模供應改革所必不可少的」。韓國、東南亞國家，還包括日本都可能加入這個能源網。關鍵是印度持什麼態度，它頂住美國的壓力沒有終止同伊朗簽訂的鋪設石油管道合同。印度也面臨著抉擇。它可以選擇當美國的附庸國，也可以參加一個正在形成的比較獨立的亞洲國家集團，這個集團與中東石油出口國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印度教徒報》的副主編通過一連串很有啟發意義的評論表明：「如果２１世界是一個屬於『亞洲的世紀』，那亞洲國家被動的能源狀況一定會終結」。（當下黴菌對阿富汗-伊拉克斯坦的侵略戰爭正是實施中心隔離，『外圍盜鏈）（2006）幾個月前亞洲的能源生產和消費國在新德里召開了一次會議，印度在會上「提出了一項價值224億美元的宏偉計劃，內同是泛亞洲天然氣網路和石油安全管道系統」，這個計劃囊括了整個亞洲，包括從西伯利亞的油田到中亞地區再到中東能源巨人的廣大地區，還包括了能源消費國。進一步看，亞洲國家「掌握著超過2萬億美元的外匯貯備『，幾乎完全以美元計算的。但按審慎的原則外匯幣種應該實現多樣化，為達到這個目標，第一步是在亞洲石油市場上用歐元交易（亞元？！）……另外還出現了一個與此相仿的問題，那就是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該組織是以中俄為基礎的反對美國勢力向前蘇聯（前西域）中亞地區擴張的力量。據莫斯科資深記者弗雷德@韋爾報道，上合組織「正迅速發展為一個地區安全集團，可能就要吸納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等新成員」』，還可能成為「以北約為對手的歐亞軍事同盟」。自二戰以來（戰爭漁利的既得者）美國決策者們就一直滿腹擔憂歐亞可能會逐步擺脫自己的影響，到如今隨著三足鼎立的格局不斷形成，隨著新的南南對話的開展（奧巴馬上台的國內-國際力量）還隨著歐盟與中國的關係快速發展，這種憂慮與日俱增。

　　阿瑞吉等《東亞的復興》：19世紀東亞體系向西方體系的臣服所導致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災難性）的後果是，工業軍事主義在爭奪地區主導權的過程中被「內在化」了。雖然在20世紀30、40年代，日本試圖通過工業化軍事路線來獲得地區主導權的努力遭到了失敗，但它卻造成了一個美國獨霸的體系在東亞海洋地區出現，並使該地區的工業軍事主義達到了極盛。但是在朝鮮戰爭卻反映出，西方的霸權地位並不像它看起來那樣牢固，這使得美國不經意間走上了過去東亞貿易體系的老路——帝國與臣屬國之間建立的「進貢」和貿易關係，這種關係從經濟上將對臣屬國更加有力。（亞洲四小龍的冷戰背景及現在的中華回歸叢）

　　美國在越戰的失利迫使它重新接受了中國和東亞其它國家的正常的商業和外交往來（1972），並對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崩潰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日本在地區經濟發展與調整過程中的領導作用源自美日之間的一種勞動分工，即美國專註於追求霸權而日本追求利潤。日本企業逐漸取代美國政府而

　　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這種國家關係可能更接近與（東亞）本土模式，而不是外來的（西方）模式。從正反兩方面都可以看到，經濟因素比軍事因素（狩獵經濟）能更加有效地決定世界霸權。（伊拉克戰爭是最近的證據）日本80年代在國際政治中日益增加的影響力主要來自於其政府和企業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貸款和商品，幫助美國保住了其搖搖欲墜的權力寶座。如果沒有這些貸款和商品，里根政府要想大幅削減國內稅收的同時展示於前蘇聯的大規模軍備競賽，即使不會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會使其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劇增，並進一步削弱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場上的地位。（美日由附屬關係轉為依存關係）

　　而此間，中國政府很好地利用了在台灣、香港、東南亞及北美的華人資本家群體的作用（相當於明末清初在東南亞與荷蘭殖民貿易抗衡的鄭氏集團），這些群體似乎開始承擔起中國和東亞經濟的領導責任，而與此伴隨的則是日本經濟停滯的10年（近年因重回東亞有所恢復、國內政治版圖也如台灣、澳大利亞發生變動）。中國通過向南方國家提供有關天然資源開採的更慷慨條款，以更少的政治附加條件並免除昂貴的諮詢費提供更大額的貸款，並且以只佔北方競爭者一半的成本在偏遠地區興建複雜的大型基礎設施等，不斷在與北方機構的競爭中勝出。（這也減少了加勒比海盜的掠奪後援）石油國家也將順差轉向了南方國家，對中國帶頭的行動起到了補充和彌補的作用。委內瑞拉利用高油價帶來的意外之財使拉美國家擺脫了對北方利益的從屬，這具有巨大的政治和象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