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發明跟中國有幾毛錢關係？

　　四大發明是中國人引以為豪的民族驕傲，我們習慣於從小到大以此作為中華民族高度文明的代表和象徵。特別是近代以降，面對西方的各種先進科學、技術和經驗，處處落敗的中華民族更是把四大發明當做了聊以自慰的神器，四大發明的肇始作用被無限放大，好像所有西方的科學和技術，最終都是這四大發明的子和孫，子又有子孫又有孫，但終究是離不開老祖宗的，終於成了這樣的一絲味道：阿Q遭了趙老太爺的耳光，一邊捂著臉，一邊嘴裡要叫嚷，兒子打老子。

　　說四大發明是近代中國人的精神勝利法，這並不冤枉，但也可以理解。一個民族由於長期的封閉從而導致落後，沒有哪個民族在感情上可以接受這一點，那麼「四大發明」這個提法的誕生，就是一個時代群眾情感需求的產物。

　　可惜，這產物也非來自中國。

　　最早提出類似觀點的，是英國的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培根《新工具》，1620年）。然而在《新工具》中，培根提出的是三大發明的概念，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馬克思也贊同了這一觀點（馬克思《機械、自然力和科學的運用》，1861年到1863年）。很快，這個觀點被一些以研究中國文化為業的所謂漢學家注意到，並且加以宣揚。其中，來華傳教士，漢學家艾約瑟又在培根的三大發明的基礎上加入造紙（艾約瑟《中國的宗教》，1884年）。繼而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對這些發明的偉大性大力鼓吹。

　　四大發明指的是——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四者都應該算在技術的範疇而非科學，它脫胎於實踐而非由哲學思想引導而誕生的理論研究，如果能看清這一點，就會發現所謂「四大」的取捨，其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主觀的事情。如果說印刷術和造紙術解決了知識大量傳播的需求，那麼曲轅犁解決了人類首要的需求——生存需求，按照這個標準，曲轅犁是否也應該算在「大發明」里？要是還能容忍印刷術含混不清的存在證據，那麼諸葛亮的木牛流馬絕對是中國古代機械工程技術的一盞耀眼明燈了。

　　培根也好，馬克思也罷，就算拉上我們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李約瑟，他們絕對稱不上胡謅，但是，第一，聖人也會犯錯，也會把相關性和必然性相混淆，比如地磁現象的發現和指南針的發明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但是不存在必然性；第二，科學技術的進步的原因是複雜的，歷史研究的一個原則就是無法做到枚舉，火銃的發明或許得益於火藥，但是，你若是說火藥的發明直接導致了「戰斧」巡航導彈，那就是說相聲了。如果有意無意地把這些相關性和必然性混淆的結果再加上些許「演義」的態度，那真是關公戰秦瓊了。

　　所謂關公戰秦瓊，這四大發明取捨的奧妙，還真是盡在「不足為外人道」。

　　不過並不是沒有人質疑過四大發明的主觀性。四大發明這一提法的主觀性一直就被人詬病，首先就是印刷術。在四大發明提法中的印刷術指的是畢昇發明的泥活字印刷技術。見載於沈括1088年所著的《夢溪筆談》。

　　《夢溪筆談》卷十八 技藝，原文：「……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版。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版，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范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葯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為余群從所得，至今保藏。……」

　　但是目前我們從未發現過實物來證明這一說法。事實上學界更傾向於相信這種技術從未真正被付諸於實施過，因為膠泥即使經過燒制，也無法承受印刷所必要的壓力。而一直被國人拿來作為物證的《陀羅尼經》，是雕版印刷品。但是雕版印刷在原理上同自古以來人類使用的印章並沒有區別，於是現代印刷術起源於中國就無從談起了。而挑戰中國印刷術發明者地位的，是德國的古登堡。古登堡1455年發明的鉛合金活字版印刷技術是目前西方公認的現代印刷術的起源。在維基百科中文版的「約翰內斯•古登堡」的字條里，對於他的發明是這樣形容的：「古登堡是第一位發明活字印刷術的歐洲人，他的發明引發了一次媒介革命，並被廣泛認為是現代史上的最重要事件之一。其印刷術在歐洲迅速傳播，並被視為在隨後興起的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時代和科學革命等運動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為現代的知識經濟和知識傳播給大眾奠定了物質基礎」。作為物證，真真實實存在的《古登堡聖經》使得它的主人古登堡牢牢佔據了印刷術發明人的地位。

　　緊接著的就是火藥。每每談及此，我們必然會很文藝地聯想起魯迅的話，其原話是這樣的：「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署名何家干，即魯迅，《偽自由書》，1933年）。或許這句話的文藝性頗令人欣賞，但當我們在討論科學的時候，就不得不考慮這句話的科學性了。中國人發明的由硫磺、木炭和硝石配比而成的火藥是黑火藥，目前的證據顯示，黑火藥的的確確是由中國人發明後由阿拉伯人傳入歐洲的。而且，火藥在中國並非沒有被應用于軍事。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製作火藥兵器的最大問題，還是難以生產能夠承受火藥爆炸力的炮管/槍管。事實是13、14世紀以後，有大量證據可以表明中國還是有大量使用火器的：世界上最早發明三線戰法的是明初的將領沐英，沐英被朱元璋任命鎮守雲南，雲南此時還是化外之地，少數民族軍隊反抗中央政府統治的熱情高漲，他們還非常善於就地取材，在作戰時喜歡使用大象，沐英手下的步兵在面對大象時不堪一擊，促使沐英必須發明一種新戰法來適應當地的作戰環境。最終，他發明了三線戰法。

　　置火銃為三行，列陣中……前行退後，次行繼之，又不退，次行退後，三行繼之。

　　沐英在作戰中大量應用三線戰法，這就是中國人使用火器最好的證明。但是要注意的是，明朝，特別是入朝作戰對抗日軍時期明朝軍隊使用的火炮不在此範疇，因為當時明軍雖然有記載大量使用火炮，但是該種火炮卻是西洋傳入的弗朗機及其衍生品，不能算在中國原生技術序列中。所以，並非如同魯迅所說，黑火藥只被用來製造鞭炮。由此看，十七世紀中國發生的朝代更替，即使我們謹慎對待火器普及率這一概念，由於這一數據已不可考證，所以我們把它棄之一邊，但是，明朝軍隊擁有大量的火器使用記錄，所以，這樣一支在戰鬥中曾經大量使用過火器的軍隊依然被只使用冷兵器的女真族軍隊所打敗，可以證明，當時的火藥並不足以產生四大發明這一提法中所宣稱的巨大作用。而至於馬克思所說的「火藥把騎士的城堡炸得粉碎」這樣純文學的描寫，則更是無異於天方夜譚了。有網文（首發於豆瓣的《拆穿中國古代所謂四大發明的謊言》）說「黑火藥之所以只被用來製作鞭炮是因為它只能被用來製作鞭炮。而改變世界的是黃火藥」。實際上，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黃火藥這樣東西，如果其所指是「黃色炸藥」，那兩者既不在一個技術層級上，而其兩者的時間差也決定了這種比較不具備說明任何問題的邏輯性。把所有這些正反證據都考慮進去，再問黑火藥是否真的如四大發明這一提法里所說的那樣改變了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那答案很明顯是沒有。

　　再說說指南針。對於司南的記載，只有東漢王充《論衡•是應篇》中的十二個字：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這樣一來，不少人就會疑問，那我們從小在自然常識課本上看到的那副照片里的勺子到底是哪兒來的呢？事實上，我們現在看到的司南都是中國現代的博物館學家王振鐸先生（1911~1992）根據古籍製作的模型。除了司南，還包括水運儀象台等。而王先生也有可能犯了斷章取義的錯誤，因為如果我們把王充《論衡•是應篇》里的那句句子讀完，可能我們就會發現，按圖索驥的產物不一定對。那句話的原文是：「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 這樣一來，把司南作為中國率先利用地磁場發明指向工具工具從而進一步囊括進四大發明這一說法就顯得很不嚴謹了。其實，那些宣稱中國率先發明指南針的人使用了一套相當跳躍的邏輯來推斷出中國人一定發明了指南針：中國人率先發現了提煉生鐵之法，並且發現了可以通過將其與天然磁石接觸來使其磁化，比如以下這些文獻：

　　黃帝曰：『若此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管子》地數第七十七

　　慈石召鐵，或引之也。——《呂氏春秋》卷九

　　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淮南子》卷十六，說山訓

　　又有記載說明中國人到了漢朝（前202年-220年）開始使用指南北天然磁石磨製的勺碗狀指南針，用來占卜與風水堪輿。但並沒有明確記載這種裝置被用來指示方向。於是李約瑟據此推測中國人於當時已經發明了指南針。我們如果打一個比方就能說明這種推測是多麼的不可靠，就好比你發現古人會用火燒荒，所以古人就一定知道用火將食物燒熟后再食用一樣。更客觀的說法，應當是東西方獨立地發現了地磁場進而將其利用發明了指向工具。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在中國的羅盤有二十四個方位而西方的羅盤只有十六個。如果你找來東西方的羅盤圖片一看就可以發現，這的確是兩個不同的體系。既然是獨立發展而來的，時間先後又不可考證，那一定堅持說指南針或者類似的指向工具是中國的發明是否不很妥當呢？

　　最後，四大發明裡唯一沒有爭議的當屬造紙術。無論是中國歷史的記載還是西方的物證都認可造紙術是從中國經由阿拉伯人傳入西方的。這方面，比較為人相信的，是中國唐代的朝鮮族將領高仙芝在怛邏斯城（今哈薩克江布爾城）之戰中敗給大食（薩拉森帝國），被俘的軍士中有造紙工匠，於是造紙術傳播到中亞，經阿拉伯人傳到了西方。

　　可見，作為中國人歷史常識的四大發明，真正配得上大發明，又真正來自中國的，只有造紙術，四大發明作為一個科學發展史的概念，是不妥當的。但是，即使一個造紙術，也非常偉大，畢竟廉價的紙張解決了信息承載的大問題，科學技術的進步是加速的，所以，紙張的發明的性質，同我們今天發明了磁帶、光碟，各種現代化的信息記錄設備的意義一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就這一點，我們中華民族也足以值得驕傲。